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雪珥
袁世凱小站練兵，採用的是全套的德國操典，請的也都是德國軍事教官。
向德國學習軍事，這是當時的朝野共識。在甲午戰敗的刺激下，無論是盛宣懷、胡燏棻、漢納根還是袁世凱，其編練新式陸軍的計劃，都圍繞著“以德為師”。德國能在統一之後的數十年內，就一躍而為世界軍事強國，這給大清帝國提供了活生生的“復興”榜樣；而德國軍工的發達，也早已令“克虜伯”軍械成為大清國陸海兩軍最為喜愛的品牌；尤其是朝野都相信，“日本一島國耳，徒以步武洋操，試鋒於我，遂以雄視亞洲”，就是因為其採用德式軍制。
小站新軍最初擬定的13名外籍教官中，除了軍醫教官擬聘請英美人士，其餘12人均為德國人；軍中設4所軍校，除了炮兵、步兵、騎兵3所之外，還專門有1所德文學堂；新軍中的各種操典，幾乎都是德軍文件的翻版；甚至連軍裝的顏色都模仿德軍⋯⋯
然而，就是在如此“開放”的新建陸軍中，袁世凱卻緊緊抓住一條：軍權絕不可落入外國人之手。他對“德國參謀官、某項教師”等的權限，做了嚴格的限制，規定他們“應聽中國督練官節制”，甚至連如何加工資，“須聽督練官自定，西員不得爭執，倘逾時懶惰，仍將加薪扣除”；如奉督練官召見，“無論何時，應立即馳赴，毋許遲延”，等等。這些規定，確保了外籍教官僅僅充當教習之職責，而沒有一點帶兵之權。
這種對外人染指軍權的防範，一直是清帝國軍事現代化過程中的主旋律。
早在鎮壓太平天國的戰爭中，由美國人華爾率領的洋槍隊“常勝軍”，就曾因指揮權限不明，而引發不少矛盾衝突。華爾戰死後，英國人戈登接替指揮，清帝國才明確地將“常勝軍”納入李鴻章的統一指揮序列中。即便如此，戈登也並沒有完全進入角色。在李鴻章蘇州殺降之後，戈登認為自己曾作為保人，擔保投降的太平軍首領的安全，如今李鴻章令自己背信棄義，他就拿著一把手槍，到處搜殺李鴻章。
同樣在那場內戰中，清帝國還從英國採購了一整支先進的戰艦艦隊，由英軍配備艦隊官兵，協助鎮壓太平軍，史稱“阿思本艦隊”。但是，負責採購和組建的大清國總稅務司、英國人李泰國，及艦隊司令官、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卻私下籤訂了一份協議，明確約定，阿思本艦隊只服從由李泰國轉達的中國皇帝的諭旨，而且李泰國對於不合理的諭旨還可以拒絕轉達。
當時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親王奕訢，對此協議根本不予認可，他要求該艦隊必須接受身處前線的地方督撫的節制，才能保證其在戰場上發揮作用。而李泰國、阿思本則堅持艦隊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的間接指揮，並得到了英國公使卜魯斯的支持。最後，阿思本居然向恭親王發出“最後通牒”，雙方不歡而散。即使一向十分溫和的總理衙門大臣文祥，也向英國人放了狠話：大清國即使退回到關外，也絕不會屈服於阿思本的無理要求。最後，在美國公使蒲安臣斡旋下，中英雙方達成協議，解散阿思本艦隊，遣散人員和艦艇，中國政府承擔所有的經濟損失80萬兩白銀。
因此，在甲午之後的創辦新軍的大討論中，確保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成為各方認可的大原則。胡燏棻就曾公開表示：“竊恐事權過重、所用洋員過多，積久難以鈐束⋯⋯現雖借材異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縱不能由我，他時後患更多⋯⋯”
對於這些顧慮，袁世凱完全贊同，他認為新軍就是要“仿海關收稅成例，事由西人經理，權自朝廷操縱”。他擔心：“洋員性多偏橫， 專委則未易制之， 流弊甚多”，提醒中央“簡派明練時務之知兵大員予以督練之任”，而不能把練兵之權輕予外人。在日後的奏議中，袁鮮明地提出了自己在“對外開放”中的基本原則：“立國之要，權自己操，最忌授人以柄”。
相較之下，張之洞在兩江總督任上，編練自強軍，聘請了35位德國將弁作為自強軍的營官和哨官，自己人僅僅擔任副職，訓練權和統率權都拱手讓人，日後相當被動。張之洞後來到湖北再練新軍，就效仿袁世凱收回了統率權。
“一杆鋼槍手中握”，這是袁世凱一生事業的基調。不僅軍事，包括其後來所進行的各項經濟建設，雖然實行開放政策，但都始終堅持“權自己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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