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鄧演達自1922 年開始交往以來，經歷了由陌生到緊密合作，繼而分道揚鑣的過程，並以1931 年蔣介石下令殺害鄧演達而告終。在這十年的交往中，1927 年初成為兩者關係轉變的重要分水嶺。從現有史料看，1927 年以前蔣介石與鄧演達之間儘管因中山艦事件影響而出現分歧，但總體上仍可稱融洽，兩人保持著較密切的合作關係。然而，1927 年1 月至4 月間，雙方關係急轉直下。短短几個月間，是什麼因素促成了蔣鄧兩人從親密合作到尖銳對立？蔣介石眼中的鄧演達是“如何可恨”的人？ 1927年1 至4 月間的《蔣介石日記》中較詳細地記載了蔣對鄧的觀感，有助於梳理蔣鄧關係破裂的歷史過程，瞭解背後的真實原因。
遷都之爭使蔣介石對鄧演達耿耿於懷
晚年蔣介石
隨著北伐軍事進程的節節推進，蔣介石在1926 年9 月就提議遷都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於11 月26 日作出遷都武漢的決定，並委託鄧演達赴武漢負責遷都的各項準備工作。12 月13 日，鄧演達出席武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國民政府委員會議。會議決定，為使權力不至中斷，遷都完成以前在武漢先行成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在湖北開會之前，執行最高職權”。幾日後，鄧演達又被選為臨時聯席會議宣傳委員會主席。
儘管蔣介石最早提議遷都武漢，但唐生智勢力在武漢和兩湖地區的擴展，以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兩湖地區工農運動的迅速高漲，引起了蔣的高度警惕。蔣認為，倘若任由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駐守武漢，其勢力必定大受制約。因而蔣介石決計改遷都自己控制下的南昌，因為其總司令部設在南昌，且親信部隊控制著江西和福建一帶。1927 年1 月3 日，蔣介石在南昌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鄧演達和宋子文由武漢赴南昌參加會議，代表武漢方面的意見。會上，蔣介石力主中央黨部與政府暫駐南昌。鄧演達據理力爭，陳述遷都武漢的理由，並指責蔣介石截留途經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儘管反對之聲不絕，蔣介石仍舊強硬作出決定：“關於國民政府之國都問題，應待汪主席返國後在新近召集之三月一日中央全體執委會議中決定……國民政府、中央黨部在中央全體執行委員未開會前暫駐南昌。”由此，蔣挑起了遷都之爭。
武漢方面的抵制，使蔣介石感到“精神痛苦”，他當日記道：“心神煩悶，幾難成眠”。蔣仍於1 月5 日向各省黨部發出通電：“現因政治與軍事發展便利起見，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
1 月7 日，武漢召開臨時中央黨政聯席會議，敦促蔣介石赴漢。為了打破遷都問題的僵局，蔣介石於1 月12 日由九江抵達武漢。鄧演達作為湖北省主要負責人和總司令下屬，全程陪同蔣介石。當天的晚宴中，蘇聯顧問鮑羅廷盛氣凌人，因遷都之事出言譏諷蔣介石，令蔣感到“生平之恥，無踰於此”。 1 月15 日，蔣介石在普海春設宴招待各界代表，席間又因遷都之事遭眾代表質問。在武漢之行中，鄧演達對蔣的態度也較強硬，周佛海曾回憶說，鄧的“言論也日甚激烈，比中共有過之而無不及，給蔣的刺激極大”。
1 月17 日，蔣介石在中央黨政聯席會議上，再度提出改都南昌的要求，遭到反對。當晚，他與顧孟餘、何香凝、黃郛等談話，感到“不勝悲傷”、“亦惟沉痛”。
由於武漢之行並未達成預期目的，蔣介石在回南昌後繼續向武漢方面施壓，並派戴季陶赴武漢，敦促在漢中央委員赴贛。1 月26 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派鄧演達、何香凝、顧孟餘等隨戴季陶去南昌，力圖說服在贛中央委員啟程赴漢。由於蔣介石當時在廬山牯嶺，鄧演達一行也上了牯嶺。蔣介石視鮑羅廷為改都南昌的一大絆腳石，所以決計去鮑，“使政府與黨部能運用自由也”，但鄧演達等“恐牽動大局，不敢決斷”，以致蔣感嘆“書生辦事，誠非敗壞不可也”。（蔣日記，1927 年1 月27 日）1 月27 日，蔣介石與譚延闓、戴季陶深談至午夜，譚、戴同意在去鮑之後，將中央遷至武漢。但鄧演達堅決反對改都南昌和驅鮑羅廷，蔣介石認為鄧“跋扈殊甚”，對鄧耿耿於懷。
不久以後發生的一件事情，更加深了蔣介石與鄧演達之間的誤會與裂痕。《鄧演達年譜會集》和郭沫若的回憶文章均記載，鄧演達在2 月1 日與郭沫若同赴南昌途中，遭遇朱培德所部第三軍一部的兵變。2 月3 日，鄧演達祕密逃離南昌，回到武漢。郭沫若就此指責蔣介石，此為除掉鄧演達而導演的一次陰謀。但證諸蔣介石日記，發現其實鄧、郭是多慮多疑。2 月2 日蔣記道：又接嶽軍（張群——引者）及益之（朱培德——引者）電稱，第七師昨夜在三軍部鬧餉兵變，財會損失雲，不慎苦痛。宋子文有意為難，靳餉不發，各軍扣餉不清。革命至此，無聊極矣，徒加罪戾，何益於國與民耶？
次日，蔣仍記此事，且發感慨：第三軍兵變，其長官反辭職要脅……（此處多字不清——引者）。幹部辦事錯誤，常啟誤會，且致僨事。近日之被壓迫侮辱要脅輕視，不一而足，如此何必愧為總領，務虛名而受實禍，可不戒者？
北伐戰爭過程中，蔣介石時感軍中財政吃緊，且對無法控制非黃埔系的軍隊頗感頭痛。結合以上記載，大致可以推斷，第三軍第七師在舊曆年關兵變係為索軍餉，並非蔣介石為除掉鄧演達蓄意製造。蔣事先並不知情，事後亦非常惱怒。況且，此時雙方關係尚未破裂，蔣介石仍在努力拉攏鄧，不至於突施毒手。其後，鄧演達於2 月間曾再度赴南昌，並小住數日，未遇險境。因此，郭沫若回憶中指責第三軍的兵變是蔣蓄意除掉鄧的陰謀一說，恐怕只是20 多年以後的推測而已。
然而，此一事件確實使鄧演達對蔣心生疑竇，郭沫若回憶鄧當日即有言：“我和蔣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總有一天會覺察到誰是在為他革命的生命著想，誰是阿諛著他斷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
鄧演達一系列反蔣行為使蔣鄧之間的裂痕變鴻溝
蔣介石與鄧演達彼此在疏離的路上漸行漸遠，還同國民黨黨權與軍權之爭緊密關聯在一起。1927 年1 月3 日，武漢臨時聯席會議提出了“提高黨權案”，明眼者都知道，此案目的在於限制掌握軍權的蔣介石。鄧演達是提案倡議者之一，勢必把自己擺在了蔣介石的對立面。
2月初，武漢發起了試圖制約蔣介石的“恢復黨權運動”，鄧演達和徐謙、吳玉章、孫科、顧孟餘等五人組織臨時行動委員會，作為運動的領導機關。蔣在當日記大發感慨，稱“擇生（鄧演達——引者）反對烈然，引起一般同志懷疑”，指責鄧與共產黨站在一邊，感嘆“天下事之敗壞，莫甚於不知歷史與事理之徒，彼猶自以為智者，而後悔即在目前矣”。
2月17 日至26 日，鄧演達在漢口《民國日報》上連續發表《現在大家應該注意的是什麼》等文章，指責有的人“骨子裡自己的利益同革命的利益反背，一面又想趕快在政治的局面裡取得政治的權柄”，強調軍事指揮者應該明白，“自己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自己只有無條件的聽從黨的決定，接受黨的制裁，才能夠增進黨的權威，才能夠拿這個權威去指揮統一全體的軍隊，無論是舊有的或新收的。不然的時候，那一刻離開了黨，那一刻違背黨大多數同志們的意志，違背黨的規定，那一定立刻失掉軍事的權威，立刻自己喪失政治的生命。”文章所指責的對象，無疑就是蔣介石。2 月21 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提及“見擇生論文”，其內容“純詆譭我”，“不勝駭異”，悲嘆“人情如此”。然而，蔣仍期望能爭取鄧演達，他曾給鄧演達寫信，“猶冀其悔悟也”。
然而，鄧演達堅持自己的主張，2 月23 日，他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開學典禮上強調：“中央黨部是民主的集中的，是高於一切的，‘一切權力都要屬於黨’，軍事的指揮更是要統一在中央黨部之下，國民政府之下，才能滿足民眾的要求。”次日，鄧又在武漢國民黨員大會上進一步表示：“現在我們的中央完全為老腐昏庸的反動分子所把持，他們根本就不瞭解民眾的痛苦，所以，首先就要打倒個人獨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勢力；其次，軍事就要絕對服從黨的指揮。”
蔣介石不容他人染指他的軍隊，尤其軍校學生，故對鄧演達在軍校的演講十分憤怒，他寫道，鄧“公開誣衊，播弄學生，使其倒戈”，抱怨“漢口鄧演達等愈趨極端，煽惑挑撥，無所不為，逼迫橫逆，令人難堪”。 2 月27 日，蔣介石在與陳銘樞的談話中獲悉，“武漢反動甚烈，而演達猶甚”，不禁“獨憂黨國之已亡，人心之卑弱，不可救藥矣”。
此後，鄧演達又陸續在湖北省農民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紀念週等場合一再宣揚提高黨權，反對獨裁，並把黨權與軍權之爭提升到“是封建與民主之爭，是革命與妥協之爭，是成功與失敗之爭”的地位。蔣介石獲悉鄧演達在武漢的種種言行，難掩悲憤，指責鄧是與唐生智“狼狽為奸”，共產黨的高度一致的“赤足而踞”。
3 月10 日至17 日，鄧演達在漢口與宋慶齡、何香凝等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作為會議的核心人物，鄧演達對各項決議的通過發揮了重要作用。《北京晨報》當時即指出：“徐謙、鄧演達為武昌派（即共產派）之領袖，在黨中權力甚大，此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所議決各重要議案，半皆出自二人計劃。”會議通過了一系列加強集體領導限制蔣介石權力的決定，如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均由該委員會主席團集體決策，撤消了由蔣介石任部長的軍人部（此係鄧演達提議），原屬總司令部的總政治部改隸軍事委員會等等。蔣介石雖仍列名中常委，但其餘8 人多為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對蔣的權力造成極大的制約。鄧演達則在會上會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兼主席團成員、中央農民部長、總政治部主任，在武漢的重要性大大加強。以上決議，讓蔣介石感到“令人難堪，壓迫侮辱至矣”。加之在此期間，武漢工人運動倒蔣亦甚為激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部分學生對護蔣心切，在總工會與工人有所摩擦，其中20 多名學生遭到鄧演達為首的校方“禁閉“處分，有些學生逃離武漢到九江投奔蔣介石。蔣在日記中專記此事，稱學生“被鄧等壓迫逃來”，“其心可愛”。同時，蔣認為身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代理校長的鄧演達所作所為“誠亡人也”。
即使到此時，蔣介石仍未放棄拉攏鄧演達。3 月17 日，蔣在離贛東下之際，派黃埔同學會祕書曾擴情等帶其致鄧演達的親筆信去武漢，蔣在信中表示：“十年來患難相從，一本革命精神進行到底，值茲北伐之際，中道糾紛，形成分裂，言之痛心。苟望吾弟力挽狂瀾，共謀團結。”信中並歡迎鄧演達出任總司令部參謀長。鄧演達斷然拒絕，表示：“對校長別無他意，惟照他那樣的領導革命，永久不會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張貫徹三大政策的執行，與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劃清界限，嚴整革命陣容，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如校長能做到這點，我仍當受他的領導，當與不當參謀長，無關輕重得失。”至此，蔣鄧之間裂痕已成鴻溝。
蔣介石發起的“清黨”行動使蔣鄧兩人走向尖銳對立
真正導致蔣、鄧二人走向尖銳對立的，是1927 年4 月蔣介石發起的“清黨”。隨著武漢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導下的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國民革命內部的矛盾也日益擴大。蔣介石一直深信，由於共產黨的陰謀挑撥，才造成了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共產黨合國際全力以倒餘”，蔣已“甚恨CP（中共的英文縮寫——引者）之挑撥本黨內部也”。他只是考慮到自己尚需共產國際的援助，故一直強壓隱忍而不發。
在成功克復上海以後，蔣介石對武漢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態度愈發強硬。4 月1 日，蔣接到漢口免其總司令職的消息，“終夜不能成眠”。次日便在上海召開反共“清黨”會議，申明“為本黨計，非與之（中共——引者）分裂不可也”。會上將鄧演達列為“丙類分子“，即共黨分子及附和共黨分子，屬於“應先看管者之列”。晚間，蔣等又開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武漢黨部與政府。4 月10 日，蔣介石宣佈解散鄧演達領導的總政治部，並派兵封閉了總政治部上海辦公處，成立了吳稚暉為首的新政治部。4 月18 日，南京國民政府在成立當日便發佈“祕字第一號令”，通緝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192 人，鄧演達名列其中。上海四一二“清黨”事件發生以後，鄧演達立即反對，指斥蔣介石是“替帝國主義效勞，為中華民族千古罪人”。
4 月15 日，鄧演達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主張東征討伐蔣介石。當日，他領導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舉行反對蔣介石與帝國主義勾結背叛革命運動周，派出宣傳隊向市民進行宣傳活動。4 月17 日，根據鄧演達和董必武的建議，武漢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發佈命令，開除蔣介石黨籍並撤銷其本兼各職，嚴懲逮捕之。4 月22 日，鄧演達與在漢的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委員等40 人聯名發表《討蔣通電》，譴責蔣介石由反抗中央到自立中央的行為，號召全體軍民“去此總理之叛徒，中央之敗類，民眾之蟊賊”。次日，鄧演達主持武漢30 多萬人的群眾大會，聲討蔣介石“清黨”、反共和屠殺工農的罪行。5 月7 日，黃埔各期學生和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學生，在鄧演達支持下召開討蔣大會，併成立討蔣委員會。
時代洪流驚濤駭浪，衝擊著原有革命陣營。短短四個月間，國民黨的政治生態鉅變，蔣介石與鄧演達延續近十年的合作關係無以挽回地步向破裂。在1927 年初的遷都之爭、黨權與軍權之爭，以及最終的“清黨”事件中，雖然蔣對鄧的政治聲望和工作能力極為欣賞，鄧亦一度努力爭取蔣同武漢方面的合作，但二人彼此立場與利益終至不可調和，由此分道揚鑣。（作者陳紅民為浙江大學求是特聘教授，蔣介石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朱晶為浙江大學歷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