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昭勸歸曹操，被孫權等認為是“挾持私慮”，後人也多譏其懦弱而自私。但是，晉宋年間的裴松之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粥，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非其本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義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
張昭勸歸曹操，被孫權等認為是“挾持私慮”，後人也多譏其懦弱而自私。但是，晉宋年間的裴松之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粥，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非其本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義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
裴松之復原圖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他博學多才，曾舉孝廉、茂才，是一位深受儒術薰陶的名士。漢末大亂，他避難到江東。當時，已擺脫袁術羈絆的孫策正轉鬥江左，討伐地方豪強之抗命者。對於張昭的到來，孫策更是喜出望外，“待以師友之禮”，讓他升堂拜母，命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孫策臨終，又以孫權相托。孫權悲痛，不能視事，張昭便語重心長地勸他說：“今奸究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因為當時江東的形勢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羈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故孫氏的統治是極不穩固的。張昭親自扶孫權上馬，陳兵而出，以收人心。張昭對於鞏固孫氏政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初領江東的孫權也“以昭舊臣，待遇尤重”，讓他“常在左右，為謀漠臣”。
張昭勸歸曹操，被孫權等認為是“挾持私慮”，後人也多譏其懦弱而自私。但是，晉宋年間的裴松之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粥，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非其本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義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
裴松之復原圖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他博學多才，曾舉孝廉、茂才，是一位深受儒術薰陶的名士。漢末大亂，他避難到江東。當時，已擺脫袁術羈絆的孫策正轉鬥江左，討伐地方豪強之抗命者。對於張昭的到來，孫策更是喜出望外，“待以師友之禮”，讓他升堂拜母，命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孫策臨終，又以孫權相托。孫權悲痛，不能視事，張昭便語重心長地勸他說：“今奸究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因為當時江東的形勢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羈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故孫氏的統治是極不穩固的。張昭親自扶孫權上馬，陳兵而出，以收人心。張昭對於鞏固孫氏政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初領江東的孫權也“以昭舊臣，待遇尤重”，讓他“常在左右，為謀漠臣”。
但應該指出的是，張昭盡心輔佐孫氏兄弟和穩定江東局面，並不完全意味著他主張長期割據江東。裴松之推測其初衷是為了“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這大約是符合實情的。出於理智的實力對比的考慮，他不相信偏隅江東的孫氏有足夠的力量來完成國家的統一，而是相信當時地廣士眾的曹操最有能力及早結束國家的動盪狀態。
張昭的這種微妙心態，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揣測。
其一，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後，下書江東，讓孫權送質子入許都，目的自然是要控制孫權。孫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鬆等猶豫不能決”。最後，周瑜勸孫權拒絕。張昭的猶豫，想必是希望孫權自行決定接受曹操的條件，以保持江東與許都的睦好關係和接觸渠道。但是，他對這種顯然是受制於曹操的行為又不便表示明確的支持。
其二，張昭排斥力主割地稱號的魯肅。因為正是魯肅向孫權描繪了先割據後圖天下的前景。後來已稱帝號的孫權在與陸遜談及已去世的魯肅時，仍然感慨地說：“公瑾昔要（同“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常以比方鄧禹也。”孫權把魯肅比做最早啟發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政權而自圖帝業的鄧禹。但是，魯肅的這種主張，遭到了張昭的強烈反對。“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雲魯肅年少粗疏，未可用”。張昭企圖壓制魯肅，恐怕是另有深意的。
其三，張昭諒伐江夏黃祖。建安十三年春，甘寧力勸孫權西討黃祖，孫權深以為然。而在場的張昭立即反對說：“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以後方不穩定為藉口，勸阻孫權向西擴張。張昭諫伐黃祖，是希望讓最有力量統一中國的曹操能夠順利地得到完整的荊州，減少其統一的阻力。因為此時曹操已基本上穩定了北方的局面，轉向征服南方勢在必行。
張昭勸歸曹操，被孫權等認為是“挾持私慮”，後人也多譏其懦弱而自私。但是，晉宋年間的裴松之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粥，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非其本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義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
裴松之復原圖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他博學多才，曾舉孝廉、茂才，是一位深受儒術薰陶的名士。漢末大亂，他避難到江東。當時，已擺脫袁術羈絆的孫策正轉鬥江左，討伐地方豪強之抗命者。對於張昭的到來，孫策更是喜出望外，“待以師友之禮”，讓他升堂拜母，命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孫策臨終，又以孫權相托。孫權悲痛，不能視事，張昭便語重心長地勸他說：“今奸究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因為當時江東的形勢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羈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故孫氏的統治是極不穩固的。張昭親自扶孫權上馬，陳兵而出，以收人心。張昭對於鞏固孫氏政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初領江東的孫權也“以昭舊臣，待遇尤重”，讓他“常在左右，為謀漠臣”。
但應該指出的是，張昭盡心輔佐孫氏兄弟和穩定江東局面，並不完全意味著他主張長期割據江東。裴松之推測其初衷是為了“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這大約是符合實情的。出於理智的實力對比的考慮，他不相信偏隅江東的孫氏有足夠的力量來完成國家的統一，而是相信當時地廣士眾的曹操最有能力及早結束國家的動盪狀態。
張昭的這種微妙心態，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揣測。
其一，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後，下書江東，讓孫權送質子入許都，目的自然是要控制孫權。孫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鬆等猶豫不能決”。最後，周瑜勸孫權拒絕。張昭的猶豫，想必是希望孫權自行決定接受曹操的條件，以保持江東與許都的睦好關係和接觸渠道。但是，他對這種顯然是受制於曹操的行為又不便表示明確的支持。
其二，張昭排斥力主割地稱號的魯肅。因為正是魯肅向孫權描繪了先割據後圖天下的前景。後來已稱帝號的孫權在與陸遜談及已去世的魯肅時，仍然感慨地說：“公瑾昔要（同“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常以比方鄧禹也。”孫權把魯肅比做最早啟發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政權而自圖帝業的鄧禹。但是，魯肅的這種主張，遭到了張昭的強烈反對。“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雲魯肅年少粗疏，未可用”。張昭企圖壓制魯肅，恐怕是另有深意的。
其三，張昭諒伐江夏黃祖。建安十三年春，甘寧力勸孫權西討黃祖，孫權深以為然。而在場的張昭立即反對說：“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以後方不穩定為藉口，勸阻孫權向西擴張。張昭諫伐黃祖，是希望讓最有力量統一中國的曹操能夠順利地得到完整的荊州，減少其統一的阻力。因為此時曹操已基本上穩定了北方的局面，轉向征服南方勢在必行。
以上這三點反映出張昭在江東的初衷。所以，當曹操降劉琮，得荊州，繼續東進時，張昭認為這是難逢之機，自己渴望的國家重歸統一的局面即將出現了！但孫權在魯肅和局瑜的力勸下，終於聯合劉備，有效地阻抗了曹操。此後，三國鼎立的局面逐漸形成，張昭的願望落空了。
張昭自此便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仍然是東吳的重臣；另一方面，由於他的主張，使他又處於被猜忌的地位。
孫權封吳王后，張昭為綏遠將軍，“與孫邵、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權稱帝后，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有一次，張昭與孫權政見分歧，“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張昭儼然是東吳的一位忠直的重臣。曹氏政權也仍把張昭視為輔佐孫權的大臣。約在建安十六年，阮瑀在替曹操寫給孫權的信中說：“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舊好。……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也。”
但是，張昭留在孫權心底的陰影是永遠抹不掉的，他對張昭採取的是外示尊崇、內加猜忌的對策。孫權封吳王時，欲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便任用孫邵。後孫邵死，百官復舉昭，孫權又說：“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又任用顧雍。名曰愛之，實則忌之。孫權稱帝時，曾“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不久，張昭便“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他交出了所屬軍隊，深自損抑，還算是識時務吧。他年８１歲，於嘉禾五年死，結束了自己備嘗猜忌之苦的尷尬的後半生。
張昭勸歸曹操，被孫權等認為是“挾持私慮”，後人也多譏其懦弱而自私。但是，晉宋年間的裴松之對此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說：“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粥，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計，非其本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義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
裴松之復原圖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他博學多才，曾舉孝廉、茂才，是一位深受儒術薰陶的名士。漢末大亂，他避難到江東。當時，已擺脫袁術羈絆的孫策正轉鬥江左，討伐地方豪強之抗命者。對於張昭的到來，孫策更是喜出望外，“待以師友之禮”，讓他升堂拜母，命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孫策臨終，又以孫權相托。孫權悲痛，不能視事，張昭便語重心長地勸他說：“今奸究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因為當時江東的形勢是“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羈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故孫氏的統治是極不穩固的。張昭親自扶孫權上馬，陳兵而出，以收人心。張昭對於鞏固孫氏政權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初領江東的孫權也“以昭舊臣，待遇尤重”，讓他“常在左右，為謀漠臣”。
但應該指出的是，張昭盡心輔佐孫氏兄弟和穩定江東局面，並不完全意味著他主張長期割據江東。裴松之推測其初衷是為了“上藩漢室，下保民物”，這大約是符合實情的。出於理智的實力對比的考慮，他不相信偏隅江東的孫氏有足夠的力量來完成國家的統一，而是相信當時地廣士眾的曹操最有能力及早結束國家的動盪狀態。
張昭的這種微妙心態，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揣測。
其一，建安七年，曹操破袁紹後，下書江東，讓孫權送質子入許都，目的自然是要控制孫權。孫權“召群臣會議，張昭、秦鬆等猶豫不能決”。最後，周瑜勸孫權拒絕。張昭的猶豫，想必是希望孫權自行決定接受曹操的條件，以保持江東與許都的睦好關係和接觸渠道。但是，他對這種顯然是受制於曹操的行為又不便表示明確的支持。
其二，張昭排斥力主割地稱號的魯肅。因為正是魯肅向孫權描繪了先割據後圖天下的前景。後來已稱帝號的孫權在與陸遜談及已去世的魯肅時，仍然感慨地說：“公瑾昔要（同“邀”）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常以比方鄧禹也。”孫權把魯肅比做最早啟發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政權而自圖帝業的鄧禹。但是，魯肅的這種主張，遭到了張昭的強烈反對。“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雲魯肅年少粗疏，未可用”。張昭企圖壓制魯肅，恐怕是另有深意的。
其三，張昭諒伐江夏黃祖。建安十三年春，甘寧力勸孫權西討黃祖，孫權深以為然。而在場的張昭立即反對說：“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以後方不穩定為藉口，勸阻孫權向西擴張。張昭諫伐黃祖，是希望讓最有力量統一中國的曹操能夠順利地得到完整的荊州，減少其統一的阻力。因為此時曹操已基本上穩定了北方的局面，轉向征服南方勢在必行。
以上這三點反映出張昭在江東的初衷。所以，當曹操降劉琮，得荊州，繼續東進時，張昭認為這是難逢之機，自己渴望的國家重歸統一的局面即將出現了！但孫權在魯肅和局瑜的力勸下，終於聯合劉備，有效地阻抗了曹操。此後，三國鼎立的局面逐漸形成，張昭的願望落空了。
張昭自此便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仍然是東吳的重臣；另一方面，由於他的主張，使他又處於被猜忌的地位。
孫權封吳王后，張昭為綏遠將軍，“與孫邵、滕胤、鄭禮等採周、漢，撰定朝儀”。孫權稱帝后，張昭拜輔吳將軍，封婁侯，“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有一次，張昭與孫權政見分歧，“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眾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孰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床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張昭儼然是東吳的一位忠直的重臣。曹氏政權也仍把張昭視為輔佐孫權的大臣。約在建安十六年，阮瑀在替曹操寫給孫權的信中說：“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舊好。……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也。”
但是，張昭留在孫權心底的陰影是永遠抹不掉的，他對張昭採取的是外示尊崇、內加猜忌的對策。孫權封吳王時，欲置丞相，“眾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便任用孫邵。後孫邵死，百官復舉昭，孫權又說：“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又任用顧雍。名曰愛之，實則忌之。孫權稱帝時，曾“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不久，張昭便“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他交出了所屬軍隊，深自損抑，還算是識時務吧。他年８１歲，於嘉禾五年死，結束了自己備嘗猜忌之苦的尷尬的後半生。
選顧雍有個好處，就是他從來不亂說話。
看一看東吳另外兩位名士的遭遇，會使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張昭的情況。
一個是沈友，吳郡名士，人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他始受孫權之聘而仕於江東。建安九年前後，他又被孫權以謀反的罪名處死。孫權對他說：“人言卿欲反。”沈友坦然地反脣相譏：“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沈友被害的根本原因是“權亦以終不為己用，故害之”。殺沈友，可見孫權對於其屬下以許都為正統的名士的徹骨疑忌。
另一個是張紘，字子綱，廣陵人，曾舉茂才，後避難到江左。張紘也同樣受到過孫策的器重，“與張昭併為參謀”；也勉勵孫策保全江左以尊漢：“據長江，奮威德，誅除群穢，匡輔漢室，功業侔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建安四年，策遣之奉章至許。曹操“欲令紘輔權內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都尉”。江東人士認為張紘為曹操所任用，頗生猜忌，“嫌其志趣不止於此”。孫權西討黃祖時，終於藉口“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將其置於監控之下，不讓他專方面之任，擅士民之利。張紘也處於類似張昭的尷尬境地。
陳壽曾感嘆張昭的遭遇說：“張昭受遺輔佐，功勳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其中的“動不為己”是說張昭公直體國，不計私利；其中的“以高見外”含有因建言迎曹而被孫氏疏遠之意。是否可以這麼說，在希望國家及早完成統一，並相信當時的中原政權最有力量來完成這一歷史任務方面，張昭和許靖等人是一致的。歷史雖然沒有讓他們及身親見太平時，但他們懷抱的及早結束割據戰爭、使黎民少遭塗炭的良好願望，是值得我們尊重的。我們應拋開長期以來的張昭那樣板化、臉譜化的形象，對他有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