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袁世凱登上總統之位的決定因素

有一種觀點認為, 袁世凱登上總統之位是由於他老奸巨猾, 再次玩弄政治花招的結果。而且在國內史學界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很多。筆者覺得歷史決不能如此簡單, 一個政客, 縱使有多麼高超的耍陰謀的天才, 在各個方面客觀因素不具備的條件下, 也很難達到目的, 即英雄一手創造了時勢。 如果分析一下1912年前後的中國時局, 我們就會看到, 當時有很多因素促成袁世凱走上總統之位。

第一, 是人們對袁世凱承擔權力的態度。

自從袁世凱死後, 他在國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名聲狼藉的。但這種情形不應當使我們低估他在1911年的聲望, 而促成其聲望倍升的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很多人都希望由袁世凱負起穩定時局的責任。

首先是清政府。武昌起義勝利後, 起義的潮流不可遏制地氾濫開來, 驚慌失措的清政府急忙派陸軍大臣廕昌率領北洋軍隊趕赴武昌鎮壓革命。 武昌新軍在一夜之間幾乎全部叛變, 對於清朝來說是一個危險信號, 表明在各省的新軍都有可能出現同樣的情形。京畿附近的北洋六鎮是最可以指靠的兵力, 但是在這六鎮的官兵中袁世凱的潛力很大, 廕昌常常調度不靈。而且袁世凱在各省的督部和立憲派紳士中也很有影響, 清政府為了苟延殘喘, 只好起用袁世凱, 而袁世凱則乘此機會把握了清政府的軍政全權。清政府的請袁世凱出山並賦予其軍政全權, 成為袁世凱進一步成為共和國總統的一大資本。

其次是舊官僚、舊軍閥和立憲派。這些人在革命高潮時, 迫於革命形勢, 各自出於自己的考慮走到革命陣營中來。雖然他們也堅持清朝必須下臺, 國家必須得到民主共和的形式, 只有這樣, 他們才能作為建立民國的功臣和元勳而保證他們的權利和地位。因此他們也就期望革命和戰爭狀態愈早結束愈好。袁世凱的出山使他們看到了這種希望。 正如黎元洪所見:“袁世凱是個野心梟雄, 自小站練兵即得軍心, 北方人只知袁世凱宮保, 不知其他, 彼之聲勢, 非廕昌可比”[1]。基於這種認識, 當袁世凱向武昌發出和談信號時, 黎元洪就在1911年11月1日接待了袁世凱派代表劉承恩。由於黎元洪周圍有著認為革命必須推翻清朝統治, 實行民主共和的力量, 由於革命已經得到各省的響應, 聲勢越來越大, 黎元洪表示不能同意保持清朝皇帝的君主立憲, 因此希望袁世凱贊助共和。黎元洪寫給袁世凱的信中說:“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 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 公固然不難從容獵取也”[2]。 另一封信中推薦袁世凱是:“我漢族中最有聲望、 最有能力之人”[3]。而作為立憲派代表張謇早在武昌起義後即與袁世凱書信往來, 為袁世凱出任總統出謀劃策。

再次是帝國主義勢力。袁世凱是帝國主義早就扶植的勢力, 他們認為袁世凱“有很高威信, 公認是漢族大臣中唯一的大人物”[4], 製造非袁世凱不能收拾亂局的輿論。英國外交大臣曾致電朱爾典說:“吾等對袁世凱深感敬愛, 願此次革命之效果得有完全鞏固之政府, 與各外國公平交際, 並保全內地治安及美滿情形, 使在中國之商務進步。此種政府, 吾等將於外交上竭力相助”[5]。可見帝國主義列強已經在袁世凱身上看到了一個完全可以信賴的新政權。依靠袁世凱來收拾革命黨造成的危險形勢, 這已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的主導政策。尤其 《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在助長當時人們這種信念方面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宣傳如果想避免混亂和外國干涉, 以及接踵而來的列強瓜分中國, 袁世凱是中國唯一的救星。

最後是革命派內部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寄希望於袁世凱。汪精衛首當其衝, 在南北議和期間即致袁世凱信函言:“項城雄視天下, 物望所歸, 元首匪異人任”[6] (P117) 。就是革命派領袖黃興也曾致書於袁世凱, 竭力頌揚他的才能, 並且說, 只要他參加起義, 推翻清朝, 那麼, “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 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7]。

總之, 袁世凱被看做是能穩定時局的唯一人物, 得到來自各方面的首肯。革命派內部對他不是沒有絲毫懷疑, 但這種懷疑被擁護的主流淹沒了。 所以從某種程度說, 袁世凱出任總統是“眾望所歸”。

第二, 是袁世凱所憑藉的軍事力量態勢。

袁世凱一出山, 就對漢口發動攻勢, 11月1日北洋軍完全佔領了漢口。袁世凱初戰告捷的結果不是進一步進攻而是向革命黨發出了和談的信號。袁世凱此舉固然有他玩弄政治陰謀的因素, 但更主要的是由於他所憑藉的軍事力量決定的。

人們總認為, 袁世凱掌權之後, 他所依靠的北洋六鎮的力量對於南方革命軍處於優勢地位, 而袁世凱漢口之役後, 之所以沒加緊進攻是由於他需要利用革命力量的存在加重其對清廷施加壓力的籌碼。如果有這個因素的話, 那也是因為袁世凱軍事力量的不佳狀。

袁世凱所依靠的北洋六鎮, 是新軍的一部分, 共七萬六千人。甲午戰爭清廷慘敗, 為強兵強國, 便傾全國之力編練新軍。從歐洲與日本採購新式武器, 聘請洋人做教官, 吸收軍事現代化國家的操場經驗, 選派優秀學生留學, 到辛亥革命時, 新軍的總數已達二十四萬一千人。但是, 在吸收現代化軍事科學過程中, 很自然地也裹挾進來了近代國家的民族、民權思想, 而此思想主流與資產階級革命派不謀而合, 尤其對去日本的留學生影響更為深遠。他們充滿革命思想回到國內, 甚至參加革命組織。這樣, 在辛亥革命時期, 多數地區的新軍都成了革命黨人活動的對象, 是武昌起義和各省響應的主要戰鬥力量, 與清朝統治著原來所設想的完全相反。就是頑抗革命的北洋六鎮也不是鐵板一塊, 北洋六鎮是新軍中最精良的部分, 新軍中的優級四鎮都是北洋六鎮中的, 而且北洋六鎮的所有軍官或者是本軍出身, 或者袁世凱挑選派出而學成歸國的, 袁世凱在自己的嫡系部隊中絕不引入底細不明的外來幹部。但是, 當袁世凱以“足疾” 開缺時, 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參加同盟會的竟有百餘人, 其中不少人供職於陸軍部與軍諮府, 他們乘機勸說滿清貴族, 任用自己同學, 藉以削弱袁世凱在北洋新軍中的勢力。這又正中載濤 (軍諮大臣, 攝政王載灃之弟) 下懷, 於是良弼介紹吳祿貞給載濤, 吳祿貞介紹藍天尉給錫良, 這些重要的革命種子, 帶著強烈的革命思想在北洋新軍中活動。因此在辛亥革命時, “當部隊接到命令調往漢口懲處那裡的士兵時, 他們敢於第一次起而抗爭, 並宣稱:‘我們不打自己的同胞’, 或者更確切些說:‘我們不打我們的同種同族’!可以說這簡直就象法力無邊的魔王, 霎時將悉心經營的二百七十年的大清王朝推向絕境, 進而將中華帝國碎為齏粉”[8] (P775) 。可見, 1911年北洋軍隊的可靠程度是有限的。相反, 南方革命軍撤出漢口、漢陽後並未作戰敗的佈置。從12月上旬開始所進行的是進攻而非防禦性的準備。在武漢地區, 在南京和上海附近的吳淞口都開始調集軍隊準備向政府軍發起一場三路襲擊的攻勢。正如《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所記述:“即使政府軍在漢口附近就要開始的戰事中獲勝, 可以肯定這個成功只是暫時的, 並且不會再有接踵而來的勝利。”加之當時清政府財政危機, 難以維持戰爭所耗軍餉, 而革命形勢卻風起雲湧, 在這種形勢下, 袁世凱“甫經就任, 而張紹曾截留軍餉, 吳祿貞謀斷後路之警, 已紛至沓來, 項城幾陷危地, 至是始悟大勢已去, 決非一人所能挽回, 雖表面強為支持, 而其中已有轉圜之意矣”[9] (P4) 。就是說, 袁世凱已感到, 憑藉他個人的勢力, 已難以阻擋革命風潮了。

第三, 是袁世凱當時的處境。

1908年, 袁世凱的大靠山慈禧太后去, 世攝政王載灃以患“足疾”為由把袁世凱趕出朝廷。而1911年袁世凱的重新出山, 是基於清廷需要他對付南方革命黨。袁世凱很清楚:自己沒有充分的實力既消滅革命黨, 又推翻清廷, 自己取而代之。這樣, 如果他把革命政權全部鎮壓, 則載灃等難免不採用“狡兔盡, 走狗烹”的措施;如果他過早地結束清政權, 革命黨未必肯擁護他為國民元首。因此他所能做的只能向南方革命者妥協, 且靠南方革命勢力逼清帝退位, 除此再無太寬的其他選擇餘地了。

第四, 是袁世凱政治主張的轉變

袁世凱最初試探南北議和的政治主張是實行君主立憲制。他在接見《泰晤士報》記者莫理循時就宣佈說:“欲保存清室, 剝奪其實權, 使僅存虛名”[10] (P39) 。並提出一套保留清帝的議和方案。他的這種保守的主張遭到普遍反對。就在唐紹儀率北方代表到達上海的前一天, 《民立報》發表《告唐紹儀》的社論, 針對袁世凱的議和方案指出:“滿虜君主之名義存而不削, 雖以中華易國號, 仍不出專制之範圍, 適遂袁世凱氏之私, 為人道蟊賊。故今日之議和, 必滿虜去君主之位, 始可求其成”[11]。與此同時, 革命黨人和上海人民紛紛集會抗議, “吾寧亡國亡種, 絕對不認君主政體, 有背此主義者, 我黨當以頸血濺之”[9] (P20) 。在此形勢下, 北方代表不得不向袁世凱彙報情況, 同時, 他們鑑於“和平解決, 舍共和無善策”, 派人勸袁世凱“不要捧持落日, 要來扶起朝陽”[6] (P117-118) 。與此同時, 北京政府中有很多人都對革命充滿同情, 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莫理循在1911年10月27日致達·狄·布拉姆函中曾寫到:“我在這裡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贊同革命, 甚至比較開明的低級官吏也反對他們的政府”[8] (P767) 。在這種情況下, 袁世凱把最後的希望寄託到列強身上。本來, 袁世凱剛出山拜會各國公使時, 列強普遍主張建立君主立憲政體, 就連支持袁世凱最賣力的朱爾典也明確宣佈“調停和議”的目的是“在中國建立立憲政府”[10] (P139) 。但是到了南北和談的最緊張時期, 到12月24日袁世凱會見朱爾典時, 商議的解決辦法則是由各省公舉代表組成國民會議來決定將來國體的方案, 當朱爾典把此方案電告倫敦時, 倫敦回電, “吾等願有鞏固聯合之中國, 無論何種政體, 任中國人自願”[12]。由此可見, 雖然袁世凱在同南方議和中試圖利用列強對他的支持反對共和運動, 但到後來這已經不可能了。這樣, 在12月25日, 袁世凱就召開內閣會議, 表示接受共和。所以我們說, 袁世凱歸依共和絕不是他信仰資產階級共和國, 也不簡簡單單只是在玩弄政治花招, 而是在不得已情況下的一種認可。

綜上可見, 由於各方勢力的需要, 使袁世凱擁有了出任共和總統的可能, 加之袁世凱為竊取大權的種種鑽營, 就使他終於登上了總統之位, 那麼, 孫中山何以把政權讓出來呢?

二、孫中山讓位原因

資產階級共和國領袖孫中山何以把總統之位讓出來, 史學界的一個普遍觀點是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但筆者想從孫中山個人角度作一探討。

首先, 看孫中山對和談的態度。有人認為孫中山對和談的態度是由反對到妥協, 這種觀點值得商榷。持孫中山反對議和觀點之人往往引用孫中山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在碼頭上對記者採訪所言:“革命之目的不達, 無和議之可言也”[13]。 這句話表面看來是反對議和, 但細究起來就會發現孫中山的主旨在於達到革命的目的。1911年11月25日這個時間袁世凱所持政治觀點是君主立憲,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與袁世凱和談, 就達不到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目的。所以說孫中山此言是針對當時的形勢和袁世凱的主張而言的。這就給我們提供一個假設的機會:如果能建立共和國, 和談是可能的, 也即, 孫中山並不反對和談, 但必須是能達革命目的之和談。這種假設不是沒有道理, 可以在後來孫中山致袁的電文中得到證實: “文不忍南北戰爭, 生靈塗炭, 故於議和之舉, 並不反對, ……倘由君之力不勞戰爭達國民之志願, 推功讓能, 自是公論”[14]。這一思想在孫中山辭職後復譚人鳳電中也有表達:“文等所求者, 傾覆專制政府, 創立中華民國也。清帝退位, 國民統一, 繼此建設之事, 自宜讓熟有政治經驗之人;項城以和平手段達到目的, 功績如此, 何不可推城”[15]。由此可見, 對待議和態度主要以革命目標是否實現為基準, 議和只是手段, 只要能建立共和國, 他並不根本反對議和, 從而也就寧願把總統讓給以和平手段達到革命目的的袁項城。那麼是不是因此就說孫中山讓位是由於其軟弱呢?顯然不對。孫中山如果是個懦夫, 他何以敢於首張義旗帶頭革命?而且從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武裝起義到武昌起義的勝利, 革命經歷磨難, 孫中山始終表現出了視死如歸的品質, 所以不能那麼看。正如孫中山對南方談判代表所說的:“我不是怕袁, 而是委曲求全利用袁, 我是為革命做大事, 而不是為個人做大官, 只要國家有利, 我決不計較個人得失”[16]。所以不能以軟弱論讓位問題。那麼可不可以認為孫中山“欲竭力避免國內戰爭之延長”[17], 是其讓位的根本原因呢?筆者覺得這也只是揭示出問題的表層。而且如果歸因於其害怕戰爭而放棄革命, 就無法理解他在此之前的屢仆屢起的英勇無畏的革命歷程。在筆者看來, 讓位的根本原因在於孫中山對能夠實現革命目標的錯誤認定。如前所述, 孫中山不僅不反對和談, 也不反對把總統讓位給袁世凱, 只要最終能實現共和國。正如他在就任大總統誓詞中說:“至專制政府既倒, 國內無變亂, 國民卓立於世界, 為列邦所公認, 斯時文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5]他又致電北京的袁世凱也表示自己只是“暫時擔任”組織臨時政府, 並且說:“文雖暫時承乏, 而虛位以待之心, 終可大白於將來。望早定大計, 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18]。可見孫中山認定, 只要袁世凱反正, 逼清帝退位, 由袁世凱擔任總統, 一樣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當然孫中山不是沒有擔心, 他在給南方代表的祕密指示中說:“至於袁是否真心導向民國, 我是有懷疑的。對此就必須研究拿出辦法來。 我願意讓出總統, 只要他能擁護民國。我是用總統名義來換取他接受革命的宗旨的。”“這是給孫悟空戴上緊剛箍, 使他不能隨便作怪……只要我們能團結一致, 他雖有野心, 但也不能不考慮全國人民的意志, 因而也就不能不在我們控制下辦事”[16]。 雖然孫中山對袁世凱有懷疑, 但他對通過革命黨人的努力和各項措施, 把國家納入共和國軌道充滿了信心。這一點還可以在孫中山退位前的一系列措施中體現出來。首先一點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大大縮小了總統的職權, 而且相信藉此能控制住袁世凱, 保證成立資產階級共和國。其次提出退位三條件, 試圖把袁世凱調離北平, 使之置於共和派的控制之下, 以為這樣就可以保住共和國不變。所以讓位主要是基於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通過袁世凱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錯誤認定。這也反映了年輕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經驗的不成熟和幼稚: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的袁世凱不可能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派革命目標的侷限性, 即不想進行徹底革命, 在新政權建立和穩定之前消滅反革命勢力。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目標僅僅是在中國封建統治的廢墟上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所以有一批舊官僚、舊軍閥和立憲派把握地方政權, 同時能擁戴一個兩面派的封建老臣做總統。

其次, 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就其本身而言, 還有一個個人文化教育背景的問題。孫中山是個傳統的“聖人型”人物, 而非“王者型”人物。儘管孫中山多年遊歷歐美, 久沐西方文化, 但他的根基仍在中國, 即傳統的儒家文化, 因此擺脫不了儒家文化的價值觀。他勇於為天下蒼生而捨生忘死, 卻羞於爭權奪利的鬥爭。所以他不能把革命的成敗與個人權利的取捨結合起來, 認識不到掌握政權的重要性。因此, 在就職臨時大總統的誓詞中就表示, 他是為“傾覆滿清專制政府, 鞏固中華民國, 圖謀民主幸福”, “為眾服務”的, 他表示等到專制政府被推翻, “民國卓立於世界, 為列邦所公認”, 那時, 他要解除臨時總統的職務[19]。孫中山的這一文化教育背景在後來的事態發展中表現更明顯。2月12日清朝皇帝頒佈退位詔書, 袁世凱立即以該退位詔書為根據宣佈自己是“全權組織共和政府”首領, 將他的原內閣大臣中的各部大臣, 改稱為各部首腦。他發出佈告說:“竊念政府機關不容有一日之間斷, 現值組織臨時政府, 所有舊日政務目下仍當繼續進行”[5]。恰恰是清帝退位時把政權“私授” 給袁世凱, 恰恰是在北京出現了一個繼承清政府並且企圖吞併南京政府的“臨時政府”。這顯然違反了孫中山提出辭職三條件的前兩個條件。孫中山以革命領袖的敏銳立即向袁提出異議, 但是, 這時革命陣營內部心懷叵測之徒卻把匕首插向他背後。汪精衛就別有用心地質問:“你不贊成和議, 是捨不得總統嗎?”於是邀約了些同盟會員發表宣言, 提出所謂“五不”主義, “五不”的第一條就是 “不做官”用以威逼孫中山[20]。這一激將法正中孫中山文化人格上的弱點。2月14日, 孫中山便向參議院提出辭職。如果說孫中山就職時在誓詞中表示的虛位以待有感召袁儘快推翻清廷的意向的話, 2月14日提出辭職則進一步體現出其羞於爭權的由儒文化養成的處世哲學。

總之, 孫中山讓位於袁世凱導致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 是諸多因素造成的, 是合力作用的結果。但我們不能因結局的平凡而否認革命的偉大, 無論如何, 資產階級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開闢了歷史的新紀元, 功績是不可泯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