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作者圖 | 在門診部排隊
有次，我走丟了，一個人站在門診大廳，來來往往的人推搡著我，找不見領隊護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樓梯方向望去，卻看不清哪裡有口，視線一片模糊，讓我更加緊張害怕。最後，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聲。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緊緊拉著他的胳膊。
無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很怕哪天醒來，眼睛會什麼也看不見。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作者圖 | 在門診部排隊
有次，我走丟了，一個人站在門診大廳，來來往往的人推搡著我，找不見領隊護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樓梯方向望去，卻看不清哪裡有口，視線一片模糊，讓我更加緊張害怕。最後，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聲。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緊緊拉著他的胳膊。
無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很怕哪天醒來，眼睛會什麼也看不見。
和我一同做檢查的病人，都是眼睛出了問題。
黃斑病變，眼病裡的癌症，需要每月定期往眼球底部打針，倒數失明的來臨；視網膜色素變性，號稱失明通知單，不光自己被世界隔離，下一代也難逃厄運；青光眼，最折磨人的定時炸彈，痛起來像有兩把匕首一下一下地捅雙眼。
我曾看到，一位母親哭著感謝醫生幫她十歲不到的孩子擺脫眼痛，以摘除兩個眼球的方式。即使作為旁觀者，醫院任一角都足以讓人心酸悲痛。但住院部裡卻從不會看到病人哭天喊地，大家都出奇地鎮靜。不知是想保留那份脆弱的體面，還是早已不會徒勞較勁。
和其他安靜的病人相比，妞姐總是一副精力十足的樣子，時常讓我忘了她也是個病人。睡過午覺，妞姐問我：“你知不知道東單公園男孩？”
“什麼男孩？”
“東單公園男孩你都不知道？走！咱倆下去溜達溜達。”妞姐兩隻手一拍，又開始興奮起來。
“醫生說外面細菌多，我們不能下樓。”嘴上這麼說，我雙腳還是從床上落下。住院的生活煩悶無聊，有妞姐這麼個活躍的老姐姐帶我外出活動也挺好。
換上自己的衣服，我和妞姐悄悄跨過醫生辦公室，路到電梯間時，一位值班護士正在翻閱資料。妞姐架住我的肩膀，往後一轉：“不要回頭！她沒看見我們。”
東單公園不大，五分鐘不到即可走完一圈，有些身著豔麗的中年男子站在假山上，像是在等人。妞姐伸出手，轉過身正對我：“看我身後11點方向。”
我默數一遍11點，往左前方望去，模糊地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坐在大叔腿上。
妞姐開始向我科普。清朝時起，這裡就是公公、戲班演員、各路特殊愛好男士的感情交流所。建國後，修起來的東單公園是北京城特殊愛情的反應基地。這片假山上，發生過樑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故事，也上演妻子和陌生男子爭搶自家男人戲碼，還有許多男性為了捍衛性取向，和家屬互相毆打。
妞姐越說越亢奮，我只想讓她的音量趕緊降下來：“你到底是來看病還是來找樂子，有這功夫，不如把腰看看。”
“腰肯定得看，週三再去，今天我們的樂子，就是東單男孩。”
六十而耳順，這個判斷對妞姐特別準確。她雖有些滑稽，及時行樂的態度卻讓我非常羨慕。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作者圖 | 在門診部排隊
有次，我走丟了，一個人站在門診大廳，來來往往的人推搡著我，找不見領隊護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樓梯方向望去，卻看不清哪裡有口，視線一片模糊，讓我更加緊張害怕。最後，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聲。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緊緊拉著他的胳膊。
無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很怕哪天醒來，眼睛會什麼也看不見。
和我一同做檢查的病人，都是眼睛出了問題。
黃斑病變，眼病裡的癌症，需要每月定期往眼球底部打針，倒數失明的來臨；視網膜色素變性，號稱失明通知單，不光自己被世界隔離，下一代也難逃厄運；青光眼，最折磨人的定時炸彈，痛起來像有兩把匕首一下一下地捅雙眼。
我曾看到，一位母親哭著感謝醫生幫她十歲不到的孩子擺脫眼痛，以摘除兩個眼球的方式。即使作為旁觀者，醫院任一角都足以讓人心酸悲痛。但住院部裡卻從不會看到病人哭天喊地，大家都出奇地鎮靜。不知是想保留那份脆弱的體面，還是早已不會徒勞較勁。
和其他安靜的病人相比，妞姐總是一副精力十足的樣子，時常讓我忘了她也是個病人。睡過午覺，妞姐問我：“你知不知道東單公園男孩？”
“什麼男孩？”
“東單公園男孩你都不知道？走！咱倆下去溜達溜達。”妞姐兩隻手一拍，又開始興奮起來。
“醫生說外面細菌多，我們不能下樓。”嘴上這麼說，我雙腳還是從床上落下。住院的生活煩悶無聊，有妞姐這麼個活躍的老姐姐帶我外出活動也挺好。
換上自己的衣服，我和妞姐悄悄跨過醫生辦公室，路到電梯間時，一位值班護士正在翻閱資料。妞姐架住我的肩膀，往後一轉：“不要回頭！她沒看見我們。”
東單公園不大，五分鐘不到即可走完一圈，有些身著豔麗的中年男子站在假山上，像是在等人。妞姐伸出手，轉過身正對我：“看我身後11點方向。”
我默數一遍11點，往左前方望去，模糊地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坐在大叔腿上。
妞姐開始向我科普。清朝時起，這裡就是公公、戲班演員、各路特殊愛好男士的感情交流所。建國後，修起來的東單公園是北京城特殊愛情的反應基地。這片假山上，發生過樑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故事，也上演妻子和陌生男子爭搶自家男人戲碼，還有許多男性為了捍衛性取向，和家屬互相毆打。
妞姐越說越亢奮，我只想讓她的音量趕緊降下來：“你到底是來看病還是來找樂子，有這功夫，不如把腰看看。”
“腰肯定得看，週三再去，今天我們的樂子，就是東單男孩。”
六十而耳順，這個判斷對妞姐特別準確。她雖有些滑稽，及時行樂的態度卻讓我非常羨慕。
週三早上，妞姐套上牛仔風衣，向我道別。她要去北京最好的骨科醫院做腰部檢查。
我也沒閒著，跟著護工下樓做了個視野檢查。回到病房，妞姐已經躺在床上，悶悶不樂地望著天花板。
“腰咋樣啊，妞姐。”我懷疑她的檢查結果不太理想。
一整天，妞姐不停抱怨，早上五點去積水潭醫院排隊，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發現身份證沒帶。直到晚上，她也不歇著，在屋裡來回走動，腳上的拖鞋像把鐵鏟，在我耳膜上一層層地刮，我煩躁地坐起身。
見我醒了，妞姐來了精神：“你睡不著，我也睡不著，要不咱倆去看樓下掛號，可熱鬧了，那黃牛說咋排隊就咋排。”
門診大樓外搭了一個棚，掛號窗口設在棚裡。排隊的人從棚裡排到棚外，全都窩在厚重的羽絨服裡，一口接一口地吐白氣，有人乾脆鋪著睡袋蜷縮在地上，等著七點開始搶掛號。
“麻利點兒！全部排成4排，後面的，都排成4排！”一個穿著大紅羽絨服的光頭男從棚裡走出，左手叼煙，右手向人群比劃。人們在他的指揮下井然有序。
大概是怕我看不清楚，妞姐對眼前的盛況不厭其煩地講解。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黃牛號販子，專家號都會被他們搶走，排在後面的人只能撿剩下的。妞姐認為，真著急看病的，願意多花點錢看專家，那些慢慢排隊的都不著急。
我不太認同她的看法，如果病情的急緩是以價格高低來判斷，那醫院為何不分梯價賣號。病人生病心急，遇上黃牛小哥這種油嘴滑舌的雙面膠，都會以為，只要貼上專家，就能解決自己的痛苦。
經過這番寒風呼嘯，回房後，我們很快睡著了。
幾個小時後，屋外傳來幾聲急促的呼喊。我從床上坐起，妞姐衝到門邊，身子靠在門框問：“咋啦？咋啦？”
“32號房有人不行了。”
32號房住的是腎病患者。醫院不允許在病房內安置床位，一張病床配一把椅子，長期陪床的家屬沒法休息。有個女孩在網上買了個行軍床，每晚陪伴患腎病的父親，天亮前再把行軍床摺疊，放在廁所裡。
行軍床買來的第一天，我們都跑去看她組裝。包裝裹得很緊，她咬著嘴脣，用手撕扯下一塊塊麻袋，衰弱的父親躺在病床上，歪著腦袋說了句：“你可真行啊”。
等圍觀的人散去，我走到32號病房門前，側身往裡望。那位父親的病床上空無一人，行軍床還在病床底下躺著。隔壁床的老姐姐唸叨：“走咯，走咯，走咯就解脫咯。”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作者圖 | 在門診部排隊
有次，我走丟了，一個人站在門診大廳，來來往往的人推搡著我，找不見領隊護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樓梯方向望去，卻看不清哪裡有口，視線一片模糊，讓我更加緊張害怕。最後，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聲。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緊緊拉著他的胳膊。
無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很怕哪天醒來，眼睛會什麼也看不見。
和我一同做檢查的病人，都是眼睛出了問題。
黃斑病變，眼病裡的癌症，需要每月定期往眼球底部打針，倒數失明的來臨；視網膜色素變性，號稱失明通知單，不光自己被世界隔離，下一代也難逃厄運；青光眼，最折磨人的定時炸彈，痛起來像有兩把匕首一下一下地捅雙眼。
我曾看到，一位母親哭著感謝醫生幫她十歲不到的孩子擺脫眼痛，以摘除兩個眼球的方式。即使作為旁觀者，醫院任一角都足以讓人心酸悲痛。但住院部裡卻從不會看到病人哭天喊地，大家都出奇地鎮靜。不知是想保留那份脆弱的體面，還是早已不會徒勞較勁。
和其他安靜的病人相比，妞姐總是一副精力十足的樣子，時常讓我忘了她也是個病人。睡過午覺，妞姐問我：“你知不知道東單公園男孩？”
“什麼男孩？”
“東單公園男孩你都不知道？走！咱倆下去溜達溜達。”妞姐兩隻手一拍，又開始興奮起來。
“醫生說外面細菌多，我們不能下樓。”嘴上這麼說，我雙腳還是從床上落下。住院的生活煩悶無聊，有妞姐這麼個活躍的老姐姐帶我外出活動也挺好。
換上自己的衣服，我和妞姐悄悄跨過醫生辦公室，路到電梯間時，一位值班護士正在翻閱資料。妞姐架住我的肩膀，往後一轉：“不要回頭！她沒看見我們。”
東單公園不大，五分鐘不到即可走完一圈，有些身著豔麗的中年男子站在假山上，像是在等人。妞姐伸出手，轉過身正對我：“看我身後11點方向。”
我默數一遍11點，往左前方望去，模糊地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坐在大叔腿上。
妞姐開始向我科普。清朝時起，這裡就是公公、戲班演員、各路特殊愛好男士的感情交流所。建國後，修起來的東單公園是北京城特殊愛情的反應基地。這片假山上，發生過樑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故事，也上演妻子和陌生男子爭搶自家男人戲碼，還有許多男性為了捍衛性取向，和家屬互相毆打。
妞姐越說越亢奮，我只想讓她的音量趕緊降下來：“你到底是來看病還是來找樂子，有這功夫，不如把腰看看。”
“腰肯定得看，週三再去，今天我們的樂子，就是東單男孩。”
六十而耳順，這個判斷對妞姐特別準確。她雖有些滑稽，及時行樂的態度卻讓我非常羨慕。
週三早上，妞姐套上牛仔風衣，向我道別。她要去北京最好的骨科醫院做腰部檢查。
我也沒閒著，跟著護工下樓做了個視野檢查。回到病房，妞姐已經躺在床上，悶悶不樂地望著天花板。
“腰咋樣啊，妞姐。”我懷疑她的檢查結果不太理想。
一整天，妞姐不停抱怨，早上五點去積水潭醫院排隊，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發現身份證沒帶。直到晚上，她也不歇著，在屋裡來回走動，腳上的拖鞋像把鐵鏟，在我耳膜上一層層地刮，我煩躁地坐起身。
見我醒了，妞姐來了精神：“你睡不著，我也睡不著，要不咱倆去看樓下掛號，可熱鬧了，那黃牛說咋排隊就咋排。”
門診大樓外搭了一個棚，掛號窗口設在棚裡。排隊的人從棚裡排到棚外，全都窩在厚重的羽絨服裡，一口接一口地吐白氣，有人乾脆鋪著睡袋蜷縮在地上，等著七點開始搶掛號。
“麻利點兒！全部排成4排，後面的，都排成4排！”一個穿著大紅羽絨服的光頭男從棚裡走出，左手叼煙，右手向人群比劃。人們在他的指揮下井然有序。
大概是怕我看不清楚，妞姐對眼前的盛況不厭其煩地講解。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黃牛號販子，專家號都會被他們搶走，排在後面的人只能撿剩下的。妞姐認為，真著急看病的，願意多花點錢看專家，那些慢慢排隊的都不著急。
我不太認同她的看法，如果病情的急緩是以價格高低來判斷，那醫院為何不分梯價賣號。病人生病心急，遇上黃牛小哥這種油嘴滑舌的雙面膠，都會以為，只要貼上專家，就能解決自己的痛苦。
經過這番寒風呼嘯，回房後，我們很快睡著了。
幾個小時後，屋外傳來幾聲急促的呼喊。我從床上坐起，妞姐衝到門邊，身子靠在門框問：“咋啦？咋啦？”
“32號房有人不行了。”
32號房住的是腎病患者。醫院不允許在病房內安置床位，一張病床配一把椅子，長期陪床的家屬沒法休息。有個女孩在網上買了個行軍床，每晚陪伴患腎病的父親，天亮前再把行軍床摺疊，放在廁所裡。
行軍床買來的第一天，我們都跑去看她組裝。包裝裹得很緊，她咬著嘴脣，用手撕扯下一塊塊麻袋，衰弱的父親躺在病床上，歪著腦袋說了句：“你可真行啊”。
等圍觀的人散去，我走到32號病房門前，側身往裡望。那位父親的病床上空無一人，行軍床還在病床底下躺著。隔壁床的老姐姐唸叨：“走咯，走咯，走咯就解脫咯。”
妞姐的血管炎病情愈加嚴重，主任提供了兩種治療方式。
第一種是口服進口新藥，是目前治療血管炎最新方法，缺點是藥物反應可能會導致腰越來越疼。第二種是全身激素衝激，定期靜脈注射。這是最傳統的治療方法，百分百能控制病情，但藥量又得從最大劑量開始，對腎臟傷害很大。
講完利弊，主任讓妞姐好好考慮。
每隔一小時，妞姐就會問我一遍“你覺得我是吃藥好還是打針好”。在陽臺碰到病人，她也情緒緊張地問：“你現在是吃藥還是打針。”
選擇折磨著妞姐，她不斷扯出一張又一張紙巾，揉出小紙球，最後捏成腦袋大的紙坨，矗在窗臺上。
幾次下樓做檢查回來，病房仍空無一人。走到陽臺才看見，妞姐獨自站在一塊打開的防風玻璃前，把腦袋伸出窗外。
我走過去：“妞姐，還沒想通呢?”
“要能想通，我就不在這兒杵著了。”妞姐帶著哭腔嘀咕。
沒想到一向樂觀的妞姐也有憂慮的時候。對於我平時的沉悶狀態，病友們總是像長輩一樣關懷，彷彿年輕人應該有想不開的問題，而妞姐較上勁，他們只當她在搞笑。看她煩躁的樣子，我忍不住走上前安慰幾句。
隔了兩天，最新一輪檢查結果下來，妞姐查出肺部出了問題。回到病房告訴我最新症狀時，她滿口都是對肺的關心，興奮地給黃牛小哥打電話：“那啥，給我掛個肺科專家，今天下午我就要看。”似乎已經忘記吃藥還是打針的糾結。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作者圖 | 在門診部排隊
有次，我走丟了，一個人站在門診大廳，來來往往的人推搡著我，找不見領隊護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樓梯方向望去，卻看不清哪裡有口，視線一片模糊，讓我更加緊張害怕。最後，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聲。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緊緊拉著他的胳膊。
無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很怕哪天醒來，眼睛會什麼也看不見。
和我一同做檢查的病人，都是眼睛出了問題。
黃斑病變，眼病裡的癌症，需要每月定期往眼球底部打針，倒數失明的來臨；視網膜色素變性，號稱失明通知單，不光自己被世界隔離，下一代也難逃厄運；青光眼，最折磨人的定時炸彈，痛起來像有兩把匕首一下一下地捅雙眼。
我曾看到，一位母親哭著感謝醫生幫她十歲不到的孩子擺脫眼痛，以摘除兩個眼球的方式。即使作為旁觀者，醫院任一角都足以讓人心酸悲痛。但住院部裡卻從不會看到病人哭天喊地，大家都出奇地鎮靜。不知是想保留那份脆弱的體面，還是早已不會徒勞較勁。
和其他安靜的病人相比，妞姐總是一副精力十足的樣子，時常讓我忘了她也是個病人。睡過午覺，妞姐問我：“你知不知道東單公園男孩？”
“什麼男孩？”
“東單公園男孩你都不知道？走！咱倆下去溜達溜達。”妞姐兩隻手一拍，又開始興奮起來。
“醫生說外面細菌多，我們不能下樓。”嘴上這麼說，我雙腳還是從床上落下。住院的生活煩悶無聊，有妞姐這麼個活躍的老姐姐帶我外出活動也挺好。
換上自己的衣服，我和妞姐悄悄跨過醫生辦公室，路到電梯間時，一位值班護士正在翻閱資料。妞姐架住我的肩膀，往後一轉：“不要回頭！她沒看見我們。”
東單公園不大，五分鐘不到即可走完一圈，有些身著豔麗的中年男子站在假山上，像是在等人。妞姐伸出手，轉過身正對我：“看我身後11點方向。”
我默數一遍11點，往左前方望去，模糊地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坐在大叔腿上。
妞姐開始向我科普。清朝時起，這裡就是公公、戲班演員、各路特殊愛好男士的感情交流所。建國後，修起來的東單公園是北京城特殊愛情的反應基地。這片假山上，發生過樑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故事，也上演妻子和陌生男子爭搶自家男人戲碼，還有許多男性為了捍衛性取向，和家屬互相毆打。
妞姐越說越亢奮，我只想讓她的音量趕緊降下來：“你到底是來看病還是來找樂子，有這功夫，不如把腰看看。”
“腰肯定得看，週三再去，今天我們的樂子，就是東單男孩。”
六十而耳順，這個判斷對妞姐特別準確。她雖有些滑稽，及時行樂的態度卻讓我非常羨慕。
週三早上，妞姐套上牛仔風衣，向我道別。她要去北京最好的骨科醫院做腰部檢查。
我也沒閒著，跟著護工下樓做了個視野檢查。回到病房，妞姐已經躺在床上，悶悶不樂地望著天花板。
“腰咋樣啊，妞姐。”我懷疑她的檢查結果不太理想。
一整天，妞姐不停抱怨，早上五點去積水潭醫院排隊，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發現身份證沒帶。直到晚上，她也不歇著，在屋裡來回走動，腳上的拖鞋像把鐵鏟，在我耳膜上一層層地刮，我煩躁地坐起身。
見我醒了，妞姐來了精神：“你睡不著，我也睡不著，要不咱倆去看樓下掛號，可熱鬧了，那黃牛說咋排隊就咋排。”
門診大樓外搭了一個棚，掛號窗口設在棚裡。排隊的人從棚裡排到棚外，全都窩在厚重的羽絨服裡，一口接一口地吐白氣，有人乾脆鋪著睡袋蜷縮在地上，等著七點開始搶掛號。
“麻利點兒！全部排成4排，後面的，都排成4排！”一個穿著大紅羽絨服的光頭男從棚裡走出，左手叼煙，右手向人群比劃。人們在他的指揮下井然有序。
大概是怕我看不清楚，妞姐對眼前的盛況不厭其煩地講解。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黃牛號販子，專家號都會被他們搶走，排在後面的人只能撿剩下的。妞姐認為，真著急看病的，願意多花點錢看專家，那些慢慢排隊的都不著急。
我不太認同她的看法，如果病情的急緩是以價格高低來判斷，那醫院為何不分梯價賣號。病人生病心急，遇上黃牛小哥這種油嘴滑舌的雙面膠，都會以為，只要貼上專家，就能解決自己的痛苦。
經過這番寒風呼嘯，回房後，我們很快睡著了。
幾個小時後，屋外傳來幾聲急促的呼喊。我從床上坐起，妞姐衝到門邊，身子靠在門框問：“咋啦？咋啦？”
“32號房有人不行了。”
32號房住的是腎病患者。醫院不允許在病房內安置床位，一張病床配一把椅子，長期陪床的家屬沒法休息。有個女孩在網上買了個行軍床，每晚陪伴患腎病的父親，天亮前再把行軍床摺疊，放在廁所裡。
行軍床買來的第一天，我們都跑去看她組裝。包裝裹得很緊，她咬著嘴脣，用手撕扯下一塊塊麻袋，衰弱的父親躺在病床上，歪著腦袋說了句：“你可真行啊”。
等圍觀的人散去，我走到32號病房門前，側身往裡望。那位父親的病床上空無一人，行軍床還在病床底下躺著。隔壁床的老姐姐唸叨：“走咯，走咯，走咯就解脫咯。”
妞姐的血管炎病情愈加嚴重，主任提供了兩種治療方式。
第一種是口服進口新藥，是目前治療血管炎最新方法，缺點是藥物反應可能會導致腰越來越疼。第二種是全身激素衝激，定期靜脈注射。這是最傳統的治療方法，百分百能控制病情，但藥量又得從最大劑量開始，對腎臟傷害很大。
講完利弊，主任讓妞姐好好考慮。
每隔一小時，妞姐就會問我一遍“你覺得我是吃藥好還是打針好”。在陽臺碰到病人，她也情緒緊張地問：“你現在是吃藥還是打針。”
選擇折磨著妞姐，她不斷扯出一張又一張紙巾，揉出小紙球，最後捏成腦袋大的紙坨，矗在窗臺上。
幾次下樓做檢查回來，病房仍空無一人。走到陽臺才看見，妞姐獨自站在一塊打開的防風玻璃前，把腦袋伸出窗外。
我走過去：“妞姐，還沒想通呢?”
“要能想通，我就不在這兒杵著了。”妞姐帶著哭腔嘀咕。
沒想到一向樂觀的妞姐也有憂慮的時候。對於我平時的沉悶狀態，病友們總是像長輩一樣關懷，彷彿年輕人應該有想不開的問題，而妞姐較上勁，他們只當她在搞笑。看她煩躁的樣子，我忍不住走上前安慰幾句。
隔了兩天，最新一輪檢查結果下來，妞姐查出肺部出了問題。回到病房告訴我最新症狀時，她滿口都是對肺的關心，興奮地給黃牛小哥打電話：“那啥，給我掛個肺科專家，今天下午我就要看。”似乎已經忘記吃藥還是打針的糾結。
作者圖 | 常吃的激素藥
次日，我的全部檢查結果出來了。主任說，我的眼睛只有萬分之三的概率康復。學電影四年，我看過很多突遭大病的電影角色，從沒想過有一天，這樣的轉折會落在自己身上。想到以後昔日同學紛紛步入熱愛的電影行業，自己卻只能睜著無法聚焦的眼睛傻笑，我癱倒在床上，一串接一串地掉眼淚。
老爸來看我，淡定地說：“不要想那麼多，醫生就喜歡往嚴重了說。”看著老爸勉強的笑，我更難過了。我厭煩安慰病人的情節，但作為病人自己，卻沒勇氣直面病情，更沒法迴避這個問題。只要張開眼，模糊的視角就會告訴自己，我不是一個正常人。
妞姐得知我的病情，試圖安慰我：“我東北老家有一餐館，全是耳朵鼻子眼睛不行的人搞的，我看，就那盲人坐在那兒最威風，每天指揮這個指揮那個，回頭你也……”話沒說完，妞姐被人拍了兩掌。
房間再次陷入沉默。我不禁抬起頭，撲哧一聲笑出來。
“我說話不好聽，但我說的是實理兒，對不？”妞姐開口。我早已習慣她的措辭，點點頭說不介意。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作者圖 | 在門診部排隊
有次，我走丟了，一個人站在門診大廳，來來往往的人推搡著我，找不見領隊護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樓梯方向望去，卻看不清哪裡有口，視線一片模糊，讓我更加緊張害怕。最後，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聲。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緊緊拉著他的胳膊。
無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很怕哪天醒來，眼睛會什麼也看不見。
和我一同做檢查的病人，都是眼睛出了問題。
黃斑病變，眼病裡的癌症，需要每月定期往眼球底部打針，倒數失明的來臨；視網膜色素變性，號稱失明通知單，不光自己被世界隔離，下一代也難逃厄運；青光眼，最折磨人的定時炸彈，痛起來像有兩把匕首一下一下地捅雙眼。
我曾看到，一位母親哭著感謝醫生幫她十歲不到的孩子擺脫眼痛，以摘除兩個眼球的方式。即使作為旁觀者，醫院任一角都足以讓人心酸悲痛。但住院部裡卻從不會看到病人哭天喊地，大家都出奇地鎮靜。不知是想保留那份脆弱的體面，還是早已不會徒勞較勁。
和其他安靜的病人相比，妞姐總是一副精力十足的樣子，時常讓我忘了她也是個病人。睡過午覺，妞姐問我：“你知不知道東單公園男孩？”
“什麼男孩？”
“東單公園男孩你都不知道？走！咱倆下去溜達溜達。”妞姐兩隻手一拍，又開始興奮起來。
“醫生說外面細菌多，我們不能下樓。”嘴上這麼說，我雙腳還是從床上落下。住院的生活煩悶無聊，有妞姐這麼個活躍的老姐姐帶我外出活動也挺好。
換上自己的衣服，我和妞姐悄悄跨過醫生辦公室，路到電梯間時，一位值班護士正在翻閱資料。妞姐架住我的肩膀，往後一轉：“不要回頭！她沒看見我們。”
東單公園不大，五分鐘不到即可走完一圈，有些身著豔麗的中年男子站在假山上，像是在等人。妞姐伸出手，轉過身正對我：“看我身後11點方向。”
我默數一遍11點，往左前方望去，模糊地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坐在大叔腿上。
妞姐開始向我科普。清朝時起，這裡就是公公、戲班演員、各路特殊愛好男士的感情交流所。建國後，修起來的東單公園是北京城特殊愛情的反應基地。這片假山上，發生過樑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故事，也上演妻子和陌生男子爭搶自家男人戲碼，還有許多男性為了捍衛性取向，和家屬互相毆打。
妞姐越說越亢奮，我只想讓她的音量趕緊降下來：“你到底是來看病還是來找樂子，有這功夫，不如把腰看看。”
“腰肯定得看，週三再去，今天我們的樂子，就是東單男孩。”
六十而耳順，這個判斷對妞姐特別準確。她雖有些滑稽，及時行樂的態度卻讓我非常羨慕。
週三早上，妞姐套上牛仔風衣，向我道別。她要去北京最好的骨科醫院做腰部檢查。
我也沒閒著，跟著護工下樓做了個視野檢查。回到病房，妞姐已經躺在床上，悶悶不樂地望著天花板。
“腰咋樣啊，妞姐。”我懷疑她的檢查結果不太理想。
一整天，妞姐不停抱怨，早上五點去積水潭醫院排隊，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發現身份證沒帶。直到晚上，她也不歇著，在屋裡來回走動，腳上的拖鞋像把鐵鏟，在我耳膜上一層層地刮，我煩躁地坐起身。
見我醒了，妞姐來了精神：“你睡不著，我也睡不著，要不咱倆去看樓下掛號，可熱鬧了，那黃牛說咋排隊就咋排。”
門診大樓外搭了一個棚，掛號窗口設在棚裡。排隊的人從棚裡排到棚外，全都窩在厚重的羽絨服裡，一口接一口地吐白氣，有人乾脆鋪著睡袋蜷縮在地上，等著七點開始搶掛號。
“麻利點兒！全部排成4排，後面的，都排成4排！”一個穿著大紅羽絨服的光頭男從棚裡走出，左手叼煙，右手向人群比劃。人們在他的指揮下井然有序。
大概是怕我看不清楚，妞姐對眼前的盛況不厭其煩地講解。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黃牛號販子，專家號都會被他們搶走，排在後面的人只能撿剩下的。妞姐認為，真著急看病的，願意多花點錢看專家，那些慢慢排隊的都不著急。
我不太認同她的看法，如果病情的急緩是以價格高低來判斷，那醫院為何不分梯價賣號。病人生病心急，遇上黃牛小哥這種油嘴滑舌的雙面膠，都會以為，只要貼上專家，就能解決自己的痛苦。
經過這番寒風呼嘯，回房後，我們很快睡著了。
幾個小時後，屋外傳來幾聲急促的呼喊。我從床上坐起，妞姐衝到門邊，身子靠在門框問：“咋啦？咋啦？”
“32號房有人不行了。”
32號房住的是腎病患者。醫院不允許在病房內安置床位，一張病床配一把椅子，長期陪床的家屬沒法休息。有個女孩在網上買了個行軍床，每晚陪伴患腎病的父親，天亮前再把行軍床摺疊，放在廁所裡。
行軍床買來的第一天，我們都跑去看她組裝。包裝裹得很緊，她咬著嘴脣，用手撕扯下一塊塊麻袋，衰弱的父親躺在病床上，歪著腦袋說了句：“你可真行啊”。
等圍觀的人散去，我走到32號病房門前，側身往裡望。那位父親的病床上空無一人，行軍床還在病床底下躺著。隔壁床的老姐姐唸叨：“走咯，走咯，走咯就解脫咯。”
妞姐的血管炎病情愈加嚴重，主任提供了兩種治療方式。
第一種是口服進口新藥，是目前治療血管炎最新方法，缺點是藥物反應可能會導致腰越來越疼。第二種是全身激素衝激，定期靜脈注射。這是最傳統的治療方法，百分百能控制病情，但藥量又得從最大劑量開始，對腎臟傷害很大。
講完利弊，主任讓妞姐好好考慮。
每隔一小時，妞姐就會問我一遍“你覺得我是吃藥好還是打針好”。在陽臺碰到病人，她也情緒緊張地問：“你現在是吃藥還是打針。”
選擇折磨著妞姐，她不斷扯出一張又一張紙巾，揉出小紙球，最後捏成腦袋大的紙坨，矗在窗臺上。
幾次下樓做檢查回來，病房仍空無一人。走到陽臺才看見，妞姐獨自站在一塊打開的防風玻璃前，把腦袋伸出窗外。
我走過去：“妞姐，還沒想通呢?”
“要能想通，我就不在這兒杵著了。”妞姐帶著哭腔嘀咕。
沒想到一向樂觀的妞姐也有憂慮的時候。對於我平時的沉悶狀態，病友們總是像長輩一樣關懷，彷彿年輕人應該有想不開的問題，而妞姐較上勁，他們只當她在搞笑。看她煩躁的樣子，我忍不住走上前安慰幾句。
隔了兩天，最新一輪檢查結果下來，妞姐查出肺部出了問題。回到病房告訴我最新症狀時，她滿口都是對肺的關心，興奮地給黃牛小哥打電話：“那啥，給我掛個肺科專家，今天下午我就要看。”似乎已經忘記吃藥還是打針的糾結。
作者圖 | 常吃的激素藥
次日，我的全部檢查結果出來了。主任說，我的眼睛只有萬分之三的概率康復。學電影四年，我看過很多突遭大病的電影角色，從沒想過有一天，這樣的轉折會落在自己身上。想到以後昔日同學紛紛步入熱愛的電影行業，自己卻只能睜著無法聚焦的眼睛傻笑，我癱倒在床上，一串接一串地掉眼淚。
老爸來看我，淡定地說：“不要想那麼多，醫生就喜歡往嚴重了說。”看著老爸勉強的笑，我更難過了。我厭煩安慰病人的情節，但作為病人自己，卻沒勇氣直面病情，更沒法迴避這個問題。只要張開眼，模糊的視角就會告訴自己，我不是一個正常人。
妞姐得知我的病情，試圖安慰我：“我東北老家有一餐館，全是耳朵鼻子眼睛不行的人搞的，我看，就那盲人坐在那兒最威風，每天指揮這個指揮那個，回頭你也……”話沒說完，妞姐被人拍了兩掌。
房間再次陷入沉默。我不禁抬起頭，撲哧一聲笑出來。
“我說話不好聽，但我說的是實理兒，對不？”妞姐開口。我早已習慣她的措辭，點點頭說不介意。
出院前夜，我和妞姐環繞著大樓散步，聊了很多小時候的事。妞姐講自己如何練上標槍，走出農村，進入哈爾濱標槍隊，又如何遇到老伴兒，在哈爾濱安家。
講到看病，妞姐說是老天安排，既讓她當上運動員有口飯吃，又讓她積勞成疾，退休後一身病。“老天爺不會一股腦地只給好處，一定是蜜糖加砒霜。”
我原本以為，妞姐是個長不大的年輕人，會較勁，想要逃離現狀。其實，從一萬一天的無菌病房逃離那天起，她就已經接受問題連著問題的生活。吃藥是生活，看病是生活，連痛苦，也是生活。
妞姐反覆輾轉醫院的熱情，似乎讓我看到自己以後的生活。我一直以為，變老的標誌是白髮上頭，皺紋上臉，現在才意識到，變老的標誌是直面生活的磨難。
“聽說考你們學校的人，老多了，新聞說考上的概率是好幾萬分之一。你也忒厲害啊，生病這點兒小事兒，能過去的。”妞姐拍了拍我的後背。
妞姐的話讓我有些振奮。比起眼睛康復，考大學難了幾十倍，我都能考上，或許有一天，眼睛也會奇蹟般的康復。
走回病房，我本以為會失眠，沒想到睡得非常安穩。
第二天，還沒吃完早飯，老爸就來接我出院了。醫生給我開了幾大袋藥，其中有瓶激素，是免疫病人的保命藥，醫生跟我開玩笑，說最好走到哪裡都帶一瓶。
脫下穿得起皺的病服，換上自己的衣裳，我居然感覺沒有病服寬大舒坦。穿好了鞋，我轉頭望向妞姐，發現她也正望著我。
想到以後再難見到她，我竟有幾分不捨。妞姐一臉傻笑，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啥，你有我微信，沒事兒給我通電話啊。”
我點了點頭。
常住在三甲醫院裡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病痛呻吟，消毒水的味道，急救駭然閃爍的紅光，大悲大喜的跌宕讓生命體驗被摺疊。剛剛畢業的女大學生患上視神經萎縮，幾近失明，在一位醫院常住病人的指引下，她看見了另一個奇異世界。
2016年2月，清早醒來，我發覺眼睛像被蒙上一層白霧，瞳孔中部視線模糊，只有四周能看清楚。
老爸帶我去了東城區一家三甲醫院檢查。醫生說，是因為我長期熬夜，勞累過度，免疫系統出了問題，進而導致視神經萎縮，需要住院診察。
回家收拾完行李，老爸送我住進這家醫院的免疫內科病房。電梯門關上的那一刻，我看到他埋頭抬起手，一定是偷偷抹了眼淚。我也有些酸楚，在北京學了四年電影，最後的畢業大禮竟是一個鏡頭也看不清。
我剛要踏進病房，一個操著濃重東北口音的胖女人貼上來。她60多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短髮，髮質粗硬，小小的眼睛眯成一條縫，咧著大嘴說：“哎呀媽呀，你就是6號了，我是5號，咱倆以後是一個屋的人了，你就叫我妞姐吧。”
病房門窄，我還提著大袋入院行李，瞬間，我倆卡在門上。我有些反感，趕緊用書包擋住胖女人的熱情，轉身擠進病房。
聽說，我睡的這張病床，剛剛送走一個女孩，和我一樣22歲，也是視神經萎縮，最後雙目失明。我掏出洗面奶、洗髮露、沐浴露，重重地立在床頭櫃上，暗暗發誓，不治好眼睛，我就不出院。
妞姐站在陽臺上向我招手：“6號！到這兒來。”
整棟住院部大樓的陽臺連成圈，外面一層防風玻璃，裡面是一層落地窗，中間形成一條通道，包裹一間間病房。穿著條紋病服、年紀在五六十歲上下的病人，都在通道處鍛鍊，見我走近，紛紛轉頭看向我。儘管看不清他們的眼神，但我知道，他們一定在猜，這個年輕人到底得了什麼怪病。
妞姐額頭貼窗，眯眼盯著樓下：“看！皇城美景第一景，十里長街送夕陽。”我望下樓。讀書四年，我爬過無數號稱能看到最美長安街的高樓，不想，最寬闊的視角竟是住院部大樓。
只可惜，我只能看清美景的局部。我近視300度，平時很少帶眼鏡，如今，帶上眼鏡也沒用了。
住院第一晚，我心神難眠，耳邊不斷傳來有人在床上翻來覆去的聲音，煩躁得不行。我坐起身，想去衛生間，模糊中瞥見隔壁床邊似乎有個人影。我立馬起了層雞皮疙瘩，戰戰兢兢地問：“是人是鬼？”
“當然是人啊。不是人就好了，我就沒那麼多病了。”是妞姐。
她直起身，和我一起去衛生間。等妞姐出來時，洗手檯的一個水龍頭突然噴水。我驚慌地抬起頭，旁邊沒人，鏡面裡也沒有人。
我心臟快要跳出喉嚨，盯著妞姐所在的隔間問：“妞姐，你好了嗎？”
隔間的門開了，妞姐出來了。
我湊到她身旁：“我剛才好像看見鬼了。”
“原來你眼睛有這特異功能啊，還能看鬼？你先把人看清楚吧。”妞姐肥碩的右手搭在我肩上，像在傳遞安全感，推我走回病房。
住院部的一切白色祥和，病人們因與世隔絕而無慾無求，時常討論的，都是上通凌霄、下達市井的直言爽語，我很快和他們熟絡。
妞姐喜歡串門嘮嗑，給混熟的病友取外號，是整個樓層的諧星。
年輕時，妞姐是職業標槍運動員，落下了腰肌勞損的毛病。如今，她患上血管炎，吃激素藥加重全身關節骨頭惡化，走路需扶著腰，晚上也很難睡好。入院三天，我像是過了三年，每晚聽她在床上鬧騰。
早些年彩票興起，妞姐靠買黑彩票賺了不少錢，她想買筆大的就金盆洗手，沒想到賠了十萬塊。因此，她患上抑鬱症。不知是藥物的副作用，還是長期待在家，某天清晨，她感覺自己被世界隔了音。本以為是房間太安靜，可電視音量調到最大，她也沒聽到任何聲音。
她先去哈爾濱一家醫院做了檢查，輾轉到北京做手術。來來回回地折騰，妞姐把醫保轉到北京，做了一次全面檢查。
沒想到，這次妞姐真的中了頭獎，罕見的真菌癌降臨她身上。沒等聽懂病名，妞姐就被推進了病房。那是個豪華單間，長安街風景房，藍白相間的地中海風格。護工推著搭配齊全的營養餐，坐在床前一口一口餵飯，妞姐感嘆：“你們服務真好啊，幾個專家一塊兒給我看病，這病房也是，又寬又幹淨。”
護工穿著設計高雅的職業裝，輕聲說：“您住的是無菌病房，一般人就是有病，也住不起呢。”
妞姐僵住表情：“這病房住一晚多少來著？”
“好像是一萬，具體還要看給您開到哪些用藥和監護配置。”聽了這話，妞姐從床上彈起，雙腳蹭入鞋，取下掛在牆上的衣服和包，頭也不回地走了。
“慈禧睡的床啊，一晚上一萬？我寧願立馬倒頭就死。”
聽到這，眾人哈哈大笑。我卻擠不出笑意，追問：“之後您沒再檢查過？身體沒其他異樣？”
“我回東北待了一兩年都沒事兒。後來鼻子出了問題，和水龍頭一樣嘩嘩流血。趕緊我又來北京，醫生說，這些病都是血管炎造成的。我一年來複查三次，有幾個小大夫還是我看著長大的。”
話音落地，圍在一起的病人們紛紛感嘆，自己也是這家醫院的忠實老客戶，一不小心，就在這裡從中年步入老年。想到自己也會成為這家醫院的老客戶，我有點難過。
“吃飯了啊！”
高亮的叫喊聲在門外響起。病房裡沒有時鐘，我們也不看手機，這四個字就是隔世大樓裡的擺鐘，每隔五小時敲一次。
每天，大家躺在病床上，等著護工叫號帶領我們下樓檢查。病人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護工在前面帶隊，排在後面的人走著走著，就會不小心走入其他隊伍。做完檢查，我們同時鼓掌，對護工大喊“謝謝您”。
整個過程，像極了電影裡的人工智能時代，大家套著制服，跟隨領隊去實驗室做數據檢測，之後整齊劃一地回到各自居住的標間。
作者圖 | 在門診部排隊
有次，我走丟了，一個人站在門診大廳，來來往往的人推搡著我，找不見領隊護工和相熟的病友。我往樓梯方向望去，卻看不清哪裡有口，視線一片模糊，讓我更加緊張害怕。最後，隔壁病房的大叔叫了我一聲。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我緊緊拉著他的胳膊。
無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很怕哪天醒來，眼睛會什麼也看不見。
和我一同做檢查的病人，都是眼睛出了問題。
黃斑病變，眼病裡的癌症，需要每月定期往眼球底部打針，倒數失明的來臨；視網膜色素變性，號稱失明通知單，不光自己被世界隔離，下一代也難逃厄運；青光眼，最折磨人的定時炸彈，痛起來像有兩把匕首一下一下地捅雙眼。
我曾看到，一位母親哭著感謝醫生幫她十歲不到的孩子擺脫眼痛，以摘除兩個眼球的方式。即使作為旁觀者，醫院任一角都足以讓人心酸悲痛。但住院部裡卻從不會看到病人哭天喊地，大家都出奇地鎮靜。不知是想保留那份脆弱的體面，還是早已不會徒勞較勁。
和其他安靜的病人相比，妞姐總是一副精力十足的樣子，時常讓我忘了她也是個病人。睡過午覺，妞姐問我：“你知不知道東單公園男孩？”
“什麼男孩？”
“東單公園男孩你都不知道？走！咱倆下去溜達溜達。”妞姐兩隻手一拍，又開始興奮起來。
“醫生說外面細菌多，我們不能下樓。”嘴上這麼說，我雙腳還是從床上落下。住院的生活煩悶無聊，有妞姐這麼個活躍的老姐姐帶我外出活動也挺好。
換上自己的衣服，我和妞姐悄悄跨過醫生辦公室，路到電梯間時，一位值班護士正在翻閱資料。妞姐架住我的肩膀，往後一轉：“不要回頭！她沒看見我們。”
東單公園不大，五分鐘不到即可走完一圈，有些身著豔麗的中年男子站在假山上，像是在等人。妞姐伸出手，轉過身正對我：“看我身後11點方向。”
我默數一遍11點，往左前方望去，模糊地看見一個年輕男子坐在大叔腿上。
妞姐開始向我科普。清朝時起，這裡就是公公、戲班演員、各路特殊愛好男士的感情交流所。建國後，修起來的東單公園是北京城特殊愛情的反應基地。這片假山上，發生過樑山伯與祝英臺的愛情故事，也上演妻子和陌生男子爭搶自家男人戲碼，還有許多男性為了捍衛性取向，和家屬互相毆打。
妞姐越說越亢奮，我只想讓她的音量趕緊降下來：“你到底是來看病還是來找樂子，有這功夫，不如把腰看看。”
“腰肯定得看，週三再去，今天我們的樂子，就是東單男孩。”
六十而耳順，這個判斷對妞姐特別準確。她雖有些滑稽，及時行樂的態度卻讓我非常羨慕。
週三早上，妞姐套上牛仔風衣，向我道別。她要去北京最好的骨科醫院做腰部檢查。
我也沒閒著，跟著護工下樓做了個視野檢查。回到病房，妞姐已經躺在床上，悶悶不樂地望著天花板。
“腰咋樣啊，妞姐。”我懷疑她的檢查結果不太理想。
一整天，妞姐不停抱怨，早上五點去積水潭醫院排隊，好不容易排到窗口，發現身份證沒帶。直到晚上，她也不歇著，在屋裡來回走動，腳上的拖鞋像把鐵鏟，在我耳膜上一層層地刮，我煩躁地坐起身。
見我醒了，妞姐來了精神：“你睡不著，我也睡不著，要不咱倆去看樓下掛號，可熱鬧了，那黃牛說咋排隊就咋排。”
門診大樓外搭了一個棚，掛號窗口設在棚裡。排隊的人從棚裡排到棚外，全都窩在厚重的羽絨服裡，一口接一口地吐白氣，有人乾脆鋪著睡袋蜷縮在地上，等著七點開始搶掛號。
“麻利點兒！全部排成4排，後面的，都排成4排！”一個穿著大紅羽絨服的光頭男從棚裡走出，左手叼煙，右手向人群比劃。人們在他的指揮下井然有序。
大概是怕我看不清楚，妞姐對眼前的盛況不厭其煩地講解。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黃牛號販子，專家號都會被他們搶走，排在後面的人只能撿剩下的。妞姐認為，真著急看病的，願意多花點錢看專家，那些慢慢排隊的都不著急。
我不太認同她的看法，如果病情的急緩是以價格高低來判斷，那醫院為何不分梯價賣號。病人生病心急，遇上黃牛小哥這種油嘴滑舌的雙面膠，都會以為，只要貼上專家，就能解決自己的痛苦。
經過這番寒風呼嘯，回房後，我們很快睡著了。
幾個小時後，屋外傳來幾聲急促的呼喊。我從床上坐起，妞姐衝到門邊，身子靠在門框問：“咋啦？咋啦？”
“32號房有人不行了。”
32號房住的是腎病患者。醫院不允許在病房內安置床位，一張病床配一把椅子，長期陪床的家屬沒法休息。有個女孩在網上買了個行軍床，每晚陪伴患腎病的父親，天亮前再把行軍床摺疊，放在廁所裡。
行軍床買來的第一天，我們都跑去看她組裝。包裝裹得很緊，她咬著嘴脣，用手撕扯下一塊塊麻袋，衰弱的父親躺在病床上，歪著腦袋說了句：“你可真行啊”。
等圍觀的人散去，我走到32號病房門前，側身往裡望。那位父親的病床上空無一人，行軍床還在病床底下躺著。隔壁床的老姐姐唸叨：“走咯，走咯，走咯就解脫咯。”
妞姐的血管炎病情愈加嚴重，主任提供了兩種治療方式。
第一種是口服進口新藥，是目前治療血管炎最新方法，缺點是藥物反應可能會導致腰越來越疼。第二種是全身激素衝激，定期靜脈注射。這是最傳統的治療方法，百分百能控制病情，但藥量又得從最大劑量開始，對腎臟傷害很大。
講完利弊，主任讓妞姐好好考慮。
每隔一小時，妞姐就會問我一遍“你覺得我是吃藥好還是打針好”。在陽臺碰到病人，她也情緒緊張地問：“你現在是吃藥還是打針。”
選擇折磨著妞姐，她不斷扯出一張又一張紙巾，揉出小紙球，最後捏成腦袋大的紙坨，矗在窗臺上。
幾次下樓做檢查回來，病房仍空無一人。走到陽臺才看見，妞姐獨自站在一塊打開的防風玻璃前，把腦袋伸出窗外。
我走過去：“妞姐，還沒想通呢?”
“要能想通，我就不在這兒杵著了。”妞姐帶著哭腔嘀咕。
沒想到一向樂觀的妞姐也有憂慮的時候。對於我平時的沉悶狀態，病友們總是像長輩一樣關懷，彷彿年輕人應該有想不開的問題，而妞姐較上勁，他們只當她在搞笑。看她煩躁的樣子，我忍不住走上前安慰幾句。
隔了兩天，最新一輪檢查結果下來，妞姐查出肺部出了問題。回到病房告訴我最新症狀時，她滿口都是對肺的關心，興奮地給黃牛小哥打電話：“那啥，給我掛個肺科專家，今天下午我就要看。”似乎已經忘記吃藥還是打針的糾結。
作者圖 | 常吃的激素藥
次日，我的全部檢查結果出來了。主任說，我的眼睛只有萬分之三的概率康復。學電影四年，我看過很多突遭大病的電影角色，從沒想過有一天，這樣的轉折會落在自己身上。想到以後昔日同學紛紛步入熱愛的電影行業，自己卻只能睜著無法聚焦的眼睛傻笑，我癱倒在床上，一串接一串地掉眼淚。
老爸來看我，淡定地說：“不要想那麼多，醫生就喜歡往嚴重了說。”看著老爸勉強的笑，我更難過了。我厭煩安慰病人的情節，但作為病人自己，卻沒勇氣直面病情，更沒法迴避這個問題。只要張開眼，模糊的視角就會告訴自己，我不是一個正常人。
妞姐得知我的病情，試圖安慰我：“我東北老家有一餐館，全是耳朵鼻子眼睛不行的人搞的，我看，就那盲人坐在那兒最威風，每天指揮這個指揮那個，回頭你也……”話沒說完，妞姐被人拍了兩掌。
房間再次陷入沉默。我不禁抬起頭，撲哧一聲笑出來。
“我說話不好聽，但我說的是實理兒，對不？”妞姐開口。我早已習慣她的措辭，點點頭說不介意。
出院前夜，我和妞姐環繞著大樓散步，聊了很多小時候的事。妞姐講自己如何練上標槍，走出農村，進入哈爾濱標槍隊，又如何遇到老伴兒，在哈爾濱安家。
講到看病，妞姐說是老天安排，既讓她當上運動員有口飯吃，又讓她積勞成疾，退休後一身病。“老天爺不會一股腦地只給好處，一定是蜜糖加砒霜。”
我原本以為，妞姐是個長不大的年輕人，會較勁，想要逃離現狀。其實，從一萬一天的無菌病房逃離那天起，她就已經接受問題連著問題的生活。吃藥是生活，看病是生活，連痛苦，也是生活。
妞姐反覆輾轉醫院的熱情，似乎讓我看到自己以後的生活。我一直以為，變老的標誌是白髮上頭，皺紋上臉，現在才意識到，變老的標誌是直面生活的磨難。
“聽說考你們學校的人，老多了，新聞說考上的概率是好幾萬分之一。你也忒厲害啊，生病這點兒小事兒，能過去的。”妞姐拍了拍我的後背。
妞姐的話讓我有些振奮。比起眼睛康復，考大學難了幾十倍，我都能考上，或許有一天，眼睛也會奇蹟般的康復。
走回病房，我本以為會失眠，沒想到睡得非常安穩。
第二天，還沒吃完早飯，老爸就來接我出院了。醫生給我開了幾大袋藥，其中有瓶激素，是免疫病人的保命藥，醫生跟我開玩笑，說最好走到哪裡都帶一瓶。
脫下穿得起皺的病服，換上自己的衣裳，我居然感覺沒有病服寬大舒坦。穿好了鞋，我轉頭望向妞姐，發現她也正望著我。
想到以後再難見到她，我竟有幾分不捨。妞姐一臉傻笑，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啥，你有我微信，沒事兒給我通電話啊。”
我點了點頭。
作者圖 | 每天吃的保健品
出院後，我每天要搭配吃八種保健品，雖沒創造萬分之三的奇蹟，但視力保持0.1，沒有惡化。閒時，我想起妞姐，撥通了她的電話。
電話裡，妞姐還是那樣幽默：“那啥，我已經打激素了，打針其實比吃藥方便，一個月一次，就跟蚊子咬一樣，眼睛一閉一睜就好了。”
“不是說副作用很大嗎？腎臟怎麼樣？”
“哎呀媽呀，這人就算一點毛病沒有，腎臟也在衰竭。”
大學時，我常能在影視作品看到妞姐這樣的角色，沒想到現實生活中，真有把病痛講成段子的老頑童。
我想起醫院衛生間那個突然噴水的水龍頭，並不是因為鬧鬼。妞姐告訴我，水龍頭也生病了，時常自動噴水，已經好多年了。對此，大家習以為常，只要還能感應噴水，就會繼續使用。
- END -
作者 | 井莞爾
編輯 | 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