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他半個多世紀奮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一個生動縮影。”而重慶紅巖歲月，是周恩來革命生涯中輝煌的歷史篇章，銘刻著他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謀求中國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勳和培育的偉大紅巖精神。
01
勇擔歷史使命，
推動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但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轉為實施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受其影響，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其抗戰政策逐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由此使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隨時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
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新形勢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周恩來肩負中共中央的重託，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長期具體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及解決兩黨關係問題。他善於把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幾度挽狂瀾於既倒，始終維護著國共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使命。這是周恩來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特殊貢獻。
為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周恩來堅定地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38年12月，周恩來剛到重慶，就面臨蔣介石以藉口民族抗戰為名企圖吞併共產黨的“一個大黨”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回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之後，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又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先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當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悍然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瀕臨崩潰之時，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僅25字巧妙深刻地將皖南事變真相揭示於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他帶領南方局廣泛團結各愛國民主力量，以強大的政治攻勢，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擊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做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承諾。消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危機，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
"“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他半個多世紀奮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一個生動縮影。”而重慶紅巖歲月，是周恩來革命生涯中輝煌的歷史篇章，銘刻著他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謀求中國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勳和培育的偉大紅巖精神。
01
勇擔歷史使命，
推動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但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轉為實施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受其影響，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其抗戰政策逐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由此使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隨時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
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新形勢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周恩來肩負中共中央的重託，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長期具體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及解決兩黨關係問題。他善於把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幾度挽狂瀾於既倒，始終維護著國共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使命。這是周恩來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特殊貢獻。
為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周恩來堅定地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38年12月，周恩來剛到重慶，就面臨蔣介石以藉口民族抗戰為名企圖吞併共產黨的“一個大黨”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回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之後，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又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先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當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悍然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瀕臨崩潰之時，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僅25字巧妙深刻地將皖南事變真相揭示於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他帶領南方局廣泛團結各愛國民主力量，以強大的政治攻勢，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擊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做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承諾。消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危機，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
在國共關係中，鬥爭是為了聯合抗日。周恩來在與國民黨頑固派做堅決鬥爭的同時又善於發現、擴大各種有利於團結抗日的因素，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排除黨派之爭，堅持抗戰團結的誠意。在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鬥爭中，他指出，破壞抗戰的危險“主要的是反映在國民黨中的投降分子，與國民黨的抗戰領導及其群眾是有嚴重區別的，與廣大人民及抗戰軍隊是對立的”。面對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戰役嚴重失利後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戰，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表示配合作戰打敵人。對蔣介石有利於抗日的言論，如《“九一八”十週年告全國國民書》中表示抗戰到底的態度，也給予肯定。同時，為改善兩黨關係，周恩來經常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協調對敵作戰行動和調整相互關係、解決矛盾衝突。對此，他曾感慨地說：“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談判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02
凝聚各方力量，
奠定新中國成立的重要基礎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中國戰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方力量彙集於此。周恩來帶領南方局在國統區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凝聚各方力量，為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胡喬木同志曾評價：沒有周恩來領導在大後方進行的廣泛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後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
奠定了新中國政協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礎。抗戰時期，為爭取國共兩黨之外的廣大中間勢力，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他在指導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方針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場合，與中間勢力廣交朋友，消除隔閡，增進友誼。他常出入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觸，在品茶談笑間縱橫天下，遇事相互堅持、共同進退，建立起肝膽相照的關係，促成了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的建立。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又團結他們爭取舊政協會議召開、掀起反內戰的和平民主運動，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成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局面，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1948年，中共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1949年9月新政協會議召開，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最終被確立為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開闢了新中國外交格局。抗戰時期，周恩來衝破國民黨的外交壟斷，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促進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他制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外事方針，帶領南方局利用各種機會，廣交朋友，經常同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會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相，爭取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團結抗戰的支持，努力擴大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4年，周恩來先後促成中外記者考察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1945年又爭取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我黨獨立外交的開端，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動空間，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推動了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進程。抗戰時期，周恩來貫徹黨中央指示，在華南地區建立和發展了瓊崖、東江和珠江等抗日遊擊根據地，成為敵後三大戰場之一。解放戰爭時期，雖然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但在抗戰時期武裝力量的基礎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雲南、貴州等地很快發展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桂滇黔邊縱隊等人民武裝，在華南、西南等地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有力地配合了全國解放戰爭。周恩來還親自或通過各種渠道做盧漢、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支持他們在堅持抗戰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鬥爭中不斷進步，使他們最終在解放戰爭中率部起義，走向人民陣營，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團結和培養了大批新中國建設人才。抗戰時期，周恩來愛護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組織了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香港大營救，鼓勵和幫助郭沫若、翦伯贊等人結合抗戰現實開展學術研究，造就出一支為民族解放吶喊戰鬥的文化生力軍。在南方局領導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田漢、範長江、胡愈之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為繁榮發展新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周恩來還高瞻遠矚，把目光投向未來，推動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等組織，動員進步大學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國留學，並先後選派計蘇華、徐鳴、賴亞力、蘭毓鍾、薛葆鼎、侯祥麟等中共黨員出國留學，要求他們“要作長期準備，在科學技術領域學有所成，還得多團結點人，為將來的建設作準備。”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朱光亞等人相繼回國，形成了一次次高級科技人員回國潮，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他半個多世紀奮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一個生動縮影。”而重慶紅巖歲月，是周恩來革命生涯中輝煌的歷史篇章，銘刻著他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謀求中國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勳和培育的偉大紅巖精神。
01
勇擔歷史使命，
推動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但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轉為實施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受其影響，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其抗戰政策逐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由此使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隨時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
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新形勢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周恩來肩負中共中央的重託，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長期具體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及解決兩黨關係問題。他善於把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幾度挽狂瀾於既倒，始終維護著國共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使命。這是周恩來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特殊貢獻。
為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周恩來堅定地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38年12月，周恩來剛到重慶，就面臨蔣介石以藉口民族抗戰為名企圖吞併共產黨的“一個大黨”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回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之後，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又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先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當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悍然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瀕臨崩潰之時，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僅25字巧妙深刻地將皖南事變真相揭示於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他帶領南方局廣泛團結各愛國民主力量，以強大的政治攻勢，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擊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做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承諾。消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危機，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
在國共關係中，鬥爭是為了聯合抗日。周恩來在與國民黨頑固派做堅決鬥爭的同時又善於發現、擴大各種有利於團結抗日的因素，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排除黨派之爭，堅持抗戰團結的誠意。在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鬥爭中，他指出，破壞抗戰的危險“主要的是反映在國民黨中的投降分子，與國民黨的抗戰領導及其群眾是有嚴重區別的，與廣大人民及抗戰軍隊是對立的”。面對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戰役嚴重失利後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戰，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表示配合作戰打敵人。對蔣介石有利於抗日的言論，如《“九一八”十週年告全國國民書》中表示抗戰到底的態度，也給予肯定。同時，為改善兩黨關係，周恩來經常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協調對敵作戰行動和調整相互關係、解決矛盾衝突。對此，他曾感慨地說：“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談判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02
凝聚各方力量，
奠定新中國成立的重要基礎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中國戰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方力量彙集於此。周恩來帶領南方局在國統區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凝聚各方力量，為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胡喬木同志曾評價：沒有周恩來領導在大後方進行的廣泛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後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
奠定了新中國政協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礎。抗戰時期，為爭取國共兩黨之外的廣大中間勢力，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他在指導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方針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場合，與中間勢力廣交朋友，消除隔閡，增進友誼。他常出入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觸，在品茶談笑間縱橫天下，遇事相互堅持、共同進退，建立起肝膽相照的關係，促成了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的建立。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又團結他們爭取舊政協會議召開、掀起反內戰的和平民主運動，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成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局面，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1948年，中共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1949年9月新政協會議召開，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最終被確立為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開闢了新中國外交格局。抗戰時期，周恩來衝破國民黨的外交壟斷，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促進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他制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外事方針，帶領南方局利用各種機會，廣交朋友，經常同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會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相，爭取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團結抗戰的支持，努力擴大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4年，周恩來先後促成中外記者考察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1945年又爭取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我黨獨立外交的開端，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動空間，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推動了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進程。抗戰時期，周恩來貫徹黨中央指示，在華南地區建立和發展了瓊崖、東江和珠江等抗日遊擊根據地，成為敵後三大戰場之一。解放戰爭時期，雖然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但在抗戰時期武裝力量的基礎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雲南、貴州等地很快發展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桂滇黔邊縱隊等人民武裝，在華南、西南等地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有力地配合了全國解放戰爭。周恩來還親自或通過各種渠道做盧漢、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支持他們在堅持抗戰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鬥爭中不斷進步，使他們最終在解放戰爭中率部起義，走向人民陣營，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團結和培養了大批新中國建設人才。抗戰時期，周恩來愛護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組織了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香港大營救，鼓勵和幫助郭沫若、翦伯贊等人結合抗戰現實開展學術研究，造就出一支為民族解放吶喊戰鬥的文化生力軍。在南方局領導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田漢、範長江、胡愈之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為繁榮發展新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周恩來還高瞻遠矚，把目光投向未來，推動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等組織，動員進步大學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國留學，並先後選派計蘇華、徐鳴、賴亞力、蘭毓鍾、薛葆鼎、侯祥麟等中共黨員出國留學，要求他們“要作長期準備，在科學技術領域學有所成，還得多團結點人，為將來的建設作準備。”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朱光亞等人相繼回國，形成了一次次高級科技人員回國潮，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03
堅守黨的初心，
熔鑄偉大紅巖精神
國統區的黨組織大多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才恢復或新建的，黨員質量參差不齊。他們既要隨時經受“生與死”的考驗，又要面臨高官厚祿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誘惑，意志不堅者可能會迷失。面對如此特殊而嚴酷的環境，要堅守黨的政治本色，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使命，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就成為“極端嚴重的任務”和“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
為鞏固國統區黨組織，周恩來始終堅持理想信念教育，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突出位置，舉辦訓練班，進行共產主義、馬列主義和抗戰形勢、革命氣節教育，發出“學習、學習、再學習”的號召，要求廣大黨員要堅持自學馬列和毛澤東著作，要“研究學問，學習主義”，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強調黨的立場就是領導幹部的立場，要求堅持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人人要有堅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要有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激勵他們“出汙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汙”。在組織建設上，周恩來堅決貫徹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要求國統區黨的工作要轉到地下去，使黨成為真正的徹底的地下黨，成為群眾的黨，明確提出在組織發展上“質重於量，鞏固重於發展”的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建立“據點”，深入社會，依靠群眾，機動靈活地把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公開工作與隱蔽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結合起來，使黨組織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在作風建設上，周恩來以身作則，率先垂範。開展黨內生活時，總是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尊重他人觀點，重視反面和批評的意見，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決策，帶動黨的生活嚴肅而又活潑；努力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做到凡是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常常叮囑工作人員買衣服簡單些，做飯簡單些，住房簡單些，強調“不忘延安”，反對蛻化或腐化思想。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國統區的廣大黨員無論是公開鬥爭，還是深入虎穴；無論是政壇搏擊，還是沉浮商海；無論是身在紅巖，還是隱於鄉間，他們都能始終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堅守黨的政治信仰，把對共產主義的堅定理想信念，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執著作為立身之本，把高舉抗戰民主旗幟，堅持抗戰到底作為踐行黨性，忠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神聖使命。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在重慶八年的艱苦歲月裡，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周恩來帶領國統區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把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民族氣節結合起來，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紅巖精神，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向國統區人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他半個多世紀奮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一個生動縮影。”而重慶紅巖歲月，是周恩來革命生涯中輝煌的歷史篇章，銘刻著他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謀求中國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勳和培育的偉大紅巖精神。
01
勇擔歷史使命，
推動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但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轉為實施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受其影響，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其抗戰政策逐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由此使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隨時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
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新形勢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周恩來肩負中共中央的重託，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長期具體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及解決兩黨關係問題。他善於把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幾度挽狂瀾於既倒，始終維護著國共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使命。這是周恩來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特殊貢獻。
為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周恩來堅定地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38年12月，周恩來剛到重慶，就面臨蔣介石以藉口民族抗戰為名企圖吞併共產黨的“一個大黨”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回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之後，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又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先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當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悍然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瀕臨崩潰之時，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僅25字巧妙深刻地將皖南事變真相揭示於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他帶領南方局廣泛團結各愛國民主力量，以強大的政治攻勢，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擊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做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承諾。消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危機，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
在國共關係中，鬥爭是為了聯合抗日。周恩來在與國民黨頑固派做堅決鬥爭的同時又善於發現、擴大各種有利於團結抗日的因素，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排除黨派之爭，堅持抗戰團結的誠意。在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鬥爭中，他指出，破壞抗戰的危險“主要的是反映在國民黨中的投降分子，與國民黨的抗戰領導及其群眾是有嚴重區別的，與廣大人民及抗戰軍隊是對立的”。面對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戰役嚴重失利後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戰，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表示配合作戰打敵人。對蔣介石有利於抗日的言論，如《“九一八”十週年告全國國民書》中表示抗戰到底的態度，也給予肯定。同時，為改善兩黨關係，周恩來經常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協調對敵作戰行動和調整相互關係、解決矛盾衝突。對此，他曾感慨地說：“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談判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02
凝聚各方力量，
奠定新中國成立的重要基礎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中國戰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方力量彙集於此。周恩來帶領南方局在國統區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凝聚各方力量，為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胡喬木同志曾評價：沒有周恩來領導在大後方進行的廣泛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後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
奠定了新中國政協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礎。抗戰時期，為爭取國共兩黨之外的廣大中間勢力，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他在指導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方針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場合，與中間勢力廣交朋友，消除隔閡，增進友誼。他常出入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觸，在品茶談笑間縱橫天下，遇事相互堅持、共同進退，建立起肝膽相照的關係，促成了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的建立。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又團結他們爭取舊政協會議召開、掀起反內戰的和平民主運動，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成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局面，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1948年，中共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1949年9月新政協會議召開，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最終被確立為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開闢了新中國外交格局。抗戰時期，周恩來衝破國民黨的外交壟斷，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促進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他制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外事方針，帶領南方局利用各種機會，廣交朋友，經常同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會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相，爭取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團結抗戰的支持，努力擴大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4年，周恩來先後促成中外記者考察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1945年又爭取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我黨獨立外交的開端，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動空間，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推動了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進程。抗戰時期，周恩來貫徹黨中央指示，在華南地區建立和發展了瓊崖、東江和珠江等抗日遊擊根據地，成為敵後三大戰場之一。解放戰爭時期，雖然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但在抗戰時期武裝力量的基礎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雲南、貴州等地很快發展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桂滇黔邊縱隊等人民武裝，在華南、西南等地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有力地配合了全國解放戰爭。周恩來還親自或通過各種渠道做盧漢、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支持他們在堅持抗戰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鬥爭中不斷進步，使他們最終在解放戰爭中率部起義，走向人民陣營，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團結和培養了大批新中國建設人才。抗戰時期，周恩來愛護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組織了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香港大營救，鼓勵和幫助郭沫若、翦伯贊等人結合抗戰現實開展學術研究，造就出一支為民族解放吶喊戰鬥的文化生力軍。在南方局領導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田漢、範長江、胡愈之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為繁榮發展新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周恩來還高瞻遠矚，把目光投向未來，推動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等組織，動員進步大學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國留學，並先後選派計蘇華、徐鳴、賴亞力、蘭毓鍾、薛葆鼎、侯祥麟等中共黨員出國留學，要求他們“要作長期準備，在科學技術領域學有所成，還得多團結點人，為將來的建設作準備。”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朱光亞等人相繼回國，形成了一次次高級科技人員回國潮，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03
堅守黨的初心，
熔鑄偉大紅巖精神
國統區的黨組織大多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才恢復或新建的，黨員質量參差不齊。他們既要隨時經受“生與死”的考驗，又要面臨高官厚祿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誘惑，意志不堅者可能會迷失。面對如此特殊而嚴酷的環境，要堅守黨的政治本色，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使命，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就成為“極端嚴重的任務”和“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
為鞏固國統區黨組織，周恩來始終堅持理想信念教育，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突出位置，舉辦訓練班，進行共產主義、馬列主義和抗戰形勢、革命氣節教育，發出“學習、學習、再學習”的號召，要求廣大黨員要堅持自學馬列和毛澤東著作，要“研究學問，學習主義”，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強調黨的立場就是領導幹部的立場，要求堅持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人人要有堅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要有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激勵他們“出汙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汙”。在組織建設上，周恩來堅決貫徹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要求國統區黨的工作要轉到地下去，使黨成為真正的徹底的地下黨，成為群眾的黨，明確提出在組織發展上“質重於量，鞏固重於發展”的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建立“據點”，深入社會，依靠群眾，機動靈活地把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公開工作與隱蔽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結合起來，使黨組織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在作風建設上，周恩來以身作則，率先垂範。開展黨內生活時，總是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尊重他人觀點，重視反面和批評的意見，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決策，帶動黨的生活嚴肅而又活潑；努力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做到凡是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常常叮囑工作人員買衣服簡單些，做飯簡單些，住房簡單些，強調“不忘延安”，反對蛻化或腐化思想。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國統區的廣大黨員無論是公開鬥爭，還是深入虎穴；無論是政壇搏擊，還是沉浮商海；無論是身在紅巖，還是隱於鄉間，他們都能始終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堅守黨的政治信仰，把對共產主義的堅定理想信念，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執著作為立身之本，把高舉抗戰民主旗幟，堅持抗戰到底作為踐行黨性，忠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神聖使命。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在重慶八年的艱苦歲月裡，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周恩來帶領國統區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把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民族氣節結合起來，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紅巖精神，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向國統區人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自覺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精神，崇高的事業需要榜樣引領。重溫周恩來的紅巖歲月，就是要繼承和發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範，深學篤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領會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的內涵和要求，始終堅守黨的初心，自覺、主動地擔負起新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以實際行動踐行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為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不懈奮鬥！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他半個多世紀奮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一個生動縮影。”而重慶紅巖歲月，是周恩來革命生涯中輝煌的歷史篇章，銘刻著他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謀求中國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勳和培育的偉大紅巖精神。
01
勇擔歷史使命，
推動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但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轉為實施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受其影響，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其抗戰政策逐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由此使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隨時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
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新形勢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周恩來肩負中共中央的重託，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長期具體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及解決兩黨關係問題。他善於把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幾度挽狂瀾於既倒，始終維護著國共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使命。這是周恩來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特殊貢獻。
為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周恩來堅定地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38年12月，周恩來剛到重慶，就面臨蔣介石以藉口民族抗戰為名企圖吞併共產黨的“一個大黨”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回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之後，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又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先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當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悍然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瀕臨崩潰之時，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僅25字巧妙深刻地將皖南事變真相揭示於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他帶領南方局廣泛團結各愛國民主力量，以強大的政治攻勢，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擊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做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承諾。消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危機，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
在國共關係中，鬥爭是為了聯合抗日。周恩來在與國民黨頑固派做堅決鬥爭的同時又善於發現、擴大各種有利於團結抗日的因素，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排除黨派之爭，堅持抗戰團結的誠意。在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鬥爭中，他指出，破壞抗戰的危險“主要的是反映在國民黨中的投降分子，與國民黨的抗戰領導及其群眾是有嚴重區別的，與廣大人民及抗戰軍隊是對立的”。面對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戰役嚴重失利後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戰，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表示配合作戰打敵人。對蔣介石有利於抗日的言論，如《“九一八”十週年告全國國民書》中表示抗戰到底的態度，也給予肯定。同時，為改善兩黨關係，周恩來經常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協調對敵作戰行動和調整相互關係、解決矛盾衝突。對此，他曾感慨地說：“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談判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02
凝聚各方力量，
奠定新中國成立的重要基礎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中國戰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方力量彙集於此。周恩來帶領南方局在國統區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凝聚各方力量，為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胡喬木同志曾評價：沒有周恩來領導在大後方進行的廣泛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後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
奠定了新中國政協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礎。抗戰時期，為爭取國共兩黨之外的廣大中間勢力，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他在指導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方針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場合，與中間勢力廣交朋友，消除隔閡，增進友誼。他常出入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觸，在品茶談笑間縱橫天下，遇事相互堅持、共同進退，建立起肝膽相照的關係，促成了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的建立。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又團結他們爭取舊政協會議召開、掀起反內戰的和平民主運動，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成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局面，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1948年，中共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1949年9月新政協會議召開，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最終被確立為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開闢了新中國外交格局。抗戰時期，周恩來衝破國民黨的外交壟斷，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促進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他制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外事方針，帶領南方局利用各種機會，廣交朋友，經常同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會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相，爭取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團結抗戰的支持，努力擴大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4年，周恩來先後促成中外記者考察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1945年又爭取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我黨獨立外交的開端，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動空間，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推動了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進程。抗戰時期，周恩來貫徹黨中央指示，在華南地區建立和發展了瓊崖、東江和珠江等抗日遊擊根據地，成為敵後三大戰場之一。解放戰爭時期，雖然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但在抗戰時期武裝力量的基礎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雲南、貴州等地很快發展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桂滇黔邊縱隊等人民武裝，在華南、西南等地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有力地配合了全國解放戰爭。周恩來還親自或通過各種渠道做盧漢、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支持他們在堅持抗戰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鬥爭中不斷進步，使他們最終在解放戰爭中率部起義，走向人民陣營，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團結和培養了大批新中國建設人才。抗戰時期，周恩來愛護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組織了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香港大營救，鼓勵和幫助郭沫若、翦伯贊等人結合抗戰現實開展學術研究，造就出一支為民族解放吶喊戰鬥的文化生力軍。在南方局領導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田漢、範長江、胡愈之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為繁榮發展新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周恩來還高瞻遠矚，把目光投向未來，推動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等組織，動員進步大學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國留學，並先後選派計蘇華、徐鳴、賴亞力、蘭毓鍾、薛葆鼎、侯祥麟等中共黨員出國留學，要求他們“要作長期準備，在科學技術領域學有所成，還得多團結點人，為將來的建設作準備。”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朱光亞等人相繼回國，形成了一次次高級科技人員回國潮，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03
堅守黨的初心，
熔鑄偉大紅巖精神
國統區的黨組織大多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才恢復或新建的，黨員質量參差不齊。他們既要隨時經受“生與死”的考驗，又要面臨高官厚祿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誘惑，意志不堅者可能會迷失。面對如此特殊而嚴酷的環境，要堅守黨的政治本色，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使命，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就成為“極端嚴重的任務”和“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
為鞏固國統區黨組織，周恩來始終堅持理想信念教育，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突出位置，舉辦訓練班，進行共產主義、馬列主義和抗戰形勢、革命氣節教育，發出“學習、學習、再學習”的號召，要求廣大黨員要堅持自學馬列和毛澤東著作，要“研究學問，學習主義”，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強調黨的立場就是領導幹部的立場，要求堅持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人人要有堅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要有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激勵他們“出汙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汙”。在組織建設上，周恩來堅決貫徹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要求國統區黨的工作要轉到地下去，使黨成為真正的徹底的地下黨，成為群眾的黨，明確提出在組織發展上“質重於量，鞏固重於發展”的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建立“據點”，深入社會，依靠群眾，機動靈活地把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公開工作與隱蔽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結合起來，使黨組織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在作風建設上，周恩來以身作則，率先垂範。開展黨內生活時，總是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尊重他人觀點，重視反面和批評的意見，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決策，帶動黨的生活嚴肅而又活潑；努力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做到凡是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常常叮囑工作人員買衣服簡單些，做飯簡單些，住房簡單些，強調“不忘延安”，反對蛻化或腐化思想。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國統區的廣大黨員無論是公開鬥爭，還是深入虎穴；無論是政壇搏擊，還是沉浮商海；無論是身在紅巖，還是隱於鄉間，他們都能始終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堅守黨的政治信仰，把對共產主義的堅定理想信念，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執著作為立身之本，把高舉抗戰民主旗幟，堅持抗戰到底作為踐行黨性，忠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神聖使命。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在重慶八年的艱苦歲月裡，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周恩來帶領國統區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把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民族氣節結合起來，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紅巖精神，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向國統區人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自覺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精神，崇高的事業需要榜樣引領。重溫周恩來的紅巖歲月，就是要繼承和發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範，深學篤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領會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的內涵和要求，始終堅守黨的初心，自覺、主動地擔負起新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以實際行動踐行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為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不懈奮鬥！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
“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他半個多世紀奮鬥的人生歷程是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一個生動縮影。”而重慶紅巖歲月，是周恩來革命生涯中輝煌的歷史篇章，銘刻著他為爭取中華民族獨立，謀求中國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卓著功勳和培育的偉大紅巖精神。
01
勇擔歷史使命，
推動國共合作抗戰到底
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與解放，是中國共產黨肩負的歷史使命。全國抗戰爆發後，中國共產黨捐棄前嫌，與國民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抗戰的局面。但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侵華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對國民黨政府轉為實施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受其影響，國民黨內的投降、分裂、倒退傾向日益顯現，其抗戰政策逐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由此使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隨時面臨著發生逆轉的危險。
為適應抗戰相持階段到來的新形勢和現實鬥爭的需要，根據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1939年1月以周恩來為書記，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其核心使命是維護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此，周恩來肩負中共中央的重託，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代表黨中央處理有關國共合作和事關抗戰全局的重大問題，長期具體負責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及解決兩黨關係問題。他善於把原則堅定性和策略靈活性結合起來，運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鬥爭藝術，幾度挽狂瀾於既倒，始終維護著國共團結抗戰局面直至抗戰勝利，出色地完成了所擔負的使命。這是周恩來對中國抗日戰爭勝利作出的特殊貢獻。
為維護國共團結抗戰大局，周恩來堅定地貫徹黨中央“堅持抗戰，反對妥協；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與國民黨頑固派開展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1938年12月，周恩來剛到重慶，就面臨蔣介石以藉口民族抗戰為名企圖吞併共產黨的“一個大黨”問題，他旗幟鮮明地指出：“兩黨為反對共同敵人與實現共同綱領而進行抗戰建國之合作為一事，所謂兩黨合併，則純為另一回事。前者為現代中國之必然，後者則為根本原則所不許。”“共產黨絕不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絕不能將共產黨的組織合併於其他政黨。”從而保證了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之後，隨著抗戰形勢的變化，國民黨頑固派又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先後發動三次“反共”高潮。特別是當1941年初國民黨頑固派悍然製造皖南事變，國共合作抗戰局面瀕臨崩潰之時，周恩來處變不驚，沉著應對，堅信“黑暗只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奮筆疾書“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僅僅25字巧妙深刻地將皖南事變真相揭示於天下。在黨中央幾度電示“迅即回延”之際，他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決心“堅守陣地，爭取時局好轉”，終獲黨中央同意。按照中央“政治上取全面攻勢，軍事上取守勢”的方針，他帶領南方局廣泛團結各愛國民主力量，以強大的政治攻勢，配合抗日根據地軍民擊退第二次反共高潮，迫使蔣介石做出“以後決無剿共之軍事”承諾。消弭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危機，挽救了瀕臨破裂的國共合作。
在國共關係中，鬥爭是為了聯合抗日。周恩來在與國民黨頑固派做堅決鬥爭的同時又善於發現、擴大各種有利於團結抗日的因素，讓他們真切感受到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排除黨派之爭，堅持抗戰團結的誠意。在反擊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鬥爭中，他指出，破壞抗戰的危險“主要的是反映在國民黨中的投降分子，與國民黨的抗戰領導及其群眾是有嚴重區別的，與廣大人民及抗戰軍隊是對立的”。面對國民黨軍隊在中條山戰役嚴重失利後要求中共方面配合作戰，周恩來根據中央指示，表示配合作戰打敵人。對蔣介石有利於抗日的言論，如《“九一八”十週年告全國國民書》中表示抗戰到底的態度，也給予肯定。同時，為改善兩黨關係，周恩來經常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協調對敵作戰行動和調整相互關係、解決矛盾衝突。對此，他曾感慨地說：“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談判而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
02
凝聚各方力量，
奠定新中國成立的重要基礎
抗戰時期的重慶，是中國戰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各方力量彙集於此。周恩來帶領南方局在國統區維護、鞏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凝聚各方力量，為新中國的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胡喬木同志曾評價：沒有周恩來領導在大後方進行的廣泛統一戰線工作，就很難把當時在國民黨區域的各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團結在我們共產黨的周圍，後來我們建立新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沒有今天這樣的格局。
奠定了新中國政協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礎。抗戰時期，為爭取國共兩黨之外的廣大中間勢力，周恩來創造性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他在指導南方局制定“扶助進步團體，照顧小黨派利益”方針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多種場合，與中間勢力廣交朋友，消除隔閡，增進友誼。他常出入被稱為“民主之家”的特園，與張瀾、黃炎培、梁漱溟、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密切接觸，在品茶談笑間縱橫天下，遇事相互堅持、共同進退，建立起肝膽相照的關係，促成了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等民主黨派的建立。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又團結他們爭取舊政協會議召開、掀起反內戰的和平民主運動，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成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治局面，形成了解放戰爭時期第二條戰線。1948年，中共發佈“五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1949年9月新政協會議召開，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最終被確立為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開闢了新中國外交格局。抗戰時期，周恩來衝破國民黨的外交壟斷，積極開展國際交往，促進建立最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他制定了“宣傳出去，爭取過來”外事方針，帶領南方局利用各種機會，廣交朋友，經常同外國駐華使節、援華機構人員和新聞記者會晤，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的貢獻，揭露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相，爭取國際社會和國際輿論對中國團結抗戰的支持，努力擴大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1944年，周恩來先後促成中外記者考察團和美軍觀察組訪問延安，1945年又爭取董必武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成為我黨獨立外交的開端，為中國共產黨拓展了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動空間，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奠定了重要基礎。
推動了全國解放戰爭的發展進程。抗戰時期，周恩來貫徹黨中央指示，在華南地區建立和發展了瓊崖、東江和珠江等抗日遊擊根據地，成為敵後三大戰場之一。解放戰爭時期，雖然東江縱隊主力北撤山東，但在抗戰時期武裝力量的基礎上，廣東、廣西、湖南、江西、福建、雲南、貴州等地很快發展成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瓊崖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閩粵贛邊縱隊、桂滇黔邊縱隊等人民武裝，在華南、西南等地與國民黨軍隊作戰，有力地配合了全國解放戰爭。周恩來還親自或通過各種渠道做盧漢、劉文輝、潘文華、鄧錫侯等地方實力派的工作，支持他們在堅持抗戰民主、反對國民黨獨裁的鬥爭中不斷進步，使他們最終在解放戰爭中率部起義，走向人民陣營，大大加速了全國解放的進程。
團結和培養了大批新中國建設人才。抗戰時期，周恩來愛護廣大進步知識分子，組織了被茅盾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香港大營救，鼓勵和幫助郭沫若、翦伯贊等人結合抗戰現實開展學術研究，造就出一支為民族解放吶喊戰鬥的文化生力軍。在南方局領導和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田漢、範長江、胡愈之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為繁榮發展新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周恩來還高瞻遠矚，把目光投向未來，推動成立了“自然科學座談會”“青年科學技術人員協會”“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等組織，動員進步大學生和青年科技工作者出國留學，並先後選派計蘇華、徐鳴、賴亞力、蘭毓鍾、薛葆鼎、侯祥麟等中共黨員出國留學，要求他們“要作長期準備，在科學技術領域學有所成，還得多團結點人，為將來的建設作準備。”新中國成立後不久，李四光、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朱光亞等人相繼回國，形成了一次次高級科技人員回國潮，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03
堅守黨的初心，
熔鑄偉大紅巖精神
國統區的黨組織大多是在全面抗戰爆發後才恢復或新建的，黨員質量參差不齊。他們既要隨時經受“生與死”的考驗，又要面臨高官厚祿和腐朽生活方式的誘惑，意志不堅者可能會迷失。面對如此特殊而嚴酷的環境，要堅守黨的政治本色，完成黨中央賦予的使命，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就成為“極端嚴重的任務”和“完成黨的政治任務的決定因素”。
為鞏固國統區黨組織，周恩來始終堅持理想信念教育，把黨的思想政治建設擺在突出位置，舉辦訓練班，進行共產主義、馬列主義和抗戰形勢、革命氣節教育，發出“學習、學習、再學習”的號召，要求廣大黨員要堅持自學馬列和毛澤東著作，要“研究學問，學習主義”，以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強調黨的立場就是領導幹部的立場，要求堅持共產主義信念不動搖，人人要有堅定的馬列主義的世界觀和革命的人生觀，要有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激勵他們“出汙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汙”。在組織建設上，周恩來堅決貫徹中央“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工作方針，要求國統區黨的工作要轉到地下去，使黨成為真正的徹底的地下黨，成為群眾的黨，明確提出在組織發展上“質重於量，鞏固重於發展”的原則，創造性地提出“三勤”（勤學、勤業、勤交友）“三化”（職業化、社會化、合法化）工作策略，建立“據點”，深入社會，依靠群眾，機動靈活地把上層工作與下層工作、公開工作與隱蔽工作、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結合起來，使黨組織深深紮根於群眾之中。在作風建設上，周恩來以身作則，率先垂範。開展黨內生活時，總是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尊重他人觀點，重視反面和批評的意見，集中大家的智慧作出決策，帶動黨的生活嚴肅而又活潑；努力踐行黨的群眾路線，“做到凡是有群眾的地方一定要進去工作”；常常叮囑工作人員買衣服簡單些，做飯簡單些，住房簡單些，強調“不忘延安”，反對蛻化或腐化思想。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國統區的廣大黨員無論是公開鬥爭，還是深入虎穴；無論是政壇搏擊，還是沉浮商海；無論是身在紅巖，還是隱於鄉間，他們都能始終自覺加強黨性修養，堅守黨的政治信仰，把對共產主義的堅定理想信念，追求救國救民真理的執著作為立身之本，把高舉抗戰民主旗幟，堅持抗戰到底作為踐行黨性，忠誠於黨和人民事業的神聖使命。
“紅巖荒谷耳，抗日顯光輝”。在重慶八年的艱苦歲月裡，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周恩來帶領國統區廣大黨員和革命志士，把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與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民族氣節結合起來，培育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紅巖精神，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向國統區人民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風貌，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初，就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自覺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告誡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鉅、更為艱苦的努力。偉大的時代呼喚偉大精神，崇高的事業需要榜樣引領。重溫周恩來的紅巖歲月，就是要繼承和發揚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風範，深學篤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刻領會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歷史使命的內涵和要求，始終堅守黨的初心，自覺、主動地擔負起新時代賦予我們的歷史使命，以實際行動踐行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為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不懈奮鬥！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