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領袖選擇有一個比較過程
毛澤東後來復任前委書記，既與中央支持有關，也與紅四軍七大後的實際遭遇有關。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後，紅四軍的日子並不好過。先是陳毅主持大局，但他很快感到前委工作之難，後來回憶，“我掛了幾天帥，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這樣，你不在那個位子上幹不知道，一干前後一比較，就察覺出問題來了”。於是，他借赴上海開會之機向中央彙報。在上海，周恩來問陳毅，你可以代替毛澤東嗎？陳毅明確回答說“不行”。他代中央起草給紅四軍的“九月來信”，核心內容就是要把毛澤東請回來重新掛帥。
陳毅到上海後，紅四軍這個攤子便留給朱德一個人來支撐。他既要管軍事，又要管政治，還要管地方，而部隊極端民主化的傾向日益嚴重，實在是應付不過來。10月間，他在上杭主持召開紅四軍第八次黨代會，還是像此前召開的七大那樣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討論，兩天會議什麼都定不下來，甚至討論程序問題就花很長時間。代表們各說各的，誰都做不了主，最後還是要請示中央再定。會後，朱德又被迫執行中央不切實際的命令，率紅四軍去打廣東，結果得不償失，損失了幾百人。如果毛澤東當時在，按其性格或許會硬著頭皮頂回中央的錯誤命令。朱德體會到做“大當家”的難處，越發覺得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
陳毅不久從上海回來，傳達中央“九月來信”，對毛澤東和朱德的爭論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評，總體上是支持毛澤東的主張，要求部隊維護毛澤東和朱德在部隊中的威信。陳毅11月23日還給毛澤東寫信說：“我倆之間的爭論已經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見信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紅四軍內部的爭論由此將迎刃而解。
毛澤東是1929年11月26日回到紅四軍的。陳毅向毛澤東當面作了檢討，毛澤東則向朱德、陳毅等表示誠懇接受中央來信中對他的批評，還說紅四軍開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指打倒“陳毅主義”）。11月28日，毛澤東分別給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寫信說，“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我大病三月，現全好了”。
毛、朱、陳三人坦然釋懷，嫌隙消失，使這場爭論風波尤如分娩前的“陣痛”，終究迎來瓜熟蒂落的時刻。1929年12月，他們三人齊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古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案”，批評了各種錯誤思想，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從而在黨和軍隊建設史上樹立起一座至今閃著光芒的豐碑。這場爭論的理論總結，就是“決議案”的第一部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收入後來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名篇。
解讀這場風波，讓人感慨良多。
一般說來，工作上不同的意見，在工作和事業順利的情況下，且不會出現嚴重責任和後果時，激化為個人意氣和對立的可能小一些，也不會影響相互間的信任和友誼。如果發生在危機中，發生在領導核心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可能演變為尖銳分歧和隔閡。在危機時刻，在眾聲喧譁而又難以定於一計的情況下，毛澤東那樣的主張，那樣的性格，那樣的才幹，很難掩隱，自會大放光彩。反過來說，一個團隊越遭遇困難，越面臨危機，越是需要能夠果斷而正確行事的權威領導。在這種情況下脫穎而出被人們選擇的人，就可能成為核心的領導。當然，要做出正確選擇，難免會有比較，有爭論，有“陣痛”。
毛澤東在紅四軍不可動搖的地位，經歷這場成熟前的“陣痛”後，完全樹立起來；毛澤東經歷這場“陣痛”後，也在政治藝術、軍事指揮和理論認識各方面躍升到一個新的臺階。所謂領袖來自實踐，為歷史選擇，大抵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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