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寫 信息時報記者 馮鈺
上世紀90年代初，“後嶺南”這一廣東本地的藝術現象或者說藝術家群體在珠三角地區出現，2002年時，廣東美術館曾經以“現象——後嶺南與廣東新水墨”為題對其進行梳理與討論，時隔多年，2017年3月28日，由廣東美術館、廣東省美術家協會、廣東省中國畫學會主辦的“後嶺南與珠三角”展覽在廣東美術館開幕，再次啟動對“後嶺南”這一廣東歷史上的新水墨美術群體現象的整體回顧，同時也是對珠三角水墨實驗的先行者們的當下狀態的一次呈現。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紹強表示，從1990年代“後嶺南”這個概念第一次被提出到如今，早年參加“後嶺南”展覽的藝術家們已經成為了廣東地區藝術的中堅力量。從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來看，廣東地區的當代藝術也逐漸從邊緣走出，凸顯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其中，“後嶺南”的出現，逐漸從一種文化策略，蛻變成一種對文化身份的探索和嘗試。
展覽分為四個部分，分別是“融鑄”、“潛變”、“交匯”與“移易”。以這樣四個關鍵詞為核心，東西博弈或是南北互參，無不是求新、求變、求自我定位、求多元。走進廣東美術館一樓，首先注意到的是走廊上的一張時間軸——從1979年至今，軸的上半部分列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重要的社會、經濟事件；下半部分列出的則是同時期美術界關於中國畫發展方向以及“新水墨”、“後嶺南”的討論、研究、出版與展覽。兩者並行，讓觀者直觀地感受到“後嶺南”這一概念產生的社會文化與美術思潮的雙重背景。
這正是此次展覽的一個重要特點——站在歷史的觀看距離上，追索“後嶺南”發生的機制，將其放置於珠三角的現實經驗中，考察它與地域文化生態和文化建構的互動關係，並在當下語境中重新進行價值考量。
本次展覽的策展人孫曉楓介紹說，珠三角地區歷來有著自己獨特的氛圍與文化環境，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特點，使之成為中西文化撞擊和交匯的前沿陣地，加上社會經濟繁盛的優利條件，使之在近百年的歷史上總是以其獨特的對現代性的理解與體現而獲得領先地位。
早在1980年代初，珠三角地區已湧現有“大阿龍畫會”這一實驗性水墨群體，雖屬開水墨變革風氣之先，但缺乏文化針對性和持續的影響力，導致其在歷史上消匿與無聞。真正較有影響力的新水墨現象，應屬“後嶺南”的出現。從字面上看，它與嶺南畫派有著天然的淵源。實際上，除後來南下或歸國加入的外來藝術家外，來自本土的後嶺南藝術家都出於嶺南畫派一脈的藝術系統。因此，他們在創始時期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區別於廣東美術“泛嶺南”的模糊語境並表達出嶺南畫派時下的意義。
其次，時代生活中發生的巨大變革，使後嶺南創作的視野和經驗有別於傳統國畫和嶺南畫派的先輩，藝術家直面當下的社會生活，理性揚棄歷史前人的模範，形成一股來自文化內部的自省與反撥的隊伍力量。儘管當時的那一批藝術家在藝術主張和藝術風格上並不相同，但共同貫穿他們努力的是迎適時代，突破歷史與現實的籠罩與遮蔽，尋求新的發展空間，在文化自擇中重新確認自我並激活中國畫的新語境。
“他們的探索是基於對當代藝術觀念的融入而引發的對‘水墨’的解構和重構，或是水墨語言中的視覺因素在當代語境中精神的體現——直面當下開放改革的時代社會，特別是直面中國南方社會在商品經濟大潮衝擊下所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試圖建構新的水墨文化。”
“在很多人眼中，這種對現實的介入與革新的精神，正是後嶺南藝術家們對嶺南畫派的精神繼承。但同時，它所呈現的開放與包容性也正是腳下這片珠三角土地上的文化傳統，是生活在這一塊水土上的人們自然擁有的趣味和抱負。”王紹強認為，十五年間，過去與當下藝術實踐之間形成一種對話的張力。其中固然有所改變，也必然有所承續——嶺南畫派革命精神內核的內在繼承和社會關懷。“後嶺南”群體藝術家們是廣東美術史上的承轉起國畫現代化改革與新水墨探索的先鋒，反映了一種新的時代精神和文化感受；同時，他們也是引導、啟發廣東水墨未來的更多可能性的中堅力量。
眼下，水墨實驗中新一輪轉變正在醞釀。
“後嶺南”是什麼？
“後嶺南”是在新的歷史變遷中，在新的社會語境下，對嶺南畫派的再認識。從精神上秉承了嶺南畫派藝術主張中積極進取的部分，批判和揚棄墨守成規的現狀，是在廣東改革開放的社會激烈變遷中思考嶺南畫學應如何作為，並作出觸探時代脈搏的一系列水墨實驗創作探索。“後嶺南”高揚嶺南畫派的藝術革命精神，本質是廣東畫家在全國率先作出的另一次重要的“折衷中西”的嘗試，使廣東畫家又一次走在中國美術這一歷史時期的前列……成為研究廣東當代美術史中無法繞開的話題。
——李勁堃
我曾指出，“後嶺南”的提出是一種文化策略，所謂“後”的概念，一般是指向於超越的、開放的、龐雜的，也是不確定的。“後嶺南”既是強調和借力於區域文化的某些歷史淵源及現實錯覺，更是突顯其超越及開放的野心和實踐力量，因此也便有著種種的不確定性及可能性。
——王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