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新中國十大元帥之首，天下無人不知。
後來又有人說：這個總司令是個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德上天安門，休息室內的軍隊領導幹部見朱老總進來，紛紛起立。一位紅極一時的造反派學生首領穩坐不動，說：什麼總司令？給他起立！
什麼總司令？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有這個疑問。尤其對包括我們這些人在內的很多後輩來說，除了井岡山的那根“朱德扁擔”，對總司令便知之不多，更何況當年那些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造反派。
當年的造反派，現在也白髮蒼蒼了。那位見總司令不起立的人白髮蒼蒼了也許還不知道，1928年4月朱、毛在井岡山會師時，心情興奮的毛澤東特意換下穿慣的長布衫，找人連夜趕做灰布軍裝，只為能夠穿戴整整齊齊，會見大名鼎鼎的朱德。
（毛主席與朱德在陝西寶安縣合影）
肖克將軍回憶井岡山斗爭時說，朱德在部隊中有很高的威信，部隊對朱德帶點神祕式的信仰。
這種“很高的威信”和“帶點神祕式的信仰”，印證著總司令的地位。它不僅來源於中央軍委一紙簡單的任命，也不僅來源於紅軍將士在軍紀約束下的服從。共產黨人在最為困難的時刻，在被追殺、被通緝、被“圍剿”環境中鍛造出來的堅定性，是那些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人能吃多少碗乾飯的人永遠感悟不出來的。
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是總司令威望和地位的起點。
但南昌起義部隊對朱德的認識，同樣經歷了一個不短的過程。
不論是起義之前還是起義進行中，組織指揮起義的核心領導成員中都沒有朱德。起義的當天晚上，前敵委員會分派給朱德的任務，是用宴請、打牌和閒談的方式，拖住滇軍的兩個團長，保證起義順利進行。陳毅後來回憶說，朱德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只不過尊重他是個老同志罷了。
朱德在起義中沒有基本部隊。起義軍主力十一軍轄八個團，由葉挺指揮。二十軍轄六個團，是賀龍部隊。朱德率領參加起義的，只有軍官教育團三個連和南昌公安局兩個保安隊，五百人不到，只能算一個營。所以南昌起義計劃中分配給朱德的任務，只是“加強在敵軍中的工作，瞭解南昌敵軍動態”。起義後另成立第九軍，朱德被任命為副軍長。第九軍當時就是個空架子，沒有軍長，也沒有戰鬥部隊，原是想爭取部分滇軍加入到這支隊伍中來，但未獲結果。
起義部隊南下，當時滇軍遍佈江西。為利用舊誼使滇軍讓路，朱德又負責起先遣任務。他後來回憶說:“我自南昌出發，就走在前頭，做政治工作，宣傳工作，找尋糧食，……和我在一起的有澎湃、惲代英、郭沫若，我們只帶了兩連人，有一些學生，一路宣傳一路走，又是政治隊，又是先遣支隊，又是糧秣隊。”
朱德率領的不是戰鬥隊。周恩來後來談朱德在南昌起義中的作用，稱他“是一個很好的參謀和嚮導”。南昌起義之時和起義後一段時間內，朱德的作用確實有限。
朱德真正發揮作用，是在這支部隊面臨失敗結局的時候。
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在三河壩兵分兩路。主力部隊由周恩來、賀龍、葉挺、劉伯承等率領直奔潮汕；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當地，阻敵抄襲起義軍主力的後路。
這就是著名的“三河壩分兵”。
（南昌起義）
朱德率領的這“部分兵力”，是十一軍二十五師和九軍教育團，共計四千餘人。三天三夜的阻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剩兩千多人。本想去尋找主力，路遇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採率領的二百餘人，方知起義軍主力已在潮汕地區失敗，起義諸領導人都已經分散隱蔽分頭撤離了。
局面困難且嚴峻。在三河壩完成阻擊任務時，真正是朱德帶出來的九軍人員已經沒有幾個人了。基本力量是周士第任師長的二十五師，還有周邦採帶回來的部分二十四師人員。這支孤軍與上級的聯繫全部中斷，四面又都是敵人，自己也損兵過半，思想上組織上都相當混亂。
到底怎麼辦，只能由臨時負責的朱德做出決斷。
朱德就是在這個非常時刻，面對這支並非十分信服自己的隊伍，表現出了堅強的領導能力。
在商量下一步行動方針的會議上，少數同志覺得主力都在潮汕散掉了，三河壩這點力量也難以保存，提出散夥。朱德堅決反對解散隊伍。他提出隱蔽北上，穿山西進，去湘南。
這真是一個異常嚴峻的時刻。沒有基本隊伍、說話沒人聽、不過把他作為一個老同志尊重的朱德，接過了這個很多人已不抱希望的攤子。他通過異乎尋常的執著和堅定，為這支困境和混亂中的隊伍指明瞭出路。
茫然四顧的人們，聽從了他的話。
10月16日，隊伍走到福建武平，還有2500人；17日擊退追敵，便剩下1500多人了。到達閩贛邊界的石經嶺附近的隘口，朱德親率幾個警衛員從長滿灌木的懸崖陡壁攀緣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敵側後發起進攻。粟裕回憶說:“當大家懷著勝利的喜悅，通過由朱德親自殺開的這條血路時，只見他威武地站在一塊斷壁上，手裡掂著駁殼槍，正指揮後續部隊通過隘口。”
但局面不會因一兩場戰鬥而改變。情況仍在繼續下滑，谷底在贛南安遠的天心圩。
當時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著單衣，有的甚至還穿著南昌起義時的短褲，打著赤腳，連草鞋都沒有。雖然擺脫了追敵，部隊卻常常受到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經常在山谷的小道上穿行，在山林中宿營。同上級黨委的聯繫沒有恢復，飢寒交迫，疾病流行。無處籌措糧食，官兵常常餓肚子。缺乏醫療設備和藥品，傷病員得不到治療。部隊的槍支彈藥無法補充，人也很疲乏，戰鬥力越來越弱。楊至誠上將後來回憶當時那支隊伍的情況時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裡去？”
走到江西安遠的天心圩，從師、團級主官開始，各級幹部紛紛離隊。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有的先辭後別，有的不辭而別。1927年12月22日，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在上海向中央寫了一份《關於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鬥爭經過報告》，描述部隊到達天心圩的狀況時說:“師長、團長均皆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南昌起義軍在部隊中除各級軍事主官外，軍、師兩級設有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有政治指導員。這一健全的軍政領導體制到1927年10月底在江西安遠天心圩最後崩潰。師以上軍事領導幹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政工領導幹部則走得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幹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
團以上幹部全部加起來，僅剩朱德、王爾琢、陳毅三人。
領導幹部如此，下面更難控制。營長、連長們結著夥走，還有的把自己的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林彪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說：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林彪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那是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掉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外去搞”的。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但起碼對這支形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部隊面臨頃刻瓦解、一鬨而散之勢。南昌起義留下的這點火種，有立即熄滅的可能。
關鍵時刻，站出來的是朱德。
（朱德）
在天心圩軍人大會上，朱德沉著鎮定地說:“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敗了，我們的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是我們還是要革命的。同志們，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強!”“1927年的中國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國革命。俄國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暫時的。到了1917年，革命終於成功了。中國革命現在失敗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暫時的。中國也會有個‘1917年’的。只要保存實力，革命就有辦法。你們應該相信這一點。”
隊伍中沒有幾個人知道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知道也沒有關係。人們從朱德那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語中，人們真切感受到了他心中對革命那股不可抑制的激情與信心。
朱德胸中的信心與激情像火焰一般傳播給了剩下來的官兵。
西方領導科學認為領導力的形成依賴三大要素，一曰恐懼，二曰利益，三曰信仰。恐懼迫使人們服從，利益引導人們服從，信仰則產生髮自內心的服從。1927年10月底，在中國江西省安遠的天心圩，朱德這個最初“地位並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的指揮者，在關鍵時刻向即將崩潰的隊伍樹立起高山一樣的信仰。通過信仰認識利益，再通過信仰和利益驅散恐懼，真正的領導力和領導威望，在嚴重的危機中鳳凰涅槃一般誕生。
陳毅後來說，朱德講了兩條政治綱領：一是共產主義必然勝利，二是革命必須自願。這兩條綱領成為後來革命軍隊政治宣傳工作的基礎。
朱德講話之後，陳毅也上去講了話。他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不僅經得起勝利的考驗，能做勝利時的英雄；也經得起失敗的考驗，能做失敗時的英雄！陳毅當時去上海、去北京、去四川都有很好的出路，但他哪兒都不去，堅決留在隊伍裡，實行自己“只要拿武裝我就幹”的決心。
黃埔一期畢業的王爾琢則蓄起鬍鬚，向大家發誓:革命不成功，堅決不剃鬚！
為了反抗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從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陸豐農民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先後發動了八十餘次武裝起義。歷次起義，包括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南昌起義都失敗了。但因為保留下來了革命火種，它們又沒有失敗。
保留火種的工作，首推朱德。在最困難、最無望因而也最容易動搖的時刻表現出磐石一般的革命堅定性，使朱德成為這支部隊無可爭議的領袖。陳毅、王爾琢成為他的主要助手。
部隊被改編為一個縱隊，朱德任縱隊司令員，陳毅任縱隊政治指導員，王爾琢任縱隊參謀長。下編一個士兵支隊，轄三個步兵大隊；還有一個特務大隊。剩下一門82迫擊炮，兩挺手提機關槍，兩挺重機槍，合編為一個機炮大隊。多餘下來的軍官編成一個教導隊，直屬縱隊部，共計800人。
兩萬多人的南昌起義隊伍，最後真正保存下來的，就是這點家底。
這點家底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基礎，戰鬥力的核心。
南昌起義的火種，從此再也沒有熄滅。
1955年9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名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名列十大將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天心圩八百人的隊伍裡面。《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評價說，這支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陳毅“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參加井岡山早期鬥爭的譚震林解放後曾說過，留在三河壩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存下來，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只有秋收暴動那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
譚震林1927年秋就在井岡山任中共茶陵縣委書記、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他這番話，無疑是對南昌起義的最高評價，對保存這部分力量而不潰散的朱德、陳毅等人的最高評價。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陳毅說:“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在群眾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眾的革命信念，這是總司令的偉大。”什麼叫力挽狂瀾？這就叫力挽狂瀾。我們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並不排除在某些關鍵時刻，領導者的決心與意志是力挽狂瀾的中流砥柱。
也許在當時的情況下，天心圩留下來的那支八百人的隊伍中，沒有幾個人能想象到共產黨人22年後能夠奪取全國政權。但每一個自願留下來的人，內心深處都從朱德、陳毅、王爾琢身上感受到了共產主義一定勝利的信念。
歷史中確實有很多東西難以預測。
1927年10月底，南昌起義諸領導者紛紛分散撤退的時候，很難有人想到留在三河壩的朱德，最後與毛澤東一道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起義部隊的主力都潰散了，更難想到留在三河壩殿後的“部分兵力”，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的中流砥柱。又正因為歷史難以預測，所以才充滿機遇。面對難以預測的歷史和難以把握的機遇，起關鍵作用的，仍然是人的素質與信念。
領導者的素質與信念，最終匯聚成歷史的自覺。
歷史是一條奔騰不息的長河，給予個人的機會極其有限。
朱德從南昌起義隊伍的邊緣走到了“朱毛紅軍”的核心，最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沒有義無反顧投身革命、捨生忘死追求真理的精神世界，也無法獲得這樣深刻和敏銳的歷史自覺。一句名言說：人的一生雖然漫長，但關鍵時刻只有幾步。個人如此，集團、國家同樣如此。能夠在關鍵時刻幫助領導者做出關鍵判斷採取關鍵行動的那種發自內心召喚的歷史自覺，不但是偉人之所以成為偉人的必備條件，更為見風使舵者、見利忘義者、投機取巧者永遠無法獲的。
來源：中國軍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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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人價值觀的核心要素
（作者：陳家興 來源：學習時報）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上明確提出，“要堅持共產黨人價值觀，不斷堅定和提高政治覺悟”。中共中央辦公廳在今年3月印發的《關於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化制度化的意見》中明確要求，“大辦弘揚忠誠老實、光明坦蕩、公道正派、實事求是、艱苦奮鬥、清正廉潔等共產黨人價值觀”。加強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關鍵是倡導和弘揚共產黨人價值觀。
共產黨人價值觀內涵豐富，發源於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成於剛健質樸的革命文化、發展於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煉共產黨人價值觀特別是核心價值觀，需要對影響廣大黨員幹部的價值觀念不斷進行歸納、歸類、歸宗，形成若干具有高度共識和價值共鳴的“元概念”；繼而對這些“元概念”進行深入闡釋，充分對接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歷史與現實，融入黨員幹部的思想和行為中，由此完成核心價值觀提煉建構與涵養深化的一個完整迴路，從而實現以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方式讓廣大黨員幹部內化於心、外化於行。針對核心價值觀簡潔明瞭、易記易懂，又思想深刻、內涵豐富的特點，基於長期的工作和研究，筆者將共產黨人核心價值觀初步提煉為“忠公清實明”，以下分別簡述之。
一是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源頭，就有“忠”的深厚文化底蘊。中國共產黨賦予“忠”以新的深厚內涵和時代價值。對黨忠誠、永不叛黨，是黨章對黨員的基本要求。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都始終強調要忠於黨、忠於人民。
一方面，忠誠是無數共產黨人用信仰和理想、生命和鮮血淬鍊的核心價值，成為共產黨人的紅色基因。有人曾問鄧小平，“長征那麼艱難凶險，你是怎樣走過來的？”他堅定地說：“跟著走！”面對長征中的艱難困苦，許多人不知道部隊要往哪裡去、最終到何處，但堅信“只要跟黨走，一定能勝利”。楊靖宇在1939年秋冬“反討伐”作戰中，最後隻身一人與敵周旋5晝夜，直至彈盡糧絕，壯烈犧牲。殘忍的日軍將其割頭剖腹，發現他的胃裡淨是枯草、樹皮和棉絮，無一粒糧食。在各個歷史時期，多少共產黨人為信仰而犧牲，為使命而奉獻，為忠於黨和人民而履職盡責、鞠躬盡瘁。那些落馬的腐敗分子，歸根到底就在於擯棄了忠誠這一核心價值，以致腐化變質。
另一方面，忠誠具有純粹的、具體的、無條件的特性，具有理想信念的堅定性、實際行動的堅定性。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要會議上對忠誠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體現在：在對黨忠誠問題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須純粹。對黨忠誠，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不是有條件的而是無條件的，必須體現到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要求縣委書記首先做政治的明白人，強調“對黨絕對忠誠，始終同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堅定理想信念，堅守共產黨人的精神家園，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覺執行黨的紀律和規矩，真正做到頭腦始終清醒、立場始終堅定”；要求全黨同志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切實做到對黨忠誠、為黨分憂、為黨擔責、為黨盡責。這些要求，儘管是對不同群體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提出的，卻對“忠”這一核心價值的內涵進行了明確和拓深。
二是公。在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中，“公文化”源遠流長而深厚。共產黨人更是拓展了“公”的內涵與境界，公道、公正、公心，成為共產黨員的價值信守和基本準則。習近平總書記對“公”這一核心價值提出了許多重要論斷和明確要求，主要體現在：衡量黨性強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作為黨的幹部，就是要講大公無私、公私分明、先公後私、公而忘私；只有一心為公、事事出於公心，才能有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才能把群眾裝在心裡，才能坦蕩做人、謹慎用權，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領導幹部必須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嚴格自律。這些論斷和要求，充分彰顯了“公”這一核心價值對共產黨人的影響力、約束力。
一方面，“公”體現在共產黨人的價值信念上，就是一心為公、為民造福，踐行黨的宗旨。90多年來，共產黨人秉持這樣的信念與情懷，把人民的幸福始終放在心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指出“只要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民團結奮鬥，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沒有完成不了的任務”，要求共產黨人必須有“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的情懷，要“以人民憂樂為憂樂、以人民甘苦為甘苦，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始終懷著強烈的憂民、愛民、為民、惠民之心，察民情、接地氣，傾聽群眾呼聲，反映群眾訴求”。凡此，皆彰顯“公”這一核心價值的情懷與力量。
另一方面，“公”體現在共產黨人的價值準則上，就是公正辦事、公道用人，恪守黨性原則。毛澤東曾為自己定下“三原則”：戀親，但不為親徇私；念舊，但不為舊謀利；濟親，但不以公濟私。縣委書記谷文昌反覆叮囑“不許沾公家的一點油”，當他發現縣委機關食堂炊事員給自己的小兒子多打了點菜，從此便禁止孩子到食堂買飯。回望歷史，中國共產黨正是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標註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氣質，無數共產黨人正是以公心、公正、公道築就了一道道可歌可泣的豐碑。
三是清。崇清尚潔自古就是賢者的價值守望。對於共產黨人來說，清正、清廉是信念，更是守則。“清”這一核心價值，融合了中國人自古以來對“清”的文化認同、古賢對“清官”的價值守望，融合了共產黨人甘於清貧、艱苦奮鬥的精神文脈，清正廉潔的思想境界與價值操守，融合了黨和國家對黨員幹部的治政施政要求。
一方面，“清”體現為甘於清貧、艱苦奮鬥的崇高情懷。1940年，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在延安的見聞，改變了他的看法：“我曾親眼見到總司令朱德自己裝了飯，和勤務兵一起狼吞虎嚥，吃了個飽。”在重慶，蔣介石請他吃了一頓800大洋的盛宴。在延安，毛澤東則用親手栽種的蔬菜和鄰居送來的一隻母雞宴請他。他當時就感慨：“得天下者，共產黨也，中國的希望，在延安。”今天，我們已經告別那種極度貧困的年代，但艱苦奮鬥、節儉持家的精神永遠不能丟，必須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指出，“抓改進工作作風，各項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堅持和發揚艱苦奮鬥精神”，多次強調黨員領導幹部“要艱苦奮鬥、清正廉潔，正確行使權力，在各種誘惑面前經得起考驗”，強調“全黨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永遠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永遠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凡此，皆充分展現了共產黨人“清”的紅色基因。
另一方面，“清”體現為清正、清廉、清明的政治操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著力從嚴從細管黨治黨，淨化黨內政治生態，從作風建設這個環節突破，真管真嚴、敢管敢嚴、長管長嚴，全面強化黨內監督，遏制腐敗滋生蔓延勢頭，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使一大批違規違紀問題得到糾正，一大批“老虎”“蒼蠅”受到懲處，黨內清風正氣不斷上升，歪風邪氣受到極大遏制，黨心民心受到極大振奮，從根本上講都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對“清”這一核心價值的深刻堅守，集中體現了對清正、清廉、清明價值準則的全面校正。
四是實。中國人自古就把“實”作為一種價值理念予以倡行，有“修學好古，實事求是”的倡導，亦有“清談誤國”歷史教訓的深刻總結。中國共產黨人賦予“實事求是”以更深刻的內涵。
一方面，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們黨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就是實事求是。鄧小平說：“我是實事求是派。”在革命歲月，我們黨在實踐中大膽探索，走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在建設年代，我們黨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不斷探索走自己的路。在改革的歷史新時期，我們黨在實踐中大膽探索、開拓創新，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我們過去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靠實事求是。我們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還是要靠實事求是”。
另一方面，“實”具有非常豐富的思想方向、價值導向、工作取向。體現在價值觀和方法論上，就是以實為信念，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以實事求是為靈魂和精髓；體現在政治倫理準則上，就是求真務實、崇尚實幹，恪守“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理念，堅守“三嚴三實”準則，從嚴上要求、在實處著力，注重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做老實人、說老實話、幹老實事；體現在行動取向上，就是重實際、求實效、鼓實勁、出實招，注重兢兢業業勤政實幹、腳踏實地勇於擔當。
五是明。古代賢聖皆以兼聽為明。中國共產黨人以洞明世界大勢、洞明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洞明自身建設而立身，以認識和把握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而前行，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了“明”的核心價值理念，使其成為一代代優秀共產黨人實現“內聖而外王”的關鍵路徑。
一方面，“明”體現在修養之道上，是一種黨性錘鍊。黨性修養，是共產黨人的“心學”。“明”的核心價值內化為共產黨人的自我約束、自我修養，主要表現為：光明磊落、襟懷坦蕩，不掩飾缺點、不迴避問題、不文過飾非；有自知之明、兼聽而明，廣泛聽取群眾意見、汲取群眾智慧，杜絕剛愎自用；勇於自我革命、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致力於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另一方面，“明”體現在治理之道上，是一種進取精神。首先是時刻對我們黨所處歷史方位予以深刻洞察而葆有的那麼一種憂患意識。中國共產黨人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既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又富有強烈的“四大考驗”“四種危險”等憂患意識。1949年，黨中央從西柏坡動身前往北京時，毛澤東說：“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週年紀念大會上深刻指出：“這場考試還沒有結束，還在繼續。今天，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所做的一切工作，就是這場考試的繼續。”這種深沉的憂患，使一代代優秀共產黨人永不自滿，始終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其次是時刻對我們黨肩負的歷史使命、面臨的風險挑戰予以清醒認識而葆有的那麼一種改革創新精神。我們黨在指導思想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結合新的實踐不斷作出新的理論創造；在偉大實踐中，始終堅持改革創新，強調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重視基層探索實踐，始終注重加強學習，不斷為中國這艘巨輪開闢勝利前進的道路。這種強烈的改革創新精神，使我們黨勇於變革、勇於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使一代代優秀共產黨人保持著旺盛的改革創新精氣神。
價值觀的提煉和概括不易，價值觀的涵養和踐行更不易。而文化的效力，往往是需要積十年甚至數十年之功，才會真正產生那種不可逆轉的影響力，進而逐漸內化為人們的血脈和基因。然而，當我們以共產黨人價值觀為核心，大力推進黨內政治文化建設，黨內政治生態的土壤就會得到持續的改良，一代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就會有一個顯著的改變，進而共產黨人的精神境界就會發生質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