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7日峰會現場。新京報記者楊礪拍攝
新京報訊(記者吳靖 王文秋)中國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不斷髮酵。11月26日上午，即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開始的前一天，來自中國深圳的賀建奎教授宣佈，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艾滋病。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
遠在香港的翟曉梅昨天上午得知這一基因編輯實驗後，感到“非常震驚”。翟曉梅是中國醫學科學院人文學院院長、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也是此次峰會學術委員會委員。
昨天下午，峰會召開了緊急會議，其中有一個部分專門討論賀建奎基因編輯實驗的問題，直到昨晚，“國內外專家意見出奇得一致”，商討出了一份相關的聲明，翟曉梅表示將會在會上公佈。
賀建奎在郵件中設置的自動回覆是在香港，但對於賀建奎本人的行蹤，她並不清楚，“昨天他的房間一直沒有人，打電話過去一直沒人接，我其實想當面和他核實一些問題”。
其實就在上個月，峰會在美國加州召開了一次預備會，翟曉梅作為學術委員會委員，和其他委員一起研究參加者的名單，“當時開會確定與會者名單的時候還沒有他，因為當時每一個要發言的人我們都仔細審過”。
然而短短一個月內，在最終的這份名單裡，翟曉梅看到了賀建奎的名字，“不知道誰把他請過來的”。
有委員會成員猜測在開會前一天曝出消息，可能是事先有安排。
“這件事他對媒體講，而實際上沒有經過同行的期刊發表，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嚴重的學術不端。他繞過了同行，直接對媒體，這是一種不太好的做法，因為媒體不太懂你的專業，會帶來很多不確定的信息，對科學、學術界會造成許多不良的影響”，翟曉梅表示。
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三年前的另一個基因編輯實驗。
2015年4月，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黃軍就發表了全球第一篇有關利用CRISPR技術修改人類胚胎基因的報告，黃軍就團隊選擇編輯胚胎基因是因為“它可以證明和癌症或是糖尿病相關聯的基因，同時還能夠應用於研究胚胎髮育過程中的基因功能”。在這項研究中，他編輯了與β地中海貧血造成的血液紊亂相關的基因。
這在當時引起很大爭議，例如，儘管黃軍就等人使用的是醫院丟棄的異常胚胎，其論文發表後仍引發科學界批評。
也是在當年12月，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一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上，專家們就專門討論了人類基因編輯技術的倫理禁區。會上通過了一個聲明：強化基因編輯技術的基礎和臨床前期研究“顯然是必要的”，應在適當的法律和道德監管監督下繼續開展。但是在研究沒有成熟前，應用於人類生殖是不負責任的。
雖然都是用人的胚胎細胞開展基因編輯實驗，但翟曉梅認為兩個人實驗本質區別在於，黃軍就用的是異常的胚胎細胞（三倍體），三倍體胚胎細胞不能正常發育，大概幾十個小時就會死亡。而賀建奎用的是正常的胚胎細胞。
“在倫理學上，我們認為對於胚胎本身的研究以及在胚胎編輯對遺傳性疾病的邊界的研究是可以得到倫理學辯護的，因為科學要發展、技術要進步，所以對於14天之內的，不超過14天的體外研究是可以接受的”。
這個“14天期限”指的是,要求人體胚胎研究必須在受精後的14天內結束。我國科技部和原衛生部於2004年聯合頒佈《人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中對人類胚胎體外研究做了14天的限制。目前至少已有12個國家將“14天原則”寫入法律，如英國、德國、韓國、加拿大等。
“很多人認為我們國家是一個沒有任何倫理準則的國家，我們其實有，只是我們沒有一個針對基因編輯的，是散落在不同的規章制度裡頭，有一些特殊條款，比如有關幹細胞的倫理準則、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準則，提到不允許做生殖細胞的臨床實驗和臨床應用”。翟曉梅表示。
而基因編輯的風險性問題在賀建奎發佈實驗信息後就已經受到業內多數專家質疑。
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遺傳與基因組醫學中心主任祁鳴在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就解釋，基因編輯叫做smart bomb，這樣來形容，準確炸掉或者改造某一個基因。和真正打靶不一樣，現在這個實驗，顯微注射，至少是千發，不是一發，打的那個目標炸掉了，有沒有把其他地方打掉還並不清楚。
“先前做細胞學動物都有脫靶現象，但是事實上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定是否脫靶，當你連發的時候，不能夠排除其他基因受傷。至少在目前情況下沒有人做擔保，所以他才會說有18年隨訪。如果有充分保證，就不需要了”。祁鳴表示。
新京報記者吳靖 王文秋
編輯陳薇 程磊 校對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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