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頤是湖湘文化的奠基人

——訪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國學研究院院長朱漢民

◇永州日報記者 楊中瑜

湖湘文化，是一種具有鮮明特徵、相對穩定並有傳承關係的歷史文化形態。秦漢時期的屈原、賈誼雖然對後來的湖南文化都產生了較大影響，但他們都是外來人，可以說是湖湘文化的源頭，但湖湘文化真正的奠基還是在於宋代，在於周敦頤。

宋代之前，中國文化的重心在北方。宋代開始南移，湖湘此時出現了一個標誌性人物——周敦頤；同時，創建了流芳千古的書院——嶽麓書院。

周敦頤著有《通書》《太極圖說》，與他後來崇高的學術地位相比，其在世時的學術思想影響不大。但是，從中國學術史、文化史的角度來看，他有兩點貢獻是十分重要的。其一，他的學術思想涉及到宋學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意識：即如何在名教中安身立命？他的《太極圖說》《通書》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極有開拓意義的回答；其二，周敦頤傳學於“慨然有求道之志”的程顥、程頤兩兄弟，而二程後來又成為宋代理學的奠基人。周敦頤為中國學術史、文化史所做出的上述兩點重要貢獻，給後人的歷史記憶、文化詮釋留下了具大的空間，有待於後人的不斷理解、認知與開拓。周敦頤後來成為理學的開山之祖、湖湘文化的奠基人，與這兩個重大學術文化的貢獻有關。

書院是中國古代的教育機構，專門培養人才和研究學術的。開始只是地方教育組織，最早出現在唐朝，發展於宋代。在南宋，由朱熹創立為正式的教育制度。在嶽麓書院創建之前，湖南的教育非常落後，難得考起一兩個狀元。嶽麓書院創建後，民間就有了“四大書院”的說法。一說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睢陽區南湖畔）、嶽麓書院（今湖南長沙嶽麓山）、白鹿洞書院（今江西九江廬山）、嵩陽書院並稱宋朝四大書院。一說，衡陽的石鼓書院也是其中之一，嵩陽書院不在其列。

周敦頤開創的理學，到了張栻朱熹這裡，已經是第五代。理學強化了儒學的影響力，推動了書院的繁榮發展，並逐漸成為湖湘文化中的核心文化、精英文化。書院和理學的結合，大大影響了湖湘文化的發展，提高了思想品位、文化品位，湖湘文化培養了許多傑出人才，王船山、曾國藩、毛澤東等人，均受到了理學的影響，他們最大特徵就是周敦頤創立的湘學系統與書院教學的傳統。

濂溪書院最早建立在南宋。因為在北宋時期，周敦頤的學術地位、文化價值並沒有被人們認識到，他當時根本無法與同時代的范仲淹、歐陽修、蘇軾、王安石等人相提並論。南宋的胡宏張栻十分推崇周敦頤。作為“一代學者宗師”的湖湘學派掌門人張栻，對強化周敦頤的歷史記憶、確立濂溪之學在理學史上的地位作出了重大貢獻。首先，他在湖南地區廣泛地紀念、推崇周濂溪之學，為重新擴建的道州濂溪祠作記。淳熙五年（1178 年）趙汝誼因原祠佔地太小而加以擴建，並且列二程像於其中，張栻積極作有《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還在《記》特別強調“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舂陵？特在舂陵尤所當先者。”事實上，他早就在不斷地為強化對周敦頤的歷史記憶而呼籲和行動。因周敦頤曾任永州通判，零陵太守陳輝於永州州學新建濂溪祠，希望永州士子能夠因此而重道崇學，張栻又撰有《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強調周濂溪傳道二程，在理學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周敦頤於治平四年至邵州任知州時，曾遷建州學及文廟，並撰有《邵州遷學釋慕文》（載《周子全書》），乾道九年（1173 年）知州胡華又重新修復邵州州學，張栻又撰有《邵州復舊學記》，他特別強調邵州州學是“復舊學”，因而湖湘士子讀書其間時，要“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將對周敦頤的記憶與文化的傳承、開拓結合起來。其次，張栻不僅在湖南地區大力推崇周敦頤，還在他遊宦的其他地區、特別是周敦頤曾經做官的地方支持建設濂溪祠堂。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各地建起了許多濂溪書院，尤其是周敦頤做過官的地方，特別是湖南和江西，建得最多。其三，張栻也繼承老師胡宏的做法，通過刊刻周敦頤的著作，以強化對濂溪之學的記憶與傳承。朱熹重新修訂了濂溪的遺書，將《太極圖說》列於《通書》篇首，張栻很同意這樣的結構，他在嚴陵學官刊刻了包括篇首的《太極圖說》的《通書》，並撰有《“通書”後跋》。

為了強化對周敦頤的歷史記憶，湖南地區的士大夫、鄉紳等採取刊刻周子遺著、創辦濂溪書院、設置濂溪專祠等方式，使得人們對周敦頤的記憶越來越深。湖湘士大夫對周敦頤的文化詮釋，是從儒家學說的普遍性與湖湘文化的地域性兩個方面闡發的，其實，湖湘文化建構的目標，恰恰是要建設一種既有天下普遍性、又有鮮明地域性的區域學術文化。所以，湖湘學人對周敦頤的文化詮釋，正是為了這一文化建構目標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