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建奎,“科學家”和“流氓”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近期,世界頂尖學術期刊《自然》雜誌(Nature)發佈了2018年度影響世界的十大科學人物,作為其中唯一的“反派”人物,因主持首例基因編輯嬰兒而廣受批評的賀建奎也名列其中。講述賀建奎故事的文章題為“基因編輯流氓”(CRISPR rogue)。“他在世界舞臺上登場得匆匆,消失得也匆匆”。目前這位“流星”科學家已不在媒體上發聲,但他糟糕的故事也許將改變歷史的進程。

賀建奎,“科學家”和“流氓”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就在上個月月底,賀建奎宣佈兩名經基因編輯的雙胞胎女嬰降生,整個科學界為之震驚和不安。儘管現有的輔助生育技術足以幫助患有艾滋病的父親得到健康的小孩,他卻依然選擇嘗試用編輯胚胎基因的方法來讓嬰兒免疫艾滋病。科學界普遍擔憂,兩個孩子的一生將被未知的健康風險籠罩。打開基因編輯倫理的“潘多拉魔盒”更令科學界充滿了不安和憤怒。

據該雜誌透漏,賀建奎在實施這一瘋狂計劃過程中,曾試圖尋求基因編輯領域頂尖科學家的支持。他曾先後拜訪麻省理工學院的先驅學者張鋒(Feng Zhang),以及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遺傳學家Mark DeWitt,兩位均向賀建奎提出警告,讓他不要編輯人類胚胎用於生育目的。另一位業界翹楚,伯克利的Jennifer Doudna甚至拒絕了他的拜訪請求,以避免成為這一瘋狂計劃的“背書人”。

賀建奎,“科學家”和“流氓”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那麼,為什麼賀建奎不顧眾人勸阻,義無反顧地走向“科學流氓”之路呢?根據賀的成長經歷,學術歷程及其言談論述,編者嘗試分析其中的關鍵因素。

學霸之路

賀建奎從小一直是“尖子生”,過目不忘,觸類旁通,各種開掛,最終以高分考取中國科技大學。本科畢業後進入美國萊斯大學攻讀生物物理博士,由於天賦出眾,再加上興趣驅動,僅用了3年8個月便拿下博士學位。之後,進入斯坦福大學斯蒂芬·奎克教授的實驗室做博士後研究。一年後的2012年,入選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孔雀計劃”,加盟南方科技大學,同年,年僅28歲的賀建奎即被評為副教授,成為該校最年輕的副教授。

賀建奎,“科學家”和“流氓”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從亮眼的履歷來看,賀建奎是當之無愧的社會精英,就80後所有的同齡人中,也罕有如此年輕就取得如此傲人成就的。可如果翻到B面來看,在這些榮耀的背後似乎也潛藏著某種危機。比如,從小到大一路走來,一帆風順一馬平川,可能並不見得完全是好事。有時候,著急趕路的人,往往會忽視前路的方向。太過順遂的經歷也會導致某種慣性思維,認定付出必有回報,不到黃河心不死,再加上如果缺乏敬畏心和自省能力,也許身處懸崖邊緣卻不能自知。

科學致富

賀建奎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曾透露自己在美求學期間,“人生觀第一次被徹底顛覆”。之前他曾以為學者就應堅守清貧,這樣才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可當他進入斯蒂芬·奎克教授的實驗室之後,才發現奎克教授不僅是世界基因測序領域首屈一指的科學家,還是10多家公司的掌門人,也是擁有三家上市公司控股權的億萬富豪。由此,他不禁讚歎,原來“魚”和“熊掌”亦可“得兼”,君不見人家吃得如此有滋有味嗎。

賀建奎頗受啟發。回國後,開始努力翻版“奎克經驗”。事發之前,他曾是南科大的副教授,擁有自己獨立的實驗室,除此之外,他名下還擁有8家公司,總註冊資本過億。其中一家名為“瀚海基因”公司最為亮眼,估值達10億元,賀建奎持股33.25%,並自任董事長。

賀建奎,“科學家”和“流氓”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在這種學術+商業的模式下,賀建奎初嘗財富的甜蜜。在這種甜蜜氛圍中,他選擇更為激進的道路。一度熱衷於基因編輯技術的他,開始設想新的商業模式。後來,他使用某些商業手段,說服了醫院及患者,為他瘋狂的計劃設計出看似“絕妙”的應用場景。然而,正當他準備迎接鮮花和掌聲,暢想著如何接受眾人的膜拜時,卻意外聽到科學界的一致聲討:這不是學術,是“流氓會武術”!

價值判斷

國學名家鮑鵬山老師認為,我們目前的教育對學生“事實判斷”能力的培養做得非常成功,中小學生的自然科學知識儲備大大高於西方國家的水平,但值得憂慮的是學生普遍缺乏人文精神,普遍缺乏“價值判斷”的能力。如當年某清華學生以做實驗為名,竟然幾次三番到動物園以硫酸潑熊。缺乏價值判斷力,不知道何為美,何為醜,何為對,何為錯,導致“事情能不能做”變成了致命的問題。此事件也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鮑老師的說法,這值得我們的教育界再次進行深刻反思。

賀建奎,“科學家”和“流氓”之間僅有一線之隔

總之,此事的發生,給擁有“科學致富”夢想的“賀建奎們”敲響了震徹雲霄的警鐘,任何科研或商業行為,必須以不違背公認的倫理道德為前提。“科學家”同“流氓”其實僅有一線之隔,萬不可做出錯誤的選擇。另外,也希望公眾能正確看待此事,基因編輯等前沿技術,實際上有利於全人類的應用場景更為廣闊,我們也不要因此因噎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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