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國家圖書館中，保存著一本癸好三年（1853年）修訂版的《太平禮制》，從圖書館方面所作的標籤看，當是1854年2月，英國特使小包令（洛文·包令）和麥華陀乘軍艦訪問太平天國天京時所獲贈書，再由小包令（或其父親老包令即約翰·包令，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捐贈給圖書館的。
有位通曉漢語的不知名讀者，在1856年天京事變發生前夕，仔細閱讀了這本書，並留下前後15條、多達數百字的眉批，其中一條眉批從“東王顯與太平敵體”的現象中，得出“古時大都耦國猶能為亂，況大事未集之時乎？決然不能成事”的結論。這一海外旁觀者的預言，不久後就為發生於1856年9月1日的天京事變所證實。一百多年後到訪圖書館的史學家王慶成先生讀到這裡，不由驚歎“這位讀者得出這一印象是神奇的”。
神奇並非偶然
其實在當時，作出這種神奇而準確預言的，絕非這位倫敦無名氏一人。
本身僅是“六品銜湖北即補府經歷縣丞”芝麻小官的張德堅，因在艱難紛繁、漫無頭緒的環境裡，梳理出一本翔實客觀、堪稱前期太平天國制度、人物、事蹟最完整、準確記錄的情報集《賊情彙纂》而名垂史冊。在這部現編現用、供湘軍作“敵情彙總”使用的工具書中，提前一年多預言“似不久有併吞之勢”，並準確推測出矛盾將發生在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
這並非偶然的。
兩位預言家互不相識，從未謀面，卻不約而同從同一個細節切入，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體制。
天京事變前的太平天國體制，是頗為奇特的。
表面上看，這個體制似乎頗為經典，甚至復古。
這個國家有君：天王洪秀全一人獨尊，繼承人則是他的長子、幼主洪天貴福；洪秀全以“上帝次子、耶穌胞弟”自居，聲稱受“天父上主皇上帝”委派“下凡誅妖”，為“天下萬國之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他和“代代幼主”對君權的壟斷是純粹的、絕對的，不容任何異姓染指。
這個國家有從中央到地方，完整的行政建制架構。
在中央，四軍師、五主將（因蕭朝貴、馮雲山早死，此時實際只剩二軍師、三主將，即左輔正軍師中軍主將東王楊秀清、後護又副軍師右軍主將北王韋昌輝、左軍主將翼王石達開）總攬軍政大權，並總成於楊秀清，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二十四名丞相分任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職，檢點、指揮、將軍等各級職官或留京、或外派，擔負軍政方面之任，侍衛、左右史、學士等構成為天王宮廷服務的機構，無所不包的“諸匠衙”和各種“典官”，則擔負起各行各業的管理工作；在地方，建立了郡、縣兩級行政機構，郡總制-縣監軍構成地方主官層級，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和伍長則構成城鄉基層管理體系；在軍中，全軍編成106個軍（陸軍95個，水營9個，土營兩個），並由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各級“軍中官”層層統帥。不論地方、軍中，在地方官、軍中官之上，都有被稱為“佐將”或“欽差大臣”的高級官員負總責。
這個體系對於帝王時代的中國人而言，可謂再傳統不過，“六官”和軍帥以下軍中官、鄉官的編制、名稱，都照搬《周禮》，軍師以下各級職官，也大多古已有之。一些看似變通之處，也並非無稽可查，比如“天王”，是夏商周三代和前秦、北周等所使用，且理由和洪秀全如出一轍（只有上帝才能稱帝），以主將這種軍銜秉政，春秋時的晉國（中軍元帥、上下軍主將和三軍佐）和兩漢（大將軍）都採用過。即便洪秀全的自我神化，嚴格說也並未擺脫“天子”、“君權神授”的窠臼。
但實際情況卻和紙面制度大相徑庭。
首先，軍師、主將的地位並不平等，也非共同對天王負責，而是天王垂拱而治，副軍師以下都對楊秀清一人負責。
其次，表面上看起來井井有條的六官、百僚分工，實際上全然被打亂，真正執掌六部職事的，是東王府屬官——東殿六部，六官丞相成為標誌幹部級別的虛銜，具體工作要聽從楊秀清安排；本應聽命於天王的各軍，也要“聽東王將令”，沒有楊秀清領銜頒發的將憑、官執照，各路“佐將”和各軍主官連“專殺”的權力都沒有。
還有一些制度，表面上遵循了常規程序，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
如法規、制度、禮儀、冠服、曆法，表面上是由楊秀清領銜制定，上呈洪秀全“旨準”，最終決斷權在洪秀全手裡；再如處決重要人犯，任免高級官員，同樣要走“旨準”的手續，但實際上據各方記載，洪秀全對楊秀清的上奏一概“旨準”，且除了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三人外，其它官員“概不準奏事”，也就是說，真正管事的不是洪秀全，而是楊秀清。
這種奇怪權力結構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洪秀全的“消失”：大本營就在南京城外孝陵衛、從廣西一路追趕太平軍到江南的清欽差大臣向榮，竟很長一段時間弄不清洪秀全究竟死了沒有。
似是而非的“軍師負責制”
太平天國史學研究前輩羅爾綱先生對於太平天國政體有個著名的論斷，認為洪秀全實行的是“虛君”、是“軍師負責制”，並認為這種“虛君”和“軍師負責制”是“農民民主傳統”的集大成者，而後期洪秀全“破壞軍師負責制”則是犯了“封建化錯誤”。簡單地說，就是羅先生認為，洪秀全這個天王本來就該是“虛”的，啥事都不負責是他的本份，後期開始管事、攬權，則是壞了國家規矩的“違章”行為。
照這一邏輯，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天京之初，洪秀全垂拱而治、楊秀清獨攬大權是合理合法的，因為前者就應該是“虛君”，而後者這個軍師本來就該“負責”，1856年天京事變爆發的根本原因，則是“負責”的楊秀清不滿足於僅僅負責而不是“君”，要連洪秀全的“虛君”名號也一併剝奪。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記述洪秀全早期事蹟的太平天國官書《太平天曰》說，1837年洪秀全做了那個著名的“天酉異夢”後，對姐姐洪辛英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朕乃太平天子”。如果說《太平天曰》這本官方“政治宣傳手冊”形同神話故事，有替洪秀全臉上貼金之嫌，那麼早在洪秀全傳教之初就掛在嘴邊的，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的憎惡，和“總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的願景，雖也來自另一本“政治宣傳手冊”《王長次兄親耳親目共證福音書》，卻可從保存下來的洪秀全早期傳教文章中找到許多佐證，儘管僅從這兩句話中，甚至都嗅不到多少“造反意識”（在當時讀書人說這些“綱常”套話司空見慣，又有幾個人聽到這段並不新鮮的話時，會想到“君君臣臣”的君，有朝一日會是說話者本人？），但洪秀全心目中理想的“君”，顯然絕不是什麼“虛”的。
等到真的開始“謀國”、“打江山”，洪秀全想做的，也絕非什麼只有虛名、沒有實權的“虛君”，他極力渲染、並添油加醋的“上天誅妖”事蹟中，天父賜給他的兩件寶物，是一枚金璽和一柄“雲中雪”（戰刀），前者表示授予權力，承認他是“天下萬郭真命真聖主”，是塵世間至高無上的王，後者表示授予“斬邪留正”、“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就是說，他這個“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既有權綜理國務，又有權決斷殺伐，且這兩項最“實”不過的君主權力，是“天父上主皇上帝”親自賦予的。
建國後直至1856年天京事變，大權雖一直掌握在楊秀清（最早期還有蕭朝貴）手裡，但楊、蕭都是文盲、半文盲，雖然前者精明強幹，後者狡黠多思，卻無力構建一個像樣的政府構架，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只能任由洪秀全本人，和馮雲山、盧賢拔等圍繞在洪秀全身邊的“筆桿子”來設計，因此早期太平天國的官職體系，若僅從名目上看，反映的其實是洪秀全本人、而非實際掌權的楊秀清意志，而名目上的前期官職體系，如前文所述，恰是一個再傳統不過的君主集權體系。
這一時期太平天國自己的口徑，也從來不說什麼“虛君”。印刷數量巨大的兒童識字課本《幼學詩》寫得明明白白：“天朝嚴肅地，咫尺凜天威；生殺由天子，諸官莫得違”、“一人首出正，萬國定咸寧；王獨操權柄，讒邪遁九淵”，對洪秀全君權的描述，和明、清帝王並無多大分別。甚至由所謂“軍事負責制”的“一把手”——楊秀清授意編寫的《天情道理書》，上面也清清楚楚寫著“王（天王）獨操權柄”——洪秀全說了才算。
問題是，自1851年（甚至更早的金田團營時期）至1856年天京事變，洪秀全這個照紙面規定一點不“虛”的君，實際上卻的確給人以“虛君”的感覺。
之所以如此，並非由洪秀全一手設計的太平天國官制，本著什麼“農民民主思想傳統”，設置了一個“虛君”和一群“負責的軍師”，而是楊秀清、蕭朝貴這兩位既有一定頭腦、又有一定實力的上帝會後起之秀，抓住馮雲山打官司的良好時機，用假託天父天兄下凡的手段，以“洪秀全親爸爸、親哥哥”的名義，理直氣壯地先把自己變成軍師，再把軍師變成“實際負責”，“生殺由天子”、“王獨操權柄”不假，但“天子”和“王”總得聽天父天兄的吧？“諸官”當然“不得違”，楊秀清、蕭朝貴沒有“真神附體”時，也的確以臣子、弟弟的面目出現，對洪秀全這位“二兄”、“天子”恭恭敬敬，但一旦他們覺得洪秀全的發號施令讓他們覺得不舒服、不滿意，便隨時可以祭起“傳天父天兄真神真聖旨”的絕招，讓“天子”的親爹親哥哥來教訓這位並不“虛”的君。
洪秀全是否對這種大權旁落感到萬分不自在？恐怕不見得。
從其前後表現和性格特點看，處理繁瑣的政務並非其興趣和能力所在，他更喜歡以教主和理論家自居，致力於在他看來更重要的“神學”，並藉助神的力量駕馭和控制部眾，這樣更輕鬆，在某些時候的確也更有效。楊秀清等人的“實權”一半是連騙帶搶拿走的，另一半（甚至一多半）則是洪秀全主動讓出的，如封授官爵、核准死刑等，洪秀全是有權多過問的，但實際上他卻連新上任官員的謝恩本章都懶得多看。後期楊秀清等人或死或走，他的權力再不受任何制約，但他先是把行政權力分配給由外戚、武官組成的“掌率”團隊，繼而再移交給1859年才輾轉趕來的新軍師、族弟洪仁玕。
楊秀清的“專權”並非“擅權”，而是洪秀全認可的，事實上楊也的確比洪更善於處理軍政事務，在楊秀清專權的背景下，原本應該作為中央六部主管對洪秀全負責的六官丞相，原本應該在“殿前”充當各種職責的檢點、指揮、侍衛，也就必然“不務正業”，被楊秀清當作“哪裡需要哪裡搬”的一塊磚，而職責相對固定的東殿六部，則反倒承擔了諸多實際行政事務。但這並非意味著東殿六部才是中樞行政機構，事實上大多數關鍵政務，是由楊秀清臨時指定地位比東殿六部尚書地位更高的“侯相”來負責，這種臨時指定，自然不可能和六官丞相的本來系銜一一對應，如夏官丞相黃玉琨1853-1854年期間曾經負責刑事案件審理，而刑部本應由秋官丞相負責，可這期間的幾位秋官正副丞相，朱錫錕參加掃北遠征，盧賢拔實際負責的是制禮作樂等本應由春官丞相承擔的工作，曾天養西征，鍾廷元在揚州鎮守，竟沒有一個從事“本職工作”的。
說到這裡就該明白，所謂“軍事負責制”是並不存在的。楊秀清、蕭朝貴能發號施令，並非因為他們是軍師，而是因為他們能“天父天兄附體”，用洪秀全親爹、親哥哥名義說話，而另一些軍師，如同時期的馮雲山、韋昌輝，後期的洪仁玕、李秀成，因為沒有這種特殊“技能”，即便掛上軍師頭銜，也負不了什麼大責。
如前所述，不喜歡實際工作，而更擅長說“天話”的洪秀全，對這樣的分工並非不能接受，在天京事變後韋昌輝要大開殺戒，他就表示“爾我非東王不能至此”，主張對楊秀清部署家人寬大處理，這表明他對楊秀清的能力是認可的，楊的專權一方面是自己有意攬權，另一方面，又何嘗不是洪秀全因“厭政”而主動交權所致。當然，洪秀全並不認為這是厭政，因為在他看來，自己所負責的“天事”，比凡間軍政大事更重要。
天人交戰
問題恰恰在於，隨著軍事形勢的好轉，洪、楊兩人都漸漸覺得，現有的“革命分工”變得不那麼牢靠，或不那麼合理了。
認為不那麼牢靠的是洪秀全，他漸漸認為，楊秀清要攘奪的不僅僅是君主職權，還有君主地位本身，而這一點在楊擁有“天父下凡”這一“超能力”的背景下，的確是有可能做到的——更何況，這位“傳天父上帝真神真聖旨”的通天人物，只要自己高興，就隨時可以從“人臣”變“天爹”，這是最看重“神權”的他，所不能堪的。
早在癸好三年（1853年）進城之初，楊秀清就因不滿洪秀全否定中國歷史人物、禁焚古書的政策，託天父下凡，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尚非妖言，未便一概全廢”，逼迫洪秀全改“燒書”為“刪書”，設立刪書衙，宣稱四書五經等經過刪改就可以“旨準頒行”；當年天曆十一月廿日，楊秀清為了懲罰洪秀全苛待女官，並想借機奪取天王府內著名美女朱九妹姊妹倆，在和韋昌輝、秦日綱（頂天侯，僅次於諸王的太平天國大員）等議事時突然“天父下凡”，連夜闖入天王府，以“迎接遲緩”為由，要杖責洪秀全四十，聞訊趕來的韋昌輝、秦日綱哭求代君受過，方才免杖；甲寅四年（1854年）六月初一日，他再託天父下凡，稱“舊遺新遺詔書（即舊約和新約）多有記訛”、“不用出先”，停止了洪秀全最為重視的《聖經》出版；乙榮五年（1855年）八月廿六日，“天父下凡”至金龍殿，借批評洪秀全不讓妻子長時間問候母親，要求洪“凡事若想不到，宜與爾清弟商酌為可”……這些僅是在《天父下凡詔書》和《天父聖旨》中記載的，實際上的“天父下凡”自然更多。
且不說原本要作為臣子“立在陛下”的楊秀清，一旦“天父附體”就登時乾坤倒轉，可以逼洪秀全下跪、打洪秀全屁股，是件多麼讓人難堪的事，“天父”的許多“聖旨”，實際上已侵犯到洪秀全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域，如果說，讓“立在陛下”的臣子楊秀清獨攬大權，把自己架空，是洪秀全能忍、甚至樂為的，那麼和“高高在上”的“天父”共享“神權”，甚至屈居其下，則是洪秀全所不能接受的。
即便如此，倘楊秀清能把握“神”和“人”的分寸，在“下凡”方面適當把握分寸，對洪秀全的君權表現出足夠尊重，這種難堪的關係，仍然可以維持較長時間。畢竟，洪秀全之所以能順利當上天王，楊秀清“代天父傳言”證明他這個“上帝次子、耶穌胞弟”和“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貨真價實，是極其關鍵、甚至可說必不可少的一環。正因如此，天京事變殺死楊秀清後兩年，洪秀全不得不捏著鼻子給楊秀清“徹底平反”，因為倘說“天父下凡”有問題，不啻說，他這個“天父次子”和“天父”親封的“天王”，也是徹頭徹尾的贗品。
應該說，最初楊秀清是很注意這個“度”的：打洪秀全屁股後兩天，他就以楊秀清“臣”的身份登朝謝罪，大談了一番“君君臣臣”之道，緩和了與洪秀全的關係；該請“旨準”的事，他也禮數週全，不厭其煩地走這個繁文縟節的過場。但隨著軍事形勢越來越好，自己權勢越來越大，他對這個“度”，開始有意無意地忽視甚至藐視，這不免讓本已對平空多出個“天爹”鬱悶不已的洪秀全，開始擔心自己若不先下手為強，恐怕連“虛君”也快做不成了。洪秀全熟讀的《周禮》中說，天子的八項最重要權柄，是爵、祿、廢、置、生、殺、予、奪，按照今天的話說，就是用人權、提拔權、賞賜權、赦免權，以及與之對應的廢黜權、降職權、沒收權、處死權，別的權都可以放，這八樣是必須由決策者牢牢掌握、斷然下放不得的大權，而如今，這八項大權，幾乎都旁落東殿，洪秀全自然不會不感到芒刺在背。
配角的爭奪
太平天國畢竟不是隻有洪、楊兩個人，身為副軍師、主將的韋昌輝、石達開，以及地位僅次於他們的幾位——秦日綱、胡以晄、陳承鎔等，也在權力格局中舉足輕重，他們中任一人都不可能和洪、楊分庭抗禮，但他們的向背，卻足以影響洪、楊博弈的結果。
韋昌輝地位僅次於楊，在朝中、軍中勢力深厚，且城府很深，凡事不動聲色。楊秀清曾因為各種緣故責罵甚至杖責韋昌輝，如果說，甲寅四年二月，韋昌輝部下張子朋激變水營，險些闖下大禍，楊秀清處罰負有連帶責任的韋昌輝尚屬公道，那麼丙辰六年（1856年）三月初五，“天父”因為韋昌輝迎接“下凡”不敲鑼，打了四十大板，就顯得蠻不講理——讓韋昌輝“恩免鳴鑼”的，正是“天父”本人。雖然老辣的韋昌輝表面上滿不在乎，甚至對楊秀清“益恭”，心裡卻只能是既恐且恨。
相對而言，石達開和楊秀清的關係，似乎要好得多。《賊情彙纂》裡說，楊秀清“喜其誠愨”，經常委以重任，相對於地位更高的韋昌輝，石達開手握重兵、獨當一面的機會更多，時間也更長，安徽、湖北、江西的軍政大權，都曾交到他一人之手。但本身“不甚附會邪教俚說”的石達開，對喜怒無常、動輒下凡的“天父”，自然巴不得敬而遠之。時人記載，他每逢聽說“天父下凡”，就嚇得渾身冷汗。
至於秦日綱、陳承鎔，兩人都曾在“同庚叔事件”（秦日綱府中牧馬人見到楊秀清同庚叔父未起立致敬，被同庚叔抽了200鞭後送負責刑審的石達開岳父、衛國侯黃玉琨處懲辦，黃認為抽200鞭本就過當，不肯追加處罰，同庚叔大鬧公堂後向楊秀清告狀，楊秀清袒護親戚，勒令石達開嚴懲黃玉琨，黃玉琨和為之打抱不平的秦日綱、陳承鎔都辭職抗議，楊秀清大怒，重責秦日綱一百、陳承鎔二百，黃玉琨投水自盡後被一度革職）中蒙冤受屈，後者作為朝官領袖屢受屈辱，前者更一度“革職為奴”，兩人對楊秀清同樣既有怨恨，也有恐懼。
以上三人是朝中地位僅次於楊的最高級別官員（胡以晄天京事變前病逝），尚且如此畏懼，比他們地位更低的，則對楊秀清和“天父”的喜怒無常、刑賞莫測戰戰兢兢，惟恐一不小心觸上眉頭。
他們之所以如此恐懼，是因為“天父”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洞人隱私，無所不中”，這當然不是真的靠“神力”，而更多仰賴其發達的耳目。正因為這些耳目無孔不入，各級官員才對這位東王畏若神明，但也正因為此，他們很難對這位半人半神的“天父”，發自肺腑地親近。
同病相憐加上君臣名分，這些人很容易在洪楊之爭中倒向洪秀全，而這就註定了天京事變的結局。
1856年的那些事
不論對於太平天國或楊秀清而言，1856年——或者咸豐六年、太平天國丙辰六年，都是充滿了戲劇性和轉折點的一年，是盛極而衰、大喜大悲的一年。
這年開始的時候，太平天國的形勢還比較微妙：掃北軍早已覆滅，消滅清朝暫時已不可能；安徽戰成相持局面，安慶固若金湯，但蕪湖久攻不克，廬州（合肥）得而復失；湘軍水師因一年前的湖口之敗，被切割成長江、內湖兩部分，元氣大傷，但太平軍水師先後損失近萬艘船隻，補給困難，江面優勢已被從廣東增援來的清朝紅單船水師奪取；江西形勢喜人，翼王石達開奪取8府42州縣，收編了幾萬精銳的天地會“花旗”，把曾國藩團團圍困在南昌，但湖北卻被反攻的湘軍胡林翼部佔了上風，武漢三鎮漸漸又成了孤城；在天京周圍，上海的小刀會已經失敗，揚州也丟了很久，鎮江、瓜洲被清軍團團圍困，甚至天京城本身，也被江南、江北兩座大營包圍著。
出現如此膠著的戰局，關鍵在於雙方都難以在任何一個戰場集中足以徹底壓倒對方的絕對優勢兵力，不得不在每個戰場不死不活地對耗。相對於清方，基本處於內線作戰狀態的太平軍顯然更被動，因為後者顯然更難聚攏一支有相當戰鬥力的機動部隊，投入到最關鍵的戰場，從而打破力量平衡。
然而在1856年初，楊秀清似乎找到了這支機動部隊，也找到了投放這支機動部隊的切入點。
這支部隊便是在皖北地區活動的陳玉成、李秀成、塗振興、陳仕章、周勝坤部，這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後，經歷多次戰役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戰將，所率領的部隊是太平軍中較有戰鬥力的，又匯合了剛剛投奔歸附的原捻軍李昭壽部，這支捻軍軍紀不佳，但戰鬥力是很強悍的。當時清方估計，這些太平軍集結在皖北，是為了收復廬州，不能說楊秀清一開始沒有這樣的想法，但隨著戰局演變，他開始為這支難得的機動部隊尋找更合適的戰場：鎮江。
儘管廬州也很重要，但攻打廬州，只能調動安徽、河南地方軍，和一部分江北大營的人馬；與之相比，鎮江和江北的瓜洲是運河與長江的交匯處，也是天京的東大門，對清、太雙方都關係重大，這座城原本由羅大綱駐守，但主力已被抽調反攻蕪湖，他本人也受傷不治，只剩下吳如孝所率領的少量人馬死守，被從上海凱旋的清江蘇巡撫吉爾杭阿部會同江南大營援兵圍得水洩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時間問題。但正因此地至關重要，一旦太平軍有大動作，清江南、江北大營勢必連動，屆時就極可能出現有利於太平軍的戰機。
1856年2月，皖北太平軍悄悄從天京以西江面渡江，經棲霞、龍潭，繞過天京城和江南大營，直奔鎮江殺去。這支人馬的5員將領都是丞相，其級別已經超過掃北軍（3丞相1檢點）和掃北援軍（3丞相），不僅如此，楊秀清還特意派出剛剛復職的頂天侯秦日綱統一指揮，可以說，這是定都天京以來，太平軍在一個戰役方向所派出的最強大陣容。
如此浩大的陣勢，清方自然不敢怠慢，原本圍攻鎮江的副帥餘萬清撤圍堵截，江南大營頭號悍將張國樑也從東路追堵，兩支生力軍在句容倉頭、下蜀、高資等地苦鬥一個多月，最終靠著陳玉成單舟衝入鎮江，太平軍內外夾攻，擊破了圍城的吉爾杭阿，並打退了增援的張國樑部。
接下來的一步出乎所有清方將領的意外：太平軍並沒有凱旋，也沒有掃蕩鎮江外圍殘敵，而是徑直渡過長江，在太平軍江北唯一據點——瓜洲登陸，然後殺向清江北大營駐地揚州，措手不及的江北大營主將託明阿連吃兩個大敗仗，不得不丟掉揚州城和土橋、三汊河兩個經營多年的據點，向西南潰退到蔣王廟一帶。
太平軍打敗吉爾杭阿、張國樑是4月2日，當夜就渡江，3日破土橋，5日破揚州，很顯然，這是楊秀清早就籌劃好的戰役，否則兵力調度、船隻準備，都不可能如此得心應手。
接下來的計劃，楊秀清似乎並沒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馬渡江佔領江浦，而於此同時，秦日綱部太平軍分出周勝坤守江南的倉頭清軍舊營，讓吳如孝回鎮江，主力則沿江東進，在4月中旬佔領浦口。
許多軍事史著作都認為，楊秀清是打算讓秦日綱部從江浦、浦口渡江凱旋，但仔細推敲就可以發現，並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領後，秦日綱部和天京援軍已經匯合，從16日佔浦口，到22日失守，中間長達6天時間，足夠全軍渡江至下關回京，但秦日綱部卻安安穩穩地呆在原地不動，說他們想從浦口回京於理不合，說他們後來因渡江路線被切斷而被迫東返，則更說不通。
讓我們看看此時清方做了些什麼。
4月6-10日，清軍江南大營主力張國樑部，江蘇省兵主力吉爾杭阿部一直在忙著和留守倉頭等地的周勝坤部作戰，最終周勝坤戰死，餘部由哥哥周勝富率領撤入鎮江城；16日，得知江北大營失利、浦口失陷，江南大營主將向榮在咸豐的催促下，又急忙將張國樑部抽調渡江，這支江南大營主力果然不含糊，在4月22日和27日先後收復了浦口、江浦。
儘管看上去勢頭不錯，但原本合在一處的張國樑、吉爾杭阿兩部已經被拆散，最精銳的張部也疲於奔命，而秦日綱部卻獲得了寶貴的10天休整。不僅如此，4月8日，也就是秦日綱部佔領揚州後第三天，江西太平軍石達開部約3萬人分三路進入皖南，開始向天京外圍靠攏，並直接威脅江南大營的後方基地寧國。這一舉措不但進一步分散和疲敝了清軍（張國樑部就因為寧國告急，而不得不在收復江浦當天匆匆渡江增援），也讓太平軍在天京-鎮江主戰場上的兵力更加集中。很明顯，這又是一個深思熟慮的大戰役規劃，其最終戰役目標，就是從廣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清軍主力——江南大營向榮部，而能下如此一盤大棋的沒有別人，只能是主宰太平天國軍政大權的楊秀清。
4月底，秦日綱部開始向東進軍，在沒有太多阻力的情況下卻兜兜轉轉，直到5月27日才從瓜洲渡江，返回鎮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間，石達開部連克太平府、寧國府，進軍天京城南的重要據點秣陵關，迫使向榮不得不讓張國樑帶重兵抵禦，疲於奔命，鎮江外圍的吉爾杭阿部成了一支孤軍。
6月1日，秦日綱、吳如孝部猛攻困守高資煙墩山的吉爾杭阿部，經過連日會戰，先後擊破吉爾杭阿、虎嵩林、餘萬清等部，殺死八旗副都統繃闊、江寧知府劉存厚，迫使吉爾杭阿自殺，並在6月13日回到天京近郊。
秦日綱等人或許並不知道楊秀清全盤計劃，他們認為救援鎮江的任務已超額完成，轉戰4個多月的人馬早已疲憊不堪，理應迴天京休整。沒想到他們接到的是楊秀清劈頭蓋臉的一道嚴令：攻破江南大營，否則不許回城。
這時天京城外的重鎮溧水已被石達開攻克，天京城裡的太平軍也已經出城紮營，原本包圍天京的江南大營，此刻反成為太平軍反包圍中的一步死棋，外圍友軍都已戰敗，據點也大部分丟失，主力張國樑部早已是強弩之末，在秦日綱等人看來，不許回城也許是不近情理，但對於楊秀清，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6月20日，秦日綱、石達開和天京太平軍分4路猛攻江南大營，僅一晝夜就將向榮全軍擊潰，次日向榮被迫放棄孝陵衛等地營盤和要地句容，退守丹陽。楊秀清隨即派秦日綱等追擊向榮，石達開回援武昌，北王韋昌輝等進軍江西，8月9日，向榮在丹陽城中氣憤憂悶而死，太平天國達到國勢、軍勢的頂峰。
然而這種巔峰勢頭只維持了不到1個月：8月底，在丹陽、金壇受到小挫的太平軍竟放棄攻勢，以至於清方吹噓，他們擊斃了太平軍主帥秦日綱；於此同時，江西、湖北的兩路太平軍，也忽然變得行動遲緩。
真相很快就大白於天下：楊秀清死了，死於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變。
關於天京事變，各方的記載出入很大：
《金陵省難紀略》、《金陵續記》等都說楊秀清飛揚跋扈，使得忍無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等人設法除掉楊秀清，這些記載和李秀成的供詞都認為，楊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萬歲”，惹來殺身之禍，但和其他幾位不同，當時在句容、金壇前線的李秀成堅持認為，洪秀全本人沒參與密謀，是石達開、韋昌輝、秦日綱三人“大齊一心”合計的結果；被一些人認為參與了殺楊密議，但事發時遠在湖北的石達開則稱，楊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為激怒韋昌輝等人動手，故意加封楊秀清萬歲，結果韋昌輝等人果然發作，把楊秀清殺了。
各家記載都說有“封萬歲”的事，只是有楊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兩個版本；密議殺楊的版本則更多，有認為系洪秀全主使，韋昌輝、石達開、秦日綱參與的，也有認為洪秀全或石達開未直接參與的，記載者既有當時人（如滌浮道人）也有被認為相當嚴謹的後來人（如李濱），既有太平軍方面的人，也有根據目擊者口述寫作的外國人（如根據愛爾蘭僱傭兵肯能口述而寫成並流傳至今的3篇報道），但事實真相究竟如何？
楊秀清“性情高傲”顯然是毫無疑問的，他有強烈的權力慾，對洪秀全百般壓制，也是無爭議的事實，但他是否逼封過“萬歲”，目前的說法，其實都來自一個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記載“逼封”日期的是李濱《中興別記》，稱8月22日逼封，9月23日（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楊秀清生日當天正式加封，但李濱自己的記載稱，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才十三歲（其實應該是實歲12），《中興別記》出版於清朝滅亡前一年的1910年，天京事變發生時，這個土生土長的南京人只有兩歲或三歲，很顯然，他的記載不能作為一手資料。而其它記載者都直接或間接來自楊秀清死後、洪秀全方面的說辭，只能說，楊秀清是否封萬歲，是主動逼封還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個未解的謎團。
是否有密議，洪秀全是否參與密議，有不同意見的是李秀成和石達開，但從韋昌輝、秦日綱幾乎同時祕密回京，朝臣領袖陳承鎔親自接應，以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楊秀清竟然毫無防備等事實可以斷定，洪秀全正是殺死楊秀清的主謀，沒有他的調度，這些人就算有殺楊的膽子，也不敢互相串聯，同時動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瞞天過海，在楊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並沒隨秦日綱迴天京，事發整個過程都不在場，他的說法顯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沒有洪秀全這個主謀毫不足奇；石達開否認存在密議，則有兩個可能，要麼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議之外，要麼他為了撇清自己，索性連密議也矢口否認了。順便提一句，《天父聖旨》這部“楊秀清語錄”最後一條，紀錄於丙辰六年七月初九，即楊秀清被殺前18天，說“秦日綱幫妖，陳承鎔幫妖，放煷（火）燒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發現後曾為許多人認真解讀，或以為可以藉此判斷事件責任人，或認為是楊秀清打擊、迫害秦、陳的證據，但必須看到，這部“語錄”是事變發生多年後，已為楊秀清平反、急欲掩蓋此事的洪秀全親自主持出版，這句“天話”與其說是楊秀清說的，毋寧說是“洪秀全希望楊秀清說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變的脈絡就很清楚了：被攘奪了權力的洪秀全對動輒借“天父下凡”威脅自己地位的楊秀清忍無可忍，表面繼續推崇，暗中卻與韋昌輝、秦日綱、陳承鎔（可能還有石達開）等朝中大員密議，趁太平天國剛獲得空前大捷、楊秀清志得意滿放鬆警惕之際，利用陳承鎔掌握城門鑰匙的便利，悄悄將韋昌輝、秦日綱等人及其心腹親兵召回天京，用突襲的手段殺死楊秀清全家和許多親信。
《金陵續記》稱，是韋昌輝親自指揮了突襲東王府的行動，當場被殺者包括東王父子、家丁27口、“偽王娘54口”以及“擄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隨後的記載雖然眾說紛紜，一些繪聲繪色的描寫，如“苦肉計”、“鴻門宴”和東殿-北殿內戰等，都未必屬實，但太平天國骨幹、重臣成批死於此役是確信無疑的，可以確認在事件中被殺的，包括補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劉紹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學賢、東殿吏部二尚書侯謙芳，可能死於此役的，還有前鎮國侯盧賢拔等多人，《金陵省難紀略》稱整個天京事變為韋昌輝等殺死的太平天國骨幹超過兩萬，可能誇大，比如當時因楊秀清過於託大，派到各地帶兵的楊姓國宗，有記載被殺的，僅有安慶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親張潮爵），而《金陵續記》稱，有大批東殿出征將官被調回處死，但從史料中可知，不但東殿承宣黃文金、胡鼎文等關係較疏遠的東殿部屬安然無恙，和楊秀清關係密切的李壽暉、李壽春兄弟，甚至“民憤很大”的林錫保，都同樣倖免於難，然而在京的大批東殿屬官、朝臣及其家屬遇害，隨即韋昌輝殺死石達開全家、洪秀全重施故技暗算韋昌輝、在石達開“靖難”壓力下處死秦日綱和陳承鎔等一系列後續事件接連發生，太平天國的全盛期就這麼剛剛開始便戛然而止，剛到達個人成功巔峰的楊秀清，也就這樣死於非命。
洪秀全是打著“天父次子”、“天生真主”的旗號起家的，楊秀清這個“天父代言人”是他一切光環的基礎，不論出於何等原因，親手打碎這一光環的後果只能是“江山打不通”，從此喪失神祕感和號召力，淪為孤家寡人。
而自炫精明的楊秀清，明知“天父”是假的，卻沉醉於這種百試百靈的廉價政治幻術，既不願還政於洪秀全、分權於諸王和大臣，又不願索性抹下臉皮篡位，在這種不進不退的尷尬局面中又“性情高傲”，最終令上至洪秀全、下至普通朝臣人人自危，耳目眾多、神通廣大的太平天國第一人，最終竟死於暗算偷襲而不自知，實在是莫大諷刺。
他是個奢侈鋪張的人，據說連洗臉盆都是金的，出門時總帶著如耍龍燈般的超級儀仗隊，坐轎和睡床據說是玻璃做的，可以蓄水養金魚，至於“東王好色”，也是絲毫不假，從他被害時有如此數量的“王娘”和編外王娘殉葬，和鄭重其事到處貼布告尋訪眼科大夫可知，他因為“縱慾過度”導致眼疾復發、一目失明的傳聞，是有很大可信度的。不過對於一個政治家而言，奢侈或好色都不算最大的錯誤，身為一國軍政的主心骨，卻始終不能建立起一個符合時代水平的穩定政治、法律制度，刑賞任意，文武不分，正常的城市商業制度被打破，甚至城市家庭生活也一度被強行中斷，於此同時，洪、楊等幾個“神人”卻可以廣擁妻妾，坐享富貴，這樣一個政權無論如何都是畸形的、非常態的，即使得勢於一時，也終究難以持久。
善不起來的善後
楊秀清的突然消失，讓原本微妙的太平天國政治平衡一下被打破了。
首先膨脹起來的是韋昌輝。“天父”這塊一直壓在自己頭頂上的巨石一旦消失，他被壓抑已久的野心便突然爆發，曾經謙恭拘謹的北王，突然變成比楊秀清更傲慢、更瘋狂的殺手，他像楊秀清一樣大權獨攬、作威作福，並不顧洪秀全反對，設計屠殺了大批東殿親信、部署，更殺害聞訊趕來勸阻的石達開全家。只可惜，他徒有楊的做派和野心，卻既沒有楊的能力，更沒有楊“天父下凡”的“神力”，如果說，楊秀清的權威一大半來自自己，韋昌輝的權威卻幾乎都來自洪秀全的授權、背書，一旦洪秀全取消支持，他的威勢就頃刻間蕩然無存。事實也正是如此。11月2日，洪秀全暗中聯絡城裡的秦日綱、陳承鎔，和遠在安徽寧國的石達開，在韋昌輝惱羞成怒圍攻天王府時，突然在宮城城牆上打出石達開的黃心藍邊旗，適才還不可一世的韋昌輝登時眾叛親離，死於非命。
秦日綱、陳承鎔在天京事變中，扮演的是洪秀全打手的角色，“要咬誰就咬誰，要咬幾口就幾口”，殺楊、殺韋、攻石，都是洪秀全的授意。但他們畢竟樹敵過多，又為石達開所不容，最終迫於壓力，他們成了洪秀全收買人心的替罪羊。
丙辰六年底，石達開這個碩果僅存的前期王爵迴天京輔政，他有能力、得人心，也留心軍政事務，但“被東北王弄怕”的洪秀全，此時已不敢再信任異姓外臣，分封哥哥洪仁發、洪仁達為安王、福王，以分散石達開的權力，令石達開怏怏不樂，惟恐重蹈韋昌輝、秦日綱的覆轍。
不僅如此，石達開只是“凡人”，他即便能替代“東王”在人間的角色，卻無法替代“天父”在太平天國神學體系中的地位。
和楊秀清、韋昌輝等不同，石達開既不願成為君臣猜忌的犧牲品，也不願和洪秀全刀柄想象，成為“不義的翼王”，丁巳七年（1857年）7月2日，他率領部下離開天京出走，此後六年間轉戰數省，直到在大渡河邊全軍覆沒，也始終打著太平天國的旗號，而洪秀全雖對他不喜、不滿，也始終保留著他的職銜，君臣二人，最終用這種既分家、又不分家的方式，實現了代價高昂的政治再平衡——代價是被清方各個擊破，同歸於盡。
楊秀清死後曾被貶為“東孽”，但這種“妖魔化”的趨勢很快就被叫停，隨著韋昌輝的被殺，打著“為楊秀清報仇”旗號“靖難”的石達開回朝輔政，楊秀清的評價問題似乎被懸了起來，既沒有繼續貶低，也沒有就此平反，楊輔清、楊宜清等東王直系仍然各處漂泊，不敢回朝。
但這種趨勢隨著石達開的出走，和洪秀全任用親戚嘗試的失敗，在幾年後得到扭轉。1858年11月，英國特使額爾金率艦隊進入長江，洪秀全在給額爾金的詔書中複述了東王代天父傳言的神話，並以“期至朝觀遭陷害，爺爺聖旨總成行”的含糊語言敷衍交待（或者乾脆說推卸）了殺死楊秀清的責任，將他的死和乙榮五年（1855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一次“天父下凡”牽強附會地聯繫起來，還令人矚目地首次明確承認，楊秀清是上帝的第三子、自己和耶穌同父同母的親弟弟；次年天曆十月初七日，洪秀全頒佈詔書，宣佈將每年三月初三定為“爺降節”，紀念楊秀清的首次“天父下凡”，每年七月二十七日為“東王昇天節”，紀念楊秀清的“昇天”；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十三日，托幼天王名義加封楊秀清伯父楊慶善“爵同南（和馮雲山地位待遇一樣）”，三十一日，同意為楊秀清修建“正九重天廷”；十二月二十七日，宣佈從今以後“內外本章”只許蓋幼東王一個人的印，幹王洪仁玕和“一概金印”都不許再蓋，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永定印銜”，東王獲得了“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聖神上帝之風雷勸慰師後師左輔正軍師頂天扶朝綱東王”這長達37個字的頭銜，可謂煊赫已極，甚至楊秀清生前，也未能攀上如此堂皇的“神人雙高峰”。
正如王慶成先生所剖析的，太平天國這個神權國家，洪秀全這個教主君王，其君權的依據，除了洪秀全自己早期那個昇天幻夢外，主要依靠的便是楊秀清、蕭朝貴，尤其是楊秀清的“代天傳言”，甚至洪秀全的幻夢也要依靠“天父天兄”親口證實才有說服力，儘管他們借這個特權玩弄洪秀全於股掌，攘奪了軍政大權，但也確實讓洪秀全的天王地位獲得了神聖的光環，沒有這一光環，所謂“天王、幼天王”便缺乏君臨天下的理由，洪秀全的上帝教也難以自圓其說，因此不管洪秀全內心有多痛恨、害怕楊秀清，他都不得不最終給楊秀清平反，並連本帶利地奉還那些曾被他剝奪的神聖頭銜。
不僅如此，1858年以後的楊秀清，已經是一個死人了，雖然他表面上有兒子、有眾多兄弟，但幼天王楊天佑其實是洪秀全的親兒子洪天佑，甚至過繼給楊秀清後連姓也沒全改，被洪秀全稱為“天佑子侄”——一半兒子、一半侄子，而楊輔清等人實際上都不是楊秀清的血親，且雖然官職不低，但在後期軍政體系中始終處於邊緣化的地位，楊輔清雖然做過中軍主將、輔王和軍師，算是後期官爵最顯赫的人物之一，但如此高官卻連塊鞏固的地盤都沒有，也從沒獲得入朝輔政的恩典。對這樣的一個“天弟”，當然是再怎樣加封、頌揚，也毫無政治風險了，正因如此，“天佑子侄”這個不到10歲的“東王繼承人”，自辛酉十一年（1861年）四月二十七日首次出現在詔書上起，就一直大搖大擺地排在滿朝權貴的第一名，而在大約同年或稍後頒佈的“朝天朝主圖”上，太平天國前10位權貴的排名為“爺哥朕幼光明東西長次”，其中“爺哥”分別為上帝、耶穌，屬於神；“朕幼”是洪秀全、洪天貴福，屬於君，“光明”則是洪秀全的三子洪天光、四子洪天明，東王赫然排在上述六位之後，洪秀全兩個哥哥之前。表面上看，這是在推崇楊秀清，實際上還是“自家把戲”：所謂“幼東王”，本來就是洪天光、洪天明的五弟，緊排在光明兩人之後，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