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這一天，

是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

五四的旗幟：青年與先聲

整理／朱玉芳

100年前的5月4日，“一個普通的星期天，一個涼爽、颳風的日子，一個比北方大多數春天稍少一點雲的午後”，三千餘名學生紛紛走出校門，聚集到天安門廣場上。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們起來呀！”

這份由北大學生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被印製成五萬份傳單，並送進千家萬戶……

不知道當年走上街頭的學生們是否料到，這場學生運動開啟了近代中國社會啟蒙的新篇章，與新文化運動合流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

一百年過去了，五四運動和今天的青年有什麼關係？如今我們使用的白話文、我們至今仍在博弈的婚戀自由都是受這場運動影響的產物，而那些我們熟知的人物，也與這場運動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讓我們跟隨親歷者們，再次回顧這場青年運動，增進幾分新的認識。

陳獨秀：《新青年》和五四運動

陳獨秀(1879－1942)，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五四運動重要的事實是:北京學生團三千餘人，反對巴黎和約簽字，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為外交的示威，火燒曹汝霖的住宅，痛毆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學生講演團被捕者千餘人，上海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要求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並釋放被捕學生，同時，南京、杭州、武漢、天津、九江、山東、安徽、廈門、廣州的學生及搬運苦工先後繼起，一致聲討賣國賊及排斥日貨；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罷免曹、陸、章，上海始開市、開工、開課。

此次運動的優點是:（一）純粹的市民反抗外國帝國主義之壓迫，及以直接行動的手段懲罰帝國主義者之走狗——賣國賊；（二）隨之而起的文化運動和社會運動，給舊思想以重大的打擊。

此次運動的弱點是:（一）民族運動的對象，只是當時感覺最甚的勾結國內軍閥段祺瑞之帝國主義的日本，而忽略了國際帝國主義者對華侵略之全部狀態……（二）群眾中無有力的組織與領袖將此運動繼續擴大深入到社會各階級中被壓迫的群眾，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大爆發的機會……

可是最後的五四運動乃是在歐戰後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國城市工業開始發展中（民國八年，西曆一九一九年）發生的，因此，五四運動雖然未能達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運動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實際運動，開始了中國革命之新的方向。

這新方向便是社會中最有革命要求的無產階級參加革命，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開始表現他的社會勢力之無產階級，無論在階級鬥爭或民族鬥爭，他的力量雖然還幼稚，而在“只有失敗而無妥協”這一點看來，這一個“革命階級”的根性已充分表現出來。因此，這新方向的運動不過才開始進行，即已做出幾個使帝國主義者驚心動魄的運動……

——摘自《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教訓》，原載《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李大釗：五四的旗幟

李大釗（1889-1927），1913年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1916年回國後，積極領導和推動五四愛國運動的開展，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我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五月四日這一天，是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因為在這一天中國學生界用一種直接行動，反抗強權世界，與勞動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意味，所以要把他當作一個紀念日。

我盼望中國學生界把這種精神光大起來，以人類自由的精神撲滅一切強權，使正義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於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狹小了，把他僅僅看做一個愛國運動的紀念日。我更盼望從今以後，每年在這一天舉行紀念的時候，都加上些新意義。

謹祝中國學生界的進步無量！

——摘自《中國學生界的“May Day”》，原載1921年5月4日《晨報》

毛澤東：五四洗禮中成長的新民學會

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的時間，專用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辦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一種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這個書社，而且特別是新民學會，猛烈地反對那時候的湖南督軍張敬堯——一個很壞的人。新民學會領導了一個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革去他的職。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動反對他。因為那時候孫中山在西南已經很活動了。於是張敬堯就用查禁《湘江評論》來報復學生的反對。

這以後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那裡組織了一種反軍閥運動。新民學會又把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為普遍的反軍閥的煽動。當時我擔任一個通訊社社長，推動這個工作。這個運動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張敬堯被譚延推倒了，長沙建立起一種新的局面。正在這個時候，新民學會開始分成了兩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堅持著一種遠大的社會、經濟、政治的改革。

——摘自埃德加·斯諾著《西行漫記》第四章

周恩來：五四運動南開學生領袖

我於一九二○年十月乘船赴法，在途中，遇到很多湖南學生，他們都是毛澤東創立的新民學會會員，其中包括蔡和森及他的妹妹蔡暢。他們於一九二一年在法國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二年，我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創始人之一，並將全部時間放在組織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自然的發展結果。——原注）兩年後，我到倫敦去，居留了兩個半月。

我不喜歡那裡。然後我往德國工作了一年。我們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曾於一九二二年派代表往上海，請求加入一年前組成的共產黨。我們的申請得到批准。於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便正式附屬於中國共產黨，我就成為共產黨員了。

——摘自斯諾《周恩來的青年時代》

惲代英：為青年發聲

惲代英（1895-1931），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創辦和主編《中國青年》雜誌。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敗了，衰老沉寂的中國像是不可救藥了，但是我們常聽見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見青年界的活動。許多人都相信中國的惟一希望，便要靠這些還勃勃有生氣的青年……

——摘自1923年10月《中國青年》雜誌發刊詞

五四運動爆發的第二天，《漢口新聞報》即在武漢地區率先報道了北京學生請願、集會的消息。聞此信息，惲代英當即寫就《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愛國傳單，這也是該市的第一份傳單。五四運動對惲代英影響極其深遠。在這場運動中，惲代英和李大釗、陳獨秀、鄧中夏等人都有交往，這對其思想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1923年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惲代英被選為中央委員，負責宣傳工作。團“二大”結束後，惲代英到上海和鄧中夏創辦《中國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