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子君侃史

科舉是古代選拔官吏的一種重要途徑，在中國存續1300餘年的歷史中，科舉為中國封建王朝輸送了大量的治國之士。

中國的科舉制度不僅維護了本國的封建政治制度的穩定，對於世界其他國家的選官制度也都有積極的借鑑作用。與中國毗鄰的朝鮮半島對於中國科舉制度的學習最為徹底，並且不失其特點。

與中國科舉制度相比，朝鮮半島的科舉制度有三個方面的特點最為明顯：其一，允許官員參加考試；其二，開科數量多，名目複雜；其三，武科長期受到壓制。下面，小編就為大家詳細解讀一下這三個特點。

古代朝鮮也是有科舉的

一、官員的應試

在中國的科舉考試中，從未有過官員赴試的情況。中國封建王朝都有自己的官吏升降辦法，以明朝為例：

“考功，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以贊尚書。凡內外官給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並引請，九年通考，奏請綜其稱職、平常、不稱職而黜陟至。陟無過二等，降無過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京官六年一察……外官三年一朝……倉館庫官一年考，巡檢三年考，教官九年考……吏之考，三、六年滿，移驗封司撥用。九年滿，又試授官”。

相比於此，朝鮮半島的科舉制度則允許官員參加科舉考試。

在高麗時代，同正職、檢校職、添設職等流內散職是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的。雖然原則上來說，在高麗時代，除去“五逆、五賊、不忠不孝、鄉部曲、雜類子孫”之外，其他人都可以參加科舉，但是官員參試還是一種特殊現象。

起初，高麗朝規定現職官員中只允許六品以下的參下官應試，並且應試次數不得超過三次。

朝鮮王朝時期，官員應試成為定製。據《經國大典》記載：“文科，堂下官許赴，臨時稟旨。武科同”。除去式年試，官員還可參加別試，如據《續大典》記載，“文臣庭試……堂上官三品以下許赴”，等等。從上記載可以看出，朝鮮王朝對於官員應試放寬了限制，將允許赴試的範圍擴大到三品以下的官員。

金榜題名

那麼，為何高麗和朝鮮王朝都允許官員應舉，甚至形成定製呢？

首先，高麗王朝是出於安撫兩班的目的。高麗是朝鮮半島科舉制度的初創期，它的出現為良民階層進入官僚體系提供了途徑，而且科舉出身的人能夠更快地得到晉升。

相比之下，通過門蔭、薦舉等途徑進入朝廷的官僚子弟，他們的官位低下，晉升速度非常慢。由於高麗初期地方豪族強大，為了拉擾兩班，統治者不得不安撫這些五品以上官員的子弟，允許他們參加科舉考試。

其次，這是兩班階層保護自身利益的表現。不管是高麗還是朝鮮王朝，統治者都沒有形成至高無上的王權，政務均是兩班把持。因此，兩班階層必然要竭力保護自身的利益。

高麗光宗9年（958年）5月，光宗採用後周人雙翼的建議引進中國科舉制度。從本意上說，光宗是希望用新的選官方式來更多地拔擢民間的人才，以此來構建類似於中國封建王朝的中央官僚體系，強化王權。但是由於高麗初期地方豪族勢力龐大，高麗王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不得不聯合中央官僚。

首爾進行的古代科舉體驗活動

隨著光宗改革的失敗，新即位的成宗不得不採納崔承老的建議，構建起一個官僚貴族的政治體系。在這種體系下，兩班貴族佔據主動權，所以科舉制最終要被兩班貴族所利用。

到了朝鮮王朝時期，王權得到強化，但是兩班官僚體制也得到加強。朝鮮太祖李成桂即位時在詔書上言明：“文武兩科，不可偏廢”，這實際上就是為文武兩班輸送人才，保證兩班體制的完備。在這種情況下，兩班階層對科舉的控制更加強化。

朝鮮王朝時期，高麗時期的許多銓選方法被棄用，只留下科舉和門蔭。顯然，門蔭制度是方便官僚子弟進入仕途的，但是能夠享受這種優惠的必須是三品以上官員，這樣一來範圍就狹小了很多。但是在兩班的把持下，許多通過門蔭進入仕途的官員可以通過科舉大幅度晉升。

一般來說，在李王朝時期，官員要從從九品官升到正三品官，至少需要39年，這還是在仕途暢通的情況下。但是一旦在文科中中舉，丙科進士可以加階一等，乙科進士可以加階二等，甲科進士可以加階三等，若是得中頭名狀元可以連升四級。相比之下，在職官員當然更樂意參加科舉來謀求晉升。

朝鮮時代科舉考試再現

二、繁多的開科數量和名目

高麗時期科舉制正式建立，但是因為種種原因，高麗初期的科舉制度非常不完善，開科沒有固定的時間。直到宣宗王時期，才定製為三年一考，憲宗王時期又改成兩年一考，後來索性改為一年一考或隨時開科。

除了正式的科舉考試外，國學生還可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參加類似科舉的考試。

高麗的國立學分校為七齋、國子監（包括國子學、太學和四文學）和五部學堂。

官員子弟在國子監六年，就可以參加禮部主持的“東堂試”（科舉的一種）。此外，國子監生還可通過升補試升入七齋，在七齋攻讀三年期滿後可以進行一次學校考試，即“考藝試”。分數達到14分或以上者，可以直接參加東堂試的終場，獲得13分或以下到4分以上可直接進入東堂試中場。

古代朝鮮國子監

朝鮮王朝時期科舉制度進入完善階段，規定三年一考。不過朝鮮王朝的別試多種多樣。

所謂“別試”，是區別式年試的科舉考試。式年試是定製的三年一考的科舉考試，是國家正式考試。而別試是根據特殊情況安排的考試，隨意性強。

別試的種類主要包括增廣試、別試、春塘臺試、謁聖試等。這些考試幾乎都是臨時開科的，如經常舉行的增廣試，是每逢國家有大的喜事要舉行慶典時舉辦的，如果多件喜事重疊，那就要舉行大增廣試，文科生員進士科、武科、雜科都要開科。

如此名目繁雜的考試在朝鮮王朝一朝共舉行過581次，加上163次式年試，共計745次。另外，通過這些考試共選拔了14620名及第者，包括式年試及第者6030和別試及第者8590名。

李氏朝鮮的開創者李成桂

朝鮮王朝實行科舉制500餘年，平均每年要舉行科考約1.5次。拔擢29人。對比同時期的中國，明清兩朝則遵循三年一開科的科舉制度。明清兩朝開科舉530餘年，共舉行174次式年試，別試26次（恩科26次），合計202次。

高麗初期頻繁開科，主要是封建統治者出於治國和加強王權的考慮，希望多多地選拔人才為己所用。但是因為兩班貴族的強勢，科舉制度最終依附於兩班，成為兩班柄國的工具。

到了朝鮮王朝時期，兩班體制更加完備，科舉完全就是兩班階層的後備。由於兩班子弟不滿入仕機會太少，並且中低層兩班希望更快地得到晉升機會，所以朝鮮王朝才可設了如此名目繁多的科舉

朝鮮時期科舉盛況

三、文武兩科地位的差別

高麗時代初創科舉，但是沒有武科。到了朝鮮王朝時期，太祖李成桂要求文科兩科都要重視，“不得偏廢”。太祖二年（1393年）始置武科，但是到了太宗八年（1408年）才開始實行。

李成桂的即位詔書中雖然言明文武兩科要一視同仁，但是在後來的具體實行中明顯可以看出二者的差異。首先，就式年試的錄取人數來說，武舉及第人數為28人，少於文科及第的33人。

其次，武科及第者的錄用率上低於文科及第者。一者，武散階中不設二品以上的官階，並且武官中的高位都是文官兼任的，這使得武官進階困難；二者，武科及第者在錄用的官階上也低於文科。

再次，在戰爭期間，武科的地位也沒有大的變化，甚至被“萬科”取代。朝鮮王朝中期，東北亞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日本多次向朝鮮半島發起挑戰，1592年日本出兵朝鮮半島，釀成“壬辰倭亂”。在這之後，中國東北的後金勢力興起，朝鮮半島爆發了“丙子胡亂”。

古代朝鮮武將的地位還是偏低的

在外患嚴重的情況下，國家需要大量軍事人才。因此，武科發生畸變，形成“萬科”。

宣祖二十九年（1596年），閒山島舉行科舉，錄取了許多邊防戰士。宣祖三十五年（1602年）開設“舟師科”，在巨濟、釜山、全羅道的鯨島以及古今島取士17000餘人。同年冬，再開舟師科，錄取1600人。光海君十一年（1619年），朝鮮邊境告急，朝廷頒旨多個海島開設萬科，選拔武官萬餘人。

萬科取士是在國家危機的情況下舉行的，不僅取士數量龐大，而且容易考取，因此許多出身低賤的人都去應試。這樣一來，傳統的武科仍然遭受冷落。

壬辰倭亂

最後，武科在朝鮮的地位不如武舉在中國的地位。總體上來看，中國封建王朝自從創制武舉開始，就很重視它的作用。

唐朝時期，武則天首創武舉，大大提升武人的地位，培養國家的尚武之風。唐朝的武狀元官至侍郎，即便是武舉人也是風光無限，受人尊重；

兩宋武舉制度發展更加完備，但是因為宋朝文風盛行，所以武官需要參加文化考試，以期武舉及第者文武兼備；

元明兩朝武舉遭遇冷落，元朝用武將廕襲制度取代武舉，甚至很長一段時間不設科舉；

而明朝重視文治，拋卻武舉，到弘治六年（1493年）才重開武舉，並且規定六年一考；

清朝則是武舉發展的鼎盛期，對於武舉及第者賞賜尤其豐厚。武狀元授三品參將，武榜眼授從三品遊擊，武探花授正四品都司。康熙年間，武舉及第者授職發生變化，一般人授營職，可直接帶兵；另一半授衛職，守衛宮廷。讓剛剛中舉的武人或領兵或守衛宮廷，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對於武舉制度的重視。

而反觀朝鮮武舉，不但本身不設狀元，而且甲科及第者只能授予從七品職，中朝武舉在本國的地位高下立判。

江南貢院——中國古代最大的科舉考場

武科長期遭受冷遇，實際上是朝鮮半島兩班階層內部鬥爭的表現。

高麗初期，開國功臣、新羅六頭品和地方豪族為文武兩班，光宗時期清洗了大批功臣，並推行科舉制度，抑制地方豪族。到了成宗14年（996年），高麗實行文武散階制度。為了抑制地方豪族勢力，突出文臣的地位，朝廷只給武班散階。這樣一來，就形成了“文尊武卑”的局面，武臣在政治品級上低於文臣，在經濟待遇上同樣低於文臣。

到了朝鮮王朝時期，肅清了功臣勢力，並且廢除私兵制，國家掌握了軍隊，王權得到加強。這樣一來，王權對兩班形成有效的牽制，能夠均衡兩班勢力，不至於出現高麗時代文臣“一邊倒”的局面。但是武科的地位依然不能和文科相比，這與朝鮮半島長久以來形成的文治主義有很大關係。

朝鮮半島兩班階層內部鬥爭

結語：中國開科舉，一方面是為了從民間選拔人才，另一方面是為封建官僚集團服務。高麗和朝鮮王朝的封建官僚集團是兩班階層，他們對於朝鮮王權的影響比中國士大夫階層對皇權的影響更甚。因此，朝鮮兩班階層對於科舉制度的掌控力度也甚於中國。朝鮮半島科舉制度的特點的形成，與兩班社會有著密切關係。

參考文獻：

李成茂 《高麗朝鮮兩朝的科舉制度》

李基白 《韓國史新論》

田以麟 《朝鮮半島科舉制度興衰芻議》

李東輝 《試論朝鮮科舉制》

王樹宏 《中國曆代武舉制度述略》

承自中國卻又“特立獨行”，看兩班階層把持下的古代朝鮮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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