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前後有過四次大的滅佛運動，史稱“三武一宗”滅佛運動，佛教屆又稱法難。其中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就是唐代後期武宗李炎開展的滅佛運動，因其發生在會昌年間，又稱為會昌滅佛。關於此次滅佛運動的原因，歷來眾說紛紜。

唐武宗李炎篤信道教，即位後延攬道士入宮，大肆修建道場道觀，沉迷於煉丹成仙。但是成仙願望一直未能實現，武宗李炎懷疑是佛教的旺盛發展阻礙了自己的成仙之路，於是下詔，敕令拆毀天下所有的寺院和佛教道場，令僧尼還俗。把寺院中的所有銅佛像一律熔化鑄造錢幣，鐵佛和鐵像鐵器一律鑄造成農具。最終，全國拆毀了寺廟4600多所，26萬僧尼被迫還俗，15萬寺院奴婢沒收，十萬頃的寺院田產被收繳。而被燒燬的佛教經典更是數不勝數。

通過滅佛，武宗李炎還大大增加了財政收入，這對緩解唐朝後期中央財政空虛有所裨益。更關鍵的是阻抑了佛教的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為後來儒學的復興發展創造了條件。

在中國佛教史上，佛教曾經發生過4次比較大的劫難，遭受到了官方的打壓，這就是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後周世宗滅佛。其中有三次是發生在國家並沒有大一統的時期，所以，就影響力來說肯定是發生在大一統的唐朝時期，唐武宗滅佛，對佛教的打擊較大。

那麼唐武宗為什麼要滅佛呢？現在研究的結果一般認為，滅佛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經濟問題。要知道出家人不一定真的是清心寡慾的出家。

武則天時期，曾經利用佛教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所以，大力支持佛教的發展，但是，這也造成了佛教中出現了奢侈的現象。狄仁傑曾經上書寫道：

到唐中宗時，大臣們也曾經說過，建造寺廟“大則耗費百十萬，小則尚用三五萬餘，略記都用資材，動輒千萬以上”。還有人說：現在，普天之下，修改的寺廟不計其數，一座寺廟，就趕上皇上一座皇宮了。如果說全天下的財產一共有10分，那麼佛教徒們就但有七八分。

安史之亂後，社會經濟發展受到了一定的衝擊，所以，在社會矛盾中，佛教與世俗之間的矛盾，也進一步擴大。唐德宗時就有大臣，直接說：現在天下的和尚們，都不用自己工作，不用自己織布，就有的吃有的穿，而且還經常散佈一些危言險語，愚弄百姓，而且直接說，這些不勞而獲的僧人們簡直是“人害”！

在中國古代小農社會中，十分流行的一種言論就是：“一夫不耕，人受其飢，一女不織，人受其寒。”這些和尚們不僅不生產，還要靠別人養活著，不是“人害”是什麼。

所以到了唐武宗繼位之後，非常憤怒的喊出：“窮吾天下，佛也！”

另外，唐武宗滅佛也有充分的政治理由。儒家學說向來是中國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儒家重視，現實的人生，重視社會的組織和實在的人際關係，儒家要求人從自己開始修身齊家治國，然後平天下，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一個人，都應該在自己的家庭，和國家之中找到適當的位置，做好一顆螺絲釘，為國家的富強和天下太平，作出努力的貢獻。同時如家還認為生死是自然現象，對於死，敬而遠之即可，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生兒育女，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得以延續。但是佛教一直強調人生是痛苦的，而人生活的社會則是痛苦的海，只有出家脫離現實社會，才能成佛，同時認為，因果報應，輪迴轉世，重死而輕生。因此，這兩種學說是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的。

而統治者們，確實發現了這一點，尤其是接受傳統儒家思想教育的統治階層。他們都認為佛教所宣傳的思想是不忠不孝，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另外，還有大量的社會上層統治階級內部人士也轉而崇信佛教，嚴重挑釁了皇帝作為國家最高統治者的權威性。尤其是腦海中，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唐武宗。唐武宗一直主張儒家思想才是治國的根本，只有用儒家思想抵制佛教，才能治理好國家。所以政治問題也是唐武宗滅佛的重要原因。

還有一點就是，唐武宗，不信佛，而信道教。唐武宗是一個很虔誠的道教徒。而唐武宗身旁的道士們又對滅佛儀式起到了煽風點火的作用。

這個問題我來回答一下吧

先明確一下我的觀點，我不認為“唐武宗滅佛”真是滅佛，而是一次社會改革。

起因：我們都知道自唐朝立國以來，歷代君主都對佛教以極高禮遇和大力提倡，甚至給予免稅、免徭役的福利，至中葉。漢傳佛教各個宗派得以擴張。然而，這種宗教勢力的無節制擴張必然衍生出更為廣泛的社會問題。

包容犯罪

大家應該有印象，在古代普通老百姓犯罪後往往逃到寺院，落髮為僧尼後，官府就不再追究了，因為寺廟自有一套清規戒律，可以對僧眾進行行為規範，原則上可以肅清佛教系統一干違法亂紀的事情。然而，由於然而古代一些官府機關或及涉及的官員為了創收和貪腐開始無限制的發放度牒（也就是僧人的身份證）換取金錢（類似於賣官以及捐監生），甚至還有發放帶有官印的空頭度牒的。有些空頭度牒在發放給寺廟和道觀之後又被後者轉手倒賣給了施主，形成了一條出家產業鏈。而這個黑色利益鏈條，導致僧侶素質普遍下降，落入空門的修法機緣卻被犯罪份子所利用，司廟成了違法亂紀的人的庇護所。

逃避稅賦

私度之錢通常歸於寺廟與地方政府所有，造成有些寺廟招攬了許多比丘與比丘尼。當時有很多男性為了逃避賦役而出家為僧，導致僧人越來越多，造成社會與國安問題。

辛替否上疏指出：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避役奸訛者盡度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中宗皇帝“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因為寺廟的土地不用納稅，僧人仰賴百姓供養，寺廟收入又被免去稅賦，這些都在逐漸侵蝕到唐朝中央政府統治。

滅佛事件的演進

安史之亂之後，北方的社會經濟受到了極大破壞，朝廷稅收嚴重不足。

肅宗即位後，為了解決財政收入，讓各道（唐一級地區）用收費的方法大度僧尼道士，有錢賺得買賣當然讓各級政府趨之若鶩，這就直接導致僧尼隊伍日益龐大。然而這種飲鴆止渴的財政政策必然導致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到了代宗時期，劍南道東川觀察使李淑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於社會，要求淘汰，提出寺分二等，上寺留21人，下寺留14人。德宗即位後，看到這份奏摺說：淑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這份奏摺可以說是啟動了佛教改革的漫漫歷程，也為武宗滅佛埋下了伏筆。那時候全國到處都有寺院，均已塞滿僧尼，已經嚴重的影響到國計民生，必須大量汰減。然而，前朝的僧尼制度已經成為社會惡瘤，積重難返。德宗的宗教改革並無多大起色。憲宗更進一步，規定社會各層不得私度僧尼，就是控制僧尼身份人數。但是效果也不好。到敬宗時期，宗教造像費用已經達到十七萬貫，中宗時大的寺廟用錢有百萬文，小寺也有三五萬文。彭偃在抑制佛教發展的獻議中說：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而出，就時說，一個僧人的用度相當於五個老百姓來供奉。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根據武宗強制僧尼還俗26萬人計，相當於130萬人才能養活他們，而當時在冊380萬戶人，除去不納稅的人口，納稅人口才300萬，這樣算下來，僧尼費用佔朝廷稅賦收入40%以上。但是大唐皇帝並未充分了解此問題的嚴重性，武宗在滅佛的第二年死去.宣帝即位後.下令恢復佛教，要把毀棹的寺院重新建起來，四五年間修造不止.致使國家財政空竭，人民更加貧困。如果說唐朝的敗亡，興佛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並不為過。

僧尼的奢靡

僧尼們所以能夠過若比較優裕的寄生生活.除了貴族官僚和封建官府、地主豪富的大量施捨（這是寺院對人民的間接獲利）外，佛教寺院還對老百姓進行直接取利。他們通過各種辦法.廣佔田地，而且唐朝的均田令還規定和尚可分田30畝.尼姑分田20畝。另外寺院還有常住田。唐玄宗時期規定，常住田100人以上不得過10頃.50人以上不得過7頃，50人以下不得過5頃。寺院所得到的這些土地.並不是由僧尼們自己去耕種，而是佃給無地農民去耕種，直接進行地租剝削。早在武則天時已是“公私田宅，多為僧有”。唐少帝在一份詔書裡也說：“寺院廣佔田地及水碾碾.侵損百姓。”所以武宗滅佛時，收上等好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15萬人。這些所謂的兩稅戶.租祌寺院的土地，既要向官府繳納賦稅.又要向寺院交沉重的地租和服役.逐步變成了寺院的奴隸。僧尼常對百姓“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所以社會百姓已經開始對佛教寺院深惡痛絕。所以武宗下令滅佛.拆毀寺院，得到了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支持。武宗怕滅佛令貫徹不力，派御使4人巡行天下.督促執行。可是還沒有走出關中.各地寺院連房基都已被掘掉。在武宗滅佛的制疏中對佛教給社會造成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勞人力乾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幹師資之際，違配偶幹戒律之間.害法壞人，無逾此道。

所以唐武宗時期所謂的滅佛政策其實是國家層面的經濟改革政策，也是除去文化流弊的積極舉措，在這個滅佛活動中，並無直接消滅佛教的行為，只是在規模上做了更為明確的規定。只是在滅佛的過程中，大量僧人四處逃散，山西五臺山的還俗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見幽州鎮駐京人員說：“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幽州節度使張仲武配合朝廷說：“有遊僧入境，則斬之。”所以，有不少僧尼死在逃亡的路上。

唐朝的崩亡除了唐王朝經濟環境的惡化，導致對老百姓的盤剝，加之連年戰亂這些原因外，與佛教氾濫，加重了人民的貧困，破壞了社會發展的物質條件，有著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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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

唐武宗與唐宣宗之間的權力鬥爭。其深層次背景是唐武宗與唐宣宗存在著矛盾，宣宗從宮中逃出之後，被佛門收留。武宗之所以毀滅佛教，一方面是為了追殺宣宗，另一方面是對保護宣宗的佛門洩恨。

二、佛道矛盾是滅佛的直接原因

一些學者進一步指出，武宗滅佛是佛道相爭的結果。唐高祖李淵將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尊為祖先，將道教立為國教，尊老子為太上老君和“太上玄元皇帝”。這樣一來，道教在唐代便有了極其崇高的地位，但佛道之爭一直沒有間斷。武宗在藩邸之時就崇尚道教，迷信道教長生之術，與許多道士走得很近，武宗登基後，信任道士趙歸真，為求長生不老而修習。趙歸真宣稱佛道不能兩立，佛教的存在影響道家的修煉結果。武宗信以為真，認為僧人的存在是自己修煉成仙的障礙。

三、唐朝的經濟問題是滅佛的根本原因

也有一些學者指出，武宗滅佛有著深層的經濟原因。西漢末年，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經過五六百年的發展，佛教在隋唐時期達到鼎盛，其義理成為當世三大意識形態之一，以儒家和道家並稱於世。初唐時期，全國的僧尼竟有10多萬人，成為社會的一大負擔。唐太宗、武則天等皇帝，支持佛教的發展，使得佛教的勢力進一步發展。唐朝寺院擁有免稅的特權，出家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戶的農民越來越多。嚴重影響了國家的賦稅收入。佛教勢力的發展，必然影響政府的財政來源。為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宰相李德裕早在敬宗時期就提出限制佛教的發展。敬宗儘管是位昏庸的皇帝，但也看到了佛教的膨脹對社會經濟的不良影響。李德裕大力主張滅佛，認為武宗此舉“獨發英斷，破逃亡之藪，皆列齊人;收膏壤之田，盡歸王稅。正群生之大惑，返六合之澆風。出前聖之謨，為后王之法。巍巍功德，煥炳圖書”。實際上，武宗滅佛是佛教勢力日益擴張的必然結果。

四、唐朝的政治問題是滅佛的重要原因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就和在思想領域裡佔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影響。佛教能夠在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得到發展，主要是和儒家思想日益調和、會通、融合的結果。但是，由於兩者產生的地理、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不同，二者的內容又有相互對立的一面，同時，由於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故而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又常常遭到儒家的批判和排斥。從根本上說，儒家重視人生的現實，重視社會組織和人際關係。故而要求從個人本身開始，做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也就是使每一個人都在家庭、國家處於適當的地位，以達到家庭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太平的目的，這是積極的入世思想。而佛教則認為人生是痛苦，社會是苦海，要求人們出家，脫離現實，以達成佛的目的。這是消極的出世思想。基於這個前提，二者對於生與死的問題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男女婚配，生兒育女，使社會得以延續，也就是要人們重視現實的人生。而佛教則宣傳因果報應，輪迴轉世，使人們希望在死後有個好去處。前者重生，後者重死，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唐武宗滅佛和這種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密切相關。

縱觀中國曆朝歷代的皇家，都有宗教信仰，都利用宗教信仰維護皇權長治久安。皇家一是喜好道教的長生不老，成神成仙。一是喜好佛家的祈福，平災，增益，能解脫生老病死苦。

唐朝時恰逢佛教在印度發展到最鼎盛時代，也就是當時密宗，稱唐密，在唐朝大盛88年。到唐武宗時期，他更愛道家文化，所以才有了一夜間毀寺廟無數，30萬和尚還俗的“會昌法難”，從此密宗在中國絕傳。

於今年法門寺地宮出土了唐密的各種法器法本，密宗也逐漸有日本臺灣香港等地，密法歸華了。實乃我中華之幸。

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是六祖慧能講的。六祖傳的是本師佛所傳頓教祥門的正法脈，是最上乘見性成佛的法門。

此法是由達摩傳到中國的，由五祖宏忍大師傳給六祖的。當時盛行的是似是而非的佛法。頓教禪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被似是而非的佛法所壓制，未有廣泛傳開。六組為護持正法脈，發揚佛教本師佛單傳的頓教禪門的正法脈，除似是而非光搞形式，不講實效的邪宗，邪法對佛門信眾的誤導，因比就發出了這種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奮鬥誓言。

六祖在世時宏揚頓教禪門，直指人心，無有囉哩囉嗦的東西，在佛教中引起了大振動，但未除盡邪宗。

六祖離開我們有一千多年了，在當今這個末法時期，頓教禪門正法脈顯得極微，似是而非的邪宗，邪法日漸猖狂，邪師講邪法。

特別是由不少的寺廟，道場，很多出家，在家的佛教徒中光講舞弄形式，不講修行實效，甚至把一些佛事活動，作為取得金錢來緣的最好途徑，把佛法當成商品出賣，踐踏佛教慈悲為懷的宗旨。

為了發揚正法就要堅持六祖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奮鬥誓言。

今世佛任重，重振正法威，就是堅持六祖的誓言，護持佛教，護持正法，續本師佛慧命。今世佛任重，重振正法威這一口號，就是破末法時期打著佛招牌的一切歪理邪說，及指明一切似是而非，光講形式，不講實即修行效果，拿佛法當商品出賣，掙錢的一切形為。同時也鄭重告訴佛門信眾，此法是不能正佛果位的法，要想正佛果位，需立正知正見，去邪知邪見修正法。

見於當前佛教中所存在的具體情況，立禪淨雙修真法，實即是本師佛所傳的頓教禪門正法脈，是一絲不苟的實行六祖唯論見性法，出世破邪宗的誓言奮鬥行為。

唐武宗也是滅的似是而非的佛法的泛濫。

佛教在唐朝前期受到統治者的大力支持，統治者希望讓佛教為政治服務，以鞏固中央的統治。唐太宗和武則天是對佛教比較重視的兩位，佛教在這一階段也得到了迅速發展，經過後期數位君主的鼓勵政策，佛教終於走向了巔峰。及至唐武宗時期，佛教已經在唐朝發展了200多年，唐武宗滅佛大致上有如下幾個原因。

第一， 佛教的寺院經濟對國家經濟的衝擊

唐朝前期鼓勵佛教的發展，寺僧不需要繳納賦稅，導致很多人會躲進寺廟，以逃避朝廷的賦稅。而統治者時常會賞賜寺廟大量的土地，成為寺廟的常有地，土地太多寺僧做不過來，就會僱傭佃戶，成為另類的地主，而佃戶也能夠躲避朝廷的賦稅，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在唐武宗時期，全國寺僧幾十上百萬人，國家經濟在此時本就入不敷出，大量逃稅的人口對國家經濟是雪上加霜。

第二， 寺僧與世俗地主階級在土地兼併過程中的衝突

唐朝前期施行均田制，但是到了後期均田制名存實亡，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由於寺廟擁有大量的土地，成為另類地主階級，其寺院經濟的發展，與世俗地主階級的土地擴張發生衝突，兩者處於敵對狀態，世俗的地主階級在滅佛運動中起到了推動作用。

第三， 佛教與道教的衝突

道教與佛教在唐朝均有快速發展，統治者更是宣稱為老子李耳的後代，以鞏固統治，而佛教在民間發展更廣泛。宗教之間的鬥爭歷來都是無休無止的，道教崇信者為了佔據正統宗教的地位，對佛教發起了衝擊。

第四， 佛教與儒家統治思想的衝突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一直是各朝各代的統治思想，這多由於儒家所推崇的三綱五常等理念符合統治階級的需要，如君臣倫理。而佛教宣揚“眾生平等”，當佛教發展到一定程度，這種思想不利於社會的穩定。

第五， 唐武宗和宰相李德裕對佛教的排斥

唐武宗本人信奉道教，對佛教極為排斥，而當時的宰相李德裕看到了佛教的發展對國家的危害，也是大力牴觸佛教，正是由於當時的最高決策層對佛教的排斥，導致佛教在唐武宗時期經歷浩劫，史稱“會昌法難”。

主要還是佛教侵犯了中央政府的利益，佛教不用納稅又瘋狂兼併地方土地，影響國庫收入，在晚唐政府拮据的年代，佛教必然就是眼中釘。

其實在玄宗到憲宗時期中央政府就一直對佛寺有所限制，如都官員外彭偃建議：“僧道未滿五十者，輸絹兩匹。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時任皇帝唐德宗並沒有完全採納大臣的建議，下詔曰：“自今更不能從奏置寺觀與度人。”憲宗也是在元和二年，頒佈禁令：“天下百姓不得冒為僧尼道士，以避徭役。其創造寺觀。廣興土木者舉敕處分。”但是佛教已經在唐代社會根深葉茂，這些限制並未奏效。文宗太和初年，天下僧侶就有約70萬人，而全國納稅戶卻不超過300萬。

在佛寺經濟的過分發展背景下，唐庭中央的收入卻愈來愈少，對內削藩的連年征戰更使的國庫空虛。在這種背景下唐武宗會昌二年，武宗開始檢括僧尼，勒令行為不規和不願交出私人財產者還俗。第二年，下令銷燬佛經、佛像，沒有註冊的僧尼一律還俗，送回原籍。繼續違法私度者就地正法。不許僧尼借供養佛牙之名斂財；不許僧尼在街上公行；如有外出者，必須在晚鐘敲響前還寺，更不許借宿他寺，違者治罪。十月，又敕令毀拆天下小寺，經像移入大寺，鍾送道觀。其被拆寺僧尼不依戒行者無論老小盡令還俗，遞歸原籍。年老身有戒行者移住大寺。雖由戒行但年輕力壯者必須還俗。會昌五年，滅佛運動到達高潮。三月，敕令僧尼分批還俗，如有抗拒按抗旨治罪，當場決殺。五月底，長安城內中外僧尼幾乎還俗殆盡。到七月，天下所拆寺4600餘；招提、蘭若四萬餘；還俗僧尼26萬餘人，沒收寺院土地數千萬頃。

唐武宗會昌滅佛是佛教東來後經歷的最大一次災難，主要也是因為佛教的無序發展已經動搖了唐朝國本。任何時代的宗教發展都不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經濟水平。國富民強，宗教才能興盛；反之則會受到滅頂之災從而走向衰落。

唐武宗滅佛又稱“會昌滅佛”，導致中國古代史上一次最大規模的宗教迫害。

唐武宗滅佛始於會昌三年至會昌五年。其實唐武宗滅佛並非是因為對佛教的反感，到唐朝後期，佛教滲透唐朝社會的各個階層，成為唐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唐武宗滅佛原因有二：

一是唐朝經濟問題。唐朝後期經濟每況日下，寺廟卻囤積大量的金銀財富以及朝廷鑄幣的銅，另外寺廟擁有大量免稅的土地，僧人尼姑不用交稅，嚴重影響到朝廷的財政。唐武宗認為滅佛可以增加財政收入。

二是宮廷鬥爭。宰相李德裕是滅佛的關鍵人物，原因在於他為了遏制太監仇士良的權勢，仇士良是佛教徒。同時，唐武宗認為仇士良把他叔叔李忱藏於寺廟，已準備奪取皇位。

唐朝中後期，佛教的發展屹然是超越國家的存在。佛教勢力的影響十分強大，全國大中型寺院將近5000座，小型廟宇更是多達40000餘座，僧尼近 30 萬人，寺院奴隸達 15 萬人。

如果僅僅是寺院數量多之後，或許還不會引起唐武宗的反感。問題是這些寺院還佔有良田數十萬畝，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寺院內部的經濟大權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們極少耕種，而是靠農民耕種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發放高利貸作為經濟來源，這種做法使寺院經濟得以迅速膨脹起來，以至達到了“十分天下財，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可以說這些寺廟的主持都成了一個個土皇帝，天下財富有七八分都流入了佛門當中。

權力則是這場滅佛運動的另一個爆發源，當時的朝廷內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國公等一類的顯官貴爵，有的甚至被封為將軍而參與軍機事務，涉及國家軍事機密。這群由僧侶隊伍形成的政治勢力，正不斷衝擊著常的國家政治秩序。當佛教勢力如此強大之時，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投入佛門，使得國家兵源日趨緊張，財稅收入日益減少。

為了解決佛教帶來的問題，唐武宗敕令盡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還俗。次年又勒令全國東西二都可以留寺兩所，每寺留僧 30人，天下各節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廟全部拆毀，僧尼全部還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