什麼是數字經濟時代？

6 個回答

工业互联网研习社

2019-03-19

目前，數字化轉型進入加速期，全球進入數字經濟時代。IDC預計，到2021年，至少50%的全球GDP將會是數字化的，中國數字經濟的比重將超過55%。數字化產品、數字化服務、數字化運營、數字化生態將推動各行業持續創新轉型，實現穩步增長。到2020年，投資者將使用數字化平臺/生態系統、數據價值和客戶參與度作為評估企業的要素，智能將滲透到企業方方面面，引領企業的未來。

IDC中國區總裁霍錦潔女士認為：“第三平臺從2007開始的試點試驗階段進入到了倍增創新的第二階段，第三平臺的各項關鍵技術與各行業深度結合實現倍增創新是第二階段的核心，為了實現倍增創新，就需要用技術實現倍增洞察、倍增開發、倍增信任。這就需要ICT廠商和行業用戶更好的理解數字經濟時代的變化，理解未來政策、掌握未來技術、打造未來生態、深挖未來行業、滿足未來用戶的需求。”

未來政策

中國未來政策的核心是支持產業升級與創新，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並不斷走向全球化。未來政策的5大關鍵詞是：科技引領、虛實結合、對外開放、自主可控、人才為本。

未來技術

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新技術不斷湧現，掌握並應用最新技術就是打開數字經濟未來的鑰匙。軟件定義的基礎設施、雲計算2.0、人工智能、區塊鏈、物聯網與5G等都將深刻影響未來產業的發展。

未來，人工智能將無處不在。IDC預計，到2019年，40%的數字化轉型項目將使用人工智能服務。到2021年，75%的商業企業應用將使用人工智能，超過50%的消費者將與客戶服務機器人互動，超過90%的新工業機器人將藉助人工智能。

計算方面，人工智能將推動中國市場快速向前發展。2017年，中國GPU服務器市場增長超過230%。IDC預計，未來五年仍將保持超過43%的高速增長。到2022年，其市場規模將超過34億美元，佔X86服務器整體市場的16%。

架構方面，2021年，90%以上全球雲用戶會選擇多雲架構，中國軟件定義基礎架構未來三年將超過50%的市場份額，並且支持多雲架構。

連接方面，軟件定義網絡是其中的重要實現方式。IDC預計，到2022年，中國軟件定義網絡市場規模將達到12.4億美元，數據中心、廣域網和園區網將普遍轉向網絡軟件化。

未來生態

用戶需求越來越複雜，技術與應用越來越複雜，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可以提供所有解決方案，基於生態的創新變的日益重要。新一代基礎架構和下一代應用的出現將重塑ICT產業新格局，生態系統將和知識產權一樣同等重要——要麼建設生態，要麼加入生態。

IDC預計，到2020年, 全球60%的企業將設計/部署企業數字化平臺，並將其作為最新IT核心工具來開發和管理核心IP與數據，同時整合雲平臺、產業平臺、數據和代碼社區、合作伙伴和客戶等資源。

未來行業

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增強現實與虛擬現實等第三平臺技術與創新加速器技術的應用，從根本上改變個人、企業與物品之間的商業運作方式，通過業務模式創新，基於產出結果來交付產品或服務將成為未來行業的核心。新的業務模式正在成為組織通過數字支持的產品和服務創建、交付和貨幣化價值的一種手段。

IDC預計，到 2019 年，所有數字化轉型的行業企業中至少有 45% 的收益將來自於“未來商務”的業務模式。

未來用戶

數字化原生代是未來用戶的核心，深刻理解數字化原生代的特徵與需求是抓住商機的基礎。另一方面，未來技術、未來行業的發展對人們的工作也將產生巨大影響，而未來工作的趨勢與變化反過來也將極大的影響未來用戶。IDC認為，未來工作是一種整體戰略，旨在利用數字技術、態度和行為，重塑企業與員工、合作伙伴和客戶之間的合作方式，以提高效率，並提供卓越的經驗，從而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19-12-04

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變革突破爆發的歷史交匯期。經濟發展依靠資源驅動的老路既行不通、也走不遠，亟待開闢新的發展路徑，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客觀要求也日趨迫切。以數字技術為代表創新多領域、群體性加速突破，實體經濟利用數字技術廣度深度不斷擴展，新模式新業態持續湧現，經濟成本大幅降低、效率顯著提升，產業組織形態和實體經濟形態不斷重塑，數字經濟方興未艾。但同時，數字經濟發展中結構發展失衡、轉型發展失調、融合發展失序、市場發展失範等問題逐漸顯現，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面臨全新挑戰。需要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供需雙側發力，推動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智能化，促進數字經濟加快成長，促進實體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持續動力。

　　一、數字經濟加速重塑實體經濟形態

　　數字經濟是以數字化信息為核心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形態。數字經濟能夠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提升效率、促進供需精準匹配，使現存經濟活動費用更低，並激發新業態新模式，使傳統經濟條件下不可能發生的經濟活動變為可能，推動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精準、結構更合理、空間更廣闊的階段演進。

　　（一）經濟運行成本大幅降低

　　一是大幅降低信息獲取成本。數字技術改變傳統獲取信息的手段和方式，大大降低經濟主體獲取相關信息的費用。近年來，我國語音通信、固定寬帶、移動寬帶資費大幅下降，2017年我國電信綜合價格指數僅為2002年的13%，居民、企業信息接入成本大幅降低。二是大幅降低資源匹配成本。數字技術打通線上線下兩個空間，大幅降低資源發現、契約簽訂、監督實施費用，並解決主體間信息不對稱問題。貴州“貨車幫”開發“中國公路物流GPS運力資源整合平臺”，運用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極大減少公路物流成本，提升物流運行效率。三是大幅降低資本專用性。數字技術有效解決企業固定資產或人力資本用於特定用途後，不能經濟性用於其他用途的問題。瀋陽i5機床依託互聯網，提供產品租賃、個性化定製等新型服務模式，客戶無需一次性拿出大筆資金購買設備，只需支付部分定金，就可以接單生產，最大程度攤薄專用性資本購買和使用成本。四是有效降低制度性成本。數字技術為降低企業因遵循政府各種制度、規章而需付出的成本提供有效手段和可行途徑。浙江省長興縣利用“互聯網+政務服務”新模式，實現企業證照登記全程電子化，生產許可證從初審時限5天壓縮至3天，內資企業設立從20天壓縮至3-5天，股份公司設立當場辦結，為項目落戶開闢“綠色通道”，降低企業新建門檻。

　　（二）經濟運行效率顯著提升

　　一是不斷深化產業專業化分工。經濟運行成本本質是專業化與分工的費用，其決定了專業化分工發展程度。數字技術大幅降低數字經濟運行成本，導致專業化分工日趨精細化、精準化，產業分工、產品分工、模塊分工日趨深化。“眾包”改變了以前只有大型物件，如飛機、汽車等才能實現生產分工的情況，把更多過去由企業內部執行的工作任務，以自由自願形式外包給非特定大眾網絡，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通過專業化分工提升運行效率。二是提升企業間生產協同水平。實體經濟通過利用數字技術，將分散生產實體組織在一起，相互配合、協調一致的工作，以完成單一實體不能完成或不經濟的任務，實現總體效益優於單獨效益之和。內蒙古“網絡協同製造雲平臺”通過實施數控機床設備數字化改造，構建設備智能互聯網絡，搭建開放共享的協同設計與製造平臺，實現400臺套數控集裝聯網規模，並推動30%聯網企業開展協同設計，40%以上聯網設備承接網絡訂單，在西部地區率先開創“推倒企業圍牆、打破區域界限”的現代製造新局面。三是助力實現供需精準匹配。數字技術能夠把市場信號更快、更準確的傳遞到供給側，把優質商品信息更高效、更便捷的交換到需求端，從而通過線上的方式實現供需精準匹配。找塑料網創新OEM（代加工）模式，將需求與供給精準對接，實現按需生產、個性化定製生產；青島紅領通過互聯網，讓消費者只需動動鼠標，就能獲得個性化正裝，真正讓企業掌握需求後進行精準供給，大幅提升生產效率，公司定製業務銷售利潤同比增長150%。

　　（三）經濟組織方式創新不斷湧現

　　一是企業新型生產、管理、營銷組織模式加速變革。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規模經濟和技術進步導致組織一體化，而數字革命所帶來的交易費用下降促進組織模塊化。信息正在成為繼土地、資本、勞動之後的第四生產要素。相比傳統要素，信息資源正變的相對廉價，圍繞信息獲取短板進行的生產和組織形態快速形成。基於工業經濟的縱向一體化組織開始瓦解，企業紛紛採取“業務歸核”戰略，企業內更加註重核心模塊的控制，企業間的柔性生產方式快速發展，產業組織也開始從競爭和壟斷向更為複雜的模塊化組織體系演進。二是新型組織形態不斷產生和快速發展。數字技術在實體經濟中應用日趨深化，產業界積極推動平臺化、生態化發展。平臺企業加速壯大，2018年8月份全球市值前10強中有8家ICT企業，蘋果、谷歌等平臺企業市值超過埃克森美孚、強生等巨頭；傳統產業加快向平臺轉型，GE打造Predix平臺和多樣工業APP應用，對航空、醫療、風電等智能設備進行遠程監控和服務，大幅提升運行效率和價值空間；新興產業迅速崛起，分享經濟、智能製造等新業態席捲全球，95%以上獨角獸企業屬於數字經濟領域，2008年成立的Airbnb公司估值高達300億美元，超越希爾頓等百年企業。

　　（四）實體經濟形態加速重構

　　一是智能化基礎設施成為國民經濟發展重要支撐。信息網絡加快向高速移動安全泛在方向發展，新一代高速光纖網絡、高速無線寬帶加快普及，5G和超寬帶技術研究深入推進，正在形成泛在感知、空天一體的智能化信息基礎設施；物聯網廣泛應用，越來越多的設備、終端等接入信息網絡；數字技術與傳統電網、公路網、鐵路網等深度融合，極大的提升經濟活動的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水平和運行效率，成為支撐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設施。二是“數字技術-經濟範式”加速形成。數字技術與各行業各領域融合滲透，有力推動傳統產業技術進步，引發新工業革命，傳統產業發展理念、業務形態和管理模式發生深刻變革，新的技術經濟範式加速形成。以智能製造為例，數字技術融合應用帶來產品、機器、人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客戶需求實時感知能力到產業鏈、創新鏈的快速響應，從資源碎片化、在線化、再重組到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創新發展，數字技術正驅動新型經濟範式加速構建。三是數字經濟成為重塑經濟發展模式的主導力量。以知識和數據驅動為核心的數字生產力成為放大全部生產力的“乘數型”生產力，成為重塑經濟結構和提升生產率的主導力量。近年來，傳統產業數字技術應用程度不斷深化，O2O、分享經濟等新形態持續湧現，智能製造、工業互聯網等新業態快速興起，精準農業、農村電商等新模式方興未艾。2017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27.2萬億，佔GDP比重32.9%，對GDP增長率貢獻超過3.8個百分點，工業經濟加速向數字經濟轉變。

　　二、數字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我們已經經歷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正在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技術進步驅動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普遍共識，也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但如同社會大分工後，農業革命、工業革命對實體經濟中生產經營模式、生產關係、就業的衝擊一樣，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融合中也會出現諸多問題。充分認識問題、及時化解問題才能推進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一）結構發展失衡，穩增長面臨挑戰

　　一是三次產業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出三二一產逆向滲透趨勢，第三產業數字經濟發展較為超前，第一、二產業數字經濟則相對滯後。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表明，2017年我國第三產業ICT中間投入佔行業中間總投入的比重為10.13%，而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該指標數值僅為5.63%和0.46%，產業間數字經濟發展不均衡問題非常突出；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ICT投入佔比也處於較低水平。以美國為例，我國三二一產該指標分別低5.1、4.6、3.2個百分點。二是數字經濟區域發展不均衡。2017年，廣東、江蘇、浙江三省數字經濟總量佔全國數字經濟總量三分之一，人均數字經濟規模均突破2萬元，而云南、新疆、寧夏等十省總量數字經濟僅相當於我國數字經濟總量的11%，人均數字經濟規模均在3700元以下，且發達地區數字經濟增速普遍高於欠發達地區。三是數字經濟消費領域與生產領域發展不均衡。資本大量湧入數字經濟生活服務領域，2017年在線教育融資、在線醫療融資，同比增長超過100%。但數字經濟生產領域技術和資源投入仍然不足，距離創新、設計、生產製造等核心環節的實質性變革與發達國家還有較大差距。據測算，2017年我國97個生產部門中ICT中間投資佔比低於0.5%的部門高達55個。

　　（二）轉型發展失調，局部風險逐漸顯現

　　一是局部過熱現象表現突出。近年來，數字經濟發展呈現“實冷虛熱”態勢，第三產業，尤其是生活服務領域出現發展過熱現象，並引發諸多問題。資本市場對娛樂、家政、洗衣、送餐、美甲等低技術含量的行業估值過高，數千家靠“燒錢”的O2O企業在“資本入冬”後因資本鏈斷裂倒閉。二是短期內收入分配分化加大。數字技術與傳統產業融合初期，會擴大社會收入差距。2017年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發達地區數字經濟增速仍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在規模、佔比、增速方面均引領全國發展，“強者恆強”效應顯著。三是傳統企業轉型面臨巨大壓力。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加速融合應用，市場運行模式發生巨大變化，企業面臨競爭市場局面更加複雜，以前重視價格、質量等，現在還要重視渠道、方式、手段。數字技術衝擊實體經濟，逐步出現實體企業退出、不良資產積累等問題。四是結構性失業問題加劇。傳統企業退出、生產效率提升、人力資本專用性是導致結構性失業的三大因素。基於數字技術的新模式新業態快速發展，對傳統企業的擠出作用不斷顯現，大量企業員工失業。深圳雷柏在引入機器人後，員工數量由3200人減至800人。五是放大實體經濟風險。數字技術實現社會主體的廣泛連接與協同，使得數字經濟中主體、行為、環節更加複雜，聯繫更加緊密，某一環節出現問題就可能波及整個經濟。如互聯網金融風險的隱蔽性、潛在性，導致參與者難以辨別，截至2017年8月底，P2P借貸平臺共4667家，其中問題平臺共2644家，佔比高達56.7%，放大金融風險，提高整個系統風險係數。

　　（三）融合發展失序，新舊動能轉換支撐不足

　　一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面臨較高壁壘。傳統產業利用數字技術動力不足，信息化投入大、投資專用性強、轉換成本高，追加信息化投資週期長、見效慢，試錯成本和試錯風險超出企業承受能力；應用難度高，部分領域准入門檻過高，准入要求仍按傳統思維設立，新興企業進入困難，行業標準缺失或不統一，無標準或多標準現象並存，嚴重製約企業應用步伐；基礎和支撐薄弱，企業內部信息化基礎較差，應用數字技術能力不足，企業外部服務體系發展滯後，支撐能力缺失。二是新興產業發展快但體量尚小。平臺經濟、分享經濟等新模式新業態高速發展，但受制於自身規模，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有限。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營收增速分別高達33%、49%、6.3%，但營收淨利潤僅為383億元、400億元、116億元，BAT企業營收淨利潤總和僅為900億元，佔當年GDP比重不足0.12%，三家平臺企業對GDP的直接拉動作用不到1%。三是數字技術發揮作用時滯較長。數字技術將會導致生產方式和生產模式變革，並對傳統產業相關部門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相應組織必須進行適應性調整之後才能獲得數字技術的正向收益。相關研究表明，數字技術從投入到產生正向收益間的時滯約為3-10年。

　　（四）市場發展失範，政府治理能力滯後

　　一是市場發展顯著領先於制度規範，市場亂象不斷顯現。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線下線上問題聚合交錯，市場運行更加複雜。一方面，線下不規範問題在線上被快速複製放大。不正當競爭行為在互聯網上快速擴散，侵犯註冊商標時有發生，損害競爭對手商業信譽行為屢有顯現。網絡違法犯罪迷惑性強，詐騙、傳銷、非法集資等依託互聯網迅速蔓延，波及範圍廣、涉案金融大，經濟社會危害更大。另一方面，新型經營不規範問題持續湧現。低於成本價格銷售成為平臺競爭常態，惡意複製初創企業經營模式行為不斷出現，利用信息不對稱侵犯消費者權益問題大量存在，侵犯隱私現象層出不窮。二是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亟待優化。現有監管框架條塊化與屬地化分割，數字經濟發展跨領域與跨地區特點突出，傳統監管已不能適應跨界融合發展；平臺企業成為發展新主體，但對於平臺應該承擔哪些責任、承擔多大責任等缺乏明確規定，政企治理權責亟待釐清；治理對象數量龐大、違規行為類型多樣、業務模式迭代迅速，以事前審批為主的治理方式和依靠人力集中檢查的治理手段顯然難以適應數字經濟發展需求，治理方式亟待優化創新；數字經濟新興業態的發展同現有法律滯後性的矛盾越發突出，部門業務領域存在立法空白，給行業發展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法規建設相對滯後。

　　三、促進數字經濟發展對策建議

　　要堅持供給推動與需求拉動並重，以發展強治理，以治理促發展，在發展中發現數字經濟的內生規律，將規範治理“嵌入”到發展過程，創新治理方式，促進數字經濟的創新健康發展。

　　（一）優化供給質量，增強數字經濟發展動力

　　一是在數字經濟領域深入推進“放管服”。全面推進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業制度成本，在數字經濟域率先推進“五證合一”，試點“多證合一”，強化實施細則執行力度、解釋和解讀工作。探索數字經濟領域PPP模式，引導社會資本進入和合理流動。破除發展瓶頸推進數字經濟領域標準統一化工作，加快數字經濟服務平臺建設，完善數字經濟生產性和生活性公共服務。二是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創新。推動服務領域線上線下融合創新，促進新業態新模式健康發展，大力發展網絡化研發、智能化生產、協同化製造等新模式，利用數字技術發展精準農業、智慧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智能化、經營網絡化水平。三是促進區域數字經濟協調發展。加強對農村地區信息基礎設施投資，縮小城鄉數字鴻溝，加快區域間信息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信息資源共享共建，推進區域信息基礎設施協同發展。

　　（二）挖掘需求潛力，拉動數字經濟持續增長

　　一是提高信息消費滲透率。探索出臺補貼政策，創新扶持政策刺激農村偏遠地區群眾信息消費，引導電子商務企業面向廣大農村開拓市場，建立完備的物流配送等配套服務體系，為提高信息消費滲透率創造條件。二是優化信息消費結構。繁榮信息內容消費，新興體驗性消費形態，激發並擴大發展型數字化民生消費，降低民生服務領域准入門檻，鼓勵企業發展信息消費新形態新模式。三是改善信息消費環境。鼓勵企業提供合法合規、健康向上的產品和服務，打造良好消費選擇空間，加強個人信息、交易信息安全保護，打擊侵犯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完善投訴機制。

　　（三）防範潛在風險，保障數字經濟平穩運行

　　一是強化引導類政策，創新政策支持方式，建立數字經濟企業保險基金，降低企業“試錯、容錯”風險。二是積極應對結構性失業風險，完善傳統企業退出指導機制，健全企業退出保障體系，引導企業妥善處置退出後的員工安置和補償工作，建立健全失業保險、社會救助與就業的聯動機制，完善“互聯網+”靈活就業的工資保險制度。三是建立系統性風險防範機制，建立風險監測、預警、處置體系，及時發現潛在風險，科學劃分風險等級，強化無風險控制能力。

　　（四）完善治理體系，優化數字經濟發展環境

　　一是制定或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加快制定《電子商務法》、《數據管理辦法》等相關領域的法律法規，讓監管有法可依，加強現有法律法規釋法、修法工作，及時調整不適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條款。二是加強協同監管，探索完善跨部門協同監管機制，充分發揮各自優勢，形成監管合力。三是創新監管手段，充分利用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等手段，建立立體化、社會化、信息化的監管技術體系，部署在線與遠程電子數據證據採集和分析工作，創新監管手段，提高監管能力與水平。

赵感恩妮

2019-11-27

毛主席那個年代是計劃經濟年代，是中國經濟剛起步階段，然後就是市場經濟的年代，誕生了很多民營企業，替代了國有企業，成為了中國經濟體的支柱，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環境，在互聯網蓬勃發展的今天，有很多互聯網的奇蹟，比如第三方支付的便捷支付，人們從以前帶錢包裝紙幣，到現在可以一部手機出去解決所有，因為互聯網改善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促進了經濟轉型升級，互聯網經濟，數字經濟，各行各業，在互聯網金融的土壤上進行著交易，用數字貨幣，數字經濟進行著明爭暗鬥的商業競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