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問設計嬰兒：究竟是什麼催生了賀建奎的科研冒險？

追問“設計嬰兒”：究竟是什麼催生了賀建奎的“科研冒險”？|《財經》封面

基因編輯用於人類輔助生殖是科學界的禁區，這條不可隨意逾越的科學倫理紅線，因何被賀建奎輕飄飄跨過，把有關生命的諸多難題拋向世人。

《財經》記者 趙天宇 賀濤 辛穎 吳瓊 孫愛民 | 文 王小 | 編輯

與多數科研者的來路不同，賀建奎從香港大學李兆基大會堂舞臺的另一側走上前。

這是“基因編輯嬰兒”消息公佈後他的首秀，給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這樣一個鮮為人知的學術會議帶來了不尋常的熱鬧。2018年11月28日中午，幾乎打斷演講的騷動、排隊等待提問的觀眾，以及主持者Robin Lovell-Badge教授面前一疊寫滿媒體疑問的卡片，都昭示著研究者賀建奎的“不同”。

走了一條不同的路，賀建奎“火了”。這把火照亮了他自己，但點燃了生物醫學整片森林。

11月26日，一個普通的週一，來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學的副教授賀建奎聲稱，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編輯嬰兒已在中國健康誕生。這對雙胞胎的一個基因經過修改，使她們出生後即可天然抵抗艾滋病。

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發佈消息的人民網隨後刪除，但消息已經迅速發酵，爭議和批評隨即鋪天蓋地，賀建奎及南方科技大學等關聯方成為眾矢之的。

一週之內，中國工程院、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學部，以及122位學者、140名艾滋病研究專家，接連以嚴厲詞句反對賀建奎實驗的不倫。被質疑與這項實驗相關的高校、醫院等機構，輪番否認，極有效率地“擊鼓傳鍋”。幾天來，沒有機構願意為他的實驗負責。

業界共識是，如果基因編輯嬰兒在11月初降生屬實，這件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醞釀了至少十個月，重錘落地，令人驚悚。但賀建奎面對洶湧質問時，解釋虛與委蛇，以艾滋病孩子的健康需求為由，試圖為自己正名，對繞過監管、倫理審查的理由避之不談。無論是上千名與會者，還是更多觀看網絡直播的普通人，沒有誰對他的回答滿意。

當被問及為什麼要先斬後奏？賀建奎低頭略微想了一下，只回答說，三年前就已經與科學界接觸，並且已經說了這樣一個計劃；也與美國的相關科學技術人員進行溝通，在美國，很多專家知道這個事情，他們也是其諮詢的對象。

如同一拳打在棉花上，人們帶著滿腔疑問來，又帶著更多疑問回去。這一嚴重違背倫理的科研事件如何收場？國家有關部門已經公開地嚴厲表態，會否成為真實的處罰？會有嚴格法規，避免類似突破倫理底線的科研探索再來嗎？

倫理與安全的追問

不是每一項科研成果都會讓人興奮並廣受尊敬。2018年11月26日，人類突然被告知迎來一對基因編輯嬰兒。猝不及防的，科幻片的詭祕場景成為現實，讓人恐懼。

與賀建奎對談的主持Robin Lovell-Badge評價，“不能被稱為是一項‘突破性’的研究，但它必將載入史冊。”

多位接受《財經》記者採訪的專家分析，雖然目前很難證實這項研究的真實性，但是從11月28日賀建奎發表的公開演講來看，他沒有理由說謊。他們都希望賀建奎和相關調查機構能夠公開更多的相關資料。

這項實驗是，以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敲除體外受精卵中的CCR5基因，從而使嬰兒自然免疫艾滋病病毒（HIV）。

由於倫理問題及技術不夠完善，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用於人類生殖細胞是科學界的禁區，在各國都有一條不可隨意逾越的倫理紅線。當聽聞基因編輯嬰兒誕生，科普作家、生物化學博士方舟子稱，“關鍵是一開始就錯了”。

公眾對人類基因編輯的倫理、安全擔憂，很快佔了上風。科學界最關心的莫過於，誰給了研究者這一權利，如何防範類似研究冒險行為再現？

根據此前的科研規範，能夠將這樣一項研究應用到人體，最關鍵的步驟在於倫理審查。

（資料圖片。醫院內的新生兒。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用於人類輔助生殖是科學界的禁區，在各國都有一條不可隨意逾越的倫理紅線。 圖/視覺中國）

《財經》記者查詢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註冊號為ChiCTR1800019378的試驗，名為“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編輯安全性和有效性評估”，研究負責人正是賀建奎。按註冊信息，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倫理委員會已經在2017年3月7日批准了這項研究；該醫院也是這場試驗的主辦單位，以及研究實施地點。

11月27日下午，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發佈緊急聲明，該院倫理委員會的文件上，簽名有偽造嫌疑，目前已申請公安機關介入調查。該醫院所屬的和美醫療集團，成立了調查小組配合衛生監管部門調查。

對倫理這關如何通過、為何不在實驗開始前即申報中國監管機構，賀建奎只宣稱，其與一些美國頂級的倫理學者，包括斯坦福、哈佛大學的學者探討過倫理問題，也向很多科學家展示了試驗數據。目前，上述兩高校未稱展開調查；但據CNN報道，賀建奎母校美國萊斯大學的教授Michael Deem已被捲入此事，該人士曾擔任過賀三年半的顧問，學校正在調查中。

賀建奎所在的南科大實驗室英文官網上，公開了這場基因編輯嬰兒的受試者知情同意書。賀建奎在上述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上，描述了受試者知情同意的過程：第一次是非正式的，一位課題組成員與受試者溝通了兩個小時；一個月後，受試者來到深圳，另一名教授接手，繼續第二次的知情同意過程，且賀親自參與。賀說受試者在這個過程中可以隨時提問，結束後受試者夫婦也可以私下再討論。

這份知情同意書告知了研究的主要風險是，如果未擊中預期靶點，可能會導致誤中的基因產生突變。賀建奎團隊的解決方案是，通過全基因組測序、羊膜穿刺術，以及胚胎移植後不同妊娠階段母親的外周血檢測，使實質性損傷的可能性“降至最低”。該項目團隊不承擔超出目標的風險，“這超出了現有醫學科學和技術的風險後果”。

“真的感覺這個太冒進了。”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楨告訴《財經》記者，這次科研完全可以用其他靈長類動物，作為抗艾滋病動物模型。此次人體實驗可以說從實驗設計和科學目標上，追求的即是新聞性，而不是實驗總體的完整性；突破的不是科學前沿，而是倫理學的底線，造成人們對生物技術的恐懼和抵制。

這份知情同意書上，並未說明的事實是，為了避免這對夫婦的孩子感染HIV，編輯基因是否是唯一的選擇。一位生物界人士認為，儘管該研究中基因編輯技術比三年前更安全一些，但還要看具體的方案；另外，這次研究選擇的基因及病種也不是最後及最佳選擇，編輯CCR5基因，並不能完全阻止HlV感染。更何況對艾滋病，現有的知識和技術已能做到可防可控可治。

即便有一份知情同意書，並且提出受試者招募的具體要求（父親感染艾滋病而母親不是），也不意味著這項研究合規。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新慶對《財經》記者說，這些資料需要拿到倫理委員會去審查，如獲批才能開展臨床研究；如果倫理委員會認為實驗風險大於收益，則無法開展。

缺失的倫理審查主體，未辨真偽的倫理審查委員會簽名，顯示出這項人類試驗驚人的草率。

“我不反對通過基因工程的方法去除或修改胚胎的致病基因，但是他們修改的是絕大多數人都有的一個具有重要生理功能的正常基因，這是非常荒唐、違反倫理的。不能因為一個正常基因的產物是病原體攻擊的靶點就要把它改掉，否則可以改的正常基因太多了，何況是有重要功能的基因。豈能為了預防艾滋病這種小概率事件，就讓嬰兒天生失去一項正常生理功能？”方舟子告訴《財經》記者。

一位認識賀建奎的生物科技領域專家以“操之過急”評價這次研究。其實，對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技術躍躍欲試的科學團隊並不僅此一家。在2015年初，中國一個科學團隊率先使用CRISPR-Cas9對人類不能正常發育到期受精卵進行基因編輯，刺激了許多科學家和組織出面澄清對使用編輯方法的立場。

國際上初步確立基因編輯的倫理紅線，標誌是在2015年12月的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中，來自世界各國的科學家們在華盛頓發表聲明，明確劃出了一道不得逾越的“紅線”：禁止出於生殖目的而使用基因編輯技術改變人類胚胎或生殖細胞。

2017年8月3日，美國人類遺傳學雜誌聯合具有遺傳學專業知識的11個團體和國際組織發表了一個聯合立場聲明，闡述了人類生殖系細胞基因編輯問題的三個關鍵立場：第一，目前，以懷孕為目的進行生殖系細胞基因編輯是不合適的；第二，當下只要有效監督並得到捐助者的知情同意，沒有理由禁止人類胚胎和配子的體外生殖系細胞基因編輯，也不應該禁止公共資金對此類研究項目資助；第三，人類生殖系細胞基因編輯的未來臨床應用不應該進行，除非存在令人信服的醫學理由、支持其應用於臨床的證據基礎、道德上的理由，以及公開透明的程序徵得利益攸關方的意見。

從這些聲明中可見，在體外做生殖細胞基因編輯試驗可以，但尚不可以植入人體。賀建奎自稱，在三年前就開始基因編輯嬰兒研究，一些基因檢測費用來自南方科技大學的初創資金。

除了倫理禁區，“技術上的安全性問題還沒有充分解決”。中國科學院幹細胞與生殖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研究員王宇對《財經》記者稱，比如脫靶性問題，這個工作打靶了CCR5基因，但是有可能會打偏，干擾到其他基因，而這會帶來無法確定的後果。

賀建奎自述也曾考慮過這項技術的安全問題。但不知為何，很快便放下擔憂著手去做了，這也被科學界批評為其前後言行不一致。2017年2月，賀建奎在科學網曾就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撰文稱：“不論是從科學還是社會倫理的角度考慮，沒有解決這些重要的安全問題之前，任何執行生殖系細胞編輯或製造基因編輯的人類的行為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朱楨稱，之前有研究，CCR5基因突變的人，對於西尼羅河病毒以及流感病毒的抵抗力或顯著下降。這不是治療免疫疾病，而是從一開始就改變了人的基因，讓人一輩子暴露在另外一些危險而常見的病毒風險之下，“想想太可怕了”。

賀建奎冒進的後果，可能會對基因編輯領域造成巨大傷害，讓這個本來很有前景，甚至改變世界的新技術遭遇不必要的挫折，尤其是對於公眾，相關恐懼和不信任會大增。

“過去幾天我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是，所有的科學研究都必須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進行。任何研究，尤其是前沿科學，都不應該以這樣一種意外的方式公開，必須經過註冊並走完公開程序。”哥本哈根大學人類學教授Ayo Wahlberg告訴《財經》記者。

關聯方逐一避讓

一項科研冒險的背後，除了個人行為，是否還與其相關的多家機構有牽連？這是外界從一開始就在追問的事。但迄今為止，沒有機構願意出來為賀的行為背書。

基因編輯嬰兒誕生的消息一出，讓業內專家吃驚地看到一個突然闖入者。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研究員戴俊彪告訴《財經》記者，“科學家都非常驚訝，賀從來都不做這一行，突然冒出來，在基因合成、基因編輯這個領域都沒見過他的成果。”

公開資料顯示，2010年獲得生物物理學博士學位後，賀建奎跟隨斯坦福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系教授斯蒂芬·奎克（Stephen Quake）做博士後，從事基因測序研究。作為海外高端人才，在2012年入選深圳市“孔雀計劃”，到南方科技大學任教。

面對洶洶問責，南方科技大學堅稱，賀建奎研究在校外開展，校方不知情。對於這一解釋，業界尚存疑問。據查，賀建奎從2018年2月1日起於該校停薪留職，但按照十月懷胎的常理推算，這兩個11月降生的實驗嬰兒，很可能在1月，也就是賀建奎停薪留職之前，就開始了孕育。不過，賀建奎宣稱，學校“完全不知道我的這個實驗”。

11月27日，《財經》記者致電南方科技大學，工作人員表示學校正在對此事進行調查，後續的調查結果和對賀建奎的處理，會向社會公佈。

2012年7月，賀建奎創辦了深圳市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瀚海基因”）。這家公司既是賀建奎在國內成立的第一家公司，也是今日與其相關的諸多公司中最為知名的，致力於生產第三代基因測序儀的公司。

基因測序可以用來檢測基因編輯的結果。王宇分析，賀建奎是拿國外成熟的技術來做這次基因編輯嬰兒實驗，技術操作門檻較低，並不是技術突破，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可以做到。

在官方宣傳口徑中，瀚海基因的第三代基因測序儀GenoCare是由南方科技大學研發核心技術，並進行成果轉化的。實際上，該項技術最初由位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Helicos Biosciences公司推向市場，賀建奎在博士後期間的“老闆”奎克在2004年創辦了這家公司，並於2012年最終破產。在時間上，與瀚海基因的創辦銜接得十分緊密。而且，奎克一度在瀚海基因擔任首席科學顧問。

2018年4月，瀚海基因宣佈獲得2.18億元A輪融資，由同晟創投領投，希夷資產等五家機構跟投。目前，賀建奎持有瀚海基因27.42%股份，並通過珠海瀚海創夢科技管理合夥企業間接持股9.23%，總計持股比例達33.25%，為最大股東。

賀建奎是7家公司的股東、6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並且是其中5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瀚海基因只是其中一個。這7家公司的總註冊資本為1.51億元。

儘管有商界積累，但賀建奎說，他的公司並沒有參與基因編輯嬰兒的研究。

（11月28日中午，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賀建奎成了全場的焦點。他做了演講，並回答現場嘉賓的提問和媒體記者的書面提問。 圖/視覺中國）

究竟誰參與了？另一家與賀建奎有關的機構，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被迅速捲進來。

試驗啟動前，需經試驗所在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信息顯示，該試驗的主辦單位（項目批准或申辦者），以及研究實施地點，正是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

一位該醫院人士對《財經》記者說，“這個孩子不是在我們這邊做的，也不是在我們醫院出生的。”11月27日下午，院方也緊急發佈聲明，稱該院倫理委員會的文件上，簽名有偽造嫌疑。迄今，這些聲明亦未得到進一步證實。

這家民營醫院主營業務包括產科、計劃生育、婦科、不孕不育、月子、兒科以及口腔健康。2017年，其年度收益8902萬元，毛利3928.9萬元，均較上年度有所下滑；接待門診35657人次，住院1037人次，均次收費2426元。這間醫院屬於和美醫療（01509.HK）旗下。和美醫療2018年中期報告顯示，該集團主業為婦兒醫療服務。

截至2018年6月30日，和美醫療有17家婦兒專科醫院，其中3家在籌建，14家正在運營。儘管住院量、新生兒數量較上年均有增長，但增收不增利，當期虧損2691萬元，較上年大幅下降。為此，該集團積極拓展的業務，包括試管嬰兒。

和美醫療與賀建奎實際上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2015年12月10日，和美醫療與瀚海基因簽訂框架協議，以開展更先進的基因檢測業務，而後者正由賀建奎擔任董事長。根據學術期刊《自然—生物技術》的報道，2016年1月，瀚海基因簽約了第一個無創產前檢測的客戶——香港和美醫療。

據相關機構稱，調查仍在進行中，結論尚未公佈。

埋下種子的土壤

有利於創新的大環境，會催生各種讓人意想不到的創新。有的成功，有的則充滿爭議。賀建奎此次引發的，無疑是後者。

一名位於深圳的科研機構研究員告訴《財經》記者，深圳的創新土壤催生了很多創業企業走向成功，這也促動了科研工作者的“經濟神經”，“科學研究不是提速就能得到成果的，需要一步步積累；從科技哲學的角度考量科學倫理，也是科學研究的一部分”。

據央廣網2017年8月份的報道，身為80後的生物系副教授、瀚海基因董事長賀建奎，是入選南方科技大學“孔雀團隊”中的最核心的成員。

“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涉及位於深圳的南方科技大學，或事出有因。有媒體曾在5月份的報道中寫道：南方科技大學構建了一套適配深圳創新鏈條的產學研和技術轉移體系，“其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科研成果與產業的合作，加速適應深圳的創新趨勢”。

2017年7月31日舉行的第三代基因測序儀重大成果發佈會上，深圳市政府副祕書長吳優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賀建奎教授團隊祝賀，並表示“南方科技大學賀建奎團隊是在深圳市孔雀團隊計劃支持下，所取得的又一重大科技轉化成果”。

南科大創新體制機制，鼓勵教授創新創業，支持教授每週有一天在校外從事成果轉化工作，明確教職工可以獲得以職務發明成果及技術作價入股企業進行轉化收益的70%。

南科大已註冊成立了近20家高科技項目公司。與賀建奎有關的多家公司中，註冊資本最高的是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達到6666.66萬元，成立於2016年10月21日。

賀建奎認繳出資3033.33萬元，持股45.50%；深圳市高新技術產業園區服務中心認繳出資2000萬元，持股30%；南方科技大學旗下的深圳市南科大資產經營管理有限公司認繳1633.33萬元，持股24.50%。

這是一家從事環保科技的公司，業務聚焦在流域汙染綜合治理、土壤、地下水汙染防治和固體廢物處置及資源化利用等領域。除了作為大股東，善於跨界者賀建奎還在其中任董事。

一位領域內專家表達了另外一種擔心，南方科技大學對於科研成果轉化的追求過於開放，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科研工作者急功近利、不惜踩踏紅線的行為，“同樣瘋狂的科學家可能不止一位”。對於這所帶領高等教育創新的年輕大學而言，這些批評目前尚缺乏進一步證據。

最後一道防線為何失靈

對於賀建奎的研究是否會影響中國科學家在國際上的聲譽問題，Ayo Wahlberg迴應稱，現在的關鍵不是賀建奎已經做完的研究，而是未來兩到三週內中國科學界和中國政府的反應，如果中國科學界和中國政府不採取任何措施，任由賀建奎的研究繼續下去，在國際上會造成更為惡劣的影響。

11月29日，賀建奎亮相在香港大學的峰會次日，組委會主席、諾貝爾獎學者戴維·巴爾的摩代表組委會發布了“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組委會聲明”，稱這一項目的缺陷包括醫療指示不足、研究方案設計不當、不符合保護研究對象福利的道德標準，同時，臨床程序的開發、審查和實施均缺乏透明度。臨床實踐的科學理解和技術要求仍然有太大不確定性，風險太大，目前不應允許進行生殖細胞編輯的臨床試驗。

（訪談結束後賀建奎走下演講臺，在臺階處掩面而走，主辦方安排他從邊門離開。 圖/視覺中國）

與此前某些引發爭議的科研活動有所不同，此次基因編輯嬰兒事件，迅速引起醫療衛生監管機構和中央部委負責人的重視，權威表態伴隨著事件演變而迅速出現。

國家衛生健康委11月26日晚發佈消息，對此高度重視，立即要求廣東省衛生健康委認真調查核實，本著對人民健康高度負責和科學原則，依法依規處理，並及時向社會公開結果。

11月27日下午，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部長茶座”活動中，科技部副部長告訴央視記者，本次“基因編輯嬰兒”如果確認已出生，屬於被明令禁止的，將按照中國有關法律和條例進行處理。

2003年頒佈的《人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規定，可以研究為目的，對人體胚胎實施基因編輯和修飾，但體外培養期限自受精或者核移植開始不得超過14天。

按這一原則，基因編輯嬰兒已經出生，就是違規的。中國政法大學衛生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解志勇對《財經》記者說，倫理委員會審查不嚴謹，很不負責任。

醫院聲稱，倫理審查文件上簽名有偽造嫌疑，已申請公安機關介入深圳和美婦兒科調查。

一家醫院設置倫理審查委員會時，要在當地衛計委備案，但深圳市發現，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並沒有按要求進行備案。浙江鑫目律師事務所律師章李對《財經》記者說，實務中，原則上三級醫院才可能設置倫理委員會，二級醫院及民營醫院一般不設置倫理委員會。

作為民營醫院，和美婦兒科醫院的聲明中，仍堅稱其遵守倫理，合規開展醫療服務，但未否認設有倫理委員會。

倫理委員會的職責，不僅要保護受試者合法權益，維護尊嚴，促進研究的規範開展；更重要的是，要對所在機構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項目進行倫理審查，包括初始審查、跟蹤審查和複審等。目前，當事人未能拿出倫理跟蹤審查、複審等的證明。僅有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在聲明中，稱未召開醫院倫理委員會會議。

深圳市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已經啟動了此事件所涉倫理問題的調查，對倫理審查書真實性進行核實。如果是倫理委員會之失責，多位業內人士向《財經》記者表示，此前幾乎未見倫理委員會為其審查的研究項目承擔過法律責任。

中倫文德律師事務所宋成告訴《財經》記者，對此事件中可能涉及的研究者和醫療機構適用原國家衛計委在2016年公佈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無論如何，在審批環節有問題，可以按照第47條進行處罰，但甚輕。

這一條款顯示，如果研究項目未獲倫理委員會批准，擅自開展研究，則由縣級以上地方衛生計生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整改，並可根據情節輕重給予通報批評、警告；對主要負責人和其他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其對於醫療衛生機構的處罰也相似，未按照規定設立倫理委員會擅自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的，逾期不改的，由縣級以上地方衛生計生行政部門予以警告，並可處以3萬元以下罰款；對機構主要負責人和其他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

據《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醫療機構將未通過技術評估和倫理審查的醫療新技術應用於臨床的，由縣級以上政府衛生主管部門沒收違法所得，並處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款，負責人降職或者撤職，有關醫務人員責令暫停6個月至1年的執業；情節嚴重的，開除責任人，吊銷有關醫務人員的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至於是否涉嫌承擔刑事責任，則要在多方爭議的事實認定清楚後才能揭曉。

此事件令人大跌眼鏡的是，這項可能影響整個人類的試驗，按現行國內規則，只需要試驗主管醫院，7位醫學倫理委員逐一簽字，便可獲得開展試驗的權利。這樣的約束規範，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事實上是形同虛設的。

北京協和醫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張新慶建議，中國應該儘快組織專家成立特別小組，擬定基因編輯臨床研究的倫理指導意見，目前這部分仍是缺失的。

通過基因編輯雖可實現避免缺陷嬰兒出生，增進人類健康等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對生命、人格尊嚴構成挑戰。嚴格行業內監管與質量控制，是政府職能部門面臨的新挑戰。有專家建議，應依據該技術應用的不同類型明確監管的權威機構，並需完善操作環節的技術規範。

目前，中國的醫院只要設有倫理審查委員會，就能夠進行臨床試驗的審查。張新慶提議，涉及後代的胚胎基因編輯臨床研究，應該由區域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專家進行倫理分析論證，而不是研究者隨意找到一家倫理委員會並通過審批就可以開展臨床試驗了。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解志勇建議，可由國務院制定條例加以規範，或在尚未出臺的基本醫療衛生法中加以規制。方舟子則認為，應該禁止並處罰該研究者。

11月28日那場公開提問中，這位萬眾矚目的研究者聽到主持人Robin Lovell-Badge問出了最後一個問題。從科學、倫理到法律，一週以來人們爭論不休，而這是所有問題中最接近人性的一個。

“如果是你的孩子，你還會這樣做嗎？”

賀建奎聽到了，他的回答幾乎沒有遲疑，“如果是我的孩子，處於相同的情況，我也會先試試做”。

回答完畢。起身，與臺上的人握手。留下語焉不詳的解釋，讓這個世界繼續陷入焦頭爛額的爭執，他看起來沒什麼負擔。從講臺左側退場，臺下騷動起來，他消失在人群的另一側。人類的命運是有賴自然進化，還是藉助基因改造，兩條歧途通向哪兒？光是想到這個話題，很多人的內心就夠掙扎一陣子了——但他不聞不問，就這麼草率地決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