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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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董元奔(江蘇宿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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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董元奔(江蘇宿遷)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通行的文體,它在近現代的名聲很臭,是思維陳腐,文風呆板的各類文章代名詞。其實,八股文未必有那麼壞,在作為“時文”的明清時期,八股文及八股取士制度對政治和文化也起到過積極作用。

所謂八股文,其含義有三個方面。首先,八股文的文體包含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要素,後四個要素是文章的四大段正文。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中,每一股都包含兩小股,即由兩小段既排比又對仗的句子組成,四股合起來就是八小股,簡稱八股。其次,八股文的題目必須取自四書五經,正文闡釋題目時其思想性也不能偏離四書五經。第三,在行文過程中,作者要模仿孔子、孟子的口氣,所謂“代聖人立言”。

八股文起源於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於元朝時期,在明清時期成為固定的文體。在八股文逐漸定型的宋、元、明清這三個歷史時期,八股文都曾有過積極作用,當然,它在明清時期所產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這裡,我就分三個歷史階段分別闡述八股文和它的前世到底怎樣影響了該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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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董元奔(江蘇宿遷)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通行的文體,它在近現代的名聲很臭,是思維陳腐,文風呆板的各類文章代名詞。其實,八股文未必有那麼壞,在作為“時文”的明清時期,八股文及八股取士制度對政治和文化也起到過積極作用。

所謂八股文,其含義有三個方面。首先,八股文的文體包含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要素,後四個要素是文章的四大段正文。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中,每一股都包含兩小股,即由兩小段既排比又對仗的句子組成,四股合起來就是八小股,簡稱八股。其次,八股文的題目必須取自四書五經,正文闡釋題目時其思想性也不能偏離四書五經。第三,在行文過程中,作者要模仿孔子、孟子的口氣,所謂“代聖人立言”。

八股文起源於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於元朝時期,在明清時期成為固定的文體。在八股文逐漸定型的宋、元、明清這三個歷史時期,八股文都曾有過積極作用,當然,它在明清時期所產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這裡,我就分三個歷史階段分別闡述八股文和它的前世到底怎樣影響了該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一、宋代的經義和詩賦取士

科舉制度興起於隋代,成熟於唐代。隋唐的進士科考主要是詩賦和帖經。詩賦大家都明白,無需解釋;帖經,就是把四書五經的某一頁蒙上,只留出某一行文字,讓考試者闡釋其上下文的意思,帖經考的是考試者強記博誦的能力。唐代前半期國力強盛,朝廷控制著龐大的軍隊,地方上也實行節度使的軍事威權統治,官員的詩賦寫作能力和五經記誦能力雖然派不上實際用場,但是卻不妨礙軍事統治。

北宋的國情不同於唐代。北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萌芽,下層人民的思想變得“複雜”起來了,這就要求地方官員具備處理各種棘手的社會問題的能力。北宋先後長期面臨遼、西夏和吐蕃的軍事壓力,而北宋卻主要奉行對外“和約”的政策,這就要求朝廷官員具備處理複雜的內政和外交的能力。北宋立國後延續了唐代的科舉考試體例,一大批只會吟詩做賦和死記五經的讀書人成為進士,但是他們根本不能勝任各層級的管理工作,這是北宋積貧積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宋英宗時期,特別宋神宗繼位後,北宋已享國祚近百年,但其積貧積弱的形勢已經令皇帝和一部分上層統治者驚懼,於是,宋神宗啟用王安石實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項目之一就是改革科舉制度。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的出發點是選拔具有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所以他廢除了詩賦考試,改考經義。王安石的具體措施是:把四書五經和王安石自撰的《三經新義》作為必讀書,考試的題目出自必讀書,考試者依據必讀書的內容,依據自己的理解,結合現實的社會問題,寫一篇一千多字的論文。王安石的科舉考試改革,迫使考試者不僅要學透四書五經,還要活學活用,這與王安石“適用”的政治觀是相吻合的。

王安石廢除詩賦考試,是其“矯枉”必須“過正”思想的表現,但是這有割斷傳統文化的風險,受到蘇軾等人的激烈批評。後來朝廷恢復了詩賦考試,也取消了王安石有自我標榜之嫌的《三經新義》,但是經義考試卻延續了下來。注重聲韻的詩賦考試和注重理解四書五經內涵的經義考試,為元代的經術和駢賦取士制度,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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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董元奔(江蘇宿遷)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通行的文體,它在近現代的名聲很臭,是思維陳腐,文風呆板的各類文章代名詞。其實,八股文未必有那麼壞,在作為“時文”的明清時期,八股文及八股取士制度對政治和文化也起到過積極作用。

所謂八股文,其含義有三個方面。首先,八股文的文體包含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要素,後四個要素是文章的四大段正文。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中,每一股都包含兩小股,即由兩小段既排比又對仗的句子組成,四股合起來就是八小股,簡稱八股。其次,八股文的題目必須取自四書五經,正文闡釋題目時其思想性也不能偏離四書五經。第三,在行文過程中,作者要模仿孔子、孟子的口氣,所謂“代聖人立言”。

八股文起源於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於元朝時期,在明清時期成為固定的文體。在八股文逐漸定型的宋、元、明清這三個歷史時期,八股文都曾有過積極作用,當然,它在明清時期所產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這裡,我就分三個歷史階段分別闡述八股文和它的前世到底怎樣影響了該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一、宋代的經義和詩賦取士

科舉制度興起於隋代,成熟於唐代。隋唐的進士科考主要是詩賦和帖經。詩賦大家都明白,無需解釋;帖經,就是把四書五經的某一頁蒙上,只留出某一行文字,讓考試者闡釋其上下文的意思,帖經考的是考試者強記博誦的能力。唐代前半期國力強盛,朝廷控制著龐大的軍隊,地方上也實行節度使的軍事威權統治,官員的詩賦寫作能力和五經記誦能力雖然派不上實際用場,但是卻不妨礙軍事統治。

北宋的國情不同於唐代。北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萌芽,下層人民的思想變得“複雜”起來了,這就要求地方官員具備處理各種棘手的社會問題的能力。北宋先後長期面臨遼、西夏和吐蕃的軍事壓力,而北宋卻主要奉行對外“和約”的政策,這就要求朝廷官員具備處理複雜的內政和外交的能力。北宋立國後延續了唐代的科舉考試體例,一大批只會吟詩做賦和死記五經的讀書人成為進士,但是他們根本不能勝任各層級的管理工作,這是北宋積貧積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宋英宗時期,特別宋神宗繼位後,北宋已享國祚近百年,但其積貧積弱的形勢已經令皇帝和一部分上層統治者驚懼,於是,宋神宗啟用王安石實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項目之一就是改革科舉制度。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的出發點是選拔具有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所以他廢除了詩賦考試,改考經義。王安石的具體措施是:把四書五經和王安石自撰的《三經新義》作為必讀書,考試的題目出自必讀書,考試者依據必讀書的內容,依據自己的理解,結合現實的社會問題,寫一篇一千多字的論文。王安石的科舉考試改革,迫使考試者不僅要學透四書五經,還要活學活用,這與王安石“適用”的政治觀是相吻合的。

王安石廢除詩賦考試,是其“矯枉”必須“過正”思想的表現,但是這有割斷傳統文化的風險,受到蘇軾等人的激烈批評。後來朝廷恢復了詩賦考試,也取消了王安石有自我標榜之嫌的《三經新義》,但是經義考試卻延續了下來。注重聲韻的詩賦考試和注重理解四書五經內涵的經義考試,為元代的經術和駢賦取士制度,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二、元代的經術和駢賦取士

蒙元以弓馬取天下,重武輕文,蒙元雖然在元太祖時期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但此後竟廢除科舉制度長達七十多年。在這段歷史時期,朝廷任用官員的方式有三種:一是由地方州縣推薦德才兼備的人;二是由皇帝在貴族子弟中挑選人才;三是賣官售爵。廢除科舉考試,中斷了漢族知識分子和中下層地主階級進入統治集團的道路,但是由於有強大國家軍隊的威懾,社會上敢怒而不敢言。

元成宗、元武宗時期(1294-1311年),元朝經濟空前繁榮,對外經貿活動也非常熱絡,東南亞、南亞,甚至歐洲的大批商人來到中國,甚至定居中國,也有大批中國人遠赴上述地區經商。對外貿易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經濟繁榮增強了漢族知識分子和中下層地主階級躋身統治集團的願望,而長期的窮奢極欲弱化了元朝軍隊的管理能力和戰鬥力。為了擴大統治基礎,以化解開始出現的統治危機,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開始實行科舉制度。

元朝的科舉取士原則如同元仁宗所言:“經術為先,詞章次之。”雖然效法宋朝的經義取士,但又重大改進。元朝的進士考試要考三場:第一場是五條經問和經論一篇,經問,就是從四書中出五道題目,要求考試者依據朱熹的《四書集註》解釋含義;經論,就是從五經中出一道題目,要求考試者依據朱氏的《詩》注、蔡氏的《尚書》注、程氏的《周易》注、《禮記》古注及“春秋三傳”寫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小論文。第二場是策一道,就是事先以時務出題,要求考試者寫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時事論文,要求直陳觀點,反對浮華。第三場是古賦和章表各一道,考試者要依據楚辭和漢賦的格式來寫古賦,以駢文的格式來寫章表。

經問和經論,考的是考試者死記硬背典籍的能力,這是王安石經義取士政策的倒退;策緊扣時務,題目不再出自四書五經,這是對王安石經義取士政策的發展;古賦和四六文不僅考查了考試者的詩歌及楹聯的創作能力,還考查了考試者的古文功底,是對策的有力補充。由此可以看出,元代的經術取士在延續了宋代經義和詩賦考試的前提下,強化了考試者經世致用的能力和詩賦創作的能力,同時補充了對死記硬背能力的考查,顯然在難度上遠遠超過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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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創文/董元奔(江蘇宿遷)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通行的文體,它在近現代的名聲很臭,是思維陳腐,文風呆板的各類文章代名詞。其實,八股文未必有那麼壞,在作為“時文”的明清時期,八股文及八股取士制度對政治和文化也起到過積極作用。

所謂八股文,其含義有三個方面。首先,八股文的文體包含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要素,後四個要素是文章的四大段正文。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中,每一股都包含兩小股,即由兩小段既排比又對仗的句子組成,四股合起來就是八小股,簡稱八股。其次,八股文的題目必須取自四書五經,正文闡釋題目時其思想性也不能偏離四書五經。第三,在行文過程中,作者要模仿孔子、孟子的口氣,所謂“代聖人立言”。

八股文起源於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於元朝時期,在明清時期成為固定的文體。在八股文逐漸定型的宋、元、明清這三個歷史時期,八股文都曾有過積極作用,當然,它在明清時期所產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這裡,我就分三個歷史階段分別闡述八股文和它的前世到底怎樣影響了該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一、宋代的經義和詩賦取士

科舉制度興起於隋代,成熟於唐代。隋唐的進士科考主要是詩賦和帖經。詩賦大家都明白,無需解釋;帖經,就是把四書五經的某一頁蒙上,只留出某一行文字,讓考試者闡釋其上下文的意思,帖經考的是考試者強記博誦的能力。唐代前半期國力強盛,朝廷控制著龐大的軍隊,地方上也實行節度使的軍事威權統治,官員的詩賦寫作能力和五經記誦能力雖然派不上實際用場,但是卻不妨礙軍事統治。

北宋的國情不同於唐代。北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萌芽,下層人民的思想變得“複雜”起來了,這就要求地方官員具備處理各種棘手的社會問題的能力。北宋先後長期面臨遼、西夏和吐蕃的軍事壓力,而北宋卻主要奉行對外“和約”的政策,這就要求朝廷官員具備處理複雜的內政和外交的能力。北宋立國後延續了唐代的科舉考試體例,一大批只會吟詩做賦和死記五經的讀書人成為進士,但是他們根本不能勝任各層級的管理工作,這是北宋積貧積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宋英宗時期,特別宋神宗繼位後,北宋已享國祚近百年,但其積貧積弱的形勢已經令皇帝和一部分上層統治者驚懼,於是,宋神宗啟用王安石實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項目之一就是改革科舉制度。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的出發點是選拔具有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所以他廢除了詩賦考試,改考經義。王安石的具體措施是:把四書五經和王安石自撰的《三經新義》作為必讀書,考試的題目出自必讀書,考試者依據必讀書的內容,依據自己的理解,結合現實的社會問題,寫一篇一千多字的論文。王安石的科舉考試改革,迫使考試者不僅要學透四書五經,還要活學活用,這與王安石“適用”的政治觀是相吻合的。

王安石廢除詩賦考試,是其“矯枉”必須“過正”思想的表現,但是這有割斷傳統文化的風險,受到蘇軾等人的激烈批評。後來朝廷恢復了詩賦考試,也取消了王安石有自我標榜之嫌的《三經新義》,但是經義考試卻延續了下來。注重聲韻的詩賦考試和注重理解四書五經內涵的經義考試,為元代的經術和駢賦取士制度,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二、元代的經術和駢賦取士

蒙元以弓馬取天下,重武輕文,蒙元雖然在元太祖時期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但此後竟廢除科舉制度長達七十多年。在這段歷史時期,朝廷任用官員的方式有三種:一是由地方州縣推薦德才兼備的人;二是由皇帝在貴族子弟中挑選人才;三是賣官售爵。廢除科舉考試,中斷了漢族知識分子和中下層地主階級進入統治集團的道路,但是由於有強大國家軍隊的威懾,社會上敢怒而不敢言。

元成宗、元武宗時期(1294-1311年),元朝經濟空前繁榮,對外經貿活動也非常熱絡,東南亞、南亞,甚至歐洲的大批商人來到中國,甚至定居中國,也有大批中國人遠赴上述地區經商。對外貿易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經濟繁榮增強了漢族知識分子和中下層地主階級躋身統治集團的願望,而長期的窮奢極欲弱化了元朝軍隊的管理能力和戰鬥力。為了擴大統治基礎,以化解開始出現的統治危機,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開始實行科舉制度。

元朝的科舉取士原則如同元仁宗所言:“經術為先,詞章次之。”雖然效法宋朝的經義取士,但又重大改進。元朝的進士考試要考三場:第一場是五條經問和經論一篇,經問,就是從四書中出五道題目,要求考試者依據朱熹的《四書集註》解釋含義;經論,就是從五經中出一道題目,要求考試者依據朱氏的《詩》注、蔡氏的《尚書》注、程氏的《周易》注、《禮記》古注及“春秋三傳”寫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小論文。第二場是策一道,就是事先以時務出題,要求考試者寫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時事論文,要求直陳觀點,反對浮華。第三場是古賦和章表各一道,考試者要依據楚辭和漢賦的格式來寫古賦,以駢文的格式來寫章表。

經問和經論,考的是考試者死記硬背典籍的能力,這是王安石經義取士政策的倒退;策緊扣時務,題目不再出自四書五經,這是對王安石經義取士政策的發展;古賦和四六文不僅考查了考試者的詩歌及楹聯的創作能力,還考查了考試者的古文功底,是對策的有力補充。由此可以看出,元代的經術取士在延續了宋代經義和詩賦考試的前提下,強化了考試者經世致用的能力和詩賦創作的能力,同時補充了對死記硬背能力的考查,顯然在難度上遠遠超過宋代。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三、明清的八股文和八股取士

明代立國伊始就延續了元朝後期的科舉制度,到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1487年),經王鰲、謝遷等人的倡導,八股文定型併成為進士考試的唯一文體。清代延續了明代的做法。

明清兩代通過寫一篇八股文來取士,只有一場考試,簡化了程序,但是八股取士又是對元代各個考試項目的彙總和深化,難度空前加大。首先,文題出自四書五經,闡釋不得偏離四書五經,這就是元代的經問和經論,考查考試者的死記硬背能力;其次,正文是四組排比兼對偶的句子,類似於元代的古賦和章表,不僅考查了考試者辭賦創作能力,也考查了考試者詩歌的創作能力。第三,要求文章的語言風格是孔子、孟子的原文風格,考試者如果不把四書五經背熟並消化,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的,這就考查了考試者超越上兩個方面的深入考查。

八股取士取消了宋代、元代的時事方面的考核項目,也不允許考試者發表自己的見解,考試者完全成為“書蟲”,朝廷自然難以獲得治理江山的人才,但是這符合明清閉關鎖國的需要。讓一大批只會循經解經和吟詩作賦的文人做官,上層社會便充斥著俯首聽命的臣子,地方官吏也將循規蹈矩,不越雷池一步,這有助於封建王朝的穩定。但是,這些官員的思想被牢牢拴在四書五經中,他們不懂民情,難以解決社會問題;同時,這些官員又都是文人,他們的思想僵化,缺乏創作能力,難以在學術上有所發展。這是八股取士制度的主要弊端。

但是,八股取士制度也有其積極的地方。首先,雖然八股文對四書五經的高度依賴雖然使許多文人難以產生超越時代的新思想,但是八股文綜合了詩賦和古文對創作者的要求,作者的古文學功底一般都很紮實,這些文人根據自己所長從事古籍整理事業,編篡了一大批古代總集,比如《永樂大典》、《全唐詩》、《全唐文》等。其次,許多文人用研究四書五經的方法研究各個時代的典籍,出現了《諸子玄言評苑》、《新鍥翰林三狀元會二十九子品彙釋評》、《莊子南華真經評》、《老子文歸》等一大批學術成果。第三,清乾嘉時期興起的考據學至今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考據學的第一個大師戴震聲稱其考據目的是為了“通經”,但是他考據的範圍卻不限於四書五經,顯然這也是拜八股取士文化所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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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八股文是明清科舉考試通行的文體,它在近現代的名聲很臭,是思維陳腐,文風呆板的各類文章代名詞。其實,八股文未必有那麼壞,在作為“時文”的明清時期,八股文及八股取士制度對政治和文化也起到過積極作用。

所謂八股文,其含義有三個方面。首先,八股文的文體包含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八個要素,後四個要素是文章的四大段正文。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中,每一股都包含兩小股,即由兩小段既排比又對仗的句子組成,四股合起來就是八小股,簡稱八股。其次,八股文的題目必須取自四書五經,正文闡釋題目時其思想性也不能偏離四書五經。第三,在行文過程中,作者要模仿孔子、孟子的口氣,所謂“代聖人立言”。

八股文起源於北宋熙寧年間王安石對科舉制度的改革,初步形成於元朝時期,在明清時期成為固定的文體。在八股文逐漸定型的宋、元、明清這三個歷史時期,八股文都曾有過積極作用,當然,它在明清時期所產生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這裡,我就分三個歷史階段分別闡述八股文和它的前世到底怎樣影響了該時代的政治和文化。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一、宋代的經義和詩賦取士

科舉制度興起於隋代,成熟於唐代。隋唐的進士科考主要是詩賦和帖經。詩賦大家都明白,無需解釋;帖經,就是把四書五經的某一頁蒙上,只留出某一行文字,讓考試者闡釋其上下文的意思,帖經考的是考試者強記博誦的能力。唐代前半期國力強盛,朝廷控制著龐大的軍隊,地方上也實行節度使的軍事威權統治,官員的詩賦寫作能力和五經記誦能力雖然派不上實際用場,但是卻不妨礙軍事統治。

北宋的國情不同於唐代。北宋開始出現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萌芽,下層人民的思想變得“複雜”起來了,這就要求地方官員具備處理各種棘手的社會問題的能力。北宋先後長期面臨遼、西夏和吐蕃的軍事壓力,而北宋卻主要奉行對外“和約”的政策,這就要求朝廷官員具備處理複雜的內政和外交的能力。北宋立國後延續了唐代的科舉考試體例,一大批只會吟詩做賦和死記五經的讀書人成為進士,但是他們根本不能勝任各層級的管理工作,這是北宋積貧積弱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宋英宗時期,特別宋神宗繼位後,北宋已享國祚近百年,但其積貧積弱的形勢已經令皇帝和一部分上層統治者驚懼,於是,宋神宗啟用王安石實行變法。

王安石變法的項目之一就是改革科舉制度。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的出發點是選拔具有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才,所以他廢除了詩賦考試,改考經義。王安石的具體措施是:把四書五經和王安石自撰的《三經新義》作為必讀書,考試的題目出自必讀書,考試者依據必讀書的內容,依據自己的理解,結合現實的社會問題,寫一篇一千多字的論文。王安石的科舉考試改革,迫使考試者不僅要學透四書五經,還要活學活用,這與王安石“適用”的政治觀是相吻合的。

王安石廢除詩賦考試,是其“矯枉”必須“過正”思想的表現,但是這有割斷傳統文化的風險,受到蘇軾等人的激烈批評。後來朝廷恢復了詩賦考試,也取消了王安石有自我標榜之嫌的《三經新義》,但是經義考試卻延續了下來。注重聲韻的詩賦考試和注重理解四書五經內涵的經義考試,為元代的經術和駢賦取士制度,以及明清八股取士制度的出現提供了條件。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二、元代的經術和駢賦取士

蒙元以弓馬取天下,重武輕文,蒙元雖然在元太祖時期舉行過一次科舉考試,但此後竟廢除科舉制度長達七十多年。在這段歷史時期,朝廷任用官員的方式有三種:一是由地方州縣推薦德才兼備的人;二是由皇帝在貴族子弟中挑選人才;三是賣官售爵。廢除科舉考試,中斷了漢族知識分子和中下層地主階級進入統治集團的道路,但是由於有強大國家軍隊的威懾,社會上敢怒而不敢言。

元成宗、元武宗時期(1294-1311年),元朝經濟空前繁榮,對外經貿活動也非常熱絡,東南亞、南亞,甚至歐洲的大批商人來到中國,甚至定居中國,也有大批中國人遠赴上述地區經商。對外貿易擴大了中國人的視野,經濟繁榮增強了漢族知識分子和中下層地主階級躋身統治集團的願望,而長期的窮奢極欲弱化了元朝軍隊的管理能力和戰鬥力。為了擴大統治基礎,以化解開始出現的統治危機,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開始實行科舉制度。

元朝的科舉取士原則如同元仁宗所言:“經術為先,詞章次之。”雖然效法宋朝的經義取士,但又重大改進。元朝的進士考試要考三場:第一場是五條經問和經論一篇,經問,就是從四書中出五道題目,要求考試者依據朱熹的《四書集註》解釋含義;經論,就是從五經中出一道題目,要求考試者依據朱氏的《詩》注、蔡氏的《尚書》注、程氏的《周易》注、《禮記》古注及“春秋三傳”寫一篇五百字左右的小論文。第二場是策一道,就是事先以時務出題,要求考試者寫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時事論文,要求直陳觀點,反對浮華。第三場是古賦和章表各一道,考試者要依據楚辭和漢賦的格式來寫古賦,以駢文的格式來寫章表。

經問和經論,考的是考試者死記硬背典籍的能力,這是王安石經義取士政策的倒退;策緊扣時務,題目不再出自四書五經,這是對王安石經義取士政策的發展;古賦和四六文不僅考查了考試者的詩歌及楹聯的創作能力,還考查了考試者的古文功底,是對策的有力補充。由此可以看出,元代的經術取士在延續了宋代經義和詩賦考試的前提下,強化了考試者經世致用的能力和詩賦創作的能力,同時補充了對死記硬背能力的考查,顯然在難度上遠遠超過宋代。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三、明清的八股文和八股取士

明代立國伊始就延續了元朝後期的科舉制度,到明憲宗成化年間(1464-1487年),經王鰲、謝遷等人的倡導,八股文定型併成為進士考試的唯一文體。清代延續了明代的做法。

明清兩代通過寫一篇八股文來取士,只有一場考試,簡化了程序,但是八股取士又是對元代各個考試項目的彙總和深化,難度空前加大。首先,文題出自四書五經,闡釋不得偏離四書五經,這就是元代的經問和經論,考查考試者的死記硬背能力;其次,正文是四組排比兼對偶的句子,類似於元代的古賦和章表,不僅考查了考試者辭賦創作能力,也考查了考試者詩歌的創作能力。第三,要求文章的語言風格是孔子、孟子的原文風格,考試者如果不把四書五經背熟並消化,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的,這就考查了考試者超越上兩個方面的深入考查。

八股取士取消了宋代、元代的時事方面的考核項目,也不允許考試者發表自己的見解,考試者完全成為“書蟲”,朝廷自然難以獲得治理江山的人才,但是這符合明清閉關鎖國的需要。讓一大批只會循經解經和吟詩作賦的文人做官,上層社會便充斥著俯首聽命的臣子,地方官吏也將循規蹈矩,不越雷池一步,這有助於封建王朝的穩定。但是,這些官員的思想被牢牢拴在四書五經中,他們不懂民情,難以解決社會問題;同時,這些官員又都是文人,他們的思想僵化,缺乏創作能力,難以在學術上有所發展。這是八股取士制度的主要弊端。

但是,八股取士制度也有其積極的地方。首先,雖然八股文對四書五經的高度依賴雖然使許多文人難以產生超越時代的新思想,但是八股文綜合了詩賦和古文對創作者的要求,作者的古文學功底一般都很紮實,這些文人根據自己所長從事古籍整理事業,編篡了一大批古代總集,比如《永樂大典》、《全唐詩》、《全唐文》等。其次,許多文人用研究四書五經的方法研究各個時代的典籍,出現了《諸子玄言評苑》、《新鍥翰林三狀元會二十九子品彙釋評》、《莊子南華真經評》、《老子文歸》等一大批學術成果。第三,清乾嘉時期興起的考據學至今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考據學的第一個大師戴震聲稱其考據目的是為了“通經”,但是他考據的範圍卻不限於四書五經,顯然這也是拜八股取士文化所賜。

董元奔|八股文是明清時期對宋代和元代科舉制度改革升級的產物

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們是宋代經義和詩賦取士制度經由元代經術和駢賦取士制度的進一步發展。八股文鉗制作者的思想,不利於文化發展,通過八股文錄取的官員也缺乏處理社會問題的能力,但是,任何事物和現象都有其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八股文和八股取士制度在古籍整理、總集編篡、典籍釋評和考據等學術領域均起到了積極作用。


【說明】正文插圖來自網絡。

(編輯:董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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