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于右任臨《鄭文公碑》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後繼續寫。” 於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裡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乾淨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于右任臨《鄭文公碑》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後繼續寫。” 於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裡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乾淨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于右任在於中令練字的紙頭背後臨《急就章》
“父親寫書法寫招牌從不收費，在中國臺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裡餐錢拮据，父親向老副官借錢過渡，這件事情不知怎麼被記者知道並登在報上，父親很不高興。”於中令還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煙的相對便宜。有一回蔣介石在臺北的冬天來家裡，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煙的炭火，於是蔣介石送了一個電爐，並關照“如果覺得電費貴，由‘總統府’來承擔。”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于右任臨《鄭文公碑》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後繼續寫。” 於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裡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乾淨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于右任在於中令練字的紙頭背後臨《急就章》
“父親寫書法寫招牌從不收費，在中國臺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裡餐錢拮据，父親向老副官借錢過渡，這件事情不知怎麼被記者知道並登在報上，父親很不高興。”於中令還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煙的相對便宜。有一回蔣介石在臺北的冬天來家裡，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煙的炭火，於是蔣介石送了一個電爐，並關照“如果覺得電費貴，由‘總統府’來承擔。”
于右任臨王羲之《十七帖》
因為都喜歡詩詞和書法，于右任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家裡大門幾乎不關，希望隨時可以幫到需要幫助的人”，而 對於子女的教育，于右任並不過多幹涉，於中令後來的專業也和文史關係不大，學了理工科。
於中令同時還提到了于右任的書法對日本的影響，通過年過80的兒子對父親點滴的回憶，也勾勒出一個鬍子打著結睡覺的、生動的于右任。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于右任臨《鄭文公碑》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後繼續寫。” 於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裡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乾淨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于右任在於中令練字的紙頭背後臨《急就章》
“父親寫書法寫招牌從不收費，在中國臺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裡餐錢拮据，父親向老副官借錢過渡，這件事情不知怎麼被記者知道並登在報上，父親很不高興。”於中令還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煙的相對便宜。有一回蔣介石在臺北的冬天來家裡，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煙的炭火，於是蔣介石送了一個電爐，並關照“如果覺得電費貴，由‘總統府’來承擔。”
于右任臨王羲之《十七帖》
因為都喜歡詩詞和書法，于右任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家裡大門幾乎不關，希望隨時可以幫到需要幫助的人”，而 對於子女的教育，于右任並不過多幹涉，於中令後來的專業也和文史關係不大，學了理工科。
於中令同時還提到了于右任的書法對日本的影響，通過年過80的兒子對父親點滴的回憶，也勾勒出一個鬍子打著結睡覺的、生動的于右任。
案前書寫的于右任
謝稚柳之子謝定偉：敦煌研究所的創辦與“於右老”直接相關
自1940年至1946年，謝稚柳是于右任的祕書，1940年謝稚柳31歲，于右任62歲。當時的祕書長是程滄波，章士釗、潘伯鷹、沈尹默、喬大壯都聚集在於右任的“監察院”中。這樣的環境對日後謝稚柳的藝術和為人影響很大。1942年，於右老長子於望德結婚，謝稚柳畫了巨幅荷花道喜。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于右任臨《鄭文公碑》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後繼續寫。” 於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裡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乾淨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于右任在於中令練字的紙頭背後臨《急就章》
“父親寫書法寫招牌從不收費，在中國臺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裡餐錢拮据，父親向老副官借錢過渡，這件事情不知怎麼被記者知道並登在報上，父親很不高興。”於中令還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煙的相對便宜。有一回蔣介石在臺北的冬天來家裡，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煙的炭火，於是蔣介石送了一個電爐，並關照“如果覺得電費貴，由‘總統府’來承擔。”
于右任臨王羲之《十七帖》
因為都喜歡詩詞和書法，于右任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家裡大門幾乎不關，希望隨時可以幫到需要幫助的人”，而 對於子女的教育，于右任並不過多幹涉，於中令後來的專業也和文史關係不大，學了理工科。
於中令同時還提到了于右任的書法對日本的影響，通過年過80的兒子對父親點滴的回憶，也勾勒出一個鬍子打著結睡覺的、生動的于右任。
案前書寫的于右任
謝稚柳之子謝定偉：敦煌研究所的創辦與“於右老”直接相關
自1940年至1946年，謝稚柳是于右任的祕書，1940年謝稚柳31歲，于右任62歲。當時的祕書長是程滄波，章士釗、潘伯鷹、沈尹默、喬大壯都聚集在於右任的“監察院”中。這樣的環境對日後謝稚柳的藝術和為人影響很大。1942年，於右老長子於望德結婚，謝稚柳畫了巨幅荷花道喜。
謝稚柳1942年作《藕塘圖》（2012年，在香港蘇富比以1634萬港元拍出）
謝定偉尤其提到了謝稚柳、張大千與敦煌：
1941年，張大千去了敦煌，到了敦煌後他寫信邀謝稚柳也赴敦煌，且一去預計一年，對此于右任十分支持，不僅准假，還寫信給西北方面，希望保護和照顧兩位年輕人。“張大千和謝稚柳在敦煌的時候有幾名當兵的保護，有次晚上在村裡遇到土匪，有經驗的當地兵丁提醒關燈、不要發聲音，他們躲在漆黑的屋子裡才躲過一劫。” 謝定偉說，“1941年，於右老也到過敦煌，並建議設立‘敦煌研究所’，1944年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首任院長），這就是現在的‘敦煌研究院’，所以從某種角度說，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和於右老有直接的關係。”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于右任臨《鄭文公碑》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後繼續寫。” 於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裡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乾淨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于右任在於中令練字的紙頭背後臨《急就章》
“父親寫書法寫招牌從不收費，在中國臺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裡餐錢拮据，父親向老副官借錢過渡，這件事情不知怎麼被記者知道並登在報上，父親很不高興。”於中令還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煙的相對便宜。有一回蔣介石在臺北的冬天來家裡，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煙的炭火，於是蔣介石送了一個電爐，並關照“如果覺得電費貴，由‘總統府’來承擔。”
于右任臨王羲之《十七帖》
因為都喜歡詩詞和書法，于右任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家裡大門幾乎不關，希望隨時可以幫到需要幫助的人”，而 對於子女的教育，于右任並不過多幹涉，於中令後來的專業也和文史關係不大，學了理工科。
於中令同時還提到了于右任的書法對日本的影響，通過年過80的兒子對父親點滴的回憶，也勾勒出一個鬍子打著結睡覺的、生動的于右任。
案前書寫的于右任
謝稚柳之子謝定偉：敦煌研究所的創辦與“於右老”直接相關
自1940年至1946年，謝稚柳是于右任的祕書，1940年謝稚柳31歲，于右任62歲。當時的祕書長是程滄波，章士釗、潘伯鷹、沈尹默、喬大壯都聚集在於右任的“監察院”中。這樣的環境對日後謝稚柳的藝術和為人影響很大。1942年，於右老長子於望德結婚，謝稚柳畫了巨幅荷花道喜。
謝稚柳1942年作《藕塘圖》（2012年，在香港蘇富比以1634萬港元拍出）
謝定偉尤其提到了謝稚柳、張大千與敦煌：
1941年，張大千去了敦煌，到了敦煌後他寫信邀謝稚柳也赴敦煌，且一去預計一年，對此于右任十分支持，不僅准假，還寫信給西北方面，希望保護和照顧兩位年輕人。“張大千和謝稚柳在敦煌的時候有幾名當兵的保護，有次晚上在村裡遇到土匪，有經驗的當地兵丁提醒關燈、不要發聲音，他們躲在漆黑的屋子裡才躲過一劫。” 謝定偉說，“1941年，於右老也到過敦煌，並建議設立‘敦煌研究所’，1944年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首任院長），這就是現在的‘敦煌研究院’，所以從某種角度說，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和於右老有直接的關係。”
于右任（左）與張大千
而在於右任、謝稚柳、張大千的交往中，還有一個時常出席的人物——張目寒。他長期追隨於右任，同時也是張大千的義弟。張大千給張目寒的信件都會在問候于右任，于右任生日，張大千通過張目寒贈祝壽圖。謝稚柳和張大千關係密切，在他們的來往信件中也經常提及張目寒。“近年來，市場上出現了一通1950年代，大千給張目寒的信，其中就提及自己在亂世結識了謝稚柳，並稱‘謝稚柳雖恃才傲物，但於髯公卻對他優待又加’。” 謝定偉說。
澎湃新聞獲悉，“為萬世開太平” 是于右任座右銘，一生寫了約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
圖文/澎湃新聞記者 黃鬆 實習生 胡怡嘉
于右任（1879-1964)
于右任書法《為萬世開太平》
1964年11月10日，于右任在中國臺北辭世。他1906年結識孫中山加入同盟會、積極投身辛亥革命，追隨孫中山“聯共、聯俄、扶助農工”的思想，支持國共合作和國民革命。1949後，他旅居中國臺灣，卻渴望葉落歸根，但終未能如願，葬於臺北陽明山。他寫下的詩句“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表達故土之思、黍離之悲，影響深遠。
除了政治身份外，于右任還有一重身份是、教育家、書法家和詩人，他曾參與創辦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等，他著有《右任詩書》《右任文存》《故山別母》等，並有大量書法作品存世，尤在推廣標準草書方面貢獻巨大。1929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編寫《標準草書》《于右任標準草書千字文》等。
《于右任草書千字文》內頁
他先學楷書後入魏碑，倡導《標準草書》以文字的規範來提振國民的文化精神，並提出標準草書“易識、易寫、準確、美麗”四大原則，對書法界和社會書寫都產生了積極影響。他的草書容易辨識，成為標準草書的楷模。
據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現場回憶，他的父親每年大約寫6000餘幅書法，而在父親過世後通過他的日記得知，其實每年的數量為7000餘幅。他還笑稱：“我‘八十而知十一非’，11歲開始，我每天在父親的書桌上練一小時書法，如果每天不佔用書桌一小時，每年書寫的書法數量應該會更多。”
“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展示的《于右任草書千字文》複製品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徐逸波回憶了于右任先生在政治、教育、書法三個方面的歷程與貢獻，並表示於右老與上海關係密切，上海將加強對於右任先生史料、書法的發掘與研究。會上同時展示了長卷《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據悉，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于右任書草書千字文》由上海市文史資料研究會常務副會長祝君波作序。
劉雅農之子劉冰：于右任《千字文》收藏始末
于右任與《千字文》也頗具淵源，據悉他曾收集各種版本的《千字文》三百餘種，反覆閱讀、臨摹、借鑑和創作。恰逢于右任先生誕辰140週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于右任草書千字文》一書，該卷寫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落墨千言，筆勢縱橫。
劉雅農題跋
書後有劉雅農題跋所記，“開先吳公為右老入室弟子，此文承右老所賜者，餘追隨開公有年，以道義交。公知餘酷好書法，臨別承公割愛轉贈，敬謹拜領乃付裝池並跋數語致感忱，雅農年八十又三書於來青簃。”
該卷後傳於劉雅農之子劉冰，劉冰於2010年將該卷《千字文》捐給陝西曆史博物館。現居洛杉磯的劉冰出席了“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並介紹了該卷於父親的淵源：卷後題跋中吳開先是民國時上海名人，曾任社會局局長。遷臺以後，曾任世界書局董事長，父親劉雅農先生於1948年赴臺創辦臺北世界書局並任要職。退休時吳開先贈此卷《千字文》以答謝。父親辭世後，該卷傳到劉冰之手。
劉雅農之子劉冰在座談會現場
當時于右任故鄉陝西三原籌建“陝西于右任紀念館”，本想將此卷《千字文》捐贈給紀念館，但考慮到陝西曆史博物館有更好的研究和儲存條件，故最終於2010年將該卷捐贈給陝歷博，並另捐贈一對家藏於右任楹聯作品給於右任紀念館。
“現在市場上于右任書法的拍賣價格不低，很多人覺得我‘虧了’”，劉冰半開玩笑得說，“我現在生活在美國，我的兒孫輩不識中國書法，未來他們未必當寶，我還是覺得捐給國家、由國家保管是它們最好的歸宿。”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
在“于右任文史與書法座談會”上，最重量級的嘉賓便是於中令，他1939年生於重慶，是于右任的第三子。1949年隨於右任去中國臺灣，1963年，赴美留學，後供職於科學界。
在會議前一天，於中令先生接受了澎湃新聞的專訪，談他印象裡的父親。
而在座談會上，幾乎所有人都希望通過他了解到一個更具體的、作為父親的于右任，想一探書本上的于右任與兒子眼中的父親是否一樣。於中令幾乎有問必達，遇到不清楚的問題，也直言自己不知道。
于右任之子於中令在座談會上發言
於中令講了幾個故事，讓大家看到了生活中的于右任：
眾所周知，于右任有一把標誌性的鬍子，所以又稱“髯翁”：“他的鬍子是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開始留的，睡覺的時候就打一個結。”
于右任臨《鄭文公碑》
“父親寫字寫得很慢，臨《鄭文公碑》《景太和館皇象急就章》，我小時候也臨，父親會在我寫過的紙頭背後繼續寫。” 於中令回憶說，“父親寫字用硯石舔筆，由家裡副官研墨，墨未用盡就擱著成了宿墨，我有一次把父親的硯臺洗乾淨了，父親擾我不懂宿墨之好。”
于右任在於中令練字的紙頭背後臨《急就章》
“父親寫書法寫招牌從不收費，在中國臺北的生活也不富裕，有次家裡餐錢拮据，父親向老副官借錢過渡，這件事情不知怎麼被記者知道並登在報上，父親很不高興。”於中令還提到，冬天用的炭火有很多款，有煙的相對便宜。有一回蔣介石在臺北的冬天來家裡，看到于右任用的是有煙的炭火，於是蔣介石送了一個電爐，並關照“如果覺得電費貴，由‘總統府’來承擔。”
于右任臨王羲之《十七帖》
因為都喜歡詩詞和書法，于右任與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如毛澤東、周恩來都熟悉且有交往。
此外，“父親是個很和氣的人，家裡大門幾乎不關，希望隨時可以幫到需要幫助的人”，而 對於子女的教育，于右任並不過多幹涉，於中令後來的專業也和文史關係不大，學了理工科。
於中令同時還提到了于右任的書法對日本的影響，通過年過80的兒子對父親點滴的回憶，也勾勒出一個鬍子打著結睡覺的、生動的于右任。
案前書寫的于右任
謝稚柳之子謝定偉：敦煌研究所的創辦與“於右老”直接相關
自1940年至1946年，謝稚柳是于右任的祕書，1940年謝稚柳31歲，于右任62歲。當時的祕書長是程滄波，章士釗、潘伯鷹、沈尹默、喬大壯都聚集在於右任的“監察院”中。這樣的環境對日後謝稚柳的藝術和為人影響很大。1942年，於右老長子於望德結婚，謝稚柳畫了巨幅荷花道喜。
謝稚柳1942年作《藕塘圖》（2012年，在香港蘇富比以1634萬港元拍出）
謝定偉尤其提到了謝稚柳、張大千與敦煌：
1941年，張大千去了敦煌，到了敦煌後他寫信邀謝稚柳也赴敦煌，且一去預計一年，對此于右任十分支持，不僅准假，還寫信給西北方面，希望保護和照顧兩位年輕人。“張大千和謝稚柳在敦煌的時候有幾名當兵的保護，有次晚上在村裡遇到土匪，有經驗的當地兵丁提醒關燈、不要發聲音，他們躲在漆黑的屋子裡才躲過一劫。” 謝定偉說，“1941年，於右老也到過敦煌，並建議設立‘敦煌研究所’，1944年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常書鴻任首任院長），這就是現在的‘敦煌研究院’，所以從某種角度說，敦煌研究所的建立和於右老有直接的關係。”
于右任（左）與張大千
而在於右任、謝稚柳、張大千的交往中，還有一個時常出席的人物——張目寒。他長期追隨於右任，同時也是張大千的義弟。張大千給張目寒的信件都會在問候于右任，于右任生日，張大千通過張目寒贈祝壽圖。謝稚柳和張大千關係密切，在他們的來往信件中也經常提及張目寒。“近年來，市場上出現了一通1950年代，大千給張目寒的信，其中就提及自己在亂世結識了謝稚柳，並稱‘謝稚柳雖恃才傲物，但於髯公卻對他優待又加’。” 謝定偉說。
謝稚柳之子謝定偉在座談會上發言
在書法上，于右任藝術和內容並重，在抗戰時期鼓舞人心，“為萬世開太平” 于右任寫了上萬件，他一心希望兩岸統一，天下太平。“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也是于右任留下的對聯。（本文有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