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愛歷史的毛澤東通讀過“二十四史”,對歷朝歷代的興衰治亂、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體悟。其中《明史》是毛澤東圈點最多、體悟最深的史書之一。此外他還廣泛涉獵過與明朝有關的大量史料及各種野史趣聞、筆記小說。豐富的知識儲備,使他在評點明史時信手拈來,涉筆成趣。這些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評論,不少是發前人之所未發,補前人之所未逮,展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文學家不同尋常的歷史洞察力和藝術鑑賞水平。

對朱元璋研究得比較仔細

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還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盡做壞事。”這段話可視為毛澤東對明史的整體印象和基本評價。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是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一個落魄的和尚,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他乘時而起,後來居上,逐步殲滅群雄,十五載而成帝業,是繼劉邦之後又一個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澤東對這種現象深有感觸,他通過對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論。

朱元璋大字不識一個,卻善於從戰爭中學習,多謀而又善斷。毛澤東對朱元璋卓越的軍事才能給予過很高的評價,曾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在中國現代戰爭史上,毛澤東指揮的諸多戰事,在新的思維制高點上吸納並綜合了李世民“以弱勝強”、朱元璋“次第經略”的思想,形成“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略原則。

朱元璋打天下時十分注重知識分子的作用,毛澤東更是這樣。他在延安時期撰寫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等重要文章,其著眼點也是文武兩手並用。

毛澤東對朱元璋懷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對如何評價這位歷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見。1948年11月,明史專家吳晗輾轉來到河北省平山縣的西柏坡,將他在當年8月份寫完準備再版的《朱元璋傳》的修改稿送請毛澤東閱正。正在指揮解放戰爭的毛澤東擠出時間仔細閱讀了書稿,還約請吳晗深談了兩次。隔了幾天,毛澤東在退還《朱元璋傳》原稿時,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信。

信中對吳晗苦心為朱元璋立傳稱道有加,但又指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從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和吳晗在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上存在一定差異。在毛澤東眼中,唯物史觀亦可稱作“奴隸史觀”,認為是底層人民在創造歷史,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都程度不同地推動了歷史的進步。朱元璋作為農民起義的首領,亦當作如是觀。而吳晗的《朱元璋傳》卻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顯然沒有貫徹唯物史觀的階級觀點。

朱元璋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國,用嚴刑峻法懲治貪汙,澄清吏治,結果倒使人人自危。毛澤東並不是認為朱元璋沒有過錯,只是認為對這位農民起義的領袖應採取基本肯定的態度,“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新中國成立後,吳晗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1954年開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寫了《朱元璋傳》,並再次呈送毛澤東以博指教。毛澤東對吳晗的修改表示滿意。

稱朱棣“搞得比較好”

明成祖朱棣系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因太子朱標早逝,朱元璋死後即由長孫朱允火文繼位,是為建文帝。朱允火文采納大臣齊泰、黃子澄等的建議而削藩,以免重蹈西漢“七國之亂”、西晉“八王之亂”的覆轍。在此背景下,燕王朱棣身處危殆,於是以“靖難”、“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在建文四年(1402年)攻破南京,隨後即皇帝位,殺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所謂奸臣,並滅其族。

毛澤東在讀清人谷應泰所撰《明史紀事本末》時,仔細揣摩了朱棣造反奪取皇位的過程,並多有評論。朱棣在與南京對峙的過程中出生入死,打過許多漂亮的勝仗,特別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溝河戰役(戰場在今河北雄縣),朱棣將李景隆等率領的勤王之師打得大敗。但在隨後的東昌戰役中,朱棣驕傲輕敵,結果被盛庸等擊敗,被擒斬萬餘人。當時朱棣身處重圍,奮力死戰才得以逃脫。毛澤東在對比了兩次戰役之後評論道:“白溝河大勝之後,宜有此敗。”這就是說,朱棣被勝利衝昏了頭腦,註定會有閃失。毛澤東曾多次告誡軍事將領不要“犯大勝之後驕傲的錯誤”,想必是從中得到過啟發。

朱棣後來重整旗鼓,千里奔襲,竟然兵臨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營,許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為所動,口口聲聲要捉拿“奸臣”,顯出咄咄逼人的架勢。毛澤東讀至此寫道:“始終以索戰犯為詞,使南京無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將矛盾尖銳化,以遂其奪取天下之志。朱棣兵臨南京城下,實際上是孤軍深入,帶有相當的冒險性。

朱棣登上皇位後不久遷都北京,並屢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員之廣超越漢唐,受朝命而入貢者幾達三十國,可謂武功赫赫,威震殊俗。特別是他遷都北京更是明智之舉,奠定了明朝近300年的基業,其雄武之略不減其父,所以毛澤東稱讚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較好”,同屬於有作為的皇帝。

來源:新聞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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