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靜農：酒旗風暖少年狂——憶陳獨秀先生'

臺靜農(1903—1990)，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書法家。字伯簡，筆名有青曲、孔嘉等，安徽省霍邱縣（今六安市葉集區）人 。幼承庭訓，讀經史，習書法，中學後入北京大學國文系旁聽，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肄業，奠定了國學基礎。1925年春初識魯迅，後兩人關係密切，友誼深厚。1927年後，任教於輔仁大學、廈門大學、山東大學及齊魯大學等。抗戰後，舉家遷四川，任職國立編譯館。1946年赴臺，後任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臺靜農治學嚴謹，在文學、藝術、經史等多種領域均涉之甚深，並以人格耿介、文章書畫高絕馳名。有《靜農論文集》、《靜農書藝集》、《臺靜農散文集》、《臺靜農短篇小說集》等行世。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抗戰開始，仲甫先生被釋出獄，9月由南京到武漢。次年7月到重慶，轉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縣城，城外德感壩有一臨時中學，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鄧初（仲純）醫師已先在此開設一醫院，他又是我在青島山東大學結識的好友。家父也因事在江津，我家卻住在下流白沙鎮。這一年重慶抗戰文藝協會舉行魯迅先生逝世二週年紀念，主其事者老舍兄約我作魯迅先生生平報告，次日我即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純的醫院，仲純大嚷“靜農到了”。原來仲甫先生同家父還有幾位鄉前輩都在他家，仲甫先生聽家父說我這一天會由重慶來，他也就在這兒等我。這使我意外的驚喜，當他一到江津城，我就想見到他，彌補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學生的缺憾，現在他竟在等著見我，使我既感動又驚異。而仲甫先生卻從容談笑，對我如同老朋友一樣，剛未坐定，他同我說：“我同你看柏先生去”，不管別人，他就帶我走了。

柏先生名文蔚，字烈武，安徽壽縣人，滿清末年與仲甫先生同在蕪湖安徽公學任教，此校為當時“革命活動之中心及文化運動之總彙”（郅玉汝《陳獨秀年譜》）。仲甫先生帶我走進柏先生住的小旅館，他正在伏案揮毫為人家寫對聯。我在小學時，就知道他是壽縣起義元勳，今已英雄老去，偉岸長髯，用紅線繩紮起，戴僧帽，有江湖道士氣。當辛亥革命成功，柏先生任安徽都督，仲甫先生為祕書長，不過半年時間，宋教仁被殺，北洋軍閥掀起極大的反動壓力，柏先生被免職，而仲甫遂亡命上海，以文字鼓吹新思想，辦《新青年》，然後去北大任文科學長，五四運動時散發傳單被拘留了兩個多月。再回到上海更積極於政治行動，1933年被捕入獄，1937年8月因抗戰獲釋。此二十多年中柏陳兩先生沒有機會相見的，這次柏先生來江津，想是特來訪老友的，我也有幸一見“壽春倡義聞天下”（仲甫詩）的老將，得謝仲甫先生。

仲甫先生在江津城定居之後，我們父子約他來白沙鎮看看，江津到白沙的水路約三小時。這一天我們父子到江邊等他，獨自一人來沒有他的女伴。我家住在江邊柳馬岡一棟別墅小洋樓，是租鄧燮康君的。晚飯後，我們父子陪他聊天，他談笑自然，舉止從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時目光射人，則令人想象到《新青年》時代文章的叱吒鋒利。

我一時想起他少年時的詩學，因問他，聽說先生早年在龍眠山朝夕背誦杜詩，那作的詩一定不少，他聽了笑了。於是我拿出紙筆來，他寫了遊西湖韜光與虎跑三首律詩，一首是與曼殊的絕句：

偕曼殊自日本歸國舟中

身隨番舶朝朝遠，魂附東舟夕夕還；

收拾閒情沉逝水，惱人新月故灣灣。

於是停下筆來，談起這一詩的故實。某年他同曼殊、鄧以蟄（鄧仲純三弟）自日本回國，船上無事，曼殊喜歡說在日結交的女友如何如何，而仲甫先生與鄧以蟄故說不相信，不免有意挑動曼殊，開他玩笑，曼殊急了，走進艙內，雙手捧出些女人的髮飾種種給他兩人看，忽地一下拋向海里，轉身痛哭，仲甫說來已經幾十年前的事了，神色還有些黯然。

次晨，我準備紙筆，請他寫字，因他早年喜歡書法，並用功於篆字。他以行草寫了一幅四尺立軸，他說多年沒有玩此道，而體勢雄健渾成，使我驚異，不特見其功力，更見此老襟懷，真不可測。又寫了一副對聯，聯文雲：

坐起忽驚詩在眼，

醉歸每見月沉樓。

首句是明人詩，次句是他的詩，這是他早年集的，還沒有忘記。題款稱我父親為“丈”，稱我為“兄”，我們父子當時都說他太客氣！其實他還大我父親三歲，這是傳統的老輩風範，而我卻不覺有些惶悚。

仲甫的老友章士釗（行嚴），在1913年他在上海創甲寅雜誌，仲甫參與其事，以精悍的文筆，抨擊北洋軍閥的反動，影響全國，可是1921年以後，他依附段祺瑞，為段的臨時執政府的教育與司法的兩部之長，恢復甲寅雜誌由月刊為週刊，力倡以柳宗元文為模範，1926年3月18日北京學生為政治腐敗請願，竟在執政府前橫被搶殺，此一慘案，震動全國，而身為教育司法兩部部長的章士釗，亦隨此反動政權，一敗塗地。

1917至1933年十五、六年間，他們兩人間在思想與政治方面，背道而馳，令人不可想象。直至1933年仲甫先生被捕，章士釗以法律家的觀點，發表一篇精闢的長文，為仲甫申訴。郅玉汝的《陳獨秀年譜》謂“被告方面延有章士釗、吳之屏、彭望鄴等律師五人代為辯護”，據我所知這是出於章的主動，非如一般情形由被告延聘律師。這看出兩人不因多年相左，而失去舊日的交情，尤當患難之時，表現了平生風義。

抗戰時，兩人都到了重慶，仲甫住進醫院，章士釗去看他，他向仲甫說：“你很好！我像小癟三樣。”

“你找弱男回來管管好了。”

“那更糟，越管越壞。”

弱男是清季名公子又是詩人吳彥復的女兒，章氏夫婦早不住在一起，他是有姨太太的。

陳章兩人結交的年代，1903年章與張繼、何梅士在上海創《國民日報》，仲甫即亦參加，時陳25歲，章23歲。後兩年又同在上海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組織。足見兩人早年是朋友又是同志，後來分張，仲甫為追求他的理想，垂老入獄，猶孜孜於文字學研究。章則一失足，便掉進泥坑而不自拔。“小癟三”是自嘲，也是對老友說真心話。“小癟三”是上海灘的話，意思就是混了。

吾師沈尹默先生是仲甫少年在杭州時的朋友，後來又在北京大學同事，仲甫再回到上海後，他們兩人大概就沒有見面了。抗戰後，沈先生到重慶時，仲甫已定居江津，又沒有機會見面。

他們兩人在杭州時正是年少，過的是詩酒豪情的生活，如仲甫詩云：

垂柳飛花村路香，酒旗風暖少年狂；

橋頭日系青驄馬，惆悵當年蕭九娘。

當時他有《杭州酷暑寄懷劉三沈二》與《夜雨狂歌答沈二》兩詩，“沈二”即尹默先生。這首“夜雨狂歌”，極瓌麗奇詭，以長吉的誕幻，嗣宗的詠懷，合為一手者：

夜雨狂歌答沈二

黑雲壓地地裂口，飛龍到海勢蚴蟉。

喝日退避雷師吼，兩腳踏破九洲九。

九洲囂隘聚群醜，靈瑣高扁立玉狗。

燭龍老死夜深黝，伯強拍手滿地走。

竹斑未滅帝朽骨，來此浮山去已久。

雪峰東奔朝岣嶁，江上狂夫碎白首。

筆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氣進君酒。

滴血寫詩報良友，天雨金粟泣鬼母。

黑風吹海豔地紐，羿與康回笑握手。

此詩作於1915年，明年辦《新青年》，於是以雷霆萬鈞之力，反封建，反傳統，倡文學革命，實踐了“筆底寒潮撼星斗”。

二十年後，兩先生避地入蜀，雖不在一地，通了消息後，亦有倡和，先是仲甫“依韻和尹默兄”的五言古詩，末四句雲：“但使意無違，王喬勿久待，俯仰無愧怍，何用違吝悔。”猶見此老磊落倔強之氣。

後來仲甫先生有四首絕句寄沈尹默先生，沈先生也有和作。陳先生詩云：

湖上詩人舊酒徒，十年匹馬走燕吳。

於今老病干戈日，恨不逢君盡一壺。

村居為愛溪山盡，臥枕殘書聞杜鵑；

絕學未隨明社屋，不辭選懦事丹鉛。

哀樂漸平詩興減，西來病骨日支離；

小詩聊寫胸中意，垂老文章氣益卑。

論詩氣韻推天寶，無那心情屬晚唐；

百藝窮通偕世變，非因才力薄蘇黃。

畢竟“烈士暮年”，另是一種境界。“不辭選儒事丹鉛”者是說他正在撰述的《小學識字教本》，此書至仲老逝世，僅完成十之八九。書至於“垂老文章氣益卑”與“百藝窮通偕世變”云云，感慨尤深。

有次仲老要我將他的詩轉寄給尹默先生，信筆談到沈先生的書法，也可看出此老對於書法的見解，這當然是他早年的修養如同他的詩學，思想文章雖有激變，而藝術的趣味卻未曾磨滅。現將仲老的信抄錄於後，以存掌故：

“尹默先生住渝何處，弟不知，兄如知之，乞將答詩轉去，為荷。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尊見以為如何？”

仲老晚年想寫兩部書，一是中國史，一是中國文學書，他給我的信曾說：“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擬油印此表（中國古史表）以遺同好，免完全散失也。”這是他將舊作《中國古史表》託我交編譯館為之油印的信，就便提到他晚年要寫出古史與文字的兩部著作，這在平常談話中也不止一次的說出他的志願。他以為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形成的學術思想，有些烏煙瘴氣，再不能讓它繼續下去毒害青年，這是《新青年》時代所未曾做到的，也就是他雖在衰病的晚年不能放棄的責任。

書名《小學識字教本》者，以古人童年時初學習認字為“小學”，漢以後則以研究文字為“小學”，仲老之書以“小學”名有雙關的意思。“教本”者，是為小學教師所用。自敘雲：

“本書取習用之字三千餘，綜以字根及本字根凡五百餘，是為一切之基本形義，熟習此五百數十字，其餘三千字乃至數萬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結合，而孳乳者也。”

這是極科學的方法，使兩千年來的文化遺產，由蕪雜而有體系可尋。尤其是下一代兒童能循此學習，當省卻許多腦力。仲老在《新青年》時代摧腐推新，晚年猶為下一代著想，如此精神，能不令人感激。

當他計劃寫此書時，在重慶的北大老學生勸他將稿子賣給編譯館，他們知道此老生活只靠一二老友接濟，其他饋贈，皆一概拒絕。而仲老接受賣給編譯館者，則為我當時在編譯館有些方便，如交出的原稿要改正與借參考書及向館方有事接洽等等。但我不是該館正式人員，而是淪陷區的大學教授被安置那裡，沒有工作約束，可自由讀書做自己的事。

本文來源於《新文學史料》（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