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談故鄉潮州人文：經商與文化並重'

文/陳平原

諸位來自五湖四海，潮州只是你們無數遊覽中的一站；我雖是土生土長的潮州人，但長期生活在外，談潮學也只是半桶水。今天諸位聽到的關於古城潮州及潮州人的故事，乃外行人講給外行人聽，只求簡單、親切、自然。

今天諸位的遊覽，從1993年舊館奠基、2006年新館落成的饒宗頤學術館開始，加上正在整修的下東平路305號饒宗頤故居蓴園，這麼安排顯得很“人文”，但不是刻意為之。古城潮州確有深厚的人文底蘊，不過，比起經商與美食的名聲來，還是稍遜一籌。諸位的潮州行，沒從商業入手，有其偶然性。幾年前，我曾建議潮州市政府出面修繕李嘉誠故居並徵集文物，因在我看來，“商業”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在東京參觀三菱史料館，觀賞巖崎彌太郎手書的范成大詩句“學力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自渠成”，印象極深——可惜沒有成功。

潮人擅長經商，這點名聲在外，甚至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此說雖不無道理，但我更想強調潮人的商業與文化並重，這點尤以“府城”潮州最有代表性。因為，要說企業家精神，現屬汕頭市的潮陽更為勇猛精進。

關於潮州的歷史沿革，諸位沒必要了解那麼多，知道清代以來的情況就可以了。乾隆三年（1738年）以後的潮州府，下轄海陽、潮陽、揭陽、饒平、普寧、惠來、澄海、豐順8縣，合稱潮州八邑，是離我們最近的“老潮州”。咸豐十年（1860年），汕頭港開埠，乃近代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之一；1921年，汕頭市政廳成立，與澄海縣分治。1955年9月，粵東行署治所從潮州遷往汕頭，第二年改為汕頭地區專員公署，轄潮安等18縣和汕頭市。我出生在潮州市，從小生活在已經降級的潮安縣，曉得自己的家鄉屬於汕頭專區。1981年10月，汕頭經濟特區成立，面積只有22.6平方公里。十年後，汕頭經濟特區擴大到整個汕頭市，原汕頭地區分為今天的汕頭、潮州、揭陽三市。

文/陳平原

諸位來自五湖四海，潮州只是你們無數遊覽中的一站；我雖是土生土長的潮州人，但長期生活在外，談潮學也只是半桶水。今天諸位聽到的關於古城潮州及潮州人的故事，乃外行人講給外行人聽，只求簡單、親切、自然。

今天諸位的遊覽，從1993年舊館奠基、2006年新館落成的饒宗頤學術館開始，加上正在整修的下東平路305號饒宗頤故居蓴園，這麼安排顯得很“人文”，但不是刻意為之。古城潮州確有深厚的人文底蘊，不過，比起經商與美食的名聲來，還是稍遜一籌。諸位的潮州行，沒從商業入手，有其偶然性。幾年前，我曾建議潮州市政府出面修繕李嘉誠故居並徵集文物，因在我看來，“商業”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在東京參觀三菱史料館，觀賞巖崎彌太郎手書的范成大詩句“學力根深方蒂固，功名水到自渠成”，印象極深——可惜沒有成功。

潮人擅長經商，這點名聲在外，甚至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此說雖不無道理，但我更想強調潮人的商業與文化並重，這點尤以“府城”潮州最有代表性。因為，要說企業家精神，現屬汕頭市的潮陽更為勇猛精進。

關於潮州的歷史沿革，諸位沒必要了解那麼多，知道清代以來的情況就可以了。乾隆三年（1738年）以後的潮州府，下轄海陽、潮陽、揭陽、饒平、普寧、惠來、澄海、豐順8縣，合稱潮州八邑，是離我們最近的“老潮州”。咸豐十年（1860年），汕頭港開埠，乃近代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港口城市之一；1921年，汕頭市政廳成立，與澄海縣分治。1955年9月，粵東行署治所從潮州遷往汕頭，第二年改為汕頭地區專員公署，轄潮安等18縣和汕頭市。我出生在潮州市，從小生活在已經降級的潮安縣，曉得自己的家鄉屬於汕頭專區。1981年10月，汕頭經濟特區成立，面積只有22.6平方公里。十年後，汕頭經濟特區擴大到整個汕頭市，原汕頭地區分為今天的汕頭、潮州、揭陽三市。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

若是外地人，談論潮州，需要有參照系。談清代一府八縣的老潮州，建議對標一府六縣（歙縣、黟縣、休寧、祁門、績溪、婺源）的古徽州，二者都商業發達且文化繁榮。談今天的粵東三市，則不妨與閩南三市做比較，因其都屬閩南語系。很遺憾，與廈門、泉州、漳州相比，汕頭、潮州、揭陽經濟上明顯落後——前者人口比後者大概多50%，可GDP總量約為後者的三倍。這麼說吧，閩南三市屬於福建的“領頭羊”，而潮汕三市在廣東則是“省尾國角”。十年前，第一次聽潮州市委書記說我們下定決心，奮鬥若干年，力爭人均國民生產產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我大吃一驚。可看鄉親們的日常生活，似乎還可以，起碼並不貧窮。

這就說到古城潮州的特點，統計數字歷來不好看，但其實“人傑地靈”。三年前，我在“2016潮學年會”上做主旨演說，提及：在廣東的視野內，無論地理位置還是政治權力，潮汕都是邊緣。但有一點，潮汕的文化教育，不比珠三角差。至於商業才華，那就更不用說了。換句話說，或許正因身處邊緣，在政治上沒有多大發展空間，於是形成了重文教、擅經商的傳統（《六看潮汕——一個人文學者的觀察與思考》）。

談潮汕不能就事論事，須放眼世界。據《2009全球潮商經濟白皮書》稱，僑居海外的5千萬華人，五分之一是潮籍；前100名華人富豪中，將近30位來自潮汕；東南亞11國約70%資產掌握在華人手裡，潮人居半。最近又見報道，說6千萬海外華人中，潮人1500萬，佔四分之一。這些統計數字來自各地潮商會，或許有誇大的嫌疑，但潮人在海外力量很大，這點大家都承認。

說到潮汕，都說種田如繡花，當初是表揚，如今則成了譏諷——如此精耕細作，值得嗎？要說地大物博，看看我們東北黑土地，或者人家美國，那才叫得天獨厚呢。潮汕人口太多，土地資源有限，人均只有三分地，只好精雕細刻。潮汕手工藝特別發達，比如陶瓷、抽紗、木雕等，無不以“精細”見長，其實均根源於此。另外，乘紅頭船走南洋，以及今天常被提及的僑批文化等，當初也是因貧窮，被迫無奈出外謀生，歷盡千辛萬苦。可以這麼說，潮州人的聰明與精細，很大程度是環境逼出來的。本地生存空間太小，“人才濟濟”的潮汕人，只好外出闖蕩，愛拼才會贏，日後發展很不錯。直到今天，如何留住本地精英以及延攬外地人才，仍是當地政府亟待解決的難題。

外出闖蕩的潮汕人，除了聰明與刻苦，還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比較低調。都說在香港或深圳，潮商的力量特別大，平日裡不顯山露水，關鍵時刻大出風頭。潮人之所以低調，一來深知政治之高深莫測，二來對經商有特殊興趣。不是潮人特別清高，想學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是本來就沒有多少機會。歷史上，這個地方不出政治家，當大官的極少。偶爾有，也是走出潮汕後的第二代。某種意義上，這是“省尾國角”的地理位置決定的。

聰明的潮汕人，躲過了當官的誘惑，著力經營商業與文化。潮汕人表面上也都奉承官員，可實際上——自己賺錢才是第一位的。不光要會賺錢，還得悄悄地賺，特別忌諱大聲嚷嚷。

國美電器的黃光裕出事後，好些潮陽人嘲笑他不該露富，要那麼大的名聲幹什麼？這就是潮汕人的特點，面子不重要，裡子更要緊。前兩年，潮州市競爭第二十屆國際潮團聯誼年會舉辦權，輸給了新西蘭的奧克蘭，為什麼？一下子來幾千海外嘉賓，潮州的接待能力嚴重不足。你們很難想象，到今天為止，赫赫有名的“中國歷史文化名城”潮州還沒開業一家五星級酒店，這與其“江湖地位”實在太不相稱。近些年，得益於政府的大力提倡及獎助，幾個五星級酒店正加緊建設，但將來運營效果如何很難說。問過幾位經商的朋友，都說不想投資，因他們計算過了，此地民風及人流，建五星級酒店必賠。這就是潮汕人，很精明，可以捐贈，但絕不做賠本買賣。

潮州人除了傾向於悶聲發大財，再就是對讀書人有幾分敬畏。真假不說，起碼錶面上，商人與文人互相敬重。2013年，在韓山師院召開的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提交了論文《“養”出來的學問與“活”出來的精神——現代中國教育史及學術史上的陳垣、錢穆、饒宗頤》（未定稿），其中談及：“因歷史傳統與地理位置，潮州從來不是政治中心，這注定潮州出不了大政治家，但能出大商人，也能出大學者。我讀傳記資料，看早年潮州商人如何支持饒宗頤做學問，很是感慨。饒先生成名之後，為他辦畫展、編年刊、開研討會、建紀念館等，背後經常有潮州商會的影子。這是潮汕的特點，商人與學者，各走各的路，但因鄉音與鄉情而互相欣賞，互相支持，這在全國都是很特殊的，值得認真關注。”這裡說的是民間風氣，不是政府行為。

不妨以大學者饒宗頤與潮州商人方繼仁的故事為例。1949年初,饒宗頤為繼續編寫《潮州志》事,專程赴港與此書的贊助人方繼仁商議。在方氏的再三挽留下,饒寓港不歸，此舉決定了其後半生命運。饒在港治學，方斥巨資為其購入英藏敦煌文獻縮微膠捲；方去世後，饒撰《方繼仁先生墓表》予以表彰。今天，作為商人的方繼仁早被遺忘，而作為學者的饒宗頤則如日中天。晚年接受採訪時，饒宗頤稱：“現在看來，我覺得我的整個生命中，他是很關鍵的一個人。”（參見胡曉明《饒宗頤學記》）這不是孤立的個案，饒宗頤在學界及社會上的巨大名聲，背後有潮州商人的功勞。不少經商的朋友說，家鄉出了大文人，真的“與有榮焉”，很樂意共襄盛舉。這與其他地方經商的嘲笑讀書人“窮酸”，讀書的批評商人“銅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潮汕人戀家，即便長大後奔走四方，甚至紮根異國，也都對家鄉的風土、人情、食物、禮俗、語言、音樂等，懷有深深的眷戀。談論古城潮州，更是成為“懷鄉”的標誌。一首“潮州湘橋好風流，十八梭船廿四洲”的童謠，流傳極為久遠。我曾在《保護才是硬道理》《看得見的風景與看不見的城市》等文中，提醒大家：在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經濟發展大潮中，潮州古城能保存基本格局，沒有傷筋動骨，這點很不容易，須感謝歷任地方主官。今日中國，“舊城改造”之所以能順利推進，有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有資本的逐利需求，還有百姓迅速提升生活水準的強烈願望。當領導的，建設新城容易，守護古城很難。

“守護”並非拒絕“發展”，只是認定當下中國熱火朝天的“城市改造”，須謀定而後動。尤其是古城的自我更新，更得謹慎從事，深怕一失足成千古恨。今年5月9日，萬達集團與潮州市政府簽訂全面戰略合作協議，準備在文旅、體育、影視、會展、演藝等領域展開全方位合作。200億的投資，對於經濟不太寬裕的潮州來說，是很大的誘惑，也是絕好的機遇。越是這個時候，越須冷靜思考。我沒有介入此事，不敢隨意褒貶，只是提醒主政者，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必須努力理解其歷史文化命脈，並儘可能適應它，再略作調整與發揮。

在我心目中，潮州的最大特點，在於它是一座仍然充溢著生命力的活著的小城，無論麗江、平遙，還是鳳凰、周莊，都不該是它的明天。潮州是有好風光，但更重要的是這小城（及生活在小城裡的人）很有文化品味，此前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其精神底蘊尚未充分展現出來。我注意到，2016年，潮州市政府提出宏偉目標，計劃用4年時間，基本建成涵蓋各類博物館、陳列館、展覽館、美術館、民俗館、非遺館、名人故居等門類齊全的“博物館之城”體系。到目前為止，潮州“博物館之城”系列館已達54家。我走過其中的若干家，感覺很好。若能在古城的關鍵處，籌建權威的學術文化館，表彰潮州歷史上眾多仁人志士以及文人學者，起畫龍點睛作用，那就更好了。

我曾說過，一座城市的真正魅力，在於“小巷深處，平常人家”。這一點，潮州表現尤其突出。打個比喻，古城潮州猶如山水長卷，你必須靜下心來，慢慢打開，仔細品賞，才能體會那些可居、可臥、可遊、可賞的妙處。潮州不以風景旖旎或建築雄奇著稱，不是一眼看過去就讓你震撼或陶醉的。小城的魅力，在於其平靜、清幽、精緻的生活方式。若你有空在潮州住上幾天，見識過工夫茶，投宿過小客棧，品味過牛肉丸，鑑賞過古牌匾，領略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你就能明白這座小城的特殊韻味。

在我看來，“後全球化時代”已經到來。這就要求我們重新定位自己的經濟及文化戰略。從此前的強調數量、效率、生產、經濟，逐漸轉為注重質量、公平、消費、審美。若從審美或生活質量出發，那種過分追求效率的全球化是有明顯缺陷的。隨著中國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也會從單純追求物質豐富與生活方便，逐漸轉為期盼舒適與優雅。這方面，收入不高但自得其樂的潮州人，其悠閒的生活方式，反而顯示出某種特殊魅力。

熬過了盲目開發的商業化潮流，古城潮州能存留到今天，很不容易。保住了家底，也留住了精氣神，如今再發力旅遊業及文化創意產業，可以做得更理智，也更有後勁。不必隨大流，而是努力凸顯古城潮州“不可複製的特殊性”，這需要政府、民間以及學界的通力合作。我沒有錦囊妙計，只是期盼主政者及父老鄉親看遠點、走穩些。

（此乃作者2019年6月19日在潮州仰山樓為《北京青年報》組織的青睞團所作演講，2019年7月31日修訂於雲南大理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