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由此想到知識分子在延安獲得的特殊生活待遇。
抗戰時期，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被當下一些學者稱為“特殊的文化移動現象”。據《延安自然科學院史料》記載，“1938年夏秋之間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說是摩肩接踵，絡繹不絕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達延安。”到抗戰後期，陝甘寧邊區的知識分子總共4萬餘人。這當中，除各地黨組織派來的以外，大多是嚮往進步和光明的普通知識分子。延安吸引他們的當然不是物質生活。但作為東道主的邊區執政者，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尊重，最終卻要落實到兩個方面，一是要讓他們有事可幹，二是要有相當的物質待遇。在這兩個問題上，延安在政策上一點兒也不含糊。
關於有事可幹。知識分子大多安排在邊區先後創辦的30餘所專門院校工作或學習，有的則在機關和一些專業部門工作。此外，他們還成立了各種各樣的社團和學會，諸如自然科學研究會、土木工程學會、中國農業學會、生物學會、醫藥學會、衛生學會、地質礦冶會等等。文化藝術方面的團體、劇社、俱樂部、協會和自辦刊物，就搞得更為熱鬧了。
關於待遇。雖然物資匱乏，生活異常艱苦，但延安對精神勞動的尊重，絕不是停留在口頭的讚美，而是通過有差別的供給制，外加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稿酬制，給予了切實照顧。戰爭年代的供給制是一種儘可能平等而非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體制。自抗戰時期供給制逐漸制度化開始，供給標準一般按級別不同，在每天伙食標準、每月津貼補助、日常生活實物分配、辦公雜費支出方面體現相應差別。
例如，就在毛澤東給周揚寫信談到每千字1.5元稿費標準的1939年1月，八路軍總部開始實施《各級津貼之規定》。這個規定將全軍除供給制外的津貼補助粗略地劃分為六等，其中屬第一等的包括正副師長、政委和正副旅長、政委，每月5元；屬第六等的有戰土、通信員、警衛員、號兵、炊事員、運輸員、勤務員、衛生員，每月1元。這是前方作戰部隊的標準。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發些軍餉。毛澤東1938年2月3日同蘇聯軍隊代表安德利亞諾夫談到：目前八路軍共有8萬至10萬名戰士、指揮員和政工幹部（不包括游擊隊和在邊區的後方部隊），但蔣介石每月只發50萬元，僅養活4.5萬人，平均每月每個士兵只有4元至5元。由於經費嚴重不足，國共兩軍兵員待遇相差很多。當時，國民黨軍隊師長每月一般發薪800元，連長髮100多元，而八路軍師長每月只發薪5元、連長髮3元。
在陝甘寧邊區的後方機關，1939年頒佈了《各機關津貼標準》，共劃分為五級，一級5元，發給中央領導及各部門局長以上幹部；五級1元，發給勤雜人員、戰士等。這樣的標準，使八路軍總司令朱德，不得不向國統區的老朋友寫信借錢，以救濟四川家鄉的老母。
1939年前後，延安知識分子又享受怎樣的待遇呢？
著名學者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民抗戰爆發後第一批到延安的大知識分子，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貼費，還派給他一名警衛員”。（《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頁）
音樂家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習慣。曾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旋律也寫不出。”但很快他習慣了，在1940年3月21日給友人的長信中，他提到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魯藝”的其他藝術教員一律12元，助教6元。這很讓人驚訝，“魯藝”助教的津貼比中央領導人還高1元。
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10元（《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82年7月第1版，第121頁）。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4.5元（《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第43頁）。作家陳學昭的丈夫擔任邊區醫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貼（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頁)。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亞籍華人醫生畢道文來到延安，給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貼費20元。另外，還為他配勤務員1名、翻譯1名、馬1匹。
以上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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