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坪井該著是以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殖民地為問題切入點，通過對阮朝嗣德帝統治時期外交、內政以及社會變動等多個層面的透視來解析阮朝的奔潰之路。就文獻的利用方面來說，雖然該著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實錄》、《欽定大南實錄會典事例》，但由於作者親赴法國巴黎大學讀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於法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書和殖民地檔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進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論該著還是有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之處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傳教士和法駐越南殖民官吏的報告書和回憶錄很能印證阮朝統治衰落從而被法國殖民的不少問題。不過，稍加苛刻地講，該作似乎不免還有些許單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開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開始。之所以把阮朝視為“近代”，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蘭、法國勢力是世界市場形成和全球化的時代“西力東漸”的產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說早在越南南北阮鄭對峙時期，就已經“被”納入到了近代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現在越南這一“民族國家”的疆域、國家名稱、語言、民族文化等國家政權基礎與統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繼關係，可以說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形態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終結於法國殖民者之手，但法國人的出現為時甚早，且各種各樣的法國人均出現在從西貢到河內這片東方“小法蘭西帝國”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當屬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們，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這五人，其中編纂第一部拉丁語-葡萄牙語-越南語並且將越南語拉丁化、創造“國語”的亞歷山大・羅德最為有名。傳教士在越南的活動，不僅限於福音傳播，而且與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傳承、社會反叛等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何以法國的傳教士能“獨佔”越南呢？
對此，作者有五點概括甚為精當：
其一、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比起葡萄牙、西班牙來要晚一些，待法國傳教士到達東亞時，只剩下越南這一塊未被傳教士開墾的“處女地”；其二、對越南持有一種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風情；其三、17世紀的越南處於南阮北鄭對立的混亂時期，對傳教士有一種來者不拒的開放態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義形態，所以對基督教並不排斥、且擁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接納態度；其五、這一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即羅德對阮福映的統一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幫助。
在傳教士的先驅作用下，追逐商貿利益的法國商人與探險家也相繼來到了越南，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武器交易既滿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時也以越南為基地可以與中國雲南、廣東和廣西從事生絲、海鹽與軍火貿易。當其窺探到虛弱的越南不堪一擊時，商人和海軍便以武力為後盾與阮朝政府簽訂條約、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統治。之後，法國金融財團以此遊說國會，派遣遠征軍和外交官，將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視為法蘭西帝國的海外延伸。這一情況，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國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徑：派遣傳教士傳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團體——派遣商人和海軍宣示勢力——迫使對方簽訂通商條約——再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進行武力征服——從而建立殖民統治。
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坪井該著是以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殖民地為問題切入點，通過對阮朝嗣德帝統治時期外交、內政以及社會變動等多個層面的透視來解析阮朝的奔潰之路。就文獻的利用方面來說，雖然該著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實錄》、《欽定大南實錄會典事例》，但由於作者親赴法國巴黎大學讀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於法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書和殖民地檔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進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論該著還是有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之處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傳教士和法駐越南殖民官吏的報告書和回憶錄很能印證阮朝統治衰落從而被法國殖民的不少問題。不過，稍加苛刻地講，該作似乎不免還有些許單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開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開始。之所以把阮朝視為“近代”，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蘭、法國勢力是世界市場形成和全球化的時代“西力東漸”的產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說早在越南南北阮鄭對峙時期，就已經“被”納入到了近代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現在越南這一“民族國家”的疆域、國家名稱、語言、民族文化等國家政權基礎與統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繼關係，可以說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形態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終結於法國殖民者之手，但法國人的出現為時甚早，且各種各樣的法國人均出現在從西貢到河內這片東方“小法蘭西帝國”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當屬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們，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這五人，其中編纂第一部拉丁語-葡萄牙語-越南語並且將越南語拉丁化、創造“國語”的亞歷山大・羅德最為有名。傳教士在越南的活動，不僅限於福音傳播，而且與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傳承、社會反叛等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何以法國的傳教士能“獨佔”越南呢？
對此，作者有五點概括甚為精當：
其一、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比起葡萄牙、西班牙來要晚一些，待法國傳教士到達東亞時，只剩下越南這一塊未被傳教士開墾的“處女地”；其二、對越南持有一種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風情；其三、17世紀的越南處於南阮北鄭對立的混亂時期，對傳教士有一種來者不拒的開放態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義形態，所以對基督教並不排斥、且擁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接納態度；其五、這一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即羅德對阮福映的統一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幫助。
在傳教士的先驅作用下，追逐商貿利益的法國商人與探險家也相繼來到了越南，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武器交易既滿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時也以越南為基地可以與中國雲南、廣東和廣西從事生絲、海鹽與軍火貿易。當其窺探到虛弱的越南不堪一擊時，商人和海軍便以武力為後盾與阮朝政府簽訂條約、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統治。之後，法國金融財團以此遊說國會，派遣遠征軍和外交官，將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視為法蘭西帝國的海外延伸。這一情況，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國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徑：派遣傳教士傳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團體——派遣商人和海軍宣示勢力——迫使對方簽訂通商條約——再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進行武力征服——從而建立殖民統治。
打造強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繼任者
法國對越南殖民前是阮朝是中國化的王朝
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是在1883年經與中國的一場戰爭而得以實現並以簽訂合約的形式得到認可的。那麼，在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過程中，中國又是何種處境、擔當了何種“角色”呢？事實上，無論是前近代，還是現當代，越南的歷史書寫都繞不開“中國”，阮朝尤甚，以致於被武德賽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認為是“中國模式”的“小中華”的形成。
儘管從越南對中國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鑑與導入的視角來看的話，阮朝時期的越南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別於東南亞泰系民族“曼陀羅”形態的“中國化”儒教政治國家，但就越南對中國的態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終對北方的中國保持著警懼與相當程度上的疏離。其雖參與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但作為與北方“中國”對立的具有內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國”，在政權形態上則是與中國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與中國共享一套政治統治模式和文化價值體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獨立自主性，且內政外交不受中國政府控制。儘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貢，履行一個朝貢國的責任，但清政府對阮朝的內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說是置若罔聞。從1870年代連最知曉安南事務的廣西太平縣知縣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輯略》錯誤百出之狀，即可看出中國對越南的瞭解及其情報工作的失效。與其適成對比的則是，阮朝以朝貢派往中國的如清使則對清朝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新制度與人事變化、書籍等信息進行觀察、加以收集，回國後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國政府的潰爛與內外交困，阮朝也並不是不知情，至少大體情況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把握的。
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坪井該著是以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殖民地為問題切入點，通過對阮朝嗣德帝統治時期外交、內政以及社會變動等多個層面的透視來解析阮朝的奔潰之路。就文獻的利用方面來說，雖然該著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實錄》、《欽定大南實錄會典事例》，但由於作者親赴法國巴黎大學讀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於法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書和殖民地檔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進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論該著還是有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之處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傳教士和法駐越南殖民官吏的報告書和回憶錄很能印證阮朝統治衰落從而被法國殖民的不少問題。不過，稍加苛刻地講，該作似乎不免還有些許單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開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開始。之所以把阮朝視為“近代”，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蘭、法國勢力是世界市場形成和全球化的時代“西力東漸”的產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說早在越南南北阮鄭對峙時期，就已經“被”納入到了近代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現在越南這一“民族國家”的疆域、國家名稱、語言、民族文化等國家政權基礎與統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繼關係，可以說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形態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終結於法國殖民者之手，但法國人的出現為時甚早，且各種各樣的法國人均出現在從西貢到河內這片東方“小法蘭西帝國”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當屬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們，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這五人，其中編纂第一部拉丁語-葡萄牙語-越南語並且將越南語拉丁化、創造“國語”的亞歷山大・羅德最為有名。傳教士在越南的活動，不僅限於福音傳播，而且與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傳承、社會反叛等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何以法國的傳教士能“獨佔”越南呢？
對此，作者有五點概括甚為精當：
其一、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比起葡萄牙、西班牙來要晚一些，待法國傳教士到達東亞時，只剩下越南這一塊未被傳教士開墾的“處女地”；其二、對越南持有一種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風情；其三、17世紀的越南處於南阮北鄭對立的混亂時期，對傳教士有一種來者不拒的開放態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義形態，所以對基督教並不排斥、且擁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接納態度；其五、這一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即羅德對阮福映的統一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幫助。
在傳教士的先驅作用下，追逐商貿利益的法國商人與探險家也相繼來到了越南，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武器交易既滿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時也以越南為基地可以與中國雲南、廣東和廣西從事生絲、海鹽與軍火貿易。當其窺探到虛弱的越南不堪一擊時，商人和海軍便以武力為後盾與阮朝政府簽訂條約、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統治。之後，法國金融財團以此遊說國會，派遣遠征軍和外交官，將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視為法蘭西帝國的海外延伸。這一情況，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國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徑：派遣傳教士傳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團體——派遣商人和海軍宣示勢力——迫使對方簽訂通商條約——再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進行武力征服——從而建立殖民統治。
打造強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繼任者
法國對越南殖民前是阮朝是中國化的王朝
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是在1883年經與中國的一場戰爭而得以實現並以簽訂合約的形式得到認可的。那麼，在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過程中，中國又是何種處境、擔當了何種“角色”呢？事實上，無論是前近代，還是現當代，越南的歷史書寫都繞不開“中國”，阮朝尤甚，以致於被武德賽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認為是“中國模式”的“小中華”的形成。
儘管從越南對中國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鑑與導入的視角來看的話，阮朝時期的越南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別於東南亞泰系民族“曼陀羅”形態的“中國化”儒教政治國家，但就越南對中國的態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終對北方的中國保持著警懼與相當程度上的疏離。其雖參與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但作為與北方“中國”對立的具有內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國”，在政權形態上則是與中國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與中國共享一套政治統治模式和文化價值體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獨立自主性，且內政外交不受中國政府控制。儘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貢，履行一個朝貢國的責任，但清政府對阮朝的內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說是置若罔聞。從1870年代連最知曉安南事務的廣西太平縣知縣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輯略》錯誤百出之狀，即可看出中國對越南的瞭解及其情報工作的失效。與其適成對比的則是，阮朝以朝貢派往中國的如清使則對清朝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新制度與人事變化、書籍等信息進行觀察、加以收集，回國後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國政府的潰爛與內外交困，阮朝也並不是不知情，至少大體情況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把握的。
阮朝中國式的皇宮午門
對中國的瞭解，一方面是提防、警懼中國之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中國學習，比如嗣德帝十分愛好中國書籍，輒有如清，必購之。其對中國的忠實朝貢，除了獲得一些商業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則主要是在清朝冊封這一形式下，因獲得清朝的冊封認可而凸顯越南王朝統治的政治“合法性”與“合理性”。
另外，“中國”在越南的存在和影響，除了阮朝與清朝的“冊封-朝貢”關係之外，活躍在中越邊境的山賊、海盜勢力，亦為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尤其是天平天國之後的劉永福的黑旗軍等勢力，直接參與到了中法戰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華僑華人集團，一方面定居於越南成為越南“南進”南方開拓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從事中越商貿的華商利用阮朝對華人的特優政策，從事大米、海鹽、煤炭、金銀甚至軍火武器販賣與走私，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成為活躍在中國與東南亞歷史舞臺上的重要角色。
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坪井該著是以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殖民地為問題切入點，通過對阮朝嗣德帝統治時期外交、內政以及社會變動等多個層面的透視來解析阮朝的奔潰之路。就文獻的利用方面來說，雖然該著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實錄》、《欽定大南實錄會典事例》，但由於作者親赴法國巴黎大學讀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於法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書和殖民地檔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進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論該著還是有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之處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傳教士和法駐越南殖民官吏的報告書和回憶錄很能印證阮朝統治衰落從而被法國殖民的不少問題。不過，稍加苛刻地講，該作似乎不免還有些許單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開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開始。之所以把阮朝視為“近代”，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蘭、法國勢力是世界市場形成和全球化的時代“西力東漸”的產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說早在越南南北阮鄭對峙時期，就已經“被”納入到了近代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現在越南這一“民族國家”的疆域、國家名稱、語言、民族文化等國家政權基礎與統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繼關係，可以說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形態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終結於法國殖民者之手，但法國人的出現為時甚早，且各種各樣的法國人均出現在從西貢到河內這片東方“小法蘭西帝國”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當屬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們，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這五人，其中編纂第一部拉丁語-葡萄牙語-越南語並且將越南語拉丁化、創造“國語”的亞歷山大・羅德最為有名。傳教士在越南的活動，不僅限於福音傳播，而且與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傳承、社會反叛等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何以法國的傳教士能“獨佔”越南呢？
對此，作者有五點概括甚為精當：
其一、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比起葡萄牙、西班牙來要晚一些，待法國傳教士到達東亞時，只剩下越南這一塊未被傳教士開墾的“處女地”；其二、對越南持有一種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風情；其三、17世紀的越南處於南阮北鄭對立的混亂時期，對傳教士有一種來者不拒的開放態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義形態，所以對基督教並不排斥、且擁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接納態度；其五、這一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即羅德對阮福映的統一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幫助。
在傳教士的先驅作用下，追逐商貿利益的法國商人與探險家也相繼來到了越南，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武器交易既滿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時也以越南為基地可以與中國雲南、廣東和廣西從事生絲、海鹽與軍火貿易。當其窺探到虛弱的越南不堪一擊時，商人和海軍便以武力為後盾與阮朝政府簽訂條約、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統治。之後，法國金融財團以此遊說國會，派遣遠征軍和外交官，將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視為法蘭西帝國的海外延伸。這一情況，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國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徑：派遣傳教士傳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團體——派遣商人和海軍宣示勢力——迫使對方簽訂通商條約——再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進行武力征服——從而建立殖民統治。
打造強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繼任者
法國對越南殖民前是阮朝是中國化的王朝
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是在1883年經與中國的一場戰爭而得以實現並以簽訂合約的形式得到認可的。那麼，在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過程中，中國又是何種處境、擔當了何種“角色”呢？事實上，無論是前近代，還是現當代，越南的歷史書寫都繞不開“中國”，阮朝尤甚，以致於被武德賽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認為是“中國模式”的“小中華”的形成。
儘管從越南對中國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鑑與導入的視角來看的話，阮朝時期的越南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別於東南亞泰系民族“曼陀羅”形態的“中國化”儒教政治國家，但就越南對中國的態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終對北方的中國保持著警懼與相當程度上的疏離。其雖參與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但作為與北方“中國”對立的具有內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國”，在政權形態上則是與中國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與中國共享一套政治統治模式和文化價值體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獨立自主性，且內政外交不受中國政府控制。儘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貢，履行一個朝貢國的責任，但清政府對阮朝的內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說是置若罔聞。從1870年代連最知曉安南事務的廣西太平縣知縣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輯略》錯誤百出之狀，即可看出中國對越南的瞭解及其情報工作的失效。與其適成對比的則是，阮朝以朝貢派往中國的如清使則對清朝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新制度與人事變化、書籍等信息進行觀察、加以收集，回國後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國政府的潰爛與內外交困，阮朝也並不是不知情，至少大體情況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把握的。
阮朝中國式的皇宮午門
對中國的瞭解，一方面是提防、警懼中國之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中國學習，比如嗣德帝十分愛好中國書籍，輒有如清，必購之。其對中國的忠實朝貢，除了獲得一些商業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則主要是在清朝冊封這一形式下，因獲得清朝的冊封認可而凸顯越南王朝統治的政治“合法性”與“合理性”。
另外，“中國”在越南的存在和影響，除了阮朝與清朝的“冊封-朝貢”關係之外，活躍在中越邊境的山賊、海盜勢力，亦為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尤其是天平天國之後的劉永福的黑旗軍等勢力，直接參與到了中法戰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華僑華人集團，一方面定居於越南成為越南“南進”南方開拓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從事中越商貿的華商利用阮朝對華人的特優政策，從事大米、海鹽、煤炭、金銀甚至軍火武器販賣與走私，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成為活躍在中國與東南亞歷史舞臺上的重要角色。
越南阮朝政治的中心太和殿
阮朝嗣德時期的朝廷危機四伏
阮朝自建立伊始，在國家統治上就面臨著多重“政治危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即“正統性”危機。越南政治“正統性”的獲得有內外兩方面的途徑：一是在與“北方”中國的抗爭中獲得，比如李朝、陳朝、黎朝皆是在抗宋、抗元、抗明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彰顯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二是合乎王朝帝系傳承的“血統論”和“嫡長子”繼承性的政治統治權威。阮朝的統治，尤其到了嗣德帝時期，合法統治得以確定的“正統性”問題被內外交困的政治危機所凸顯：一是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阮朝面臨著被法國吞滅的國家存亡之危險；二是嗣德帝並不是以“嫡長子”獲得皇位繼承的，而且一直受到“嫡長子”洪保為首的“廢太子”派系支持者的質疑與政治敵對，而且“宮廷革命”內亂的內部權力鬥爭一直時起彼伏，雖洪保派系被鎮壓，但對嗣德帝“何以上位”的“質疑”從未消停；除此之外，因嗣德帝未有“子嗣”而使阮朝“皇位傳承”的“正統性”問題派系林立和內部權力鬥爭殊為激烈。
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坪井該著是以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殖民地為問題切入點，通過對阮朝嗣德帝統治時期外交、內政以及社會變動等多個層面的透視來解析阮朝的奔潰之路。就文獻的利用方面來說，雖然該著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實錄》、《欽定大南實錄會典事例》，但由於作者親赴法國巴黎大學讀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於法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書和殖民地檔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進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論該著還是有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之處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傳教士和法駐越南殖民官吏的報告書和回憶錄很能印證阮朝統治衰落從而被法國殖民的不少問題。不過，稍加苛刻地講，該作似乎不免還有些許單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開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開始。之所以把阮朝視為“近代”，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蘭、法國勢力是世界市場形成和全球化的時代“西力東漸”的產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說早在越南南北阮鄭對峙時期，就已經“被”納入到了近代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現在越南這一“民族國家”的疆域、國家名稱、語言、民族文化等國家政權基礎與統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繼關係，可以說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形態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終結於法國殖民者之手，但法國人的出現為時甚早，且各種各樣的法國人均出現在從西貢到河內這片東方“小法蘭西帝國”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當屬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們，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這五人，其中編纂第一部拉丁語-葡萄牙語-越南語並且將越南語拉丁化、創造“國語”的亞歷山大・羅德最為有名。傳教士在越南的活動，不僅限於福音傳播，而且與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傳承、社會反叛等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何以法國的傳教士能“獨佔”越南呢？
對此，作者有五點概括甚為精當：
其一、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比起葡萄牙、西班牙來要晚一些，待法國傳教士到達東亞時，只剩下越南這一塊未被傳教士開墾的“處女地”；其二、對越南持有一種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風情；其三、17世紀的越南處於南阮北鄭對立的混亂時期，對傳教士有一種來者不拒的開放態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義形態，所以對基督教並不排斥、且擁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接納態度；其五、這一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即羅德對阮福映的統一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幫助。
在傳教士的先驅作用下，追逐商貿利益的法國商人與探險家也相繼來到了越南，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武器交易既滿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時也以越南為基地可以與中國雲南、廣東和廣西從事生絲、海鹽與軍火貿易。當其窺探到虛弱的越南不堪一擊時，商人和海軍便以武力為後盾與阮朝政府簽訂條約、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統治。之後，法國金融財團以此遊說國會，派遣遠征軍和外交官，將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視為法蘭西帝國的海外延伸。這一情況，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國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徑：派遣傳教士傳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團體——派遣商人和海軍宣示勢力——迫使對方簽訂通商條約——再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進行武力征服——從而建立殖民統治。
打造強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繼任者
法國對越南殖民前是阮朝是中國化的王朝
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是在1883年經與中國的一場戰爭而得以實現並以簽訂合約的形式得到認可的。那麼，在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過程中，中國又是何種處境、擔當了何種“角色”呢？事實上，無論是前近代，還是現當代，越南的歷史書寫都繞不開“中國”，阮朝尤甚，以致於被武德賽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認為是“中國模式”的“小中華”的形成。
儘管從越南對中國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鑑與導入的視角來看的話，阮朝時期的越南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別於東南亞泰系民族“曼陀羅”形態的“中國化”儒教政治國家，但就越南對中國的態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終對北方的中國保持著警懼與相當程度上的疏離。其雖參與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但作為與北方“中國”對立的具有內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國”，在政權形態上則是與中國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與中國共享一套政治統治模式和文化價值體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獨立自主性，且內政外交不受中國政府控制。儘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貢，履行一個朝貢國的責任，但清政府對阮朝的內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說是置若罔聞。從1870年代連最知曉安南事務的廣西太平縣知縣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輯略》錯誤百出之狀，即可看出中國對越南的瞭解及其情報工作的失效。與其適成對比的則是，阮朝以朝貢派往中國的如清使則對清朝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新制度與人事變化、書籍等信息進行觀察、加以收集，回國後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國政府的潰爛與內外交困，阮朝也並不是不知情，至少大體情況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把握的。
阮朝中國式的皇宮午門
對中國的瞭解，一方面是提防、警懼中國之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中國學習，比如嗣德帝十分愛好中國書籍，輒有如清，必購之。其對中國的忠實朝貢，除了獲得一些商業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則主要是在清朝冊封這一形式下，因獲得清朝的冊封認可而凸顯越南王朝統治的政治“合法性”與“合理性”。
另外，“中國”在越南的存在和影響，除了阮朝與清朝的“冊封-朝貢”關係之外，活躍在中越邊境的山賊、海盜勢力，亦為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尤其是天平天國之後的劉永福的黑旗軍等勢力，直接參與到了中法戰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華僑華人集團，一方面定居於越南成為越南“南進”南方開拓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從事中越商貿的華商利用阮朝對華人的特優政策，從事大米、海鹽、煤炭、金銀甚至軍火武器販賣與走私，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成為活躍在中國與東南亞歷史舞臺上的重要角色。
越南阮朝政治的中心太和殿
阮朝嗣德時期的朝廷危機四伏
阮朝自建立伊始，在國家統治上就面臨著多重“政治危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即“正統性”危機。越南政治“正統性”的獲得有內外兩方面的途徑：一是在與“北方”中國的抗爭中獲得，比如李朝、陳朝、黎朝皆是在抗宋、抗元、抗明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彰顯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二是合乎王朝帝系傳承的“血統論”和“嫡長子”繼承性的政治統治權威。阮朝的統治，尤其到了嗣德帝時期，合法統治得以確定的“正統性”問題被內外交困的政治危機所凸顯：一是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阮朝面臨著被法國吞滅的國家存亡之危險；二是嗣德帝並不是以“嫡長子”獲得皇位繼承的，而且一直受到“嫡長子”洪保為首的“廢太子”派系支持者的質疑與政治敵對，而且“宮廷革命”內亂的內部權力鬥爭一直時起彼伏，雖洪保派系被鎮壓，但對嗣德帝“何以上位”的“質疑”從未消停；除此之外，因嗣德帝未有“子嗣”而使阮朝“皇位傳承”的“正統性”問題派系林立和內部權力鬥爭殊為激烈。
越南太和殿
嗣德帝的政治“正統性”危機，除了“宮廷革命”危機外，最大的問題則是統治內部的權力鬥爭。嗣德帝以第二子的身份榮登皇位，與其三朝元老的樞密院首座張登桂的支持和從中運作斷斷不可分離。張登桂本是嗣德帝的岳父，自阮福映時就位極人臣，把握朝綱，嫁女於尚未成為嗣德帝的洪任，可謂是一項目光遠大而又較為精準的“政治投資”，在助洪任繼承皇位後，張登桂基本上一個人把持了朝廷內政大權，而且將其政敵潘清簡和阮知方“如清”和“使西”，迫使他們離開政治中心。張登桂的專權與排斥異己，使其頗受人詬病，不過他以老道的政治手腕和頗為豐富的行政經驗，所推行的水利建設和政治改革，不失為嗣德帝時期的重要政績。但他排斥異己、尤其是反對法國傳教士和基督教的言談行為，在法國人的報告和回憶錄中，可謂“惡貫滿盈”。在朝綱不整、內爭不斷的嗣德時期，整個統治集團內部，一直是派別林立，黨同伐異。其中，最有實力的張登桂、潘清簡和阮知方代表了“宮廷政治家”、“官僚文人”和“軍人”三種類型，這也是嗣德帝最為信賴、最為依賴的政治人物，但彼此芥蒂深重、內鬥不斷，加之嗣德帝本人健康癢患、政治能力有限，所以整個阮朝並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凝聚性的中央政治統治權威。
嗣德帝不僅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中央統治集團，而且，除了他自身面臨的帝位合法性的“正統性”危機之外，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受“反對勢力”之困擾。其“反對者”可以歸納為這樣幾派：皇室內部的洪保一派及其追隨勢力、黎朝後裔勢力、法國人勢力、山區地帶的少數民族叛亂勢力、出沒於河流與近海地帶的越南人海盜、中越邊境地帶活動的中國人土匪與“旗軍”以及盤踞於北部灣與南海的中國人海盜。這幾派勢力因具有一定的人數規模和反抗能力，所以自始至終困擾著阮朝的政治統治，遂成為阮朝內政外交的一大隱患。最終的結果則是阮朝的統治被法國人勢力所顛覆。事實上，在整個阮氏統治時期，社會各個階層即“士農工商”均對其政治統治不滿，尤其是上層政治統治所依賴的官僚文人集團。在越南，官僚文人集團，一般稱為“文紳”集團或階層，乃是維繫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統治力量。文紳階層的不滿，最有代表性的行為則是1864年由軍隊、高官、皇族共謀而發動的“政變”與1874年河內科考激發的民眾起義。儘管這兩件最有代表性的“文紳之亂”被鎮壓了下去，但以“文紳”為中心的社會各個階層對統治的不滿愈發嚴重。易言之，文紳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與法國勢力在越南權限和活動範圍的擴大成正比發展態勢。
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坪井該著是以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殖民地為問題切入點，通過對阮朝嗣德帝統治時期外交、內政以及社會變動等多個層面的透視來解析阮朝的奔潰之路。就文獻的利用方面來說，雖然該著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實錄》、《欽定大南實錄會典事例》，但由於作者親赴法國巴黎大學讀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於法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書和殖民地檔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進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論該著還是有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之處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傳教士和法駐越南殖民官吏的報告書和回憶錄很能印證阮朝統治衰落從而被法國殖民的不少問題。不過，稍加苛刻地講，該作似乎不免還有些許單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開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開始。之所以把阮朝視為“近代”，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蘭、法國勢力是世界市場形成和全球化的時代“西力東漸”的產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說早在越南南北阮鄭對峙時期，就已經“被”納入到了近代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現在越南這一“民族國家”的疆域、國家名稱、語言、民族文化等國家政權基礎與統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繼關係，可以說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形態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終結於法國殖民者之手，但法國人的出現為時甚早，且各種各樣的法國人均出現在從西貢到河內這片東方“小法蘭西帝國”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當屬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們，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這五人，其中編纂第一部拉丁語-葡萄牙語-越南語並且將越南語拉丁化、創造“國語”的亞歷山大・羅德最為有名。傳教士在越南的活動，不僅限於福音傳播，而且與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傳承、社會反叛等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何以法國的傳教士能“獨佔”越南呢？
對此，作者有五點概括甚為精當：
其一、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比起葡萄牙、西班牙來要晚一些，待法國傳教士到達東亞時，只剩下越南這一塊未被傳教士開墾的“處女地”；其二、對越南持有一種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風情；其三、17世紀的越南處於南阮北鄭對立的混亂時期，對傳教士有一種來者不拒的開放態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義形態，所以對基督教並不排斥、且擁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接納態度；其五、這一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即羅德對阮福映的統一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幫助。
在傳教士的先驅作用下，追逐商貿利益的法國商人與探險家也相繼來到了越南，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武器交易既滿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時也以越南為基地可以與中國雲南、廣東和廣西從事生絲、海鹽與軍火貿易。當其窺探到虛弱的越南不堪一擊時，商人和海軍便以武力為後盾與阮朝政府簽訂條約、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統治。之後，法國金融財團以此遊說國會，派遣遠征軍和外交官，將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視為法蘭西帝國的海外延伸。這一情況，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國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徑：派遣傳教士傳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團體——派遣商人和海軍宣示勢力——迫使對方簽訂通商條約——再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進行武力征服——從而建立殖民統治。
打造強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繼任者
法國對越南殖民前是阮朝是中國化的王朝
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是在1883年經與中國的一場戰爭而得以實現並以簽訂合約的形式得到認可的。那麼，在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過程中，中國又是何種處境、擔當了何種“角色”呢？事實上，無論是前近代，還是現當代，越南的歷史書寫都繞不開“中國”，阮朝尤甚，以致於被武德賽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認為是“中國模式”的“小中華”的形成。
儘管從越南對中國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鑑與導入的視角來看的話，阮朝時期的越南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別於東南亞泰系民族“曼陀羅”形態的“中國化”儒教政治國家，但就越南對中國的態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終對北方的中國保持著警懼與相當程度上的疏離。其雖參與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但作為與北方“中國”對立的具有內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國”，在政權形態上則是與中國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與中國共享一套政治統治模式和文化價值體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獨立自主性，且內政外交不受中國政府控制。儘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貢，履行一個朝貢國的責任，但清政府對阮朝的內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說是置若罔聞。從1870年代連最知曉安南事務的廣西太平縣知縣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輯略》錯誤百出之狀，即可看出中國對越南的瞭解及其情報工作的失效。與其適成對比的則是，阮朝以朝貢派往中國的如清使則對清朝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新制度與人事變化、書籍等信息進行觀察、加以收集，回國後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國政府的潰爛與內外交困，阮朝也並不是不知情，至少大體情況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把握的。
阮朝中國式的皇宮午門
對中國的瞭解，一方面是提防、警懼中國之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中國學習，比如嗣德帝十分愛好中國書籍，輒有如清，必購之。其對中國的忠實朝貢，除了獲得一些商業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則主要是在清朝冊封這一形式下，因獲得清朝的冊封認可而凸顯越南王朝統治的政治“合法性”與“合理性”。
另外，“中國”在越南的存在和影響，除了阮朝與清朝的“冊封-朝貢”關係之外，活躍在中越邊境的山賊、海盜勢力，亦為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尤其是天平天國之後的劉永福的黑旗軍等勢力，直接參與到了中法戰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華僑華人集團，一方面定居於越南成為越南“南進”南方開拓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從事中越商貿的華商利用阮朝對華人的特優政策，從事大米、海鹽、煤炭、金銀甚至軍火武器販賣與走私，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成為活躍在中國與東南亞歷史舞臺上的重要角色。
越南阮朝政治的中心太和殿
阮朝嗣德時期的朝廷危機四伏
阮朝自建立伊始，在國家統治上就面臨著多重“政治危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即“正統性”危機。越南政治“正統性”的獲得有內外兩方面的途徑：一是在與“北方”中國的抗爭中獲得，比如李朝、陳朝、黎朝皆是在抗宋、抗元、抗明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彰顯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二是合乎王朝帝系傳承的“血統論”和“嫡長子”繼承性的政治統治權威。阮朝的統治，尤其到了嗣德帝時期，合法統治得以確定的“正統性”問題被內外交困的政治危機所凸顯：一是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阮朝面臨著被法國吞滅的國家存亡之危險；二是嗣德帝並不是以“嫡長子”獲得皇位繼承的，而且一直受到“嫡長子”洪保為首的“廢太子”派系支持者的質疑與政治敵對，而且“宮廷革命”內亂的內部權力鬥爭一直時起彼伏，雖洪保派系被鎮壓，但對嗣德帝“何以上位”的“質疑”從未消停；除此之外，因嗣德帝未有“子嗣”而使阮朝“皇位傳承”的“正統性”問題派系林立和內部權力鬥爭殊為激烈。
越南太和殿
嗣德帝的政治“正統性”危機，除了“宮廷革命”危機外，最大的問題則是統治內部的權力鬥爭。嗣德帝以第二子的身份榮登皇位，與其三朝元老的樞密院首座張登桂的支持和從中運作斷斷不可分離。張登桂本是嗣德帝的岳父，自阮福映時就位極人臣，把握朝綱，嫁女於尚未成為嗣德帝的洪任，可謂是一項目光遠大而又較為精準的“政治投資”，在助洪任繼承皇位後，張登桂基本上一個人把持了朝廷內政大權，而且將其政敵潘清簡和阮知方“如清”和“使西”，迫使他們離開政治中心。張登桂的專權與排斥異己，使其頗受人詬病，不過他以老道的政治手腕和頗為豐富的行政經驗，所推行的水利建設和政治改革，不失為嗣德帝時期的重要政績。但他排斥異己、尤其是反對法國傳教士和基督教的言談行為，在法國人的報告和回憶錄中，可謂“惡貫滿盈”。在朝綱不整、內爭不斷的嗣德時期，整個統治集團內部，一直是派別林立，黨同伐異。其中，最有實力的張登桂、潘清簡和阮知方代表了“宮廷政治家”、“官僚文人”和“軍人”三種類型，這也是嗣德帝最為信賴、最為依賴的政治人物，但彼此芥蒂深重、內鬥不斷，加之嗣德帝本人健康癢患、政治能力有限，所以整個阮朝並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凝聚性的中央政治統治權威。
嗣德帝不僅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中央統治集團，而且，除了他自身面臨的帝位合法性的“正統性”危機之外，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受“反對勢力”之困擾。其“反對者”可以歸納為這樣幾派：皇室內部的洪保一派及其追隨勢力、黎朝後裔勢力、法國人勢力、山區地帶的少數民族叛亂勢力、出沒於河流與近海地帶的越南人海盜、中越邊境地帶活動的中國人土匪與“旗軍”以及盤踞於北部灣與南海的中國人海盜。這幾派勢力因具有一定的人數規模和反抗能力，所以自始至終困擾著阮朝的政治統治，遂成為阮朝內政外交的一大隱患。最終的結果則是阮朝的統治被法國人勢力所顛覆。事實上，在整個阮氏統治時期，社會各個階層即“士農工商”均對其政治統治不滿，尤其是上層政治統治所依賴的官僚文人集團。在越南，官僚文人集團，一般稱為“文紳”集團或階層，乃是維繫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統治力量。文紳階層的不滿，最有代表性的行為則是1864年由軍隊、高官、皇族共謀而發動的“政變”與1874年河內科考激發的民眾起義。儘管這兩件最有代表性的“文紳之亂”被鎮壓了下去，但以“文紳”為中心的社會各個階層對統治的不滿愈發嚴重。易言之，文紳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與法國勢力在越南權限和活動範圍的擴大成正比發展態勢。
越南皇宮，是朝廷所在
嗣德帝的統治主要依賴於樞密院及張登桂、阮知方等權臣。但隨著張登桂、阮知方、潘清簡等權臣的老去或逝世，官僚世代的更新與權力體系的重新構築就成為嗣德帝的一大問題。1874年阮知方的離世，標誌著嗣德帝初期權臣統治時代的結束。新加入的權力中樞的阮文祥、尊室說、黃佐炎是最具代表性的權力人物。這三人的共同特點，皆是對法國勢力抱有敵意並以“對抗”的方式試圖消除法國在越南的勢力擴張達成“救亡圖強”。為此，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繼推出：1875年的租稅改革、1876年的軍制改革、1979年的科舉改革，不過從實效來看，這一系列從中央到地方、從政治經濟到軍事，涉及各行各業的改革，不僅沒有起到挽救阮氏王朝大廈將傾之勢，而且加劇了阮氏王朝統治的危機，從而使得政治癒加分崩離析，統治秩序也益加混亂。但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面對“西力東漸”裹挾而來的西方近代文明，阮朝的統治集團尤其官僚文紳階層，以對儒教觀念的固守表現出對法國基督教及文明開化的拒絕態度。儘管嗣德帝經《京報》等中文報刊雜誌對中國“中體西用”式的“洋務改革”有著基本的瞭解，但嗣德帝的“近代改革”並沒有見到實效。而且，在法國人的被迫“開港”下，通商、鹽政、海關、礦物等經濟命脈漸次被法國人所控制，嗣德帝的統治癒加“有名無實”。
越南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的殖民地？法國的殖民侵略、阮朝的腐朽軟弱以及中國清王朝的救助乏力等原因皆可作為這一問題的答案。但當把各種理論性的解釋予以細化、用歷史實證的方式深入論述下去的時候，就會發現史料問題成了最大的障礙。這也是迄今為止，越南阮朝史研究寡少的一大原因。尤其是具有阮朝“皇家檔案”之稱的皇帝硃批奏摺文書仍未開放出版，使得目前所發表的阮朝研究論著或多或少皆面臨著被質疑或論點被推翻的風險。在鮮有的越南阮朝史研究著述中，坪井善明的《近代越南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1847-1883）》（坪井善明：《近代ヴェトナム政治社會史：阮朝嗣徳帝統治下のヴェトナム1847-1883》東京大學出版會，1991）無疑乃箇中翹楚，出類拔萃之作。
坪井該著是以阮朝何以會淪為法國殖民地為問題切入點，通過對阮朝嗣德帝統治時期外交、內政以及社會變動等多個層面的透視來解析阮朝的奔潰之路。就文獻的利用方面來說，雖然該著僅使用了目前影印出版的越南方面的《大南實錄》、《欽定大南實錄會典事例》，但由於作者親赴法國巴黎大學讀博之便利，最大限度地利用到了藏於法國外交部的一些外交文書和殖民地檔案（Archives d’Outre-Mer, dépôt, d’Aix-en-Provence）進行研究，所以，就此而論該著還是有他人難以望其項背之處的，尤其是利用到的一些傳教士和法駐越南殖民官吏的報告書和回憶錄很能印證阮朝統治衰落從而被法國殖民的不少問題。不過，稍加苛刻地講，該作似乎不免還有些許單薄之感。
阮朝是越南近代史開始
阮福映所建立的阮朝，是越南的近代的開始。之所以把阮朝視為“近代”，有兩方面的考量：一方面，阮福映建立阮朝所遭遇或依靠的葡萄牙、荷蘭、法國勢力是世界市場形成和全球化的時代“西力東漸”的產物，所以阮朝甚至可以說早在越南南北阮鄭對峙時期，就已經“被”納入到了近代世界體系中；另一方面，現在越南這一“民族國家”的疆域、國家名稱、語言、民族文化等國家政權基礎與統一阮朝所形成的越南具有承繼關係，可以說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政權形態乃是由阮朝所奠定的。
阮朝終結於法國殖民者之手，但法國人的出現為時甚早，且各種各樣的法國人均出現在從西貢到河內這片東方“小法蘭西帝國”的土地上。最早踏上越南土地的西方人當屬傳播上帝福音的傳教士們，主要有Alexandre de Rhodes、Francois Pallu、Pierre Pigneau de Behaine、Francois-Marie Pellerin、Paul-Francois Puginier這五人，其中編纂第一部拉丁語-葡萄牙語-越南語並且將越南語拉丁化、創造“國語”的亞歷山大・羅德最為有名。傳教士在越南的活動，不僅限於福音傳播，而且與越南的阮朝建立、皇位傳承、社會反叛等事件緊密結合在一起。那麼，何以法國的傳教士能“獨佔”越南呢？
對此，作者有五點概括甚為精當：
其一、法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比起葡萄牙、西班牙來要晚一些，待法國傳教士到達東亞時，只剩下越南這一塊未被傳教士開墾的“處女地”；其二、對越南持有一種好的印象，且尊重地方民俗風情；其三、17世紀的越南處於南阮北鄭對立的混亂時期，對傳教士有一種來者不拒的開放態度；其四、越南人本身的信仰就是多宗教混合主義形態，所以對基督教並不排斥、且擁有一種順其自然的接納態度；其五、這一點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即羅德對阮福映的統一給予了政治和軍事上的諸多幫助。
在傳教士的先驅作用下，追逐商貿利益的法國商人與探險家也相繼來到了越南，尤其是他們所從事的武器交易既滿足了阮福映的需要，同時也以越南為基地可以與中國雲南、廣東和廣西從事生絲、海鹽與軍火貿易。當其窺探到虛弱的越南不堪一擊時，商人和海軍便以武力為後盾與阮朝政府簽訂條約、直接割地建立殖民統治。之後，法國金融財團以此遊說國會，派遣遠征軍和外交官，將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視為法蘭西帝國的海外延伸。這一情況，基本上反映出了法國海外殖民的形成路徑：派遣傳教士傳教——形成海外基督教團體——派遣商人和海軍宣示勢力——迫使對方簽訂通商條約——再派遣大規模武裝力量進行武力征服——從而建立殖民統治。
打造強大阮朝的明命帝，他是阮福映的繼任者
法國對越南殖民前是阮朝是中國化的王朝
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是在1883年經與中國的一場戰爭而得以實現並以簽訂合約的形式得到認可的。那麼，在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過程中，中國又是何種處境、擔當了何種“角色”呢？事實上，無論是前近代，還是現當代，越南的歷史書寫都繞不開“中國”，阮朝尤甚，以致於被武德賽德（Alexander Barton Woodside）認為是“中國模式”的“小中華”的形成。
儘管從越南對中國政治文教制度的借鑑與導入的視角來看的話，阮朝時期的越南已經是一個非常有別於東南亞泰系民族“曼陀羅”形態的“中國化”儒教政治國家，但就越南對中國的態度而言，越南自始至終對北方的中國保持著警懼與相當程度上的疏離。其雖參與中國為中心的東亞“朝貢體系”，但作為與北方“中國”對立的具有內政和外交自主能力的“大南國”，在政權形態上則是與中國是平等的。
易言之，越南與中國共享一套政治統治模式和文化價值體系，但越南一直持有獨立自主性，且內政外交不受中國政府控制。儘管自阮朝建立伊始，每三年或四年按期向清政府朝貢，履行一個朝貢國的責任，但清政府對阮朝的內政外交基本上不加干涉、甚至可以說是置若罔聞。從1870年代連最知曉安南事務的廣西太平縣知縣徐廷旭所著的《越南輯略》錯誤百出之狀，即可看出中國對越南的瞭解及其情報工作的失效。與其適成對比的則是，阮朝以朝貢派往中國的如清使則對清朝政治、經濟、社會、風俗、新制度與人事變化、書籍等信息進行觀察、加以收集，回國後以書面報告的形式向阮朝上交。所以，晚晴中國政府的潰爛與內外交困，阮朝也並不是不知情，至少大體情況還是有相當程度的把握的。
阮朝中國式的皇宮午門
對中國的瞭解，一方面是提防、警懼中國之故，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向中國學習，比如嗣德帝十分愛好中國書籍，輒有如清，必購之。其對中國的忠實朝貢，除了獲得一些商業利益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則主要是在清朝冊封這一形式下，因獲得清朝的冊封認可而凸顯越南王朝統治的政治“合法性”與“合理性”。
另外，“中國”在越南的存在和影響，除了阮朝與清朝的“冊封-朝貢”關係之外，活躍在中越邊境的山賊、海盜勢力，亦為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尤其是天平天國之後的劉永福的黑旗軍等勢力，直接參與到了中法戰爭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越南的華僑華人集團，一方面定居於越南成為越南“南進”南方開拓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從事中越商貿的華商利用阮朝對華人的特優政策，從事大米、海鹽、煤炭、金銀甚至軍火武器販賣與走私，尤其是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成為活躍在中國與東南亞歷史舞臺上的重要角色。
越南阮朝政治的中心太和殿
阮朝嗣德時期的朝廷危機四伏
阮朝自建立伊始，在國家統治上就面臨著多重“政治危機”。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政治統治的“合法性”問題，即“正統性”危機。越南政治“正統性”的獲得有內外兩方面的途徑：一是在與“北方”中國的抗爭中獲得，比如李朝、陳朝、黎朝皆是在抗宋、抗元、抗明中以“勝利者”的姿態，彰顯其政治統治的“合法性”；二是合乎王朝帝系傳承的“血統論”和“嫡長子”繼承性的政治統治權威。阮朝的統治，尤其到了嗣德帝時期，合法統治得以確定的“正統性”問題被內外交困的政治危機所凸顯：一是嗣德帝統治下的越南阮朝面臨著被法國吞滅的國家存亡之危險；二是嗣德帝並不是以“嫡長子”獲得皇位繼承的，而且一直受到“嫡長子”洪保為首的“廢太子”派系支持者的質疑與政治敵對，而且“宮廷革命”內亂的內部權力鬥爭一直時起彼伏，雖洪保派系被鎮壓，但對嗣德帝“何以上位”的“質疑”從未消停；除此之外，因嗣德帝未有“子嗣”而使阮朝“皇位傳承”的“正統性”問題派系林立和內部權力鬥爭殊為激烈。
越南太和殿
嗣德帝的政治“正統性”危機，除了“宮廷革命”危機外，最大的問題則是統治內部的權力鬥爭。嗣德帝以第二子的身份榮登皇位，與其三朝元老的樞密院首座張登桂的支持和從中運作斷斷不可分離。張登桂本是嗣德帝的岳父，自阮福映時就位極人臣，把握朝綱，嫁女於尚未成為嗣德帝的洪任，可謂是一項目光遠大而又較為精準的“政治投資”，在助洪任繼承皇位後，張登桂基本上一個人把持了朝廷內政大權，而且將其政敵潘清簡和阮知方“如清”和“使西”，迫使他們離開政治中心。張登桂的專權與排斥異己，使其頗受人詬病，不過他以老道的政治手腕和頗為豐富的行政經驗，所推行的水利建設和政治改革，不失為嗣德帝時期的重要政績。但他排斥異己、尤其是反對法國傳教士和基督教的言談行為，在法國人的報告和回憶錄中，可謂“惡貫滿盈”。在朝綱不整、內爭不斷的嗣德時期，整個統治集團內部，一直是派別林立，黨同伐異。其中，最有實力的張登桂、潘清簡和阮知方代表了“宮廷政治家”、“官僚文人”和“軍人”三種類型，這也是嗣德帝最為信賴、最為依賴的政治人物，但彼此芥蒂深重、內鬥不斷，加之嗣德帝本人健康癢患、政治能力有限，所以整個阮朝並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凝聚性的中央政治統治權威。
嗣德帝不僅沒有建立起一個有效的中央統治集團，而且，除了他自身面臨的帝位合法性的“正統性”危機之外，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受“反對勢力”之困擾。其“反對者”可以歸納為這樣幾派：皇室內部的洪保一派及其追隨勢力、黎朝後裔勢力、法國人勢力、山區地帶的少數民族叛亂勢力、出沒於河流與近海地帶的越南人海盜、中越邊境地帶活動的中國人土匪與“旗軍”以及盤踞於北部灣與南海的中國人海盜。這幾派勢力因具有一定的人數規模和反抗能力，所以自始至終困擾著阮朝的政治統治，遂成為阮朝內政外交的一大隱患。最終的結果則是阮朝的統治被法國人勢力所顛覆。事實上，在整個阮氏統治時期，社會各個階層即“士農工商”均對其政治統治不滿，尤其是上層政治統治所依賴的官僚文人集團。在越南，官僚文人集團，一般稱為“文紳”集團或階層，乃是維繫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的統治力量。文紳階層的不滿，最有代表性的行為則是1864年由軍隊、高官、皇族共謀而發動的“政變”與1874年河內科考激發的民眾起義。儘管這兩件最有代表性的“文紳之亂”被鎮壓了下去，但以“文紳”為中心的社會各個階層對統治的不滿愈發嚴重。易言之，文紳對中央政府的不滿與法國勢力在越南權限和活動範圍的擴大成正比發展態勢。
越南皇宮，是朝廷所在
嗣德帝的統治主要依賴於樞密院及張登桂、阮知方等權臣。但隨著張登桂、阮知方、潘清簡等權臣的老去或逝世，官僚世代的更新與權力體系的重新構築就成為嗣德帝的一大問題。1874年阮知方的離世，標誌著嗣德帝初期權臣統治時代的結束。新加入的權力中樞的阮文祥、尊室說、黃佐炎是最具代表性的權力人物。這三人的共同特點，皆是對法國勢力抱有敵意並以“對抗”的方式試圖消除法國在越南的勢力擴張達成“救亡圖強”。為此，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相繼推出：1875年的租稅改革、1876年的軍制改革、1979年的科舉改革，不過從實效來看，這一系列從中央到地方、從政治經濟到軍事，涉及各行各業的改革，不僅沒有起到挽救阮氏王朝大廈將傾之勢，而且加劇了阮氏王朝統治的危機，從而使得政治癒加分崩離析，統治秩序也益加混亂。但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面對“西力東漸”裹挾而來的西方近代文明，阮朝的統治集團尤其官僚文紳階層，以對儒教觀念的固守表現出對法國基督教及文明開化的拒絕態度。儘管嗣德帝經《京報》等中文報刊雜誌對中國“中體西用”式的“洋務改革”有著基本的瞭解，但嗣德帝的“近代改革”並沒有見到實效。而且，在法國人的被迫“開港”下，通商、鹽政、海關、礦物等經濟命脈漸次被法國人所控制，嗣德帝的統治癒加“有名無實”。
代表皇帝傳承的阮朝傳國玉璽
在以儒家思想為社會政治意識形態的王朝體系中，通過科舉晉升跳板進入政治統治集團的文紳階層，在士農工商之四民秩序中，乃是最大的獲益者。所以，文紳集團的支持與否也就成了阮朝政治統治民心所向的轉向標。在關乎嗣德帝統治能否維繫下去的諸多因素中，文紳階級對嗣德帝的統治由支持到反對的角色轉變，顯示出了阮朝統治危機日漸加重既而淪為法國殖民地的國家命運走向。文紳階層的背離，一方面是對嗣德帝無法阻止法國傳教士、殖民勢力在越南的權力擴張而產生的莫大失望，另一方面則是嗣德帝的軍政與私田稅制改革觸犯了文紳階層的社會政治與經濟利益。在越南淪為殖民地的過程中，文紳階層抱殘守舊於儒家禮教，蠅營狗苟於功名利祿之爭，所以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在嗣德帝無法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文紳階層的“勤王”與自治運動，無疑加劇了阮氏王朝崩潰的速度。
嗣德帝在1874年與法國簽訂《西貢條約》時，仍寄希望於法國的仁慈與國內的自強改革。不過，不以“近代化”為轉型的任何改革只會加劇內外危機、促使統治體系的崩潰和解體，嗣德帝的改革即是如此。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是其法蘭西帝國的世界性目標，當然不會因阮知方的訪法協商而有所改變。走投無路的嗣德帝，試圖向中國求救時，也心存忌憚。當然，最後的結果是，清朝派兵抗法試圖挽救越南，但最終失敗了，而且《中法條約》的簽訂使得清政府最終承認了法國對越南的殖民統治。這一事實也是中越朝貢體系的終結的象徵。至此，越南進入到了法國殖民統治時代。
從世界歷史發展趨勢論的角度來看的話，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乃是西方殖民體系取代東亞朝貢體系的必然結果；就從越南歷史自身來看，王朝統治被近代民族國家所取代也是歷史的必然。但在歷史實證研究中，文獻資料中呈現出的人、事、物以及政治、軍事、制度、信仰、階層等各種相互纏繞、互相嵌套的具象關係才是解明該問題的關鍵。坪井的這項研究，相當程度上描繪出了19世紀末阮朝歷史變遷圖景中的中・法・越國際關係、嗣德帝為中心的皇室宮廷、張登桂・阮知方・潘清簡等權臣、文紳階層・海盜・傳教士・海軍等諸多勢力相互交錯的多維互動場景。在這諸多勢力的合力作用下，越南阮朝最終淪為了法國殖民地。
隨著一些新資料的出現，坪井的一些論證細節或將被修改或進一步完善，這也是可以被料想到的，但該書描繪和勾勒出的阮朝解體而淪為法國殖民的歷史圖景則極為宏富和引人入勝，讀來也極富啟發。
文：王明兵（東北師範大學副教授）
更多越南歷史請關注@知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