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有人談論的周作人二三事

鮮有人談論的周作人二三事

伍慶祿

由陳子善編，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閒話周作人》一書中，有一篇回憶周作人的文章，是徐淦1989年2月7日作的，但不知發表在何處。按編者前言說編選的原則是：“80年代以來已公開發表且有較大影響的回憶文字儘可能入選。”文中記載了他親身經歷的周作人好幾件鮮為人知的軼事，都是可以用來還原一個活生生的周作人的材料。但不知道為什麼後來的周作人研究專家都不採用。也許是我的孤聞陋見吧，我的手頭除了有周作人的全部著作外（還有不全的幾個版本的著作），研究或綜述周作人的專著或合編本，只有錢理群箸《周作人傳》、舒蕪編《周作人的是非功過》、耿傳明箸《周作人最後22年》、程光煒編《周作人評說八十年》幾種。

徐淦，筆名徐光玉、餘金等。中國連環畫研究會理事，副編審。1916年生於浙江省紹興安昌，1938年四川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專長連環畫文字編輯與腳本編寫，擅長小說、電影劇本、戲劇本、散文、詩歌等。

所記軼事

一：扶貧濟困的周作人

1、“我因被《自由論壇報》開除失業在家，就夾了個鋪蓋捲到北京求安身立命之地。我住進前門外的小旅店，我去了八道灣11號看知堂。沒想到知堂會對我那麼熱情。他說:‘前門外小旅店住不得，北方的天越北方的天越下去越冷，旅店裡生個小爐子要加錢，添一條棉被又要加錢，怎麼能持久呢？足下還是搬到舍間來住，就睡在這間書房後面，等有了工作再說。’

知堂肯照顧我，決不是欣賞我有什麼才華，僅僅出於鄉誼，憐惜我是個舉目無親的畸零人吧。

我接受了好意，第二天就夾著鋪蓋捲去了。知堂的妻子羽太信子早已給我在用一排書櫃隔開的書房後半小間放一張長方形餐桌當床，靠後窗收拾好一張小書桌，就安了一盞25燭的檯燈。——

住進去的第一天，知堂抱歉地對我說，‘就是委屈點，怠慢些，多少可以省點旅店費和取暖費罷了。一日三餐，恕我不能招待，請足下自理。這裡的電費月底按燈頭攤派，足下要做夜作，一盞檯燈是外加的，要請你照付一份電費。’

我已感激得很，一一照辦。但對他不讓我在他家搭飯，我心裡不免想：大概老頭吃得挺講究，飯費不好算吧?”

2、“從此，我每天在新街口一家百年老店永順居堂口的小吃部用餐，——

水順居小吃部有個胖胖的夥計，服務態度特好，客人稀少的時候，他常和我攀談。有一次提到周作人，他忽然豎起大拇指講給我聽：‘周先生是個好人，新街口一帶誰不知道他!他老人家當大學教授和做官的時候，每月發薪發白面那天，一定把白麵分散給四近揭不開鍋的窮苦人家。誰要是去向他告幫，他從來不叫人失望，總是十塊十塊地接濟人……’

這話出自市井小民之口，我信。知堂拿教薪和做偽官得來的白麵分散給窮人，不愧他畢生稱道的一個仁‘字’也不可不記上一筆。”

3、“我在八道灣寄寓的日子不很長，我進了文化部藝術局美術處創辦的某出版社當文字編輯，專做小人書，月給小米400斤。

知堂為了慶賀我有了工作，請我在他家吃了一頓大蔥紅燒肉。

我要攜妻小來北京安家了。知堂代央圖書館的王先生幫我在新街口羅兒衚衕租了個瓦屋低窗的小獨院裡的三間北房。不久我便離開了苦茶庵。

知堂夫人送我一套茶具，豐一君送的是日本木雕大煙灰缸。知堂親自捧來一塊硯臺，硯臺極好，他聲明是暫供，要歸還的。

到了1957年反右，單位裡超額完成指標把我劃成右派分子，還被開除公職，強送西大荒教養農場勞改。

我在農場無償勞改期間，我的妻子下放天津，靠62元月工資拖拉著7個小兒女。在那六親不認的年代裡，知堂從他的稿費收入中兩次自動寄鑄給她，一次100元，一次16無。寄16元那次還在信上道歉，說他因老伴病故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預支稿費從400元減成200元了。其時我還不知道豐一君也被劃成右派，只領生活費，老人得照顧孫兒女，他自己在生活上也很拮据。

知堂怎麼會在自已那麼困難的時侯還顧及我的家屬呢?這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

二、賢妻良母型的羽太信子

“有人在文章裡說他當年曾在家中大擺筵席，我也信;有人說他那時的生活如何闊綽，恐怕帶些虛頭；有人還說知堂的夫人光會亂花錢，不會持家，還是個潑婦。這種話，不管出於誰的口，我也覺得未免失之於偏激。

我所見到的羽太信子不是這祥的人。

1、有一次，她忽然拿批准她入中國籍的證書給我看，興奮地說了一通，我只從表情看出她非常高興，只好連連點頭裝做我已理解她的意思，知堂只好在旁翻譯，說她表示自己愛中國，渴望入中國籍，申請了不知多少回，現在終於如願以償，所以萬分喜悅。

2、她以日本主婦的殷勤，每天晚上等我坐下來作文讀書，定規用黃漆木盤託著剛沏好的小茶壺送到後間來給我。有一次，她卻指指我桌上的檯燈，放下茶盤，又指指爐子上的水壺，說了幾句話，態度挺認真。我想，莫非她說的是我這盞燈直開到天亮，我該多付一點水電費嗎?知堂見我不明白，連忙又來翻譯給我聽：‘內人告訴足下，自從足下來後，院子裡左鄰右舍，都對她說，她們覺得又像過去大先生住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通宵在燈下幹夜活的情形了，她們對大先生都是很敬愛、挺懷念的。’

3、豐一君夫婦是雙職工，早出晚歸。他們的兒女還小，都在上學。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裡裡外外操勞個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像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窮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儉樸素。

4、1949年至1950年間她當的這個家也真窮。知堂靠上海《亦報>按月寄來的有限稿費度日，甚至教一個女學生補習英文掙點錢貼補家用。有時錢接不上，他一籌莫展。我見羽太信子幾次不得不整理出一捆捆舊雜誌舊報紙叫進小販來論斤賣掉。全家差不多頓頓是豆腐青菜，我這才明白難怪知堂不好意思讓我在他家搭飯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