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馬林，一個是中國五四運動的總司令和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另一個是荷蘭著名革命家，本應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卻被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革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共同實現了“對中國革命的兩大貢獻”。大革命時期，馬林三次來華（一說四次），與陳獨秀之間的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頗有戲劇效果。
“我們不能靠馬林”
大革命時期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和蘇俄顧問很多，據《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四冊“人物索引”記載，應有數10人之多。但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產生重要影響的，前有馬林後有鮑羅廷，他們分別是列寧和斯大林親自推薦或建議的駐華代表。其中，馬林更為特殊，因為他不僅是列寧親自推薦的共產國際執委會在華常駐代表，而且經歷了中國共產黨成立、國共合作方針的確立等具有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決策。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間，馬林無疑是影響中國共產黨和陳獨秀最大的共產國際代表。
馬林，真名亨德立克斯?斯內夫利特（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荷蘭著名革命者，共產主義活動家， 1883年出生於荷蘭鹿特丹的一個職員家庭。1902年加入荷蘭社會民主黨，1913年離開荷蘭前往荷屬殖民地印尼爪哇從事革命活動，創建了東印度社會民主聯盟。1918年被爪哇當局驅逐出境，返回荷蘭，加入荷蘭共產黨。1920年，作為荷蘭共產黨的代表赴蘇聯，以馬林的名字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擔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祕書，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其豐富的東方革命經歷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曾在共產國際總部工作，主要任務是研究遠東各國革命運動，尤其是中國革命運動。1921年6月，他奉命首度來華，推動中共於次月召開成立大會，並推選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
馬林的到來，應該說符合陳獨秀的願望。早在醞釀建黨之際，陳獨秀即通過更早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認識到共產國際的性質及重要性，感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基礎薄弱，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與共產國際建立關係，無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上和這一運動的實際經驗上都可以得著莫大的幫助”；“如果共產國際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們的顧問，我們也將獲益不少”。應該說，馬林的經歷、資歷及對東方革命的情感都是堪當此任的。
中共成立之時，陳獨秀正在廣州任職，並積極推動廣東建黨事宜。中共一大召開前，陳獨秀因無法脫身轉而指派包惠僧為自己的代表參加大會。一大閉幕後，包惠僧奉馬林之命再次專程來粵催行。為了黨的工作，陳獨秀在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主任職務後，於9月10日到達上海，次日便同馬林見面會談，表達了足夠的誠意。但兩人首次見面就因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問題發生了爭論。馬林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提出各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和計劃，應在國際統一領導之下制定。而陳獨秀則認為中國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目前也不需要國際的經濟援助。由於兩人幾次都談不攏，加之其他因素，一度出現陳獨秀聲言不與馬林見面，並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而馬林則主張開除陳獨秀黨籍的極端對立局面。
看到兩人僵持不下的尷尬局面，馬林的翻譯張太雷有些著急。一次，他單獨找到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的領導之下，由產生到發展，由成長到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大聲說：“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幹這個書記，但中國共產黨絕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說完丟下張太雷，拿起皮包，氣沖沖地走了。事後，陳獨秀將李達、張國燾及一些在滬黨員召集開會，向他們闡明自己的態度，堅持表示：“我們不能靠馬林，要靠我們自己來組織黨。中國革命要靠中國人自己幹，我們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
陳獨秀不滿馬林對中共的粗暴干涉，進而偏激地拒絕與共產國際發生關係，還拒絕使用共產國際的經費。但辭去公職成為職業革命家的陳獨秀，不僅面臨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壓力，更要面對一批又一批懷著高昂革命熱情從各地慕名而來，沒有正當職業、生活來源和固定住所的青年革命者。面對開展黨的工作所必然發生的經費需求，陳獨秀寧可多次屈身登門，向早已政治分途的好友兼同鄉胡適求助，以求獨立自主地幹革命，但這終究不是持久之計。不食嗟來之食、不會仰人鼻息，性格剛烈的陳獨秀沒有想到，由一場逮捕而發生的一次患難，使他轉變了態度，成為中共黨內第一位使用共產國際經費的領導人。
一次重要的變故
正當黨內同志苦思冥想如何解決陳獨秀與馬林分歧的辦法之時，一次突如其來的變故在陳獨秀身上發生了，從而結束了陳馬關係緊張的局面，也改變了新生的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1921年10月4日下午2時許，有3個“白相人”忽從前門闖入陳宅，先說要見陳獨秀，又說要買《新青年》。陳獨秀正在樓上與時任《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主編兼上海河南路商界聯合會會長邵力子交談，聞聲從樓上下來，見此情形想從後門出去，但後門已被人把守，無法脫身。不一會兒，來了兩部汽車，不容分說就將陳獨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陳宅聚會的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一共5人押上汽車，揚長而去。抓捕陳獨秀的是法租界當局，《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到捕房後，陳獨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報了假姓名。不一會兒，時任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陳獨秀的老友褚輔成正巧前來拜訪，也立時被守候在陳宅的巡捕逮捕。褚輔成被押到捕房見到陳獨秀時不慎直呼了陳獨秀大名，使陳獨秀的真實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兩人身份後，即釋放了他們，陳獨秀等5人被關入牢房。
陳獨秀被捕的消息傳開，頓時滿城風雨。出於對陳獨秀的敬仰，上海各界紛紛營救。
陳獨秀被捕，新生的中國共產黨頓時群龍無首。在共產國際看來，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是“天才的政論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員” 。顯然，陳獨秀被捕既是共產國際在華事業的巨大挫折，更是馬林修補陳馬關係的難得機會。他開始為營救陳獨秀四處奔走，一是通過熟人請到法國律師巴和承辦這個案子；二是從共產國際給他的活動經費中拿出400美元疏通關係，打通會審公堂的關鍵人物。由於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營救，會審公堂最終宣判罰大洋100元，銷燬查抄書籍，釋放陳獨秀。陳獨秀被捕一案至此了結。
陳獨秀一向極重感情，愛憎分明，知恩必報。他出獄後，得知馬林在營救中費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錢，深受感動。被釋放的次日，陳獨秀便以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身份召集了兩次會議，不僅熱情地過問工會工作和宣傳工作，還引導大家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與赤色職工國際的關係、中共中央是否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援等三個重要問題上統一認識。從此，中共開始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陳獨秀與馬林更是經常晤面，坦誠相見，也按照要求每月向馬林或共產國際執委會書面報告一次中共中央的工作計劃、執行情況和經費使用情況，聽取馬林對中共中央工作的意見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馬林則毫無保留地向中共中央和陳獨秀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議。由此，陳馬關係峰迴路轉，柳暗花明。
此後，陳獨秀開始幫助馬林推進其與中國革命運動建立聯繫的計劃。在上海，陳獨秀介紹馬林認識國民黨駐滬代表張繼等人，從而促成馬林1921年冬至1922年春的南方之行，促成他與孫中山在桂林的3次會見及與國民黨上層人士在廣州的會晤。此行使馬林大為振奮，他堅信孫中山所在的南方才是中國民族革命大有作為的地方，萌發了促成年輕的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以達成聯合各革命階級共同進行反帝反封建國民革命的計劃。
屈從與抗爭
經歷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資產階級革命，目睹國民黨組織渙散、對內依賴軍閥、對外妥協退讓、走單純軍事路線的陳獨秀，認定其已喪失革命性，抱定了不同國民黨合作的態度。這種政治態度雖然顯示出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獨立自主的性格，但卻帶有明顯的幼稚性。這種單槍匹馬孤軍作戰的態度不僅違背了近代中國國情，而且在革命實踐上也難以持久，最終只能宣告失敗。
從廣州返回上海後，馬林懷著興奮的心情向陳獨秀提議召開中央局會議，討論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以“黨內合作”的方式建立合作關係。馬林建議中共放棄對於國民黨的排斥態度，“到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通過這一切，會獲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門徑。黨則不需要放棄獨立。”雖然馬林的本意是通過國共合作將年輕的中共推上中國政治舞臺，經歷實踐考驗，發揮更大作用，但仍為陳獨秀嚴詞拒絕，因為這種合作方式與陳獨秀對國民黨的看法相距太遠。陳馬之間因此再次發生重大分歧，而且雙方都試圖改變對方的想法。
考慮到馬林可能會向共產國際報告此事，陳獨秀選擇給熟悉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寫信的方式表達意見。1922年4月6日，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陳獨秀列舉了反對馬林提議的6點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是兩黨宗旨和性質不合、中共黨內反對意見激烈，從而表達了既無加入之必要，亦“無加入之可能”的嚴正立場，並請代呈共產國際。而馬林則於4月24日離開上海返回莫斯科，意在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並尋求支持，直至8月初重返上海。
馬林迅速獲得共產國際的支持。7月17日，共產國際執委會聽取了他長逾萬字、其中不乏偏頗結論的《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後，次日便向中共中央下達命令，並讓馬林隨身攜帶一份十分重要的祕密指令。指令要求中共中央“接箋後，應據共產國際主席團7月18日決定，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並與菲力浦（即馬林）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實際上是授予馬林一把指導中共中央的“尚方寶劍”。《共產國際執委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要求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共產黨人應該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成一些小組。靠這些小組形成一支大軍去宣傳反對外國帝國主義鬥爭的思想，建立中華民國和組織反對中外剝削者的階級鬥爭的思想”。陳獨秀通過維經斯基轉達的意見遭到拒絕，馬林則被正式宣佈有代表共產國際之權。
其實，在馬林離開的日子裡，陳獨秀等中共領袖們也在進行痛苦的思考，特別在得知張國燾率團參加共產國際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受到列寧親自接見，得知列寧對國共合作問題的深切關注的真實態度後，陳獨秀受到很大震動，不合作態度開始逐步發生變化。具體表現有以下3點：一是受到列寧民族和殖民地理論和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的指導，由陳獨秀起草的、以中國共產黨名義公開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於1922年6月17日發表，首次宣佈準備邀請國民黨及其他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以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二是在陳炯明發動武裝叛亂、公開背叛孫中山後，陳獨秀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主動與國民黨要人張繼會談，明確表示了譴責陳炯明、支持孫中山的堅定立場，並希望以國共兩黨為骨幹，共同組成國民革命聯合戰線；三是在1922年7月陳獨秀主持召開的黨的二大上，不僅通過了《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正式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和指揮，而且通過《關於“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明確規定了中共與其他黨派建立民主聯合戰線的原則和計劃，實際上制定了與孫中山國民黨聯合的方針，即實行黨外合作，這是中共自己選擇的一種合作方式。
馬林8月初返回上海後，也看到了中共政策的調整，但還是對剛剛閉幕的黨的二大所提出的“民主聯合戰線”表示不滿，隨即出示共產國際命令，要求陳獨秀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在8月底召開的西湖會議上，雖然當時中共中央5個委員以“黨內聯合乃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為主要理由，“都一致反對此提議”，但最終還是出於“尊重國際紀律”而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顯然，陳獨秀違背了自己的意志屈從於共產國際的命令，這恐怕是他第一次違背自己的意願屈服於外部力量。“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很重大的改變”。至此，陳獨秀對中共與國民黨的關係發生了兩次急劇轉變：不同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合作——與孫中山國民黨平等合作——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
合作中的矛盾
從西湖會議經黨的三大到馬林調離的一年多，儘管陳獨秀和中共中央接受了“有條件的加入”，可他思想上並未完全接受，以後還有反覆。但對陳獨秀而言，這畢竟是人生一次重要的政治轉變。更重要的是，黨內合作並未成為全黨一致行動，黨員乃至中央委員中都有大量艱鉅的說服教育工作要做。所以，陳馬之間雖然一直密切合作，但由於“國民黨始終怠工或拒絕”，也由於共產國際內部存在著明顯的不同意見，所以合作中也存在困惑和矛盾。
一是率先加入國民黨，以實際行動推動黨內合作。黨內合作的阻力來自國共兩黨。西湖會議後，陳獨秀與李大釗、馬林一起拜訪蟄居滬上的孫中山，正式提出國民黨改組、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行黨內合作。陳獨秀等由孫中山主盟正式加入國民黨，成為中共第一批跨黨黨員。此外，陳馬聯手推動並應邀參加了孫中山於1922年9月4日召開的國民黨員會議，討論如何改進國民黨的問題。孫中山指定陳獨秀加入國民黨改組委員會，並起草國民黨黨綱和總章。不久，陳獨秀即向改組委員會提交了由他起草的、旨在讓國民黨徹底改頭換面的黨綱和組織機構草案，以致引起一些國民黨人的懷疑和汙衊。
對於陳獨秀這個階段的工作，馬林比較滿意，甚至抱怨共產國際讓陳獨秀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國去開共產國際四大。他認為，領導我們的同志開展政治宣傳，則非陳莫屬；陳對國民黨的改組能夠發揮重要作用。黨的三大後，他甚至認為，只有像陳獨秀這樣的人物才能通過在國民黨內部展開宣傳去促進國民黨的新生。所有這些都表現了馬林對陳的滿意和信任。但共產國際執委會仍不滿意。在共產國際四大上，儘管陳獨秀按照馬林的觀點闡述了中共的主張，但還是受到來自共產國際高層的猛烈批評和教訓，尤其是會後提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更是明確決定“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目的是“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期將它和蘇維埃俄國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歐洲、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顯然，陳獨秀還是沒有跟上形勢的發展，因為對此時的蘇俄來說，國共合作已經讓位於孫蘇聯盟，中國革命利益已經讓位於蘇俄國家利益。
二是一唱一和，從理論層面為黨內合作掃除障礙。陳獨秀除與馬林主持籌備黨的三大外，將重要精力用在理論闡釋和思想引導上，以說服黨員接受黨內合作方式，也為緩解來自國民黨方面的懷疑和擔憂。陳獨秀經過長時間的苦苦思索，相繼推出以《國民黨是什麼》、《資產階級的革命和革命的資產階級》、《中國農民問題》和《中國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一批代表性著作，其中不乏對國民黨的稱讚及對共產黨的貶損，甚至提出了後來被批為“二次革命論”的右傾機會主義等錯誤言論，但歸根結底，陳獨秀的用意十分明確：代表中國共產黨表明政治態度，即首先幫助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這不僅是為了統一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更是為了打消國民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種種疑慮，推動合作早日實現。
三是在黨的三大上，陳馬兩人聯袂出擊，排除干擾，使黨內合作成為全黨行為。會前，馬林是“每會必到”，做了大量工作，找各地代表談話，特別是工人代表，主要內容是交代和解釋國共合作的必要性。陳獨秀冒著被指為想與馬林一道葬送共產黨的罪名，在政治報告中批評“有的同志還反對加入國民黨，其原因就是政治認識不夠明確”，並與持異議的黨員談話，以掃除障礙推動合作。當張國燾等提出異議，並與馬林爭論不休時，陳獨秀果斷支持了馬林，並帶動了其他人。最終，促成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以20：16的微弱優勢獲得通過。
然而，令馬林大感意外的是，他的滿腔熱情並未換來孫中山的真心回報。相反，孫中山仍沉迷於軍事鬥爭而忽視國民黨改組。當陳獨秀在報上公開批評和當面勸說時，孫中山大為惱火，揚言不惜放棄財政援助都要把共產黨人開除出國民黨。他多次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要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態度至為激烈，迫使陳獨秀不得不放下批判的武器，以求實現與國民黨的合作。這種態度讓馬林既感到難堪，更感到失望。他終於意識到，自己過去對孫中山國民黨的評判有失偏頗。他在給上司信中開始傾訴自己的苦惱，建議改變對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態度，唯一想做的就是儘快抽身而去。
其實，就在馬林壓服陳獨秀等接受“黨內合作”方針、全力支持國民黨時，共產國際內部就已出現了不同聲音。較為熟悉遠東和中國情況、較早來華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首先提出異議，他不贊成馬林的主張，認為不能無條件支持國民黨，應附加有利於中共和蘇俄的政治條件。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薩法羅夫同意維經斯基的意見，他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評馬林用“天方夜譚”式的精神報道了國民黨，矇騙了莫斯科，要求把馬林從中國召回，請求政治局“重新審查所作的決定”。但是，這些聲音根本改變不了保衛蘇俄利益的孫蘇聯盟的大局，因而也改變不了配合孫蘇聯盟所需要的國共“黨內合作”方針。在隨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布哈林在報告中以極為嚴厲、毋庸置疑的態度當眾批評了持不同主張者，強調俄共（布）對國民黨的支持“是我們在中國的工作所必需的”。曾經堅決反對黨內合作的陳獨秀，反過來勸說支持他主張的薩法羅夫，表示“既然共產黨第三次會議表示贊同這一主張，我希望你也同意這一點”。這隻能說明，歷經共產國際批評乃至訓斥的陳獨秀，已經完全信服馬林了。
相近的命運和歸宿
馬林於1923年10月奉命離開中國，結束了他的赴華使命，陳獨秀說他是“垂頭喪氣而回莫斯科”。由斯大林提議擔任孫中山政治顧問的鮑羅廷接替其使命，全權掌控由馬林在中國開創的國共合作事業，以保證維護蘇俄國家安全利益所需要的孫蘇聯盟。
陳獨秀與馬林離別後的政治和人生際遇也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就政治生命而言，兩人最終都離開了共產黨，陳獨秀於大革命敗局已定的1927年7月被宣佈離開中共中央委員會，又因在黨內從事託派組織活動而於1929年被開除黨籍，隨後創辦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並任總書記，後來事實上也脫離了託派；馬林於1924年回到荷蘭，任全國工會書記處主席，1927年，他也同樣因為參加託派組織而離開荷蘭共產黨，1928年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1929年建立託派組織革命社會黨，並擔任書記。就政治態度而言，從九一八事變到日本全面侵華，陳獨秀始終站在民族利益高度，著書立說，發表演說，堅持抗戰宣傳，甚至呼籲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赴時艱；馬林在二戰期間參加荷蘭抵抗運動，在德佔期間參加了反法西斯鬥爭並編輯祕密報紙《斯巴達克》，始終保持一個反抗納粹侵略愛國者的面目。最後，兩人生命的終點都是1942年，陳的忌日是5月27日，馬林則是4月13日；陳因飽受戰禍貧病交加而逝，馬林則慘遭納粹殺害（一說死於納粹集中營），都很壯烈。
作者：徐光壽(上海)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