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死後蜀國走向滅亡的根源：集團理想信念丟失，投降主義盛行'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因為杜瓊與譙周這次平淡無奇的交談折射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開始瘓散、人心開始浮動，理想和信仰開始崩塌。
所謂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間就是他們所赤誠守護的蜀漢政權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在公元249年前後，蜀漢政權內部開始有人提出質疑，他們質疑蜀漢政權是否具有受命於天的政治合法性、質疑後主劉禪是否具有奉辭伐罪的法理正義性。
這在劉備與諸葛亮兩個歷史階段是沒發生過的。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因為杜瓊與譙周這次平淡無奇的交談折射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開始瘓散、人心開始浮動，理想和信仰開始崩塌。
所謂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間就是他們所赤誠守護的蜀漢政權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在公元249年前後，蜀漢政權內部開始有人提出質疑，他們質疑蜀漢政權是否具有受命於天的政治合法性、質疑後主劉禪是否具有奉辭伐罪的法理正義性。
這在劉備與諸葛亮兩個歷史階段是沒發生過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譙周、杜瓊他們都是劉璋時代蜀地土生土長的蜀人，與劉備諸葛亮的入川集團不是一個政治隊伍。然而我們卻發現40多年後認為天命在魏的杜瓊，他的名字當時也出現在先主即位的勸進表裡。
譙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當年紛紛苦心孤詣地為劉備稱帝提供符瑞和圖讖等天命依據，他們真正期望的是蜀漢政權能夠在劉備領導下通過“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實現平定天下的政治夙願，推動大漢帝國的第三次復興。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因為杜瓊與譙周這次平淡無奇的交談折射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開始瘓散、人心開始浮動，理想和信仰開始崩塌。
所謂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間就是他們所赤誠守護的蜀漢政權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在公元249年前後，蜀漢政權內部開始有人提出質疑，他們質疑蜀漢政權是否具有受命於天的政治合法性、質疑後主劉禪是否具有奉辭伐罪的法理正義性。
這在劉備與諸葛亮兩個歷史階段是沒發生過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譙周、杜瓊他們都是劉璋時代蜀地土生土長的蜀人，與劉備諸葛亮的入川集團不是一個政治隊伍。然而我們卻發現40多年後認為天命在魏的杜瓊，他的名字當時也出現在先主即位的勸進表裡。
譙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當年紛紛苦心孤詣地為劉備稱帝提供符瑞和圖讖等天命依據，他們真正期望的是蜀漢政權能夠在劉備領導下通過“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實現平定天下的政治夙願，推動大漢帝國的第三次復興。
出於這種政治理想和信念，譙周本人對諸葛亮推動的北伐事業表現出高度認同、投入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公元234年，當他聽說諸葛亮在前線去世的消息後，不顧劉禪的阻撓奔赴北伐前線進行悼唁。
《三國志》作為紀傳體史書，對不同人物各自表述，雖然目的是使人物形象變得更加豐富，卻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歷史事件間的邏輯關係。分析各個歷史事件都需要把各個相關人物的相關記載逐一羅列、比照，然後歸納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因為杜瓊與譙周這次平淡無奇的交談折射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開始瘓散、人心開始浮動，理想和信仰開始崩塌。
所謂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間就是他們所赤誠守護的蜀漢政權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在公元249年前後，蜀漢政權內部開始有人提出質疑，他們質疑蜀漢政權是否具有受命於天的政治合法性、質疑後主劉禪是否具有奉辭伐罪的法理正義性。
這在劉備與諸葛亮兩個歷史階段是沒發生過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譙周、杜瓊他們都是劉璋時代蜀地土生土長的蜀人，與劉備諸葛亮的入川集團不是一個政治隊伍。然而我們卻發現40多年後認為天命在魏的杜瓊，他的名字當時也出現在先主即位的勸進表裡。
譙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當年紛紛苦心孤詣地為劉備稱帝提供符瑞和圖讖等天命依據，他們真正期望的是蜀漢政權能夠在劉備領導下通過“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實現平定天下的政治夙願，推動大漢帝國的第三次復興。
出於這種政治理想和信念，譙周本人對諸葛亮推動的北伐事業表現出高度認同、投入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公元234年，當他聽說諸葛亮在前線去世的消息後，不顧劉禪的阻撓奔赴北伐前線進行悼唁。
《三國志》作為紀傳體史書，對不同人物各自表述，雖然目的是使人物形象變得更加豐富，卻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歷史事件間的邏輯關係。分析各個歷史事件都需要把各個相關人物的相關記載逐一羅列、比照，然後歸納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按照《三國志》裡的記載，到蜀漢後期，譙周在談話裡提出的觀點其實當時已經瀰漫於蜀漢朝堂和軍方高層。大將張翼認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名將廖化提出“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
值得注意的是，到蜀漢後期堅持反戰的決不只是益州士人，而是涵蓋了蜀漢朝堂的幾乎所有方面、各個階層，包括荊州方面的幾乎所有蜀漢開國功臣和功臣後代人物，比如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廖化、樊建、董闕等。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因為杜瓊與譙周這次平淡無奇的交談折射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開始瘓散、人心開始浮動，理想和信仰開始崩塌。
所謂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間就是他們所赤誠守護的蜀漢政權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在公元249年前後，蜀漢政權內部開始有人提出質疑，他們質疑蜀漢政權是否具有受命於天的政治合法性、質疑後主劉禪是否具有奉辭伐罪的法理正義性。
這在劉備與諸葛亮兩個歷史階段是沒發生過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譙周、杜瓊他們都是劉璋時代蜀地土生土長的蜀人，與劉備諸葛亮的入川集團不是一個政治隊伍。然而我們卻發現40多年後認為天命在魏的杜瓊，他的名字當時也出現在先主即位的勸進表裡。
譙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當年紛紛苦心孤詣地為劉備稱帝提供符瑞和圖讖等天命依據，他們真正期望的是蜀漢政權能夠在劉備領導下通過“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實現平定天下的政治夙願，推動大漢帝國的第三次復興。
出於這種政治理想和信念，譙周本人對諸葛亮推動的北伐事業表現出高度認同、投入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公元234年，當他聽說諸葛亮在前線去世的消息後，不顧劉禪的阻撓奔赴北伐前線進行悼唁。
《三國志》作為紀傳體史書，對不同人物各自表述，雖然目的是使人物形象變得更加豐富，卻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歷史事件間的邏輯關係。分析各個歷史事件都需要把各個相關人物的相關記載逐一羅列、比照，然後歸納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按照《三國志》裡的記載，到蜀漢後期，譙周在談話裡提出的觀點其實當時已經瀰漫於蜀漢朝堂和軍方高層。大將張翼認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名將廖化提出“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
值得注意的是，到蜀漢後期堅持反戰的決不只是益州士人，而是涵蓋了蜀漢朝堂的幾乎所有方面、各個階層，包括荊州方面的幾乎所有蜀漢開國功臣和功臣後代人物，比如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廖化、樊建、董闕等。
蜀漢後期的政治生態，與劉備、諸葛亮時代的昂揚進取形成了強烈對比。劉備本人既有聖教徒般堅韌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執著，又有亡命徒般驃悍強大的心靈堅持。他的他的追隨者屢屢在走投無路、幾近毀滅時而仍能保持著超級旺盛激昂的進取意志，歷經千挫百折、離散復離而始終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終於在九死一生之後達到相對其身世、環境而言的人生至高點。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因為杜瓊與譙周這次平淡無奇的交談折射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開始瘓散、人心開始浮動，理想和信仰開始崩塌。
所謂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間就是他們所赤誠守護的蜀漢政權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在公元249年前後，蜀漢政權內部開始有人提出質疑，他們質疑蜀漢政權是否具有受命於天的政治合法性、質疑後主劉禪是否具有奉辭伐罪的法理正義性。
這在劉備與諸葛亮兩個歷史階段是沒發生過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譙周、杜瓊他們都是劉璋時代蜀地土生土長的蜀人，與劉備諸葛亮的入川集團不是一個政治隊伍。然而我們卻發現40多年後認為天命在魏的杜瓊，他的名字當時也出現在先主即位的勸進表裡。
譙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當年紛紛苦心孤詣地為劉備稱帝提供符瑞和圖讖等天命依據，他們真正期望的是蜀漢政權能夠在劉備領導下通過“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實現平定天下的政治夙願，推動大漢帝國的第三次復興。
出於這種政治理想和信念，譙周本人對諸葛亮推動的北伐事業表現出高度認同、投入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公元234年，當他聽說諸葛亮在前線去世的消息後，不顧劉禪的阻撓奔赴北伐前線進行悼唁。
《三國志》作為紀傳體史書，對不同人物各自表述，雖然目的是使人物形象變得更加豐富，卻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歷史事件間的邏輯關係。分析各個歷史事件都需要把各個相關人物的相關記載逐一羅列、比照，然後歸納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按照《三國志》裡的記載，到蜀漢後期，譙周在談話裡提出的觀點其實當時已經瀰漫於蜀漢朝堂和軍方高層。大將張翼認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名將廖化提出“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
值得注意的是，到蜀漢後期堅持反戰的決不只是益州士人，而是涵蓋了蜀漢朝堂的幾乎所有方面、各個階層，包括荊州方面的幾乎所有蜀漢開國功臣和功臣後代人物，比如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廖化、樊建、董闕等。
蜀漢後期的政治生態，與劉備、諸葛亮時代的昂揚進取形成了強烈對比。劉備本人既有聖教徒般堅韌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執著，又有亡命徒般驃悍強大的心靈堅持。他的他的追隨者屢屢在走投無路、幾近毀滅時而仍能保持著超級旺盛激昂的進取意志，歷經千挫百折、離散復離而始終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終於在九死一生之後達到相對其身世、環境而言的人生至高點。
一個屢敗屢戰、不屈不撓、愈挫愈奮並最終初成基業的團隊，到了後期轉而全線頹喪、投降主義盛行，蜀漢政權這種極其詭異的政治演變，初始於諸葛亮身後的兩位繼任者——蔣琬、費禕在施政期間治國戰略的改變。
在從激進的、理想主義色彩濃重的北伐戰略迴歸於現實主義過程中，執政者對於“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基本政治綱領高舉輕放，遂使“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政治原則幾被淡忘，“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的政治理想漸行漸遠，最終變成在政治上絕對正確、但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繁文褥節。這一點，劉備和諸葛亮也是沒有想到的，也是他們的子孫對不起他們艱苦創業現實所在。
裴松之做注《三國志》，有一段評價：
“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剪子勤王之師，行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最後一句：“拯漢之規，於茲而止。”
也就是說，裴松之認為在關羽襄樊戰敗、痛失荊州之後，劉備集團所奉行的匡扶漢室理想與奮鬥，事實上已宣告中止。
“拯漢之規，於茲而止。”這句話值得商榷之處在於，在關羽痛失荊州之後，蜀漢陣營裡的士氣並未散亂，其興復漢室的理想、信念和奮鬥不僅並未中止，而且到了諸葛亮執政的時代，反而持續爆發出只有正統的天命王朝才具有的強大進取力。
劉備集團從創立到發展以至於能在亂世之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正是他們對於理想信念的矢志不移、不懈追求，具有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勇、終不罷休的英雄之氣。
可以試想如果持續保持這種苦心孤詣、矢志不移、愈挫愈奮、功業未成死不罷休的英雄之氣，則蜀漢政權在“嗣武二帝、恢復漢室”的旗幟下能走多遠，這是個神仙都不敢妄自斷言的事情。
後人評史有一個很大的情況就是譽成毀敗，總是用旁觀者清的眼光來評價當局者迷。劉邦在鴻溝之約以前，曾經屢戰屢敗、屢屢輸得精光，差點兒連命都丟了，誰又能知道他究竟能夠走多遠？
因此把蜀漢政權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定位到關羽大意失荊州是不準確的。而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把註定蜀漢政權勢必覆亡而沒有任何統一機會的時間節點認定為公元249年前後——杜瓊和譙周一次看似平淡無奇然而實則暗流湧動的標誌性歷史談話。
《三國志杜瓊傳》載：“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致意思是：譙周在與杜瓊的一次談話中問道：“過去昔周徵君曾經說過，‘當塗高者魏也’，這句讖語是什麼意思呢？”杜瓊回答說：“‘魏’這個字具有宮闕的含義，橫跨道路兩邊，顯得巍峨高大，古聖人即取此意而類比之（代表天命統治天下的是曹魏政權，而不是蜀漢）。”
公元249年，其實是蜀漢政權史上一個極其普通平常的年份。此時，蜀漢政權繼續奉行保境安民、敬守社稷的基本國策，巴蜀大地一派祥和諧順。那麼緣何卻把這一年定為蜀漢政權由盛至衰、由進取而轉到覆亡的分水嶺，而無視於此前此後發生的一系列更加重大的歷史事件呢？
像關羽失荊州、劉備夷陵潰敗、白帝城託孤、諸葛亮病逝五丈原、姜維段谷大敗……所有這些歷史事件都比兩位儒生之間的交談要震撼得多。
因為杜瓊與譙周這次平淡無奇的交談折射出一個石破天驚的重大信息：蜀地官民至此思想開始瘓散、人心開始浮動，理想和信仰開始崩塌。
所謂的天命在魏，言外之間就是他們所赤誠守護的蜀漢政權是非法的。也就是說在公元249年前後，蜀漢政權內部開始有人提出質疑，他們質疑蜀漢政權是否具有受命於天的政治合法性、質疑後主劉禪是否具有奉辭伐罪的法理正義性。
這在劉備與諸葛亮兩個歷史階段是沒發生過的。
或許會有人認為譙周、杜瓊他們都是劉璋時代蜀地土生土長的蜀人，與劉備諸葛亮的入川集團不是一個政治隊伍。然而我們卻發現40多年後認為天命在魏的杜瓊，他的名字當時也出現在先主即位的勸進表裡。
譙周等大批益州士人當年紛紛苦心孤詣地為劉備稱帝提供符瑞和圖讖等天命依據，他們真正期望的是蜀漢政權能夠在劉備領導下通過“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實現平定天下的政治夙願，推動大漢帝國的第三次復興。
出於這種政治理想和信念，譙周本人對諸葛亮推動的北伐事業表現出高度認同、投入了異乎尋常的熱情。公元234年，當他聽說諸葛亮在前線去世的消息後，不顧劉禪的阻撓奔赴北伐前線進行悼唁。
《三國志》作為紀傳體史書，對不同人物各自表述，雖然目的是使人物形象變得更加豐富，卻在很大程度上割裂了歷史事件間的邏輯關係。分析各個歷史事件都需要把各個相關人物的相關記載逐一羅列、比照，然後歸納梳理方可看出事情的全貌。
按照《三國志》裡的記載，到蜀漢後期，譙周在談話裡提出的觀點其實當時已經瀰漫於蜀漢朝堂和軍方高層。大將張翼認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名將廖化提出“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
值得注意的是，到蜀漢後期堅持反戰的決不只是益州士人，而是涵蓋了蜀漢朝堂的幾乎所有方面、各個階層，包括荊州方面的幾乎所有蜀漢開國功臣和功臣後代人物，比如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廖化、樊建、董闕等。
蜀漢後期的政治生態，與劉備、諸葛亮時代的昂揚進取形成了強烈對比。劉備本人既有聖教徒般堅韌不拔、矢志不移的虔城執著，又有亡命徒般驃悍強大的心靈堅持。他的他的追隨者屢屢在走投無路、幾近毀滅時而仍能保持著超級旺盛激昂的進取意志，歷經千挫百折、離散復離而始終不屈不撓、愈挫愈奮，終於在九死一生之後達到相對其身世、環境而言的人生至高點。
一個屢敗屢戰、不屈不撓、愈挫愈奮並最終初成基業的團隊，到了後期轉而全線頹喪、投降主義盛行，蜀漢政權這種極其詭異的政治演變，初始於諸葛亮身後的兩位繼任者——蔣琬、費禕在施政期間治國戰略的改變。
在從激進的、理想主義色彩濃重的北伐戰略迴歸於現實主義過程中，執政者對於“嗣武二祖、恢復漢室”基本政治綱領高舉輕放，遂使“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政治原則幾被淡忘，“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的政治理想漸行漸遠，最終變成在政治上絕對正確、但是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繁文褥節。這一點，劉備和諸葛亮也是沒有想到的，也是他們的子孫對不起他們艱苦創業現實所在。
理想信念的完全消解，使得維繫蜀漢政權內部精誠團結的精神支柱轟然崩塌。開國功臣譙周於公元249年與杜瓊的交談中態度的轉變，以及他在最後關頭勸降後主劉禪，終於抽掉了維繫政權存在的最後一根稻草。
蜀漢政權的最終覆亡，是理想與信念的全線崩塌，而無關於地域、無關於派系、無關於階級階層。反過來說，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集團最終能戰勝一切，首先在於理想與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