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學時的留影

作者的小學畢業證書

解放前，我家居住在西一路西口（那時叫武廟街）對過的北大街上。1947年，四歲時我就上了“武廟街小學”，後改作“五區一小”，解放初更名為“西一路小學”。我的小學上了七年（因年齡太小被父親強留一級），經歷瞭解放前、後兩個時代。這所小學至今幾十年仍在原址未變，只是面目全變了。

自帶小板凳上學

武廟街地勢比北大街稍低，自西往東有個慢坡，故被周圍居民叫做“坡坡底下”，這底下的路北就是武廟街小學。

武廟街小學佔地六七畝，呈南北長的方形：後有兩排東西向的教室，全是磚基土坯的兩坡屋，無頂棚，可看見大梁和椽子。之後是一個空場，有廁所和後添加的溜溜板、壓壓板等。東面一牆之隔為武廟大殿（1970年代被整體移遷至渭南市群眾藝術館院內），解放前為國民黨“師管區”佔為兵營，有很厚的高牆相隔。教室裡也很簡陋，用土坯為基、搭上一塊塊長木板就是課桌，直到解放後我們上學，還得自帶小板凳。印象最深的是學校沒有開水灶，學生自帶缸子，老師告誡要帶幾瓣大蒜，是為了喝生水殺菌。

此時上學的記憶很少，僅記得語文課本的第一課是“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那時上學要寫毛筆字，寫字的“影格”豎排右起有20字：“一去二三裡，煙村四五家，亭臺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這影格用了好些年，故能背記下來。父親捉著我的手，在燭光下寫大字的情景至今仍記憶猶新、歷歷在目。那情景異常溫馨，於我不像學習，更似遊戲。

我小學的一、二年級幾乎是混過來的，唯老師馬婉姑銘記於心，這大概與家裡也多次說到她有關。馬老師個子不高、富態、圓臉、微微上挑的眉毛下眼睛挺大的，一副慈眉善目的相貌。馬老師對學生很好，解放後至1960年代在報紙上能見到她被授予優秀教師和先進工作者稱號的消息。

大約在1948年的4月4日，有全校的遊藝活動。在第一排教室的北面，用木板搭建了一個舞臺。馬老師給我們班排演的節目是語文課本上的《拔蘿蔔》：一棵大蘿蔔，老頭拔不動，叫來老太太，兩人也拔不動，又叫來兒子、兒媳……最後全家人齊心合力終於把大蘿蔔拔出來了。這篇課文解放後的一段時間仍在採用，我的發小王相元飾演老農，我被馬老師指派反串兒媳婦，至於為什麼不安排女生卻讓我演這個角色，就不得而知了。演出應該是在一箇中午（舞臺在背陰面），快該我上場時，看到下面密密麻麻的人頭，我膽怯了，轉身跑回了後臺（教室）。馬老師給我胸前戴的圍嘴口袋裡塞了一個用玻璃紙包著的橘瓣糖，就連推帶哄地讓我上了場，這就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舞臺經歷。

那時學校有童子軍的組織，我們低年級雖不參加，但好像也要求過服裝的統一：白色的“夏威夷”短袖衫、短褲，白色的船形帽鑲有紅邊。

那時的小學也有“勞作”課，就是手工勞動。用兩個火柴盒疊加粘連、剪四個小圓紙片做軲轆、兩根小棍作軸一穿，就是一輛吉普車。這東西我是做不了的，後來母親自己動手，替我完成了作業。此後我竭力想動手做好每一件物品，可手笨也許是天生的，直到如今。

1950年“鎮反”時，學校門口曾張貼過一張佈告，上寫：我校當時有地下“民主青年團”組織和活動，後被特務機關破壞等等。據王相元說：當時的白校長和教育主任張志明都是地下黨，張主任在西安解放前夜被特務殺害。

急切盼望加入少先隊

解放後武廟街小學由“五區一小”更名為西一路小學，具體時間忘了。不久就把學校門房建起了，門樓子也漂亮了。院子裡還新修了南北走向的教室，課桌椅也在慢慢更新。記得到小學高年級時，我們還從木頭市往回搬運過桌椅，一個個都架在頭頂弄回來的。

這時的班主任是女老師李毓芳：她高高的個子，瘦削的身材，喜歡穿一件深藍色的呢子外套。李老師挺嚴厲，記得在三年級的時候，我們十來個同學在教室後的土牆邊玩鬧，什麼事已忘了，結果被李老師處罰：全體靠牆站成一排，一個個把手伸出來，李老師用米尺打手板子。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被打板子的經歷。

我在學校裡不算優秀生，也絕不是調皮搗蛋之輩。被老師訓斥最多的是上課不專心聽講、愛和同學說話或做小動作的孩子。當班上一批又一批同學被批准成為光榮的少先隊員時，而我就是加入不了。看著人家脖子上的紅領巾很是羨慕，就在家裡把小哥的領巾戴上過過癮，可心裡還是急切地盼望著入隊。那時少先隊組織許多活動都是很誘人的，非隊員只能看著乾著急。

直到換了班主任，大概是四年級以後，我才被批准加入少先隊。入隊儀式也是在“六一”舉行，為此我做了充分的準備：藍褲子、白襯衣，還用為院子裡崔叔家幫工掙的錢，讓媽媽又添了些錢，買了紅綢子領巾和一雙“飛輪”牌高腰白球鞋，總共花了五塊多錢呢！那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膠底鞋。兒童節那天，我和同班被批准入隊的同學站在那裡，感覺明顯比人家高出一截。

我們上小學時，每天下午放學回家必做的事：從大門口開始，凡見到大人都必須敬禮問好，直到進自家門放下書包。像我從門面商鋪開始到後院的家，少說也會碰到四五個大人，站定、敬禮、問好都要一絲不苟。

小學生也要練集體舞

我和發小王相元回憶：那時的校長是李志文、教導主任是張大德。有個教地理、自然的老教師叫奧少屏，約五十歲，體態已發福，圓臉、不高的鼻子上架著副眼鏡。奧老師講課風趣，很受同學喜愛，據說他是上過黃埔軍校的。音樂老師張大志年輕俊朗、風流倜儻，和另一位穿著時尚的女老師劉雲英都很惹人注目。

我記憶清晰的還有一位音樂老師叫陳慧玉，除教唱歌外，學校和少先隊的大型活動也多由她來組織和主持，所以印象深刻。陳老師也就十七八歲，一米六幾的個子，喜歡穿當時的時尚服裝——藍色揹帶工裝褲。陳老師有兩條長及腰際的大辮子，圓圓的臉盤上一對大眼睛黑亮生動。陳老師上課，一架風琴讓學生抬來抬去。她在全校的一次大型活動中（也許就是我入隊儀式那次），被老師、同學拉歌，就唱了首當時剛流行的歌曲——《新疆好》：“我們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場……”聲音甜美、寬厚，樂感及表現力很強，特別是那些小裝飾音和歌中的虛字“來……”的長樂句都味道十足，和廣播裡唱得也差不多。這個場景印象很深，讓我對陳老師有了崇拜，這恐怕對我以後喜好唱歌是個啟蒙、示範。

陳老師大概也發現了我的音樂天賦，讓我做了少先隊的小鼓手。後來，有一次區上的小學歌詠比賽，地點在南新街和西一路路北的夾角處，當年也是一個席子搭成的簡易劇場。我們是下午賽的，曲目好像是首蘇聯歌曲，領唱後是合唱，那幾句領唱就是我充任的。後來陳老師又推薦我去了“西安市少年兒童閱覽室”參加活動。

那時學校也有聯歡演出，記得有次低年級學生表演舞蹈《馬車舞》：一個男的在前面做趕車狀，兩個姑娘在後面坐車，在音樂聲中跑跑跳跳。趕車的叫鍾建華，小名小寶，其母鐘靈是西工團演員，後調往甘肅。鍾建華後來在西安音樂學院小提琴專業畢業後去了中央芭蕾舞團樂隊，好像還升成過首席。坐車的小姑娘一個姓王，另一個是趙小琴，我們後來做了歌劇團同事十餘年。

那會兒學校和社會一樣流行集體舞，我們也要在課外活動時整隊學習操練。集體舞如今已很少見了，現在人們崇尚個性的張揚，可我以為集體舞對從小培養集體觀念功不可沒，又於舞蹈中薰陶和涵養了人的品行和精神。

大約在六年級時，學校發展壯大了，除蓋起了臨街的青磚到頂的門房和教室外，還有了分校，地點在東邊一路相隔、約百米之處。這個大院子到底是誰家、幹什麼的，到現在我也不清楚，它就在案板街北口正對面，是個三大間口、窄長的四合院，平日老是大門緊閉。大門居中有東西門房，裡面兩廂廈房是兩層的樓，有木樓梯，院子青磚鋪地。上房很大，從轉圈的木梯上到頂是一個八角的小樓，內徑也就3米吧，全是由底到頂的鏡子、呈八卦形。我只上去過一次，被四周的鏡子給嚇著了，心裡挺緊張的。這個院子在當時算是很漂亮的建築，除那一水兒的青磚外，室內是木地板，走起來是“嗵嗵”作響，沒人時還挺害怕的。這個地方如今還保留著，裡面有何變化不清楚，但總見它大門緊閉。我們在這裡上課的時間不長，也就一兩學期。

小學一班有四五十個人，能記住名字的有薛玉娥、姜鳳英、高治功、李本深、相臣、徐志甲、烏平原等。

1954年夏，我們這屆小學畢業生在藥王洞23中參加升初的統考。後在西一路小學大門口用幾張大紙發榜，告示被錄取的名字。同學們大都被錄往十初中（後為三十中）、四中等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