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登基三個月後,就火急火燎地追封孔子先師為王。他說,孔子是天地君親師,持續運用儒家思想的根基不能鬆動。

既然明確了政治方針,那就要切實貫徹了。每年殿試在寒冷時期舉行,雍正怕硯臺結冰,就讓考生們進入太和殿考試,又讓太監多燒爐子以免考生著涼。還有一年,原定在二月開考,結果因極寒天氣延期一個月,雍正擔心考生們路費不夠,特意准許攜帶手爐和厚棉衣入場,並免費提供木炭、薑湯。湖南省的鄉試原設在湖北考試,後來擔心考生經過洞庭湖可能會發生翻船的情況,於是下令在湖南設立試院。

雍正究竟是怎麼死的?乾隆的這道諭旨,或許說出了雍正的真正死因

登基的第六年,雍正忽然心血來潮,下令授冉雍(孔子的弟子)後裔世襲五經博士。他在舉行臨雍釋奠禮前諭告禮部,過去帝王去學宮稱作“幸學”,以此尊崇帝王巡幸,這種稱謂有失嚴肅,以後凡是去太學,一應走賬記注,都要改“幸”為“詣”。

1728年,曲阜孔廟發生火災,燒了大成殿,雍正命令工部前去維修,又煞費苦心地從文字細節入手,對涉及孔廟文化的字和義進行全面避諱,親自題寫“生民未有”四字匾額懸掛在天下學宮。

此外,雍正篤信祥瑞,將此視為上天對他的認可。然而,在一次地震中,雍正的表現卻非常不自信。1730年那場地震之前,忽然狂風暴雨,房屋大面積損毀,雍正驚慌失措,先是跑到船上,後來住進臨時搭建的帳篷。朝鮮英宗為此譏笑他,“可謂駭異矣”。

在孔子面前,在天命思維下,雍正一度表現得像一個聽話的學生,恭恭敬敬,半點兒不敢馬虎。然而,除卻朝政尊孔的外衣後,他真正痴迷的恰恰是佛教,甚至在宮中舉辦法會。

內蒙古王公覲見朝賀,雍正對他說,若蒙古地區因做佛事而人畜興旺,是受他之賜,“朕亦即是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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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1年,雍正在宮中舉行法會,召集當時的資深僧人前來參加,並親自說法,將重用的親王大臣都納入自己門下。莊親王為愛月居士,弘曆為長春居士,張廷玉為澄懷居士……一時間大清佛號聲聲,儼然一座地下佛國。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參與當時頂級宗教學術理論批判,並且延請僧人蔘與國家最高機密,“倚之若左右手”。

對於雍正狂熱的宗教情結,儒家出身的大臣們憂心忡忡,擔心他像梁武帝、嘉靖那樣極端崇佛、崇道,紛紛上疏表達意見:“臣願皇上為堯舜,不願皇上為釋迦。”

一天,雍正請客,大臣侍坐,為了讓雍正高興,有人表現得比雍正還要熱愛佛學,只有戶部侍郎趙殿一聲不吭。雍正就對他說,讓他也談談。趙殿答,他對佛法一無所知。雍正笑著說,讓他儘管試試。趙殿於是用儒家理論加以解釋,弄得雍正哭笑不得,對大臣們說:“真鈍根也。”

雍正曾向翰林院檢討任啟運問起佛教理論,任啟運冷冰冰地說他沒有學過,弄得雍正非常尷尬,只好訕訕地說:“朕知卿非堯舜之道不陳耳。”

雍正非常尊崇的禪師南下,地方官不敢怠慢,全力做好接待工作,漕運總督魏廷珍卻不買賬,給雍正上書以示抗議,說“臣不能從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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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成熟的政治家,雍正雖好佛,但也清醒地表示這對治理天下並無助益,還說喜歡佛學純粹是個人愛好,鄭重地表示沒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他之所以公然撒謊,是因為他認識到,如果不能獲得儒學出身大臣們的理論思想支持,必然會對其政治大業造成嚴重損害。

從孔子到如來,都是雍正裹緊文化專制外衣的手段,把它當作大清最大的軟實力進行推進。然而以他情商之高,卻終究沒能擺脫希冀長生、服食化合物的帝王式俗套。

雍正曾給雲南巡撫鄂爾泰寄濟丹,也送給另一心腹大臣田文鏡,說:“性不涉寒熱溫涼,徵其效亦不在攻擊疾病,惟補益元氣,是乃專功。”他還曾把“金丹”贈予靖邊大將軍及蒙古王公,告訴他們,他自己試過了,這東西很好。

1733年,他開始更為迫切地尋找煉丹的奇能異士,屢次下發相關諭旨,並對如何安排作出規定:“問有此龔倫者,可訪問之。得此人時,著實優禮榮待,作速以安車送至京中……不必聲張招搖,令多人知之。”雖然迫切,卻也儘量採取低調隱瞞手段,可見他也是頗有顧慮。

雖然雍正的猝然去世留下眾多謎團,不可否認的是,長期服食所謂的“金丹”而致病、致死的帝王大有人在。如秦始皇、漢武帝、北魏道武帝等,都曾因妄想長生而服用這種早期的化學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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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駕崩第三天,乾隆就下令把雍正十分信任並供養在宮中的道士趕出去,與此同時發佈諭旨說,雍正日理萬機的片刻閒暇,聽說外邊有延年益壽的煉丹術,明知道都是騙人的,卻抱著好玩看看到底怎麼回事的態度。

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道諭旨等於向天下公佈了雍正的真正死因,他曾經以儒學修身,以佛學修心,又最終死在了妄想長生不老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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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立波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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