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盛世

漢武盛世是西漢的全盛時期，漢武帝身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規劃，在歷史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中國開始以文明和富強的政治實體和文化實體聞名於世。

漢武盛世時期，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軍事學等方面，在這一時期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漢武帝身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時代所產生的政治思想與規劃，在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響。漢武帝時代，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的鞏固，漢文化的主流形態基本形成，開啟了中國文明富強的序幕。漢武帝時代的政治體制、經濟形式和文化格局，對後世留下相當重要的歷史影響。

漢武盛世，使西漢帝國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成就成為東方文明的驕傲。在這一時期，西漢進入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第一個鼎盛局面。在林立於世界的不同文化體系之中居於領先的地位。不過傳統歷史學家如司馬遷、班固和司馬光均認為，漢武帝力行中央集權、開疆拓土、獨尊儒術、設罝五經博士等政策，雖然在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貢獻，不過在位中期之後，由於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縱享樂、荒誕迷信、殘暴多疑、窮兵黷武等種種行為。

造成西漢國力、社會經濟、人口數量大幅衰退，當時人民承受這些現象的苦果，生活陷於水深火熱，因此他們稱所謂的“漢武盛世”，不過在文治學術方面尤為人稱道，至於武功方面則通常同情於對人民財貨與生命付出過度的損失與犧牲。漢武帝創立年號同時也是中國第一個使用年號的皇帝。他登基之初，繼續他父親生前推行的養生息民政策，進一步削弱諸侯的勢力，頒佈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來推動諸侯分封諸子為侯，使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

同時他設立刺史，監察地方。在軍隊和經濟上則加強中央集權，將冶鐵、煮鹽、釀酒等民間生意編成由中央管理，同時禁止諸侯國鑄錢，使得財政權集於中央。他採用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儒學成為封建正統地位地位鋪平了道路。不過事實上漢武帝時期從來不曾缺少法治思想，在宣揚儒學的同時漢武帝亦採用法規和刑法來鞏固政府的權威和顯示皇權的地位，因此漢學家認為這更應該是以法為主以儒為輔，內法外儒的一種體制，對廣大百姓宣揚儒道以示政府的懷柔，而對政府內部又施以嚴酷的刑法來約束大臣。

而宣儒並不等於棄法，法依然是漢武帝時期的最終裁決手段，當時積極啟用的汲黯和主父偃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春節始於太初改歷，漢武帝改正朔。漢武帝時期，衛青、霍去病三次大規模出擊匈奴，“漠南無王庭”。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絲綢之路。從此西域成為幾大文明交匯之地，漢武帝被稱為“冠於百王”。

貞觀之治

貞觀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間的出現的清明政治，經濟復甦，文化繁榮的治世局面。唐太宗繼承唐高祖制定的尊祖崇道國策，並進一步將其發揚光大，運用道家思想治國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並採取了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並大力平定外患，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故史稱“貞觀之治”。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准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次年九月，二百九十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那時的中國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職，人民安居樂業，不公平的現象少之又少，國人心中沒有多少怨氣。豐衣足食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貞觀之治，是指中國唐太宗在位期間的清明政治。由於唐太宗能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廣開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剋制，虛心納諫，重用魏徵等諍臣；並採取了一些以農為本，厲行節約，休養生息，文教復興，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當時並大力平定外患，並尊重邊族風俗，穩固邊疆。當時年號為“貞觀”（627年－649年），故史稱“貞觀之治”。這是唐朝的第一個治世，同時為後來的開元之治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唐太宗即位後，因親眼目睹隋朝的興亡，所以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來警誡自己及下屬。他像孟子一樣，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認識到“水則載舟，亦則覆舟”，因此留心吏治，選賢任能，從諫如流。他唯才是舉，不計出身，不問恩怨。在文臣武將之中，魏徵當過道士，原系太子李建成舊臣，曾議請謀殺太宗；尉遲恭做過鐵匠，又是降將，但都受到重用。太宗鼓勵臣下直諫，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直陳其過，太宗多克己接納，或擇善而從。

魏徵死後，太宗傷心地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逝，朕亡一鏡矣。”太宗對外武功成就顯赫，曾多次對外用兵，先後平定東突厥、薜延陀、高昌、吐谷渾等，並於西域置安西都護府，因此大唐聲威遠播，終貞觀之世，四方服悅，西北各族共尊太宗為“天可汗”。

開元盛世

開元盛世或稱開元之治，是指唐朝在唐玄宗治理下出現的盛世。唐玄宗登基以後治國之道以道家清靜無為思想為宗提倡文教。在政治上任用賢能，改革官職，整頓吏治，勵精圖治，使得唐中期的朝政趨於穩定。為以後經濟的發展和恢復奠定了基礎唐玄宗先從經濟方面改革。為了增強國力，加大財政收入，制訂新的經濟措施打擊豪門士族，解放勞動力；改革實施封制度，以增加政府財政收人，減輕人民負擔；打擊佛教勢力，淘汰僧尼；大力發展農業。

唐玄宗還對兵制進行改革，還採取了其他很多的整軍措施，在邊境地區大力發展屯田，提高軍隊戰鬥力，擴張疆域。對外實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關係，使國家得到進一步統一。同時，開元年間和睦的民族關係對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也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由於唐玄宗採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加上廣大人民的辛勤勞動，使得大唐天下大治，經濟迅速發展。

此間的唐朝在各方面都達到了極高的水平，國力空前強盛，社會經濟空前繁榮，人口也大幅度增長，天寶年間唐朝人口達到8000萬人，國家財政收入穩定。商業十分發達，國內交通四通八達，城市更為繁華，對外貿易不斷增長，波斯、大食商人紛至沓來，長安、洛陽、廣州等大都市商賈雲集，各種膚色、不同語言的商人身穿不同的服裝來來往往，十分熱鬧。唐朝進入全盛時期，中國封建社會達到頂峰階段。因當時年號為“開元”，史稱“開元盛世”。

開元之治是唐朝唐玄宗統治前期所出現的盛世。唐玄宗治國初期，以開元作為年號，那時玄宗勵精圖治，並且任用賢能，發展經濟，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所以後世史學家稱其為開元之治，又稱開元盛世。玄宗即位後，先起用姚崇、宋璟為相，其後又用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韓休、張九齡為相。他們各有所長，並且盡忠職守，使得朝政充滿朝氣。而且玄宗在此時亦能虛懷納諫，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穩定。

貞觀之治時，唐朝百廢待興，雖有所治績，但距“輝煌”還頗遠。但當時唐朝正值方興未艾之際，因此雖歷經政變，仍然應付自如。而到了開元之治時，唐朝經過了百年的發展與積累，已臻於鼎盛，進入了黃金時代。但已處於盛極而衰的邊緣，因此已開始出現腐朽的現像，在遇到變亂時，即無力迴天，結果走向滅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杜甫親身經歷了開元盛世，對當時的太平景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官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

開皇之治

開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北周的基礎上（根據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北周留給隋朝690萬戶以及大量隱瞞的人口戶口，隋朝通過接手北周、陳的大量人口以及清查他們留下的隱瞞戶口，在開皇年間就達到了860萬戶，而隋朝後期大亂，“留給”唐朝200餘萬戶（按《通典》記載杜正倫奏）），在位二十多年時開創，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安定。隋文帝楊堅倡導節儉，節省政府內不少開支、廢除了不必要的雜稅並設置穀倉儲存食糧。楊堅成功地統一了歷經數百年分裂的中國。

自楊堅建立隋朝，便十分重視道教對社會的作用，他自稱“朕祗奉上玄，君臨萬里。”並對道教之符圖讖大加運用。他的開國年號“開皇”，即是取材於道教靈寶派。《隋書·經籍志》說：元始天尊開劫度人，“然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雲笈七籤》卷六亦曰：“及開皇劫，以此妙經，生天立地，大聖應於始青之中，號元始天尊。”

依此，則“開皇”為道教的一“劫”之始，表明天地間又一個新紀元的到來。楊堅取此為年號，正是力圖證明他依天運而開創了一個新紀元，而他則像至高無上的元始天尊那樣濟度眾生，開劫度人。時朝臣王劭在上楊堅的書中曾說：“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三洞珠囊》卷八亦稱：“似元皇君號開皇元年，隋家亦象號開皇元年是也。”

開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時開創，當時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安定。隋文帝楊堅倡導節儉，節省政府內不少開支、廢除了不必要的雜稅並設置穀倉儲存食糧。北周“留給”隋朝690萬戶以及690萬戶之外的大量隱瞞的人口戶口（根據學者岑仲勉、楊志久等人的考證），而且沒有大的戰亂，隋朝通過接手北周、陳的大量人口以及清查他們留下的隱瞞戶口，在開皇年間就達到了860萬戶。

而隋朝後期大亂，“留給”唐朝200餘萬戶（《通典》載杜正倫奏“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以及內外眾多強敵、破壞空前嚴重的爛攤子），到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隋文帝儲存的糧食財物大量被隋煬帝消耗，李淵佔領長安用府庫裡的武裝賞賜有功之臣，發現隋朝府庫的物資不足，“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

自開皇九年，楊堅統一天下後，即以富國為首要目標，輕徭薄賦以解民困，在確保國家賦稅收入之同時，穩定民生。由於南北朝以來，戶籍不清，稅收不穩，於是楊堅開皇五年，即大索貌閱，並接納尚書左僕射高熲之建議，推行輸籍法，作全國性戶口調查，增加國家稅收，改善經濟，盡掃魏晉南北朝以來隱瞞戶籍之積弊，促成開皇之盛世。

隋初經歷南北朝戰亂，民生疲弊，故楊堅接納司馬蘇威建議，罷鹽、酒專賣及入市稅，其後多次減稅，減輕人民負擔，促進國家農業生產，穩定經濟發展。隋之富饒既非重斂於民，究其原因，與全國推行均田制有關。此舉既可增加賦稅，又可穩定經濟發展，且南朝士族亦漸由衰弱至於消滅。均田制能順利推行，對隋初經濟發展收益甚大。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指西漢漢文帝、漢景帝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漢初，因多年戰亂導致社會經濟凋敝，漢廷推崇黃老治術，採取“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漢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別兩次“除田租稅之半”，文帝十三年，還全免田租。同時，對周邊敵對國家也不輕易出兵，維持和平，以免耗損國力。這就是輕徭薄賦的政策。漢文帝生活十分節儉，宮室內衣服沒有增添，衣不曳地，車類也沒有添，帷帳不施文繡，更下詔禁止郡國貢獻奇珍異物。因此，國家的開支有所節制，貴族官僚不敢奢侈無度，從而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文景二帝還重視農業，曾多次下令勸課農桑，根據戶口比例設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員，並給予他們賞賜，以鼓勵農民生產。獎勵努力耕作的農民，勸解百官關心農桑。每年春耕時，他們親自下地耕作，給百姓做榜樣。文景時期，重視“以德化民”，當時社會比較安定，使百姓富裕起來。到景帝后期時，國家的糧倉豐滿起來了，府庫裡的大量銅錢多年不用，以至於穿錢的繩子爛了，散錢多得無法計算了。

隨著生產日漸得到恢復並且迅速發展，出現了多年未有的穩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同時漢朝的物質基礎大大增強，是封建社會的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盛世。文景之治也為後來漢武帝征伐匈奴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漢初的統治者採取了休養生息政策，減輕徭役賦稅負擔，注重發展農業生產，以鞏固封建統治。文景兩代，繼續大力推行這一政策，因而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較快發展。漢文帝十分重視農業生產，鼓勵農民發展生產。他注意減輕人民負擔，常頒佈減省租賦詔令。文帝對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呂后改革的基礎上，又作了重大改革。文帝對周邊少數民族採取安撫友好的政策，不輕易動兵，盡力維持相安的關係。這種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開發邊境的作用，為漢代屯田之先河。

漢景帝引導人民走向善良，通過使西漢王朝的統治在人們心目中高度合理化，所以文景之治得以實現，從這個角度看，漢景帝的確是一代明君。文帝時期比較清明的，社會是安定的。經過勞動人民幾十年的辛勤勞動，到景帝末年和武帝初年，社會和國家都已經比較富庶。

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記載說：“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由此可見，文景時期政治清明、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安定，確實稱得上是太平盛世。因此史家稱這段統治時期為“文景之治”。文景之治是在漢朝統一王權的統治下，統治階級順應歷史發展，採取與時代相應的統治政策，符合當時社會的發展狀況，因而促進了政治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空前盛世。

光武中興

光武帝劉秀光復漢室，而他的統治時期也被稱為“光武中興”。劉秀在位期間實行一系列措施，讓東漢稱為“風化最美、儒學最盛”的時代，迎來了歷史上著名的“光武中興”。

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奉行的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制度。古代把一個姓氏崛起從而建立國家的過程叫做“興”，對於劉氏家族來講，劉邦建立前漢的過程叫做“興”，劉秀建立後漢的過程叫做“再興”，即第二次興起之意。劉氏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唯一的“一姓之再興”的家族。為表日後劉家江山在劉邦、劉秀之後能夠一次又一次的興起，所以東漢統治者把劉秀建立後漢王朝的過程叫做劉氏江山的—“中興”，即這不是劉氏江山的最後一次興起。

光武中興或稱建武盛世，指的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統治時期出現的治世。光武帝以“柔道”治天下，採取一系列措施，恢復、發展社會生產，緩和西漢末年以來的社會危機。光武帝在位三十三年，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恢復和發展經濟。政治上加強中央集權，對功臣賜優厚的爵祿，但禁止他們干政。排斥三公，加重原在皇帝左右掌管文書的尚書之權，全國政務經尚書檯總攬於皇帝，在地方上廢除掌握軍隊的都尉，遣散地方軍隊，廢除更役制度，簡政減吏，裁併400多縣。

經濟上解放生產力，曾頒佈釋放奴婢詔令，規定殺奴婢者不得減罪，炙灼奴婢者依法治罪，免被炙灼的奴婢為庶人，廢除奴婢射傷人處極刑的法律。恢復西漢較輕的田稅制，實行三十稅一。組織軍隊屯墾。放免刑徒為庶民，用於邊郡屯田。下令度田、檢查戶口，加強封建國家對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文化上還大興儒學，推崇氣節，東漢一朝也被後世史家推崇為中國歷史上“風化最美、儒學最盛”（司馬光、梁啟超語）的時代。由於以上種種措施，使東漢初年出現了社會安定、經濟恢復、人口增長的局面，因劉秀諡號為光武，所以稱此時期為光武中興。

光武帝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史稱其才兼文武，豁達有大度，在統一全國之後，光武帝仍能兢兢業業，勤於政事，“每旦視朝，日仄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議論經理，夜分乃寐”，樂此不疲。他所實行的各項政策措施，既維護了東漢封建統治，也維護了國家統一，與民休息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

王莽篡漢，西漢結束，改國號為新。后王莽改制失敗，導致綠林赤眉起義爆發最終肢解新莽政權，漢景帝后裔劉秀趁機恢復漢朝，國號仍為漢，史稱為東漢，劉秀即光武帝。在位期間，農業、手工業都得以從新莽天鳳四年（17年）起到東漢建武前期的戰爭而受到嚴重破壞背景下的恢復和發展，政局穩定，史稱“光武中興”。

永樂盛世

永樂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所出現的盛世，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明成祖雄才大略，即位後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採取了許多措施大力發展經濟，使得天下大治，國家富強，疆域遼闊。明成祖年號為“永樂”，後世的史學家稱這一時期為永樂盛世。以至稱讚該時期“遠邁漢唐”，政治上明成祖完善了文官制度。

明太祖由於廢除了丞相制度，皇帝直接領導六部，事無鉅細。明成祖時，在朝廷中逐漸形成了後來內閣制度的雛形，皇帝國事繁忙時，內閣作便依照皇帝的指示來替皇帝處理國政。這種制度影響了明清兩朝，乃至西方。明成祖還在1421年，正式將明朝的首都遷到了北京。在地方設置管轄架構，比如東北、西北、西南設立行省或管理司。設哈密衛、貴州建制等。

永樂盛世是明朝明成祖朱棣統治時期所出現的盛世，而明成祖統治期間以永樂作為年號。史學家毛佩琦稱清朝官修史書《明史》描繪朱棣雄才大略、勵精圖治，發展經濟，提倡文教，使得天下大治，並且宣揚國威，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推動了中華民族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推動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民族文化的進程，以至稱讚該時期“遠邁漢唐”，故被稱為永樂盛世。學者商傳稱永樂盛世“遠遠超過了後來的所謂康乾盛世”，成祖開創的永樂盛世和後來的明仁宗、明宣宗開創的仁宣之治合稱永宣盛世。

經濟上大力發展農業，興修水利，疏通大運河，減輕稅負。軍事上明成祖多次親征漠北，南征安南，還組建了禁衛京師的三大營，為明軍對外征戰的主力。明成祖對外不但宣揚國威，還大力開拓海外交流，派鄭和下西洋，經營南海，還派陳誠出使西域，開創了萬國來朝的局面。此外，明成祖命人編纂了《永樂大典》。

這是一本百科全書式的典籍。它包容了先秦以來所有經典的書，可以說就是本百科全書。這樣的典籍客觀上也備份了那些古籍，使得很多書不至於失傳。同時還完善了科舉制度。有學者認為永樂盛世遠超過了後來的所謂“康乾盛世”。明成祖開創的永樂盛世和後來的明仁宗、明宣宗開創的仁宣之治合稱永宣盛世，為中國歷史五大盛世之一。

永樂盛世是中國封建時代最輝煌的時期之一。統治中國的永樂皇帝朱棣一直抱有恩威遍施海內的“雄才大略”，而盛世雄厚的國力為這個“大一統”信念的實現奠定了基礎。永樂盛世的出現，把中國具有數千年悠久歷史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形成為當時世界文明的一個重心。

朱棣留給明代後來的君主們一項複雜的遺產。他們繼承了一個對遠方諸國負有義務的帝國、一條沿著北方邊境的漫長的防線、一個具有許多非常規形式的複雜的文官官僚機構和軍事組織、一個需要大規模的漕運體制以供它生存的宏偉的北京。這隻有在一個被建立帝國的理想所推動的朝氣蓬勃的領袖領導下才能夠維持，這個領袖能夠不惜一切代價，並願意把權力交給文官，以保持政府的日常職能。永樂帝的直接繼承者都不具備這種英勇的品質，但是他們仍然堅持他關於帝國的遠見和他所奠定的政制基礎。

以後的幾代皇帝並沒有他那種對帝國的認識，還認識到維持他的政策的代價，開始收縮和重新鞏固帝國的行政。但是，他們不能解決他們採納的國家政策和必須賴以進行統治的制度之間的內在矛盾。雖然文官政府得到加強，政府的開支也減少了，但耗費巨大的軍事組織、北方的京城和漕運制度仍必須維持。軍事收縮無意地削弱了邊防，從而給以後的統治者們造成了許多問題。在所有這些方面，朱棣比朱元璋對以後明代歷史的進程具有更大的影響。

元嘉之治

元嘉之治指的是南朝宋文帝劉義隆時期（年號元嘉），宋文帝在繼承和延續宋武帝劉裕生前推行的多項改革政策的基礎上開創的一個盛世，因其政治較為清明，又努力推行繁榮經濟文化的各項政策，從而出現了短期內經濟終於有所恢復，人民生活較為安定的政治局面。這一時期劉宋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均得到較大的發展，謝靈運、劉義慶、鮑照、裴松之、范曄、顏延之、祖沖之、何承天等對後世文化影響深遠的名人都活躍在這個時代，建康文學史論在這一時期發展到巔峰。

《世說新語》，《後漢書》，《三國志注》等曠世名著誕生於這一時期，元嘉之治開創了魏晉以來最好的社會局面，也是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宋書》贊曰：“三十年間，氓庶蕃息……民有所繫，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

司馬光評論宋文帝時說：“上聰明仁厚，勤於聽斷，江左之治稱元嘉焉。”又稱：“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稽古錄》卷十四）。這些評論，可以說，都符合基本情況。

《資治通鑑》（卷一二一）中載有宋文帝給他弟弟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恭的書信說：“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工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鑑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荊州）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

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暱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貓，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復何由知眾事也。”《資治通鑑》記載這一書信，實際是在敘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歷史上確是難得的。

宋文帝為政，抓了幾件大事。他屢次下詔減免租稅（《宋書·文帝紀》）。儘管這一減免的範圍和程度是有限的，雖然主要是對人民積欠的減輕，但人民卻多少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二是鼓勵農桑。東晉末年以來，南方經濟在政局動亂中受到損害。宋文帝時，“農桑情業，遊食者眾，荒菜不開”的狀況，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詔，號召他的巨民“鹹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並把勸農成績的好壞與仕途升遷聯繫起來，“若有力田殊眾，歲竟，條名列上”（《宋書·文帝紀》）。宋文帝鼓勵農桑的效果是較為顯著的，一些廢棄田地被闢為良田，農民的積極性也有所提高。

經過劉裕父子的努力，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宋書·武帝紀》）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繫，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書·良吏傳序》）這一派歌舞昇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難免帶有封建史家過於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麼說，元嘉時期確是南朝最安穩的時期。

鹹平之治

鹹平之治是北宋真宗時的一段小康時期，北宋經濟非常發達，文化也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物資、精神文明都搞得不錯。但是軍事實力太弱，經常受周邊國家的欺負，只能向鄰國割肉以維持和平，從此中國再無漢唐的國威。

鹹平之治指的是北宋宋真宗鹹平（998年-1003年）年間出現的治世。宋真宗統治時期，勤於政事，任用李沆、曹彬、呂蒙正等人打理政事，政績有聲有色，減免五代十國以來的稅賦，注意節儉，鐵製工具製作技術進步，土地耕作面積增至5.2億畝，又引入占城稻，農作物產量倍增，紡織、染色、造紙、制瓷等手工業、商業蓬勃發展，貿易盛況空前。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侵宋，宋朝多數大臣建議不抵抗，遷都躲避，以宰相寇準為首的少數人極力主張抵抗，最後他們說服宋真宗御駕親征，雙方在澶淵相交，宋勝。

真宗決定就此罷兵，訂立澶淵之盟以每年向遼納白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來收買與遼的和平。儘管宋朝的面積、人口、資源都比前朝李唐差得多，但是，宋朝的經濟，在風調雨順的好年景時，歲入是唐朝的七倍；即便災害頻仍，歲入也是大唐的三倍左右。經濟繁榮，邊貿紅火，貢賦通達，稅收富足，北宋的統治日益鞏固，國家管理日益完善，史稱鹹平之治。

鹹平年間從戰爭到和平，創造了財富；從廉政建設到政治清明，發展了經濟；從拉動消費到促進繁榮，千年前的那個朝代，成為了中國經濟規模最大的朝代，經濟總量佔世界比率最大的朝代，中國封建王朝生活水準最高、最繁榮的時代。趙恆在位的25年，治理有方，北宋的統治日益堅固，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北宋比較強盛，這個時代將北宋王朝推向中國封建社會的巔峰。後期致力於封祀之事，粉飾太平，廣建宮觀，勞民傷財，使得宋王朝的“內憂外患”日趨嚴重。

宋仁宗慶曆初年，樞密副使富弼對真宗朝鹹平之治的問題進行了如下描述：“宋有天下九十餘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創立法度，太宗克紹前烈，紀剛益明。真宗承兩朝太平之基，謹守成憲，……安然奉行，不思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乏匱，吏員冗而率未得人，政道缺而將及於亂。

王稱：宋興，承五季之餘，天下得離兵革之苦，至真宗之世，太平之治，洽如也。鹹平以來，君明臣良，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契丹請和，示以休息，德明納款，撫以恩信，於是朝帝陵、封岱宗、祀汾睢、謁亳社，絕代曠典莫不具舉，禮樂明備，頌聲洋溢，崇本報功以告神明，千載一時，豈不休哉。噫！守成之賢，致治之盛，周成康、漢文景可以比德矣。

康乾盛世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時達到頂峰，被視為最繁華時期，有學者認為這段時期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新的高峰。也有學者認為雖然康乾時期的人口和糧食產量呈快速增長態勢，但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英國來橫向比較的話，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速來看均具有較大差距。

康雍乾盛世，是指1669年康熙親政——1799年乾隆退位，持續130年時間，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最後一個盛世，在此期間，國力強盛，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

康乾盛世又稱康雍乾盛世、康雍乾之治、康乾之治，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到嘉慶四年（1799年）期間。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個盛世，同時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迴光返照。該時期經歷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三十四年，是清朝統治的最高峰，在此期間，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改革最多，國力最強，社會穩定，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增長迅速，疆域遼闊。

臺灣等地的史學界及教科書中，將此時期稱為康乾之治。西方傳統史學界對此有不同看法，支持的人稱這段時期為HighQing，即清朝的高峰期。不支持的人之指出此期間制度僵化，對內實行民族壓迫、對外閉關鎖國，使得這一局面無法長久。

盛世局面下隱藏著巨大危機，政治的腐敗與社會矛盾愈演愈烈，各種衰敗之象逐步顯露出來，而清廷社會統治和管理能力日漸衰微。乾隆後期各種民變相繼爆發，也標誌著清朝開始走向衰落，清朝遂陷入蕭條冷落的嘉道中衰之世。康乾盛世也是一個頗具爭議的時期，學界對”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爭議。

康熙、乾隆還真是有兩下子，清朝這麼大版圖的一個國家。居然能這麼有效的治理，這一點漢唐都有所不如，對外基本沒有敗仗，對內百姓生活也基本可以。不過，畢竟是奴役生活，老百姓遭受歧視，受氣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