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魯迅曾簡要而深刻地評價過陳獨秀，他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瞭然，用不著提防。”
確實，陳獨秀有著自信、倔強、敢說敢為、義無返顧的性情；有著正義凜然、坦誠直率、實事求是的品格。今天，我們品味一番他的性情、品格，大有可資借鑑之處。
爺爺非常傷感地說，這個小東西“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
陳獨秀父輩的兄弟四人中，大伯、二伯早年去世，排行老三的父親，以教書為業，陳獨秀出生不久，父親就離世了。這樣，陳獨秀自幼就過繼給了四叔陳衍庶。四叔是一個舉人，曾任知縣、知州。陳獨秀的爺爺陳章旭，一直教授私塾。爺爺看中了陳獨秀的聰明，便把希望寄託在他的身上。在他六七歲時，爺爺就開始教他“四書”“五經”，可他對此始終不感興趣。有一次，他又因背不出讀過的書來，被爺爺痛打了一頓，但無論捱了怎樣的毒打，他都絕不哭一聲，小嘴閉得緊緊的，兩眼直瞪著剛打過自己的爺爺，直氣得爺爺傷感地說：“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凶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啊！”並且斷言他“長大後不成龍，便成蛇”。陳獨秀的母親看到兒子的桀驁不馴，也只是傷心落淚而已。
17歲那年，陳獨秀到安慶參加科舉試的初級童試。當時，宗師出了一個很古怪的題目：《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一見這個題目，陳獨秀就覺得“很怪”，與所讀過的“四書”“五經”相差甚遠。怎麼辦呢？他認為，對於這類不通的題目，就應該用不通的文字來對付，於是，他把《昭明文選》和 《康熙字典》上的鳥獸草木之類的生僻怪字，草草編織成篇，然後就交了上去，誰知竟使判卷“大師”找不到北了。回家後，他把考試情況向哥哥敘述了一番，哥哥聽後，認為這下肯定“沒戲”了。不久，消息傳來：陳獨秀不僅考上了秀才，而且還是第一名呢！
18歲那年，陳獨秀參加正式的科舉考試—鄉試，卻一敗塗地。從此，他視科舉為妖孽而恨之，決心再也不參加鄉試了。經過這樣兩次考試，他目睹了當時考場上的種種黑暗，看到了考生們置國家安危於不顧、官迷心竅的百般醜態，心想，倘若“這班動物”得了志，那麼國家和人民將如何地遭殃。基於這種認識，1897年12月，陳獨秀進入杭州新式學校—中西求是書院，開始學習新學和西學，執著地閱讀起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維新派的《時務報》等，開始了他探索救國救民真理的漫長征程。
剪掉姚學監的辮子後，他痛快地說“這回出了一口惡氣”
維新變法失敗後，為了探索救國圖存之路，陳獨秀決定去日本留學。1901年10月，就在陳獨秀入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當天，他就找來了剪子，將盤在頭上、象徵奴才身份的辮子剪掉了，並往辮子上倒上煤油，當眾將其燒成灰燼，以此表示：誓與清王朝徹底決裂。他的這一舉動，使同去的中國學生目瞪口呆，十分驚訝。
留日期間，陳獨秀因“勵志社”有鼓吹君主立憲的章宗祥、曹汝霖等人，就以退出該社，表明自己寧當叛逆者，不願與他們同流合汙的決心；在“青年會”，他也同樣表現出與清朝勢不兩立的態度。當時，清朝政府派駐日本的姚文甫（學監）經常干涉或破壞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因看不慣姚學監的奴顏媚骨，一天夜裡，陳獨秀與鄒容、張繼一起闖進姚學監的住處，說要砍掉姚的腦袋，姚就求饒。鄒容說：“縱饒汝頭，不饒汝發。”於是，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操起剪刀，“咔嚓”一聲，剪掉了姚學監的長辮子，以抒發“割發代首”之恨。回到宿舍後，陳獨秀把手中的辮子扔到了桌子上，大口喘氣地說：“這回出了一口惡氣！”當時，這一富有戲劇色彩的行動，震動了整個留學生群體，許多人為之拍手稱快！
姚文甫被剪掉了辮子，十分惱怒，隨後就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陳獨秀、鄒容、張繼。時隔數日，蔡鈞照會了日本政府外務部。這樣，他們三人被日本政府強行遣送回國。回國之後，他們三人一起去看望從事反清活動的鬥士章士釗（時任《蘇報》主筆），章士釗聽了他們剪掉姚學監的辮子、被逐回國的經過後，哈哈大笑，讚賞不已！
陳獨秀在留日期間接觸了大量的新思潮，思想上逐漸由維新轉向了革命。
不滿馬林對中共粗暴干涉，聲言“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
1921年6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華，推動了中共一大的召開，推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同年9月，陳獨秀辭去廣東教委會主任之職，回滬專任此職。但在他與馬林的會談中，馬林強調，中共必須在共產國際領導下制定方針和計劃。陳則認為，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需要共產國際經濟援助。由於兩人幾次都談不攏，一度出現了陳獨秀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馬林則主張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極端對立局面。
陳獨秀和馬林僵持到這般程度，馬林的翻譯張太雷從中調解，對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豈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大聲說：“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說罷，不理張太雷，拿起皮包，氣沖沖地走了。
10月4日，有3個“白相人”忽然從前門闖入陳獨秀住宅，先說要見陳獨秀，又說要買《新青年》雜誌。此時，陳獨秀正在樓上與《民國日報》副刊主編邵力子交談，聞聲從樓上趿拉著鞋下來，見此情形想從後門出去，但後門已被人把守住，走不出去了。不一會兒，來了兩部汽車，不分青紅皁白，迅即把陳獨秀、高君曼（陳妻）以及正在陳家聚會的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押上汽車，連同《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抓捕陳獨秀的是法租界當局。到捕房後，陳獨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報了假姓名。抓捕汽車駛出後，陳獨秀的老友褚輔成（上海法學院院長）正巧前來拜訪，也被留守在陳宅的巡捕逮捕。褚輔成被押到捕房見到陳獨秀時，不慎直呼了陳獨秀的大名，使其真實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兩人身份後，即釋放了他們，陳獨秀等5人則被關入牢房。
陳獨秀被捕，使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頓時群龍無首。在共產國際看來，陳獨秀被捕既是共產國際在華事業的巨大挫折，也是馬林修補與陳獨秀關係的難得機會。因而，馬林開始為營救陳獨秀四處奔走，首先通過熟人請到法國律師巴和承辦這個案子，然後從共產國際給他的活動經費中拿出400美元疏通關係，以打通會審公堂的關鍵人物。由於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營救，會審公堂最終判決罰100大洋，銷燬查抄書籍，釋放陳獨秀。
陳獨秀一向極重感情，愛憎分明，知恩必報。出獄後，當他得知馬林在營救中費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錢，深受感動。從此，中共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峰迴路轉，經常晤面，坦誠相見。後來，陳獨秀接受馬林建議，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促使中國革命出現了新局面。
他要鄙人當勞動部長是假，為他裝點門面，當他的走卒是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陳獨秀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給予了強烈的譴責。國民黨當局惱羞成怒，對陳獨秀實行逮捕並將其關押於南京老虎橋監獄。1933年5月，一些報紙曾有過這樣的記載：審判長問過陳獨秀，“為什麼要反對國民政府？”他毫無遲疑，慷慨激昂地回答，“有這事，不否認。一、國民政府的政治不民主；二、軍閥官僚貪汙腐化；三、對日本的侵略不抵抗。”
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又向上海發動進攻，並轟炸南京。有一次，陳獨秀所住牢房的屋頂被震坍了，他只好躲到桌子底下，才倖免於難。鑑於此，陳獨秀對潘蘭珍（他的第三任妻子）說：“南京是敵人轟炸的重點，你快回南通家裡去吧！”潘卻說：“我怎麼能走，死就死在一塊兒吧。”隨即，陳鍾凡（金陵女子學院教授）與胡適、張伯苓等聯名保釋他。國民黨當局要陳獨秀出具“悔過書”，他聞之大怒，說：“我寧願炸死獄中，實無過可悔。”隨後，國民黨在國人“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巨大壓力下，被迫於8月23日釋放了陳獨秀。
就在陳獨秀出獄不久，國民政府大員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宴請陳獨秀等人。宴會上，陳果夫鄭重地宣佈：“鄙人受蔣先生委託轉告，他十分讚賞獨秀先生淵博的學識和愛國精神，想聘請獨秀先生任勞動部長，為中華民國效勞。獨秀先生，你意如何？”陳果夫話音剛落，陳獨秀說：“果夫先生，請你轉告鄙人對蔣介石先生的謝意。不過，他要鄙人當勞動部長是假，為他裝點門面，當他的走卒是真。這真是異想天開。”言辭犀利，頗有骨氣。
這時，在座的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說：“獨秀先生，鄙人也受蔣先生的委託，要請獨秀先生組織一個新共產黨，並供給十萬元經費和國民參政會五個名額。獨秀先生，你意如何？”多年前，朱家驊曾與陳獨秀一起在北京大學任教，倆人過從甚密。現在，他替蔣介石當說客，陳獨秀當即拒絕道：“蔣介石殺了我許多同志，還殺了我兩個兒子，關了我五年牢，我和他不共戴天。現在要我組什麼新共產黨，則更是異想天開，我陳某決不幹這種事。”即便往日的同仁好友，也左右不了他！
當年《新青年》雜誌的盟友、時任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的胡適，這時也隔洋託人傳話給陳獨秀：“美國一家圖書公司，慕獨秀先生之名，邀請獨秀先生去美國寫自傳。一切安排妥當，盼往。”陳獨秀不願接受這份邀請，但也感謝老友關心，就取了婉然謝絕之態度，對傳話人說：“鄙人生活很簡單，沒有什麼傳奇的東西，不用去美國寫自傳。我是一箇中國人，若是寫自傳，在中國也能寫，同時，鄙人也厭煩見生人。”並且，告知傳話人，“請你轉告胡適先生，我是決意不去。過去一些大軍閥官僚垮臺後，都跑到國外當寓公，這是一件十分可恥的事。我陳某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陳獨秀的幾番話語表明，他是有著獨立精神的“硬骨頭”，恰如他自銘的那樣，“絕對不說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癢的話”。
拒絕任卓宣、張國燾的資助：“你們比我‘窮’”
1937年9月12日，陳獨秀、潘蘭珍拎著大包小箱，從南京出發，擠在逃難的人群中登上開往武漢的輪船。然而，武漢的生活也不如意，而且日軍很快逼近武漢。於是，他們便順長江進入四川。
船抵達重慶後，陳獨秀的老朋友周欽嶽、張恨水和高語罕等前來碼頭迎接。
進入夏季以後，素有“火爐”之稱的重慶，暑氣逼人。如此酷熱的天氣，即便重慶的老市民也難以忍受，又何況初到重慶、年邁體衰的陳獨秀呢！沒多久，他的血壓升高，心臟病開始發作了。待病情稍有緩解，他和妻子就乘船溯江而上，到達四川江津縣城。
陳獨秀在好友方孝遠的幫助下，到江津名流曹茂池的“郭家公館”住下。後來，他們夫妻又遷居至鶴山坪楊慶餘家。所以遷此，主要是陳獨秀對楊慶餘祖父楊魯承編撰的《皇清經典》十分感興趣；而楊慶餘呢，又正想找個名人來整理祖父的遺著。
當時，陳獨秀沒有職業，沒有正常的經濟收入，除了一點兒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酬之外，主要靠親友的接濟。他生活清苦的程度，非同一般。
在困苦的病難中，陳獨秀曾詩云：
日白雲黃欲暮天，更無多剩此殘年。
病如簷雪銷難盡，愁似池冰結愈堅。
蘄愛力窮翻入夢，煉詩心豁猛通禪。
鄰家藏有中山釀，乞取深卮療不眠。
這首詩，反映了陳獨秀煩憂集結、百病纏身的痛苦境遇，同時也表達了他對自己曾為之奮鬥過的革命事業和並肩戰鬥的朋友、同志無限眷戀的情感。
1939年冬，曾任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辛亥革命中，陳獨秀曾任安徽省督府祕書長。都督是柏文蔚），到重慶開會便順路來探望陳獨秀。當他看到陳獨秀此時還穿著單薄的棉衣時，心中很不是滋味，立馬將身上的狐皮襖贈送給他，但固執的陳獨秀堅決不收。柏文蔚說：“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時便是生死與共的老朋友了！當年你年輕有為，不怕殺頭坐牢，豪氣沖天。現在你窮困到這個地步，作為老朋友送你一點兒東西難道也不行麼？你再堅持，我就立即告辭！”見老友這般堅持，陳獨秀只好收下了。
陳獨秀是一個個性強烈、極有操守的人，儘管經濟上這般困苦，但他不會犧牲原則去接受別人的幫助。例如，1928年被捕後背叛共產黨的任卓宣，知道陳獨秀的生活困境後，給他寄了200元，陳獨秀收到後，立即退了回去。他的學生、時任國民黨中央祕書長的朱家驊，贈送其5000元，陳獨秀當即拒絕。朱家驊無奈，又託張國燾（1938年4月投靠國民黨）轉贈，陳獨秀再次退回，並寫信斥責張：“請你以後不要多事！”並且，指斥張國燾、任卓宣：“其實，你們比我‘窮’。”這是指“人格”而言，但是他們不解其意，還覺得陳獨秀的說法很怪，再不敢多言了。
北京大學的一些畢業生，曾是陳獨秀的學生，這時已成了國民黨的政要。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兼北大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等人，來到四川時，必定專程看望自己的老師，不免資助。對此，陳獨秀反而氣憤地說：“你們把我當乞丐施捨嗎？我挑明瞭說，即使我窮死餓死也不會收的。”當陳獨秀的生活處境，傳到蔣介石耳朵裡後，蔣也叫國庫局撥一筆錢給他。國庫局派大員親自去辦理，江津縣銀行辦事處主任陪同前往陳家，希望落實此事。陳獨秀仍是堅決拒絕，“原封退回”，毫不含糊。
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
陳獨秀入川以後，蔣介石接受了張國燾的建議，派國民黨大員胡宗南和戴笠去陳獨秀家拜訪。1939年的一天，胡宗南、戴笠到江津看望陳獨秀。敲響門後，出來開門的是高語罕。當年，高語罕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時，胡宗南和戴笠是他的學生。
彼此落座後，胡宗南起身把《大公報》剪報送到陳獨秀面前說：“陳先生不久前無端被延安誣罵為漢奸（王明、康生等這時對陳獨秀誣陷，其實質是藉此抵制毛澤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從而樹立自己在黨內的權威—筆者注），但我黨精英都為您鳴不平。這是他們（指國民黨要人）寫給你的辯護文章，真是國人之公論，民心之所向啊……”胡宗南的這番話，是煽動陳獨秀起來反共。雖然陳獨秀對中共滿腹怨氣，卻絲毫不為胡宗南的言辭所動。
胡宗南接著說：“我們今天特來請教先生談談對國事的看法。”陳獨秀說：“獨秀此次寓居江津，是逃難入川，雖國事縈懷，卻並不參與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動。”這時，戴笠在筆記本上快速地記錄著他們的談話。陳獨秀說：“本人是孤陋寡聞，不願公開發表言論，致引喋喋不休之爭。”這時，高語罕站起身來打圓場說：“不會的，不會的，我的這兩位學生是最尊重他人意願的。”
陳獨秀見勢險惡，咳嗽了一聲。高語罕的妻子是醫生，理解陳咳之意，她說：“陳先生，吃藥的時間到了。”胡宗南、戴笠心知此乃“逐客令”，站起身來，胡宗南說：“先生身體欠安，我們不便多打擾，先告辭。”顯見，他們想借陳獨秀之口製造輿論的謀劃泡湯了。
1942年5月12日，陳獨秀聽信偏方治病，喝了發了黴的蠶豆花煮的湯，感到腹脹不適。第二天，曾代表陳獨秀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前來探望。老友重逢，他非常高興，中午吃了四季豆燉豬肉，引起胃病復發，潘蘭珍請了好幾位醫生醫治，不見療效。
就在陳獨秀生病臥床的時候，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朱蘊山的陪同下，赴江津探訪陳獨秀。二人剛走進房門，只見陳獨秀手捂著胃，停坐在一張木床上。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說著，陳獨秀費力地要支撐起來。周恩來與陳獨秀握手的同時，忙說：“獨秀先生，你就靠著，不要起來。”周恩來此次前來拜訪，仍然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回到延安去，並表示這是毛澤東的意思。對此，陳獨秀說：“李大釗死了，延年（陳的兒子）死了，……除周恩來、毛澤東，黨中央沒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臨走時，周恩來留下的100塊銀圓，陳獨秀也堅持退了回去。
到了5月17日，陳獨秀更感身體虛弱，冷汗淋漓。27日午時，他已處於彌留狀態，醫生交替使用平血針和強心針，採取多種挽救生命的辦法，但也無力迴天。當晚，陳獨秀溘然長逝，享年63歲。
陳獨秀去世後，老友朱蘊山曾賦詩一首，其中有云：“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說陳獨秀已經“蓋棺論定”，言之過早；說他至死未改清白、清貧的書生本性，卻是符合實際的。
陳獨秀，這個“用不著提防”的光明磊落之人。歷史將他推入政治舞臺的要職上，但是像他這樣性格的人，其實並不適宜擔任政治家的角色，只能在悽愴、孤獨中走完其曲折坎坷的人生旅程了。
責任編輯 趙曉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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