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不同，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不同，所處國際國內環境不同，儒商的經營特點自有不同，所體現的精神風範也會有所不同。近代中國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外則強敵入侵，內則政治腐敗，經濟不振，教育不興，民生凋敝，亡國滅種的危機一陣緊一陣地逼來。一批有眼力、有能力、有財力的儒商，投袂而起，投身到救國救民、振興中華的行列中，展現了近代儒商特有的風采。約略說來，可分以下五個方面：
其一，把握時代脈搏，倡導變法革新，引領學習西方。這以由買辦而轉變為民族企業家的鄭觀應、唐廷樞等人最為典型。
他們都是廣東香山人，是近代最早的一批買辦。他們在為洋行服務同時兼營自己生意，經營得法。在掘得第一桶金以後，他們毅然從收入相當豐厚的洋行中抽身而退，服從於國家的長遠需要，投身到洋務企業當中，在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等機構中擔任領導，從事現代企業管理工作，成為洋務企業中最早的一批新型企業家。他們是近代中國最早的一批雙視野人，一隻眼睛看著西方，一隻眼睛看著中國，比較兩者的長短得失，進而成為倡導變法革新、引領學習西方的新型人才。他們在洋務企業中，將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現代企業管理方式、先進思想理念引進中國，還著述立說，大聲疾呼變法革新。唐廷樞編過專教國人如何學習英語的書籍，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則是十九世紀後期影響最大的啟蒙著作。《盛世危言》所論，認為中國不但要學習西方堅船利炮、科學技術，要學西方教育制度、社會管理制度，還要學習西方破上下之隔閡、合君民為一體的政治制度。能有此遠見卓識，很重要一點，就在於他不但是儒，而且是商，合儒商為一體，是通曉國內外情事、關心國計民生大事的新型儒商。稍晚一些，穆藕初、陳光甫等，在學習西方方面，又邁出了新的步伐。穆、陳都是留美歸國後投身工商業的。穆將西方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系統地翻譯引進，並將其運用於企業管理之中，大獲成功。陳光甫則在中國金融業、旅遊業方面，走出了新路。
其二，堅決抵抗外國侵略。抗日戰爭時期，不知道多少愛國資本家為了抵抗日本侵略，捐錢、捐物、捐購槍炮子彈，努力生產抗日前線所需要的各種物品，為抗日隊伍提供各種服務。
最典型的是民生公司的盧作孚。1938年秋，因日軍野蠻侵略，武漢失守，大量後撤重慶的人員和遷川工廠物資近10萬噸，屯集宜昌無法運走，不斷遭到日機轟炸。在此危急情況下，盧作孚集中民生公司全部船隻和大部分業務人員，分段運輸，晝夜搶運，不顧日機狂轟濫炸，不計公使損失，經過連續40天的奮戰，終於在宜昌失陷前，將全部屯集的人員和物資搶運到了四川。在整個抗戰時期，民生公司共搶運各類人員150餘萬人、物資100萬餘噸、遭日機炸燬船隻16艘、犧牲職工100餘人。盧作孚領導的民生公司，以無所畏懼的愛國熱情，以自己的運輸長項，為抗日戰爭做出了其他行業難以做到的特有貢獻。
其三，關心民瘼，造福桑梓。眾多儒商致富以後，努力以其財富服務社會，特別是救濟窮人，造福桑梓。近代歷次慈善活動中，捐款最多的，都是那些成功的儒商。
最典型的是張謇，他在南通經營大生紗廠等實業，開墾農場，經營教育、水利、交通、慈善諸端，成為著名的狀元資本家。他曾自述投身事業的初衷，是“為通州民生計，亦為中國利源計”，小而為桑梓，大而為國家。胡適評價張謇：“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闢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但是，他自奉極為儉約，堅守儒商的優良傳統。他創辦大生紗廠，自議創至開車，歷時44個月，其生活費僅靠書院薪俸維持，未挪用廠中一文錢。他經商極其重視誠信，合做事與做人為一體，再三強調：“當悟人生信用，作事一而二，二而一，若人格無虧，則事即艱厄，不至失敗；即失敗而非墮落，反是則事敗而人亦隨之矣。”
其四，興辦新式教育，培養新型人才。教育不振，人才匱乏，是近代中國落後貧弱的重要原因。
近代中國儒商在發達之後，很多人都在資助教育、興辦新式學校方面，做出過努力。寓滬浙江商人葉澄衷，晚年出一大筆錢，創辦澄衷學堂，從事新式教育。上海浦東人楊斯盛，從事營造業，成功以後，傾其全力，興辦新式教育。他所捐款、資助辦起來的浦東中學，是晚清民國時期浦東最好的中學，張聞天、蔣經國、蔣緯國、潘序倫、范文瀾、羅爾綱、王淦昌、聞一多等都曾在此校就讀。留美歸國的穆藕初在經營紡織業致富以後，捐款資助上海眾多學校，特別是資助北京大學學生留學歐美，造就許多傑出人才。他開創了近代中國儒商資助留學的先河。至於愛國華僑陳嘉庚，捐鉅款創辦廈門大學的事蹟，早已為大家耳熟能詳。
其五，保護、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近代西學東漸，中華文化遭遇嚴峻挑戰，中華古籍也因歷次戰爭而損失慘重。
一批經商致富的有識之士，為搶救、保護中華古籍，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了艱苦的努力。進士出身的葉景葵，在清末放棄仕途，改走實業救國之路，先後擔任漢冶萍公司經理、浙路股款清算處主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擔任興業銀行董事長達三十年之久，為金融界鉅子。鑑於中華典籍在戰亂中損失至為慘重，不息花費巨資，蒐集、購買珍貴典籍，並與也是進士出身的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張元濟等，發起成立合眾圖書館，到1946年，館藏積存文獻已至十四萬冊。他們為保存中華文化典籍做出不朽的貢獻。這些典籍，成為今上海圖書館文獻基礎。鑑於國粹崑曲維持困難，後記乏人，穆藕初慨然捐款，創辦崑曲傳習所，培養一大批崑曲人才，為崑曲傳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這五個方面，綜合起來，就是誠信經商，忠誠報國、造福桑梓、服務社會等。與傳統儒商相比，在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有一脈相承的地方，也有新的特點，包括在學習外國先進科學技術、倡導新式教育、引進科學管理方法等。
（本文系作者在博鰲儒商榜評估體系發佈會上的演講）
【背景資料】
2017年9月17日，博鰲儒商榜評估體系發佈會在上海浦東舉行。發佈會由中國孔子基金會指導，博鰲儒商論壇、中國孔子基金會企業儒學研究委員會、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校友國學會聯合舉辦。會議向海內外公開發布了《博鰲儒商榜評估體系》，由博鰲儒商論壇理事長黎紅雷教授做《博鰲儒商榜評估體系》說明。
熊月之，1949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淮陰縣(今淮安市)，1966年畢業於江蘇省清江中學，其後務農、當兵、做工，1978年春考入蘇州大學歷史系，同年秋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班，198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原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所學術委員會主任、研究員、復旦大學暨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政協委員。現任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代表作《上海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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