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談判代表在紅軍駐西安聯絡處合影，左起：葉劍英、張衝、周恩來。
文/王凡
一、中共最高領導崗位出現空缺/年輕的王明，在政治運籌方面倒頗為老道/周恩來離開白色恐怖日烈的上海，潘漢年生出幾分凌虛懸空的感覺/張衝給中共、給周恩來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周恩來出現在瑞金，他的手和毛澤東、朱德的手握在了一起
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向忠發的被捕，原中共特委三成員，僅存周恩來一人。白區工作的特性，又不容特委這種機構處於名存實虛的狀態，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特委進行了重組。
中共特委重組後，中共特科的工作由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鄺惠安五人主持，陳雲負總責，潘漢年依然主管情報，鄺惠安則領導紅隊。
向忠發死後，中共最高領袖的位置，突然出現空缺。這為本來就有共產國際背景、已經處於實際主持中共領導地位的王明，從幕後走到臺前，提供了機會。但此刻的王明，似乎並不想馬上坐在總書記這個位置上。
上海的環境，越來越惡劣。向忠發遭捕被殺，赤色職工國際駐華代表瑞士人牛蘭夫婦也陷入囹圄，而就是他們曾在1930年出面營救了被捕入獄的王明。
此刻，王明和妻子孟慶樹悄然隱身在上海郊區的一個療養所，由特科紅隊隊員周密護衛著，基本不能外出活動。
這種隱伏的日子，使王明更加嚮往那“紅色保險箱”——莫斯科。他向共產國際提出請求，要離開上海，重返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如果擔任中共總書記，長期駐在國外，顯然是不合適的。
那麼，由誰出任中共最高領袖呢？在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確定的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向忠發死了，張國燾已去了鄂豫皖蘇區，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來了。
此時身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除周恩來外，只有王明和盧福坦。王明要去蘇聯了，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似乎應在周恩來、盧福坦這兩位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中選擇。
無論是資歷還是才幹，周恩來無疑都是第一候選。周恩來在中共領導層具有較高的理論素養，且富有組織才華和實際工作經驗。可是，周恩來向來謙遜，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本應由他主持，他卻把瞿秋白推到了前面。此刻，他依然謙讓，對有共產國際背景的王明的領導慾望，他看得非常清楚。
周恩來不爭，王明欲走，總書記的人選彷彿是非盧福坦莫屬了，儘管他的聲望、能力、影響，都不那麼盡如人意，無奈他身處近水樓臺。
但王明跟工人出身的盧福坦沒有什麼淵源關係，也不希望由此人出任總書記。王明希望由一個能受自己控制的人，坐在總書記的位置上，而且這個人選王明也早已物色好了，他便是博古。
博古，原名秦邦憲，江蘇無錫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赴蘇聯，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和王明是同班同學。他曾經和王明一起反對過立三路線，一起批評過瞿秋白……因此，王明視他為最親密、最可信任的夥伴。
可24歲的博古，太稚嫩，資歷也太淺了，他在黨內地位和知名度比起盧福坦要低得多。即便在米夫、王明控制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也未能進入中央委員之列。這年4月，他才剛剛被任命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一下子讓博古躍居中共總書記的位置，顯然是不孚眾望的。
年輕的王明在政治運籌方面，確有過人的老道，他感到直接把博古推上總書記的位置，肯定要招來非議，遂以集體領導的方式，規避了總書記制的傳統。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建議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經王明提名，共產國際批准，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雲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三人，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由博古負總責。
博古一下子擢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而且名字還排在原政治局委員盧福坦的前面。
人事安排妥當了，王明登上了一艘日本的“大和丸”客輪，向蘇聯的海參崴駛去；而此時處境最危險的周恩來，還不能馬上離開上海。
◆周恩來和張衝在杭州參加國共合談時候的照片。
自大革命時期始，周恩來就是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擔任過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長時間處於公開狀態，國共雙方的許多人都認識他。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他作為主要的領導者指揮了武裝起義，以後又長期在上海從事革命活動，認識他的人就更多了。
中共中央特委成立後，顧順章、向忠發與周恩來平時朝夕相處，幾乎每天都要見一次面，每個人的生活習慣、活動規律，相互間幾乎瞭如指掌。因此在顧順章、向忠發被捕叛變後，周恩來的活動也基本被敵特凍結了。鑑於這種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周恩來停止工作，等待轉移到中央蘇區。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來動身離開上海。周恩來離去之際，潘漢年心頭泛起一陣難捨難分的情愫：
他從輕車熟路的文委轉入陌生的隱蔽戰線，就是周恩來點的將。最初的日子裡，是周恩來的耳提面命，使他逐漸適應了新的工作崗位和鬥爭方式。
在那個時期的周恩來，還是銳氣十足，處事果決的青年領袖。他那臨危不亂的鎮定，他那把散沙凝聚一團的組織能力，他那將籌謀變為現實的幹練，他那不知疲倦的充沛精力，他那任勞任怨寵辱不驚的氣度，都給潘漢年留下極深的印象。他把周恩來視為自己的良師兄長，當他得知周恩來要離開上海，甚至突然冒出一種凌虛懸空的感覺，他覺得還需要這位兄長的扶助。
可是，現實並不容他太久地沉湎於感傷，紛至沓來的事務又逼著他去忙碌了；現實也不容他更多地讓人牽帶著行走，腥風血雨的環境逼著他早熟為獨當一面的幹才。
也就是兩三個月的時間內，中共經歷了顧順章、向忠發兩次被捕叛變的劫難，都差一點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也都是在周恩來的若定指揮、周密安排下，將危難災厄一一化解。
敵特們感覺到了，粉碎他們陰謀的真正組織者，是周恩來；同時通過顧順章、向忠發，敵特們也瞭解到，真正在上海指揮中共機構運作的，還是周恩來。因此除掉周恩來，才能給中共最有力的打擊，使中共在上海的機構處於癱瘓。
於是，國民黨當局採取了一系列針對周恩來的行動。9月1日，下令懸賞通緝周恩來等；11月底，在上海各報再次刊登《顧順章懸賞緝拿殺人凶手周恩來等緊急啟事》，企圖用金錢收買叛徒告密。但這一切均徒勞無功。
除之不成，敵特們又生一計，即通過對周恩來形象的貶損，混淆視聽，造成混亂，對中共實施打擊。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申報》等報刊，連續刊登《伍豪等243人脫離共黨啟事》：
“敝人等深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者，無異消殺中國抗日之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於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回之境地，有違本人從事革命之初衷。況該黨所採之國際路線，乃蘇聯利己之政策。蘇聯口口聲聲之要反對帝國主義而自己卻與帝國主義妥協。試觀目前日本侵略中國，蘇聯不但不嚴守中立，而且將中東路借日運兵，且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以助長其侵略氣焰。平時所謂扶助弱小民族者，皆為欺騙國人之口號。敝人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際指導之中國共產黨。”
◆張衝炮製的伍豪”脫黨“的假啟事。
這則《伍豪啟事》的炮製者，是時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幹事的張衝。顧順章到南京和盤供出中共機構後，就是張衝率領調查科的特務，赴上海進行搜捕的。由於錢壯飛截獲情報，周恩來及時處置，張衝雖有顧順章指引，卻處處撲空，所獲甚微。他對此頗為忿忿，嘆言：“如果沒有錢壯飛，定能一網打盡，周恩來也難倖免。”
人捉不到，便造謠生事，這反正都屬特務工作的範疇；離間之計，在兵家韜略中更是古已有之。於是，後來被周恩來稱讚為聰慧敏銳、能言善辯的張衝，一揮而就杜撰了這則居心險惡、蠱惑人心、確確實實給周恩來的一生帶來極大麻煩的《伍豪啟事》。
“伍豪”是周恩來非常有影響的化名，黨內許多同志都知道。張衝寫成《伍豪啟事》後，由CC系特務黃凱派人送往上海各報刊出。
張衝對自己乾的這一手頗為自得：《伍豪啟事》落款者243人，均為顧順章等叛徒提供，多數居中共中央、各省、市地下機關的負責崗位，姓名基本無誤，很能亂真。中共方面如若登報聲明，勢必落入當局預伏的圈套；上海的中共若聽之任之，則黨內、各區域的中共組織必然對周恩來等失去信任，甚至因誤會引出更嚴重的政治事件。這的確是給中共、給周恩來出了一道棘手的難題。
但是，張衝全然不知，周恩來已於兩個多月前就離開了上海，經廣東汕頭、大埔，進入福建永定游擊區。12月底，他已經出現在瑞金，並把自己的手和創建這片中央蘇區的毛澤東、朱德的手握在了一起。
二、毛澤東首先為周恩來闢謠/數年後為共同禦侮成為國共聯絡橋樑的張衝、潘漢年，此刻是國共兩大營壘交鋒的主角/潘漢年感到對謠言的反擊還不夠有力/陳志皋面露難色/李一氓說：“這個小動作很妙”/巴和律師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
周恩來在中央根據地的事實，使敵特製造的謠言不攻自破。但這一事實公眾不知，在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不知，況且當時的周恩來，是在國共兩黨乃至全國各地實力派、各界社會賢達之中具有相當影響的領袖人物，因此必須採取措施，反擊國民黨的造謠誣衊。
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佈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佈告，指出：所謂《伍豪啟事》是虛假的，“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裡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士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誣衊。”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責成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著手澄清謠言的工作，而主要承辦者，就是潘漢年。在幾十年後，陳雲回顧說：
“當時，我雖在上海臨時中央，但已離開特科到全總任黨團書記，所以我只知道報上登出《伍豪啟事》時，恩來同志已去中央蘇區，這個啟事是敵人的陰謀，而不瞭解地下黨設法揭露這個陰謀的情況。那時接替我負責特科工作的是康生。據他說揭露國民黨偽造《伍豪啟事》的任務，那時是交給潘漢年辦的，由此也可以說明潘漢年同志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很大功勞的。”
張衝、潘漢年這對在數年之後為抵禦外侮的民族大義攜手的“冤家”；在此時成為兩大營壘交鋒的主角，他們在武鬥之外展開了一場文鬥，雙方都為自己的營壘竭盡全力，而對前者則又都“後”料不及。
2月20日，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報《鬥爭》最先有所反應，發表關於《伍豪啟事》的闢謠，聲明這是“國民黨造謠誣衊的新把戲”。
同日，中共組織在上海散發傳單。傳單由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宣傳部署名，題為《反對國民黨的無恥造謠》。傳單揭露說：“最近在《時報》、《新聞報》各反動報紙堆中所刊登的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廣告，就是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無恥造謠的一例……”
蘇維埃政府的佈告、《鬥爭》雜誌的闢謠和散發傳單，影響的範圍是有限的，擔負澄清謠言重任的潘漢年感到：要維護他所尊敬、信賴的周恩來及中共的形象，有必要以合法的、公開的方式，向大庭廣眾、向整個社會做進一步的澄清。
他通過《申報》顧問陶行知，做《申報》館總經理史量才的工作，幾經交涉，使被迫刊登《伍豪啟事》的《申報》，在2月22日刊出一則事實上是闢謠的小廣告：“伍豪先生鑑：承於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陳雲數十年後曾對此解釋說：“當時臨時中央設法登了一個小廣告，用廣告回答伍豪先生的方式，間接說明伍豪有一個否認並揭穿國民黨造謠的聲明，但因為保人的關係，不能登出。用這個小廣告使白區和全黨同志知道國民黨的陰謀，不受其欺騙。”
◆中共中央聘請巴和律師（法國人）代表周少山（周恩來化名）在1932年3月4日的《申報》上刊出的闢謠啟事，揭穿了國民黨的陰謀。
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黨報《實報》的第十一期，刊登了中共擬寫的另一篇《伍豪啟事》，同期《實報》還發表了題為《國民黨造謠誣衊的又一標本》的文章。文章指出：“瘋狂的白色恐怖，以卑鄙的造謠，……假借伍豪同志的名義來誣衊伍豪同志（共產黨的領袖之一）、誣衊中國共產黨。”
做了這一切之後，潘漢年覺得對偽造謠言的反擊仍不夠有力，他還應該再努力一下，採取更加明確有力的公開闢謠措施。
何為更明確更有力的措施呢？只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以“啟事”對“啟事”。這樣做，在當時的上海難度太大了。可潘漢年覺得不如此便不能算是圓滿地完成了為周恩來闢謠的任務。
他似乎有點喜歡知難而進，他的這種性格對他爾後在情報戰線取得一系列卓越成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義；但同時也是導致一些不應有的失誤出現的重要原因。在此刻，這兩種情形在他身上還不是特別明顯；他此刻還只是想把組織上交給自己的任務完成得稍微出色。
潘漢年通過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特科成員黃慕蘭，找到大律師陳志皋，希望他能代表伍豪登一個否定啟事的啟事。但陳志皋對此感到很為難，他告訴黃慕蘭：自己雖然是法租界巡捕房律師，但畢竟是中國人，而伍豪是中共的重要領導人，萬一國民黨找上門來，詰問他這個大律師怎麼會成為中共領導的代理人的話，他將無法為自己開脫。
但對於黃慕蘭委託的事，陳志皋是不會甩手不管的，他告訴黃慕蘭，他可以代表委託人去找法國律師巴和，讓法國人巴和出面代表周少山（也是周恩來的曾用名）刊登啟事，國民黨對法國人刨根問底就沒那麼容易了。
潘漢年經與康生商議，決定用重金延聘巴和律師出面，於3月4日在《申報》上以醒目大字標題刊出《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緊急啟事》：
“茲據周少山君來所聲稱：渠撰投文稿曾用別名伍豪二字；近日報載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啟事一則，辱勞國內外親戚友好函電存問；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絕未用作對外活動，是該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謂243人同時脫離共黨之事，實與渠無關；事關個人名譽，多滋誤會，更恐有不肖之徒，顛倒是非，籍端生事；特委請貴律師代為聲明，並答謝戚友之函電存問者云云前來。據此，合行代為登報如左。
事務所：法大馬路（今金陵東路）41號6樓5號”
曾與潘漢年幾度共事的李一氓，在事隔多年後著文回憶說：“這個啟事沒有用伍豪的名義而用周少山的名義，又說伍豪是周少山自己的筆名。這個小動作很妙，因為啟事登出後，國民黨曾派人去找巴和，問伍豪在哪裡。巴和說：我的當事人是周少山，僅僅別名叫伍豪，你們要找的伍豪當然不是這個，而且他自己也登有啟事，你們可以直接去找他。這個啟事的內容，明顯地分辨出來那個《伍豪啟事》是偽造的，因而我們沒有很瑣碎地去反駁他那些反蘇、反共的言論。同時黨內也有一些油印刊物上刊登了反駁的文章。在當時來說，這個啟事花100兩銀子是貴了一點，但達到了我們的目的。”
巴和啟事公開刊登後，《伍豪啟事》事件在黨內外得到了澄清。能為自己敬重的良師兄長拂去敵人塗抹的汙穢，潘漢年感到由衷的欣慰。關於伍豪事件，國民黨沉默了；然而在數十年後，在中共黨內卻有人藉此向周恩來頻頻發難，可惜的是彼時的潘漢年已經“沒有資格”為之置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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