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只要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從中國文化生態中排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對歷史上傳統的解釋理論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趨，就不可能別開生面，講出新道理、新思想、新體系，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代中國將呈現出這樣一幅文化圖景——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或保守的國粹主義和西化主義相結合的非騾非馬的雜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並充分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果這樣，中國的文化將會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它被中國化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就不再是所謂“異域文化”，而是當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內容是與中國實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合，而且就語言風格和氣魄而言都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我們只要讀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讀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引經據典所顯示的中國風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外在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異質文化，而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在靈魂和指導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撐。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強勢攻擊下，中華文化很難有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只要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從中國文化生態中排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對歷史上傳統的解釋理論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趨，就不可能別開生面，講出新道理、新思想、新體系，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代中國將呈現出這樣一幅文化圖景——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或保守的國粹主義和西化主義相結合的非騾非馬的雜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並充分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果這樣，中國的文化將會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它被中國化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就不再是所謂“異域文化”，而是當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內容是與中國實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合，而且就語言風格和氣魄而言都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我們只要讀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讀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引經據典所顯示的中國風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外在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異質文化，而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在靈魂和指導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撐。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強勢攻擊下，中華文化很難有文化自信的底氣。 在研究中國文化自信底氣時，我們不能忘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到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對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底氣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沒有現代理論支撐和對中華傳統文化闡述的參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位，不易得到具有時代性和科學性的闡述。中國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許多價值觀念，要使其與現時代相適應，獲得新生命力，必須有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深入闡述它的內容並充分展開有理有據合乎邏輯的理論論證，而不是停留在高度濃縮的格言式的命題上。 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闡述作用，又要充分發揮中華傳統文化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和啟迪作用。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為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特質，而拒絕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聯姻，拒絕承認中國傳統人文文化中可以提供包含科學性的智慧。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極其豐富的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內容。不能認為一提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的科學性問題，似乎就是否定中華文化的人文本質。這種科學性與人文性絕對對立的看法是偏頗的。把中華文化的人文性緊鎖在“袖手論道”“空談心性”範圍內，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誤讀。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只要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從中國文化生態中排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對歷史上傳統的解釋理論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趨，就不可能別開生面，講出新道理、新思想、新體系，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代中國將呈現出這樣一幅文化圖景——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或保守的國粹主義和西化主義相結合的非騾非馬的雜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並充分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果這樣，中國的文化將會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它被中國化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就不再是所謂“異域文化”，而是當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內容是與中國實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合，而且就語言風格和氣魄而言都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我們只要讀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讀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引經據典所顯示的中國風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外在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異質文化，而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在靈魂和指導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撐。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強勢攻擊下，中華文化很難有文化自信的底氣。 在研究中國文化自信底氣時，我們不能忘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到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對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底氣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沒有現代理論支撐和對中華傳統文化闡述的參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位，不易得到具有時代性和科學性的闡述。中國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許多價值觀念，要使其與現時代相適應，獲得新生命力，必須有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深入闡述它的內容並充分展開有理有據合乎邏輯的理論論證，而不是停留在高度濃縮的格言式的命題上。 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闡述作用，又要充分發揮中華傳統文化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和啟迪作用。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為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特質，而拒絕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聯姻，拒絕承認中國傳統人文文化中可以提供包含科學性的智慧。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極其豐富的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內容。不能認為一提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的科學性問題，似乎就是否定中華文化的人文本質。這種科學性與人文性絕對對立的看法是偏頗的。把中華文化的人文性緊鎖在“袖手論道”“空談心性”範圍內，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誤讀。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不僅要立足中國實際，面對當代中國問題，而且應該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法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或社會學、管理學、人口學，都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啟發。中國哲學中包含豐富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以及關於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學說思想史、中國法制史和司法實踐史、中國政治制度史和歷代治國理政學說，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與上述學科的相關論述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都可以通過批判地總結、吸收和改造，成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構建當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如果割斷它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係，只能永遠當西方相應學科的理論和話語的搬運工，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學社會科學就難以建立。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說，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本問題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分，是有關世界本體和認識來源及標準問題，而不是到處可貼的標籤。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把它作為文化劃分的標準，說某個民族文化是唯心主義的文化，某個民族文化是唯物主義的文化。 歷史上哲學家的歷史地位和對文化的貢獻，不是簡單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區分來定位的，而決定於它的體系中包含的哲學智慧。列寧曾經說過：“聰明的唯心論比愚蠢的唯物論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論。”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義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就比舊唯物主義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義對人類思想貢獻大得多。正如同舊唯物主義尤其是庸俗唯物主義的錯誤，並不在於它是唯物主義，而在於它在唯物主義名義下包裹著的哲學缺點和錯誤。“朱子學”和“王學”都是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說。在當代中國，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對人作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養性，提供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修養論”和“工夫論”，有助於人的主體性確立和道德素質的優化。這是繼承儒家哲學重視“成人之學”，培養理想人格的哲學的一貫傳統，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發展。但我們不能把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命題無限地外推，把它從道德和人格的“修養論”和“工夫論”變為“宇宙論”和“認識論”，把“理一元論”和“心一元論”置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之上。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只要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從中國文化生態中排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對歷史上傳統的解釋理論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趨，就不可能別開生面，講出新道理、新思想、新體系，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代中國將呈現出這樣一幅文化圖景——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或保守的國粹主義和西化主義相結合的非騾非馬的雜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並充分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果這樣，中國的文化將會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它被中國化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就不再是所謂“異域文化”，而是當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內容是與中國實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合，而且就語言風格和氣魄而言都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我們只要讀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讀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引經據典所顯示的中國風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外在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異質文化，而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在靈魂和指導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撐。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強勢攻擊下，中華文化很難有文化自信的底氣。 在研究中國文化自信底氣時，我們不能忘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到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對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底氣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沒有現代理論支撐和對中華傳統文化闡述的參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位，不易得到具有時代性和科學性的闡述。中國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許多價值觀念，要使其與現時代相適應，獲得新生命力，必須有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深入闡述它的內容並充分展開有理有據合乎邏輯的理論論證，而不是停留在高度濃縮的格言式的命題上。 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闡述作用，又要充分發揮中華傳統文化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和啟迪作用。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為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特質，而拒絕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聯姻，拒絕承認中國傳統人文文化中可以提供包含科學性的智慧。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極其豐富的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內容。不能認為一提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的科學性問題，似乎就是否定中華文化的人文本質。這種科學性與人文性絕對對立的看法是偏頗的。把中華文化的人文性緊鎖在“袖手論道”“空談心性”範圍內，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誤讀。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不僅要立足中國實際，面對當代中國問題，而且應該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法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或社會學、管理學、人口學，都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啟發。中國哲學中包含豐富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以及關於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學說思想史、中國法制史和司法實踐史、中國政治制度史和歷代治國理政學說，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與上述學科的相關論述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都可以通過批判地總結、吸收和改造，成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構建當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如果割斷它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係，只能永遠當西方相應學科的理論和話語的搬運工，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學社會科學就難以建立。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說，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本問題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分，是有關世界本體和認識來源及標準問題，而不是到處可貼的標籤。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把它作為文化劃分的標準，說某個民族文化是唯心主義的文化，某個民族文化是唯物主義的文化。 歷史上哲學家的歷史地位和對文化的貢獻，不是簡單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區分來定位的，而決定於它的體系中包含的哲學智慧。列寧曾經說過：“聰明的唯心論比愚蠢的唯物論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論。”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義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就比舊唯物主義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義對人類思想貢獻大得多。正如同舊唯物主義尤其是庸俗唯物主義的錯誤，並不在於它是唯物主義，而在於它在唯物主義名義下包裹著的哲學缺點和錯誤。“朱子學”和“王學”都是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說。在當代中國，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對人作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養性，提供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修養論”和“工夫論”，有助於人的主體性確立和道德素質的優化。這是繼承儒家哲學重視“成人之學”，培養理想人格的哲學的一貫傳統，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發展。但我們不能把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命題無限地外推，把它從道德和人格的“修養論”和“工夫論”變為“宇宙論”和“認識論”，把“理一元論”和“心一元論”置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之上。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成就是文化自信底氣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的。我們要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研究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撐作用，貫穿於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成就，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極大地增強了文化自信的底氣。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習近平總書記說：“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確，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製度的偉大成就，無比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底氣。一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華文化，與一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和平發展中的中華文化相比；一個經濟落後不斷捱打，處於世界邊緣時期的中華文化，和日益走向世界政治舞臺中心的中華文化相比，哪個更具文化自信的底氣，這是不言而喻的。國家的強大、民族的復興，是文化底氣的經濟、政治支撐。可以斷言，隨著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會不斷提升。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只要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從中國文化生態中排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對歷史上傳統的解釋理論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趨，就不可能別開生面，講出新道理、新思想、新體系，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代中國將呈現出這樣一幅文化圖景——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或保守的國粹主義和西化主義相結合的非騾非馬的雜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並充分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果這樣，中國的文化將會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它被中國化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就不再是所謂“異域文化”，而是當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內容是與中國實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合，而且就語言風格和氣魄而言都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我們只要讀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讀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引經據典所顯示的中國風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外在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異質文化，而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在靈魂和指導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撐。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強勢攻擊下，中華文化很難有文化自信的底氣。 在研究中國文化自信底氣時，我們不能忘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到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對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底氣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沒有現代理論支撐和對中華傳統文化闡述的參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位，不易得到具有時代性和科學性的闡述。中國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許多價值觀念，要使其與現時代相適應，獲得新生命力，必須有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深入闡述它的內容並充分展開有理有據合乎邏輯的理論論證，而不是停留在高度濃縮的格言式的命題上。 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闡述作用，又要充分發揮中華傳統文化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和啟迪作用。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為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特質，而拒絕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聯姻，拒絕承認中國傳統人文文化中可以提供包含科學性的智慧。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極其豐富的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內容。不能認為一提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的科學性問題，似乎就是否定中華文化的人文本質。這種科學性與人文性絕對對立的看法是偏頗的。把中華文化的人文性緊鎖在“袖手論道”“空談心性”範圍內，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誤讀。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不僅要立足中國實際，面對當代中國問題，而且應該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法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或社會學、管理學、人口學，都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啟發。中國哲學中包含豐富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以及關於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學說思想史、中國法制史和司法實踐史、中國政治制度史和歷代治國理政學說，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與上述學科的相關論述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都可以通過批判地總結、吸收和改造，成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構建當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如果割斷它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係，只能永遠當西方相應學科的理論和話語的搬運工，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學社會科學就難以建立。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說，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本問題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分，是有關世界本體和認識來源及標準問題，而不是到處可貼的標籤。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把它作為文化劃分的標準，說某個民族文化是唯心主義的文化，某個民族文化是唯物主義的文化。 歷史上哲學家的歷史地位和對文化的貢獻，不是簡單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區分來定位的，而決定於它的體系中包含的哲學智慧。列寧曾經說過：“聰明的唯心論比愚蠢的唯物論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論。”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義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就比舊唯物主義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義對人類思想貢獻大得多。正如同舊唯物主義尤其是庸俗唯物主義的錯誤，並不在於它是唯物主義，而在於它在唯物主義名義下包裹著的哲學缺點和錯誤。“朱子學”和“王學”都是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說。在當代中國，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對人作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養性，提供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修養論”和“工夫論”，有助於人的主體性確立和道德素質的優化。這是繼承儒家哲學重視“成人之學”，培養理想人格的哲學的一貫傳統，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發展。但我們不能把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命題無限地外推，把它從道德和人格的“修養論”和“工夫論”變為“宇宙論”和“認識論”，把“理一元論”和“心一元論”置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之上。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成就是文化自信底氣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的。我們要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研究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撐作用，貫穿於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成就，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極大地增強了文化自信的底氣。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習近平總書記說：“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確，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製度的偉大成就，無比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底氣。一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華文化，與一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和平發展中的中華文化相比；一個經濟落後不斷捱打，處於世界邊緣時期的中華文化，和日益走向世界政治舞臺中心的中華文化相比，哪個更具文化自信的底氣，這是不言而喻的。國家的強大、民族的復興，是文化底氣的經濟、政治支撐。可以斷言，隨著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會不斷提升。 當年，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為什麼對文化抱著一種悲觀主義態度呢？因為西方文化的沒落，其實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開始沒落的映射。資本主義制度在幾百年的發展史中，對人類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它逐漸走過了輝煌鼎盛時期。斯賓格勒的文化悲觀主義其實是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走向沒落的一種預言。文化的活力不可能離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支撐。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正在於中國道路向世界貢獻的現代化的新方案、新式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以及不同於西方“普世價值論”“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的社會發展理論。 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在往前走，還需要不斷總結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要永遠保持與時俱進的品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我們還存在不少社會問題需要解決，需要不斷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時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將會進一步提升。 4文化政策是增強文化自信底氣的制度化保證 無論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都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文化建設也是一樣。文化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使我們對制定正確文化政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有深切的體會。因為執政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實行什麼樣的文化政策，對於能否正確處理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現代關係至關重要。 從理論上來說，無產階級對待民族文化傳統與資產階級相比更具科學態度、更具寬闊的眼界和胸懷。當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啟蒙主義先驅，在繼承和吸收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他們最感興趣的不再是文化傳統，而是證券交易所和利潤，是對職位與收入的擔憂和極其卑鄙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在歷數資產階級對待傳統文化的不屑態度後說，“德國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只要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從中國文化生態中排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對歷史上傳統的解釋理論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趨，就不可能別開生面，講出新道理、新思想、新體系，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代中國將呈現出這樣一幅文化圖景——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或保守的國粹主義和西化主義相結合的非騾非馬的雜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並充分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果這樣，中國的文化將會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它被中國化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就不再是所謂“異域文化”，而是當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內容是與中國實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合，而且就語言風格和氣魄而言都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我們只要讀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讀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引經據典所顯示的中國風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外在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異質文化，而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在靈魂和指導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撐。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強勢攻擊下，中華文化很難有文化自信的底氣。 在研究中國文化自信底氣時，我們不能忘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到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對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底氣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沒有現代理論支撐和對中華傳統文化闡述的參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位，不易得到具有時代性和科學性的闡述。中國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許多價值觀念，要使其與現時代相適應，獲得新生命力，必須有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深入闡述它的內容並充分展開有理有據合乎邏輯的理論論證，而不是停留在高度濃縮的格言式的命題上。 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闡述作用，又要充分發揮中華傳統文化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和啟迪作用。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為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特質，而拒絕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聯姻，拒絕承認中國傳統人文文化中可以提供包含科學性的智慧。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極其豐富的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內容。不能認為一提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的科學性問題，似乎就是否定中華文化的人文本質。這種科學性與人文性絕對對立的看法是偏頗的。把中華文化的人文性緊鎖在“袖手論道”“空談心性”範圍內，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誤讀。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不僅要立足中國實際，面對當代中國問題，而且應該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法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或社會學、管理學、人口學，都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啟發。中國哲學中包含豐富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以及關於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學說思想史、中國法制史和司法實踐史、中國政治制度史和歷代治國理政學說，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與上述學科的相關論述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都可以通過批判地總結、吸收和改造，成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構建當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如果割斷它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係，只能永遠當西方相應學科的理論和話語的搬運工，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學社會科學就難以建立。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說，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本問題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分，是有關世界本體和認識來源及標準問題，而不是到處可貼的標籤。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把它作為文化劃分的標準，說某個民族文化是唯心主義的文化，某個民族文化是唯物主義的文化。 歷史上哲學家的歷史地位和對文化的貢獻，不是簡單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區分來定位的，而決定於它的體系中包含的哲學智慧。列寧曾經說過：“聰明的唯心論比愚蠢的唯物論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論。”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義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就比舊唯物主義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義對人類思想貢獻大得多。正如同舊唯物主義尤其是庸俗唯物主義的錯誤，並不在於它是唯物主義，而在於它在唯物主義名義下包裹著的哲學缺點和錯誤。“朱子學”和“王學”都是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說。在當代中國，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對人作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養性，提供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修養論”和“工夫論”，有助於人的主體性確立和道德素質的優化。這是繼承儒家哲學重視“成人之學”，培養理想人格的哲學的一貫傳統，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發展。但我們不能把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命題無限地外推，把它從道德和人格的“修養論”和“工夫論”變為“宇宙論”和“認識論”，把“理一元論”和“心一元論”置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之上。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成就是文化自信底氣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的。我們要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研究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撐作用，貫穿於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成就，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極大地增強了文化自信的底氣。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習近平總書記說：“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確，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製度的偉大成就，無比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底氣。一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華文化，與一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和平發展中的中華文化相比；一個經濟落後不斷捱打，處於世界邊緣時期的中華文化，和日益走向世界政治舞臺中心的中華文化相比，哪個更具文化自信的底氣，這是不言而喻的。國家的強大、民族的復興，是文化底氣的經濟、政治支撐。可以斷言，隨著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會不斷提升。 當年，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為什麼對文化抱著一種悲觀主義態度呢？因為西方文化的沒落，其實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開始沒落的映射。資本主義制度在幾百年的發展史中，對人類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它逐漸走過了輝煌鼎盛時期。斯賓格勒的文化悲觀主義其實是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走向沒落的一種預言。文化的活力不可能離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支撐。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正在於中國道路向世界貢獻的現代化的新方案、新式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以及不同於西方“普世價值論”“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的社會發展理論。 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在往前走，還需要不斷總結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要永遠保持與時俱進的品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我們還存在不少社會問題需要解決，需要不斷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時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將會進一步提升。 4文化政策是增強文化自信底氣的制度化保證 無論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都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文化建設也是一樣。文化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使我們對制定正確文化政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有深切的體會。因為執政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實行什麼樣的文化政策，對於能否正確處理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現代關係至關重要。 從理論上來說，無產階級對待民族文化傳統與資產階級相比更具科學態度、更具寬闊的眼界和胸懷。當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啟蒙主義先驅，在繼承和吸收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他們最感興趣的不再是文化傳統，而是證券交易所和利潤，是對職位與收入的擔憂和極其卑鄙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在歷數資產階級對待傳統文化的不屑態度後說，“德國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 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 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 ●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 ● 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氣。文化自信的底氣和文化自信是一體兩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們文化底氣十足；而文化底氣越足，越強化我們對文化自信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沒有底氣，文化自信是空谷迴音的自我呼喊；而沒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氣是鏡花水月似有實無。要強化文化自信，我們一定要弄清我們自信的底氣何在。 與文化自信相連的自信底氣問題，同樣是當代中國具有的重大理論和現實性問題。它是經過近代100多年災難後，中國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論與事實依據。深入研究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應該重視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內涵和特質，但又要越超文化視域。因為文化自信的底氣，既在傳統文化之中，又在現實之中，它離不開當代中國社會。中國傳統文化是文化底氣之根，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文化底氣的中流砥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成就是文化底氣的基礎，而正確的文化政策則是維護文化底氣的制度化保證。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氣放在當代中國整體環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辯證關係中，我們才能以新的精神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發展階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刻繼續奮進。 1文化自信底氣來自中華文化的特質 中華傳統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氣之根。我們的祖先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包括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華傳統文化在發展的早期，各種思想學派精彩紛呈，多角度地體現中華智慧的全面性和豐富性。恩格斯說過：“在希臘哲學的多種多樣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發現以後的所有觀點的胚胎、萌芽。”這個論斷同樣適用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歷史上思想學派眾多，各有持論，各有輝煌，雖有差異，但不是彼此隔絕。《易傳》雲：“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和而不同，海納百川，中華傳統文化是由各派思想從各種角度切入的關於宇宙人生、治國理政、立德樹人相異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學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人文文化，它最關注的是現世而非來世，是人間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聖性往往引導人們與現實相脫離，馬克思是極力反對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說，“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要求拋棄關於自己處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拋棄那需要幻想的處境”。中國曆來不是政教合一、皇權與神權共治的國家。傳統中國的治國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據思想家的教導和智慧，而非神諭或上天啟示。在中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和歷代思想家的學說主要是現實的智慧，而無關來世。范仲淹的“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和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體現的都是這種世俗精神、人世情懷。 《孔子講學圖》 中華傳統文化的現實關懷，並非沒有超越性和神聖性。中華傳統文化把為國家為民族而勇於犧牲作為最高價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個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聖性，因為它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以身殉道、以身殉國，而不是臨難圖苟免，貪生怕死。中華民族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也沒有宗教殉教者、沒有對宗教戰爭殺戮者的讚美，有的則是對為國犧牲者的歌頌。屈原的《九歌·國殤》就是對戰死沙場的勇士們的歌頌，“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帶長劍兮挾秦弓，首身離兮心不懲”。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中國人看待世界、看待社會、看待人生，有自己獨特的價值體系。中國人獨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讓中國人具有很強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 《九歌·國殤》 中華文化是極具生命力和創造性的文化，一部中華文化史，同時是一部中華文化思想創造史。在歷史上，歷代都有傑出的思想家從不同方面對中華文化積累作出自己的貢獻，如積土為山，匯河成海。在中華文化史上，不同時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輩出，各領風騷。各個時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和傳世經典文本。至於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都是代表自己時代性的文化珍品。中華文化的創造性和時代性特徵，中華文化的生命力，是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我們的文化博大精深，歷經5000年發展從未中斷，全賴這種創造力。一種沒有創造力的文化，就是沒有生命力的軀體。尤其處在發展迅速、風雲變幻、競爭激烈的當代世界，一個國家僅僅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而無創造性，不能創造出與時代相符合的當代文化，不會擁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氣。文化遺產是歷史，它代表先人的創造和智慧。一個民族的文化不僅要源遠，還要流長；不僅要根深，還要葉茂；不僅要有傳統性，還要有現代性。因為傳統文化遺產能否保存，能否發揮它澤被子孫後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蔭應，而應該是後世子孫的繼承、發展和創造。歷史證明，民族文化遺產無論怎樣豐富，後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這是北非、西亞曾經輝煌的文明古國的當代命運告訴我們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氣不僅來自傳統的輝煌，而且更有賴於現實的燦爛。 中華傳統文化世俗性和家國情懷的繼續發揚與昇華，以及它的創造性和生命力，在當代體現為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近百年來體現為革命的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紅色文化承載著多少代共產黨人和革命者的心血，無論是昂首闊步帶鐐長街行，或是被暗暗處決，或者是戰死沙場，都是在為理想和信仰而犧牲。這種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而犧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聖的和超越自我的。紅色文化是用奮鬥和鮮血書寫成的有字的和無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們的著作和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牢獄書信。像《革命烈士詩抄》和方誌敏《可愛的中國》中那些令天地變色、世人淚奔的臨刑高歌的絕命詩；無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產黨人前仆後繼戰鬥中所包含的奮鬥精神。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紅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而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文化，是為了人民過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這樣說，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底氣，既來自我們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豐富性與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創造精神，也來自體現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紅色文化的革命性、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和導向性。在當代，如果不重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作為中華文化重要構成這一現實，就很難全面理解當代中華文化的底氣由何而來。 方誌敏《可愛的中國》 2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是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 在當代中國，研究文化底氣問題，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地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在中國處於三座大山壓迫下時，肩負起推翻舊中國、建立新中國的歷史使命，其中就為文化重建和復興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國成立後，它肩負起全面建設新中國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不僅發展經濟，強國富民，對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福祉負責，還要在實踐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澤東同志曾經預言：“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並在“7·26”重要講話中強調“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實現“四個偉大”同樣要求實現中華文化的復興。 近百年的苦難歷史證明，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重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沒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國，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樹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國仍然保持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中國就不可能是現在的中國，就不可能有現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氣。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氣問題時，絕不能無視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而且是文化建設的領導者，是文化自信底氣的中流砥柱這一現實。 《開國大典》 社會上曾經颳起小股“民國風”，認為民國時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這是一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40年，是中國由亂到治、由弱到強的社會大變革的過渡時期，是一個混亂而又向前邁進的時期。民國時期總體上經濟落後、政治專制、教育落後，文盲遍於國中，但由於社會處於轉折時期，在文化上出現過一些名人。但在一個落後的中國，極少數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並不能代表當時中國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文化自信的本質是民族自信，是整體民族的精神狀態。我們敬重其中一些人對中華文化的貢獻，但僅憑舊社會極少數文化精英，而無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勝利和國家重建、社會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當代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究竟從何而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華文化復興的中流砥柱。在當代中國，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華民族會再度喪失文化自信的底氣。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正因為這樣，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黨建，從嚴治黨，懲治腐敗，務必不辜負全國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期待。 與中國共產黨不可分的就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究竟是有利於創新性發展中華傳統文化，還是阻礙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在有些人看來，馬克思主義是西方學說，是異質文化，在中國，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傳統文化的“文化衝突”不可避免，它是近代中華文化傳統斷裂的根本原因。其實，就文化而言，馬克思主義的傳入，提供了用科學態度審視中華傳統文化，辨別精華與糟粕，正確處理繼承與創新、傳統與現代化的科學態度，有力反對文化虛無主義、反對全盤西化主義和復古守舊的保守主義，從理論上闡述了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特質和可繼承性。毛澤東同志曾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如何對待中華傳統文化作過一系列重要論述。事實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貶低中華傳統文化，而是提升中華傳統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中華文化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導向和推進器。 只要不懷政治偏見的人都可以看到，如果從中國文化生態中排除馬克思主義，中國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就不可能。如果仍然是對歷史上傳統的解釋理論和研究方法亦步亦趨，就不可能別開生面，講出新道理、新思想、新體系，形成中華傳統文化研究的新高峰。如果排除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當代中國將呈現出這樣一幅文化圖景——佔統治地位的仍然是帝國主義文化、封建主義文化，或保守的國粹主義和西化主義相結合的非騾非馬的雜拌文化，而不可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並充分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如果這樣，中國的文化將會倒退一百年。 尤其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當它被中國化成為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時，就不再是所謂“異域文化”，而是當代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內容。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不僅內容是與中國實際、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結合，而且就語言風格和氣魄而言都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色。我們只要讀讀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矛盾論》《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讀讀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中的引經據典所顯示的中國風格，就能明白它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又是中國的。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是外在於中國文化之外的異質文化，而是中國當代文化的內在靈魂和指導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思想支撐。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結合，在近代西方殖民文化和帝國主義文化的強勢攻擊下，中華文化很難有文化自信的底氣。 在研究中國文化自信底氣時，我們不能忘記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到繁榮和發展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對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底氣有著無可替代的作用。沒有現代理論支撐和對中華傳統文化闡述的參與，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理解往往不易到位，不易得到具有時代性和科學性的闡述。中國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等許多價值觀念，要使其與現時代相適應，獲得新生命力，必須有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深入闡述它的內容並充分展開有理有據合乎邏輯的理論論證，而不是停留在高度濃縮的格言式的命題上。 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哲學社會科學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闡述作用，又要充分發揮中華傳統文化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和啟迪作用。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因為維護中華傳統文化的人文特質，而拒絕與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聯姻，拒絕承認中國傳統人文文化中可以提供包含科學性的智慧。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包含極其豐富的符合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內容。不能認為一提中華傳統文化內涵的科學性問題，似乎就是否定中華文化的人文本質。這種科學性與人文性絕對對立的看法是偏頗的。把中華文化的人文性緊鎖在“袖手論道”“空談心性”範圍內，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的誤讀。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不僅要立足中國實際，面對當代中國問題，而且應該充分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思想資源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法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或社會學、管理學、人口學，都可以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智慧和啟發。中國哲學中包含豐富的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以及關於人和人性的探索；中國經濟史和經濟學說思想史、中國法制史和司法實踐史、中國政治制度史和歷代治國理政學說，以及著名思想家著作中與上述學科的相關論述和歷史上的實踐經驗，都可以通過批判地總結、吸收和改造，成為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思想資源。構建當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如果割斷它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係，只能永遠當西方相應學科的理論和話語的搬運工，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化的哲學社會科學就難以建立。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區別於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本質特徵。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說，就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基本問題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區分，是有關世界本體和認識來源及標準問題，而不是到處可貼的標籤。從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把它作為文化劃分的標準，說某個民族文化是唯心主義的文化，某個民族文化是唯物主義的文化。 歷史上哲學家的歷史地位和對文化的貢獻，不是簡單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區分來定位的，而決定於它的體系中包含的哲學智慧。列寧曾經說過：“聰明的唯心論比愚蠢的唯物論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論。”掩埋在泥土中的珍珠仍然是珍珠。唯心主義辯證法大師黑格爾就比舊唯物主義尤其是比庸俗唯物主義對人類思想貢獻大得多。正如同舊唯物主義尤其是庸俗唯物主義的錯誤，並不在於它是唯物主義，而在於它在唯物主義名義下包裹著的哲學缺點和錯誤。“朱子學”和“王學”都是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說。在當代中國，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對人作為人的道德教化和修身養性，提供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修養論”和“工夫論”，有助於人的主體性確立和道德素質的優化。這是繼承儒家哲學重視“成人之學”，培養理想人格的哲學的一貫傳統，而“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又是新的發展。但我們不能把程朱理學或陸王心學的命題無限地外推，把它從道德和人格的“修養論”和“工夫論”變為“宇宙論”和“認識論”，把“理一元論”和“心一元論”置於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之上。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成就是文化自信底氣的基礎 在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是相互依存和相互促進的。我們要在它們的相互關係中研究文化自信的底氣。文化自信是最持久和最深厚的自信，它起精神支撐作用，貫穿於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之中。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成就，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極大地增強了文化自信的底氣。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無比增強了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習近平總書記說：“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的確，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製度的偉大成就，無比增強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底氣。一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華文化，與一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和平發展中的中華文化相比；一個經濟落後不斷捱打，處於世界邊緣時期的中華文化，和日益走向世界政治舞臺中心的中華文化相比，哪個更具文化自信的底氣，這是不言而喻的。國家的強大、民族的復興，是文化底氣的經濟、政治支撐。可以斷言，隨著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實現，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會不斷提升。 當年，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為什麼對文化抱著一種悲觀主義態度呢？因為西方文化的沒落，其實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開始沒落的映射。資本主義制度在幾百年的發展史中，對人類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它逐漸走過了輝煌鼎盛時期。斯賓格勒的文化悲觀主義其實是西方社會的資本主義制度開始走向沒落的一種預言。文化的活力不可能離開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支撐。中華文化自信的底氣，正在於中國道路向世界貢獻的現代化的新方案、新式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以及不同於西方“普世價值論”“歷史終結論”和“文明衝突論”的社會發展理論。 當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在往前走，還需要不斷總結經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要永遠保持與時俱進的品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我們還存在不少社會問題需要解決，需要不斷深化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戰時刻。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取得新成就，我們文化自信的底氣將會進一步提升。 4文化政策是增強文化自信底氣的制度化保證 無論是經濟建設、政治建設，都需要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文化建設也是一樣。文化建設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使我們對制定正確文化政策的急迫性和重要性有深切的體會。因為執政黨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實行什麼樣的文化政策，對於能否正確處理文化自信中的傳統與現代關係至關重要。 從理論上來說，無產階級對待民族文化傳統與資產階級相比更具科學態度、更具寬闊的眼界和胸懷。當年資產階級革命的啟蒙主義先驅，在繼承和吸收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資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他們最感興趣的不再是文化傳統，而是證券交易所和利潤，是對職位與收入的擔憂和極其卑鄙的向上爬的思想。恩格斯在歷數資產階級對待傳統文化的不屑態度後說，“德國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 當無產階級還處於被統治地位時，繼承民族文化傳統只能是一種理論，而不可能是一種現實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從自身經驗中認識到，傳承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不能只停留在理論上，必須變成一項具有理論性和約束性的國家政策，由全黨和全社會各相關機構共同實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就表明我們國家對中華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重要性與迫切性的認識提到一個新的高度。《意見》對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意義、基本原則、總體目標、保障措施以及如何把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整個國民教育體系、如何保護傳承文化遺產等，都有明確而具有指導意義的規定。中國共產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保護，以及使之成為國民教育的組成部分提高到國家文化戰略層面，並作為一項各級黨委政府和相關機構的責任，提高了全國人民傳承發展傳統文化的自覺性。堅決執行這一政策，有助於提高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及其創造性發展，是中華文化發展上的客觀現實。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氣問題是對中華文化的歷史唯物主義分析。這是一種超越純文化的角度，對當代文化自信和底氣問題置於社會的總體性分析。這種分析方法比單純就文化談文化自信，更會令人信服地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改革，對文化自信底氣的增強具有重大的價值和意義。 內容來源：《光明日報》9月9日 圖片來源網絡相關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