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是三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發明家，作為蜀漢丞相的他早年間曾隱居荊州，後被劉備三顧茅廬請動出山。隆中對之後，確立了自身戰略規劃的劉備集團旋即開始了聯孫抗曹的行動計劃，並於協助孫權取得了赤壁之戰的勝利。

公元221年諸葛亮被劉備任命為蜀漢丞相，主持朝政。公元223年漢昭烈帝劉備故去之後，蜀漢開始了諸葛亮當政的時期。不論從品行道德還是軍政才幹角度評價，他都堪稱優異，然而卻有一種觀點認為諸葛亮當政時期，策劃蜀漢五次北伐的行為，加速了蜀漢滅亡的進程。那麼事實究竟如何，讓我們一起梳理一下諸葛亮當政期間的歷史背景吧。

北伐凝聚內力，維穩四方

從諸葛亮正式當國，直至其於公元234年逝世，前後一共11年的歲月是諸葛亮孤月凌空的時代。然而他所接掌的事實上是一個非常脆弱且危機四伏的國家。經歷了孫權背刺關羽的荊州之戰和劉備大舉伐吳卻火燒連營的夷陵大戰之後，蜀漢已經完全喪失了荊州，僅存益州（含漢中）的一州之地了。軍事上連連用兵遭到失敗、外交上處於魏吳孤立的狀態，這些也引發了內部嚴重的危機。早在劉焉、劉璋父子擔任益州牧的時候，東州派和益州派就已經勢同水火，劉備入川之後又引入了集團元老和荊州人士的加入。這些勢力在劉備稱帝之後曾短暫撫平下來，卻又在夷陵慘敗和劉備病逝之後再度萌發，更不要說還有益州豪族與平民的矛盾、邊區南蠻叛亂等隱患了。

諸葛亮在《前出師表》中上表說“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絕非虛言。當時曹魏受禪於漢獻帝劉協，而蜀漢的帝位則建立在討伐曹賊、匡扶漢室的法理之上。劉備作為漢室皇親擁有皇位繼承權，並打著討伐曹逆、為漢愍帝報仇（劉備以為曹丕弒殺了劉協，追諡其問漢愍帝）的旗號稱帝的。諸葛亮在接掌大權之後，為了穩固局勢，重新聚攏起巴蜀內部凝聚力，就必須剛起“扶立漢室、討伐曹賊”的大旗北伐中原。

魏國並不佔據優勢

在諸葛亮發動第一次北伐的時候，曹魏其實並不佔據優勢。一方面曹丕稱帝雖然獲得了大部分中原豪族世家子弟的認可，卻依然被漢室遺老和少數不服氣的世家所排斥。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部分內部裂痕漸漸的開始彌合。

相較於曹魏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它的外部敵人更促使其頭疼。從表面來看，魏國的實力比東吳和蜀漢兩方加一起還要強。公元226年東吳兵力大約在20萬左右，蜀漢差不多10多萬兵力，而魏國的總兵力卻已經高達50多萬。然而不同於蜀漢，曹魏的敵人卻有許多。雖然蜀漢和東吳同樣存在南蠻和山越的隱患，但大體處於一個不影響大局的範疇之內。曹魏卻需要獨擋漠北草原和西邊羌戎的威脅，在魏國強大的軍事威懾下，這兩處遊牧族群並未對它造成太大的損害，卻也被牽制住了一部分兵力。另外當時不論是南方的孫吳和蜀漢還是遼東公孫淵，均對魏國從不同方向形成了軍事壓力。在這種情形下，諸葛亮是有理由趁著曹魏四面受壓之時發動北伐的。

北伐鍛鍊了蜀漢軍隊、篩選了人才

想要執行北伐政策，蜀漢就必須擁有足夠的國力支撐。所幸自劉備入川之後，地方治理始終搞得不錯。諸葛亮治理蜀漢借鑑法家，確立了立法公開、執法公平的基本規範。在《蜀科》等一系列律令的制約下，蜀中大治。這些都為諸葛亮北伐創造了有利的內部條件，而在歷次北伐之時，諸葛亮在漢中休士勸農期間，利用漢中的經濟條件，因地制宜的採取了一系列發展措施，使得蜀漢軍隊得以擁有一個較為充裕的軍糧來源。

不同於此前和此後的歷代蜀中政權，蜀漢經歷了諸葛亮北伐之後極大的鍛鍊了軍隊素質。後世蜀中政權在遭遇敵對勢力侵襲之後一觸即潰的情形，在蜀漢這裡是不存在的。北伐不僅鍛鍊了軍隊、整合了益州本土力量，同時也在戰爭中發掘和選拔了大批人才，充實和完備了蜀漢的官僚體系，進一步加強了政權穩固。

促使聯吳策略長期穩固

為了化解蜀漢的危局，並加深曹魏的戰略窘境，諸葛亮當政下的蜀漢重新拾起聯吳戰略。不同於荊州之戰前孫劉兩家簡單的聯合，當公元229年吳王孫權稱帝並譴使告知蜀漢之時，奉行“漢賊不兩立”的諸葛亮卻展現出高度的戰略韌性。他力排眾議，不僅否決了與吳國斷交的建議，反而派遣使者到吳國“慶其正號”，並利用這一機會與吳國簽署了一項具備實質性內容的盟約。當曹魏得知原先向自己稱臣的藩屬自立稱帝之後，魏吳兩家再度交惡。

在從書面形式重新確立了蜀漢與吳國之間的盟友關係之後，諸葛亮屢次北伐魏國。五次北伐雖未取得大勝，但小勝不斷並且也獲得了一定的戰果。更為重要的是諸葛亮一再發動對外襲擊的姿態，促使吳國感受到了蜀漢制約魏國的能力和強大的軍事實力。如此一方面吳國會更加穩妥的尊重蜀漢，並堅定的與之聯合抗魏，而不會被分化破解。另一方面蜀漢與魏國之間的戰爭，刺激了吳國興起仿效諸葛亮北伐中原的意願。如此以來，兩家聯盟就對制約魏國造成了實質影響。如若蜀漢不再採取主動進擊魏國的姿態，則吳國就有可能考慮轉變聯劉抗曹的策略了。

蜀漢北伐干擾曹魏宏觀佈局

曹氏家族因不屬於漢末豪族世家關係網絡的一員，雖憑藉強大的軍事實力成為整個北方的霸主，卻需要倚重世家勢力保持魏國的長治久安。然而這種豪族世家掣肘朝政的局面必定引發皇帝的反感，他們需要建立一套君權專制的皇權集中制度。只是隨著諸葛亮的北伐行動，魏國不得不仰仗曹真、司馬懿等宗親、世家等重量級人物長期鎮守長安。如此以來，關隴一帶很容易滋生出依附於地方統兵大吏的個人勢力，對皇權構成威脅。

另一方面，為了對付不知道從何時、由何地突然衝出來的蜀漢軍隊，曹魏必須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作為常備防禦力量戍守雍涼三輔地區。歷史上諸葛亮五次北伐，其中僅第一次和第四次經過祁山，並且每次用兵都堪稱出神入化。正因如此，當諸葛亮病故之後，魏明帝曹叡興奮的立馬興建宮殿，不再拘謹於財政耗費了。

蜀漢與曹魏後來力量失衡的原因

公元234年諸葛亮去世之後，魏國西邊的軍事壓力銳減。公元236年司馬懿被召回都城籌備討伐遼東公孫淵的事宜。在公元238年姜維第一次小規模北伐期間，司馬懿迅速平定了公孫淵，剪除了魏國北方的威脅。從此之後魏國得以抽調更多的兵力用於專心壓制南邊的蜀漢和孫吳。

與魏國日漸強大相對比，諸葛亮去世之後，雖然蔣琬和費禕制度上沿襲諸葛成規卻循而不革，社會矛盾愈演愈劇。相較於諸葛亮主政期間開誠佈公、用心平允、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的為政風格。後來的蜀漢日益墜入到一個偏安一隅、認同感漸漸疏離的地步。正因如此，攻守之勢異也。

綜上所述，諸葛亮當政之時，不論是蜀漢內部因素的推動還是曹魏等外部條件，均促使蜀漢北伐具備了必要性和合理性。五次北伐行動即促進了蜀漢內部的團結、鍛鍊和完善了軍隊和官員體系，同時也刺激和穩固了吳國堅定的執行聯合蜀漢牽制曹魏的政策，並且也破壞了曹魏的宏觀佈局。

從戰略層面上來說，諸葛亮北伐不僅勢在必行，並且也是一舉多得的舉措。蜀漢的滅亡源於各方勢力的此消彼長，而這與諸葛亮北伐並無關係。反而是魏國趁著諸葛亮北伐與姜維北伐間隙的三年，完成了對遼東的征服，徹底打破了原有的外交窘境，開啟了對蜀漢、孫吳全面壓制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