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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讀《晏子春秋》
董文武 ｜ 文
《晏子春秋》是一部記述春秋後期齊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嬰的言行事蹟的古典文獻，是研究晏子以及當時社會歷史的重要資料。晏子（？-前500年），名嬰，字平仲，夷維（今山東高密）人。春秋末期齊國大夫晏弱之子，先後事靈公、莊公，相景公，前後五十餘年。《晏子春秋》記載的事情主要是發生在景公時期。
《晏子春秋》共八卷，分為內篇和外篇兩個部分，內篇六卷即劉向所謂的“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者，有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等；外篇二卷即劉向所謂的“復重，文辭頗異”及“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各一篇（《晏子敘錄》）。全書共二百一十五章，各章長者數百字，短者幾十字。這些篇章，既有歷史上真實的晏子的言論事蹟，又雜合了大量民間傳說，記載了人們心目中的晏子的思想言行，塑造了晏子這位為政賢明、堪稱楷模的傑出政治家形象。
《晏子春秋》的作者爭議
唐代以前，一般都認為《晏子春秋》是晏嬰自著。從柳宗元開始提出懷疑後，歷代學者對於《晏子春秋》作者問題各抒己見，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五種意見：
1.晏子即晏嬰。《別錄》《七略》《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通志·藝文略》《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儒家類》《直齋書錄解題·儒家類》等歷代目錄學著作都持此觀點。
2齊國墨子之徒。唐代柳宗元說：“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柳河東集》卷四《議辯·辯晏子春秋》）
3.齊國或久住齊國的人。今人高亨認為：“作者當是齊國人，或久住齊國的人。當時齊國有自己的史書，而民間和士大夫間，有許多關於晏嬰的傳說。作者大概是根據傳說及史書而寫成的。”（《〈晏子春秋〉的寫作時代》）
4.秦博士淳于越。今人吳則虞提出：“《晏子春秋》的成書，極有可能就是淳于越之類的齊人，在秦國編寫的。”（《晏子春秋集釋·序言》）董治安的《與吳則虞先生談〈晏子春秋〉的時代》、譚家健的《〈晏子春秋〉簡論——兼評〈晏子春秋集釋·前言〉》等論文均已詳辯其誤。
5.六朝後人偽造。清代學者管同說：“吾謂漢人所言《晏子春秋》不傳久矣，世所有者，後人偽為者耳。……其文淺薄過甚，其諸六朝後人為之者與？”（《因寄軒文初集》卷三〈讀晏子春秋〉》）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的出土已經證明其誤。
在此問題上，高亨的觀點是中肯的。從《晏子春秋》反映的信息觀察，作者熟習齊地情況，我們雖然無法確知該書的作者到底是誰，但可推知作者是西漢初期齊地人或久居齊地的人。大概正因如此，《晏子春秋》撰成後在齊魯地區廣泛傳播，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墓中《晏子》的出土可以為證。
《晏子春秋》的成書年代
從漢到唐，一直把《晏子春秋》的作者定為晏嬰，其成書時間自然也認為在春秋末期了。然而關於《晏子春秋》的成書年代卻一直存在著分歧，大致有以下四種觀點：戰國說、秦朝說、漢初說、六朝說。
這四種見解各有所論，綜觀前人研究，《晏子春秋》成書於西漢初年證據更為充分，被接受程度較廣。理由有二：第一，清末學者王先謙在《詩三家義集疏》裡把《晏子春秋》的引《詩》說成是《齊詩》學派。今人吳則虞經過考證認為：“《晏子春秋》的引《詩》與《齊詩》並不相同，而恰恰和《毛詩》是同一學派。”（《晏子春秋集釋·序言》）由此可知，《晏子春秋》的成書當在《毛詩》之後。第二，西漢賈誼的《新書》、司馬遷的《史記·管晏列傳》和劉安的《淮南子·要略》等已徵引過該書，而劉向的《別錄》、劉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也都著錄過該書，所以《晏子春秋》成書年代應當在此之前，具體來說應在最早成書的《新書》之前。因此《晏子春秋》的成書在西漢初年著作《毛詩》和《新書》之間。
《晏子春秋》的學派歸屬
《晏子春秋》不僅是一部具有政治思想色彩的古典文學作品，更是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歷史、哲學、文學的重要文獻資料。學術界關於其學派歸屬的爭論，主要有以下四種說法。
1.儒家說。《別錄》《七略》《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等認為《晏子春秋》屬於儒家學派。這種說法在唐代以前基本沒有異議，劉歆的《七略》與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最早把《晏子春秋》列入“子部書”中，並奉為“儒家者流”的首篇。另有近人呂思勉指出：“今觀全書，稱引孔子之言甚多，引墨子之言者僅兩條。詆譭孔子者，惟外篇不合經述者一至四四章耳。陳義亦多同儒家，而與墨異，以入墨家者非也。”（《經子解題·論晏子春秋》）。
2.墨家說。柳宗元最早提出此種說法：“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己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柳河東集》卷四《議辯·辯晏子春秋》）。其後，此說風靡一時，流傳甚廣。宋代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經籍考》均將其列入墨家類。
3.亦儒亦墨說。近人張純一提出：“綜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所以認為“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晏子春秋校注·敘》）。但此說提出後只有少數學者支持，影響不大。
4.非儒非墨說。近人吳則虞認為：“儒家學說的建立，一般斷自孔子，晏嬰年輩在孔子之前，那時並無所謂儒者之業，可見列入儒家學派不一定恰當。墨子尚儉，晏子也尚儉，兩書相同之處只此一端，憑此一端劃入墨家，也不合事實。”所以主張非儒非墨說，認為其“確是一部古典短篇小說集”（《晏子春秋集釋·序言》）。
《晏子春秋》體現的是晏子的思想，不應將其簡單地歸為哪一家，其思想是齊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讀者在閱讀此書時可從這一角度更好的去理解《晏子春秋》的思想內容與精華。
《晏子春秋》的思想內容
《晏子春秋》是研究晏子思想的重要著作。該書反映出晏子作為一位政治家，提出了一系列關於政治、經濟、哲學、法律、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主張，形成了較為全面的思想體系和治國方略，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重民思想。重民愛民，輕徭薄賦。晏子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雜上》），又說“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問下》），還說“不以飲食之闢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問上》）。
2.政治思想。第一，舉賢任能，反對饞佞。晏子說“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問上》），又說“佞人饞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長患也”（《外篇第七》）。第二，廉潔節儉，克己奉公。晏子說“廉者，政之本也；讓者，德之主也”，又說“廉之謂公正，讓之謂保德”（《雜下》）。第三，以禮治國，依法行政。晏子說“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諫下》），又說“誅不避貴，賞不遺賤”、“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問上》）。
3.哲學思想。第一，尊重自然，輕視鬼神。春秋時期迷信鬼神盛行，景公出獵時曾遇見虎蛇，以為不詳，晏子則認為：“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遇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詳也？”（《諫下》）第二，遵循規律，天人相分。對於盛衰生死，晏子認為這些都是自然界的規律，表現出了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的觀點：“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為可悲？”（《外篇第七》）
《晏子春秋》中的晏子愛民、任賢、尚儉、重禮等形象，基本符合歷史的真實。晏子主張愛護百姓，廉潔節儉，減賦省刑，反對窮奢極欲，橫徵暴斂，濫施酷刑，這些觀點既具有儒家思想，又含有墨家思想。晏子從齊國國情出發，制定了一系列的內外施政方針，其保國安民的政治主張在當時無疑是有其進步意義的。
《晏子春秋》的版本選擇
《晏子春秋》一書在歷史流傳中，篇數主要有七卷、十二卷和八卷本之說。第一，唐代通行七卷本，張守節的《史記正義》曰：“《七略》雲《晏子春秋》七篇。”司馬貞的《史記索隱》也稱：“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篇。”（《史記·管晏列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均著錄為七卷。“蓋後人以篇為卷，又合雜上下為一篇”（呂思勉《經子解題·晏子春秋》）。第二，宋代通行十二卷本，如《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和《文獻通考·經籍考》等均著錄為十二卷。第三，元明清以八卷本為主，元刻本（吳方山藏書），明成化間刊本（懷仙樓藏）、明活字本，清《四庫全書》本均為八卷本。現在流傳於世的多系明緜眇閣刻本八卷。
《晏子春秋》的校注本，清人主要有錢熙祚校《晏子春秋》七卷、盧文弨《晏子春秋校正》一卷。近人主要有吳則虞的《晏子春秋集釋》（中華書局1962年版）、駢宇騫的《晏子春秋校釋》（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張純一的《晏子春秋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這幾個版本適合研究者使用。
《晏子春秋》的譯註本，主要有孫彥林的《晏子春秋譯註》（齊魯書社1991年版）、李萬壽的《晏子春秋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石磊的《晏子春秋譯註》（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盧守助的《晏子春秋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這幾個版本適合初學者使用。其中李萬壽的《晏子春秋全譯》，每篇依原文、註釋和譯文一次排版，原文以吳則虞的《晏子春秋集釋》作底本，註釋參考了張純一的《晏子春秋校注》，同時以駢宇騫整理出來的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晏子》十六章對校吳本的有關章節，譯文以直譯為主，個別地方採用意譯，方便興趣愛好者閱讀。
（“怎樣讀經典”由中華讀書報、杭州驫馬文化傳媒公司聯合推出。本文作者為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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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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