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長期教科書歷史教育的影響，大部分中國人對於歷史問題的思考，是由概念到概念的，比如說起西周，就是分封制，說起秦朝，就是郡縣制，分裂自然不好，大一統自然是好的，好的就得誇，不好的，就要批評。
問題是，你連當時情況都不瞭解，批評的就不是真正的“西周”，而是混同了“分封制”概念的想象的周制。
而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對於一個王朝而言，分封貴族和郡縣流官，本質上都是“手段”，統治的維持才是目的，而上述批判，實際上是以今天的價值判斷為核心，評價“手段”的好與不好，完全是本末倒置。
如果我們回到周朝建立，其制度逐步完成的過程中，就會發現，“分封”只是它當時一系列統治手段中的一環罷了。
相對“分封”，這個很明顯在文獻記載中並非周朝首創，而只不過是繼承和發揚者的制度，周朝奠基時所採取的“國野制度”，才是真正特殊，甚至可以說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制度變革。
周自建立之初，即採取了劃分國人和野人的國策，以“周人”群體為核心，容納一部分外族同盟者，構成了一個跨越部族和文化系統的新的政治、軍事、社會集團，並居住於王畿和分封的“國”中，也就是軍事化城邦的居民。
國人與野人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前者需要承擔軍役，而後者則只需要承擔貢賦，而有權力從軍者才有權利參與政治。
這一套制度，在表面上頗為類似於古羅馬早期公民權，但由於周王室對於“國人”擁有的“家天下”支配權，比如分封后的“諸侯”擁有“國人”民戶，一同遷徙立國，又將二者嚴格區分開。
而“國人”個體本身並沒有權力，對“野人”施加所謂的統治者特權，而是作為“集體”的國家對於“野人”這個被征服者群體的社會階層，行使統治，在其社區內部，則仍是“村社自治”或者“部落自治”。
如果非要與同時代相比較的話，亞歷山大大帝東征後在東方建立的一系列希臘移民國家，採取的統治思路，與此制度更為相似，即存在希臘人的社區，而其君主則是希臘人社區和本土被征服社區的共主。
如果這個比較太過陌生，那麼，中國歷史上最有助於理解的，就是清代的八旗治天下，即以“小族臨大邦”，以文明邊緣的野蠻政治、軍事聯合體征服先進的文明後，通過社區分治的方式，來完成自身政權的建構。
當然， 清太祖努爾哈赤時代的八旗更雷同於草原上的分封，甚至不吝於將統治區內的“遼人”，也就是之前的明朝漢人，乃至於漢軍打為“包衣”，讓它們與“旗丁”本人或者“牛錄”組織形成人身依附關係。
而這些“旗丁”和“牛錄”又被分賜給諸子、侄子，形成層級人身依附的分封體制。
真正的變化是在清太宗皇太極到清世祖福臨執政的時代，大汗、皇帝不斷侵奪分封領主的封建權力，而建構出一套以“國族”為單位的鎮壓體制。
在此條件下，所謂的“分封制”實際上只是整個制度體系的一個側面，即對於東方新徵服地區要點的軍事殖民，進行分封，這種分封，某種意義上講，類似於八旗的駐防。
只不過相對於已經具備完善的財政制度的明朝而言，西周所征服的商地和東夷地，仍是部落酋邦組織，並不具備整體性地供養“國族”人口的財政能力，所以，這些分封諸侯，就成為了王朝統治的“據點”和“力量前哨”。
所以，其中既有齊、魯這樣擴張成功的諸侯，也有漢水諸姬這種擴張失敗，最終消亡的諸侯國，根本原因就在於“國族”本身就是“鎮壓型政權”的工具，而不是“利益分配的特權階層”，你還得幹事兒，還得打仗，承擔血稅，扛不住，就只有死。
同樣，如果諸侯們不能發揮能力，將這些文化、經濟落後的“國族”人口凝聚在一起，被周邊更先進的文明吸引過去，你的失敗，也沒有辦法收到同姓們的同情。
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事實是，代表著周王朝對東方統治的兩大諸侯國，齊和魯，自建立之後就走了兩條不同的統治路線，前者的太公望家族，採取了接受夷禮，也就是與本地被征服者和解的合作姿態，走向了強大。
而周公的長子伯禽，卻堅守周禮，也就是自己的文化自信，保持著國、野之間的界限，甚至一直到春秋晚期的魯國都城墓葬，我們仍舊可以看到兩個截然不同的文化亞型，也就是說，作為兩個文化實體，共生了至少6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