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明詮｜劉正成與當代書壇

藝術書法文學小說中國書法在線 2017-05-20

劉正成與當代書壇

於明詮

於明詮｜劉正成與當代書壇

侯勇按：《天津美術學院學報》2012年1月發表於明詮先生文章《劉正成與當代書壇》，並將相關重要文字以黑體字著重顯示，可見這些著重顯示的文字部份，可以給我們予深入的思考。

近日整理資料偶然揀出，微信首發與諸網友共享。

現在當然還不是全面客觀地評價劉正成先生的時候。我想也許還需要更長一段時間吧，但只是也許，誰知道呢。當年共和國的主席曾經說過，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其實，正是人民把他批倒批臭，一批批了十幾年，一點不客氣甚至不善良、不厚道。人民在許多時候不明真相而且健忘怕事，當然這怪不得人民，人民自有人民的苦衷。所以我下面的文字，就算是書壇的“人民一分子”對劉正成先生片面而主觀的一點評說吧。我認為，把劉正成先生從三十年當代書法事業的發展歷程中挑選出來做一個案研究，細數其諸如編雜誌、編《全集》、主持書學理論研究、主辦各項展覽等種種“事功”，或剖析他書學研究的優劣得失以及創作實踐的心路歷程，固然重要，但透過劉正成人生浮沉之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種種努力，分析其給當代書壇帶來的啟發與思考，讓我們每一位當代書法人從中獲得自省與反思，或許更有現實意義。

一、劉正成遭遇的是一隻“無形之手”

劉正成，今年65歲，非中共黨員，17歲臨帖習書，18歲中學畢業到川棉一廠當印染工人，24歲創作獨幕話劇《歡迎新戰友》演出獲獎並被推選成為成都市話劇團演出劇目，34歲書法作品參加第一屆全國書法展覽，在《四川文學》發表歷史小說《懷素自敘》；35歲在《四川文學》發表歷史小說《地獄變相圖》，調四川省文聯任《四川文學》編輯，書法作品參加全國第一屆“中青展”；36歲在上海《小說界》發表小說《孔尚任湖海採風記》；38歲任四川大型文學叢刊《人世間》副主編，發表小說《半山唱和》、《元稹懺悔錄》、《新樂之焚》，書法作品參加全國二屆書法展覽；39歲借調中國書協起草全國二屆書代會工作報告，同年正式調入中國書協任出版編輯部主任、《中國書法》雜誌副主編，主持雜誌改版並正式由郵局發行，發表小說《望美人兮天一方》；42歲任中國書協第一屆評委會委員；43歲在《人民文學》發表小說《莊周自傳》，主編《中國書法鑑賞大辭典》；44歲籌備並進行《中國書法全集》的編纂工作，至今已出版六十七卷，親自編撰其中六卷，被稱為中國書法的“四庫全書”；45歲任中國書協常務理事、副祕書長；1986年開始，主持全國第二、三、五、六、七、八屆“中青展”，主持全國第四、五屆書學理論研討會以及那十幾年期間中國書協主辦的諸如隸書理論研討會之類學術會議、批評年會等。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羅列劉正成的簡歷，是因為當下很多人對劉正成的瞭解正越來越模糊。我曾經和喜歡書法的大學生、研究生聊到劉正成，竟有半數以上的人認為劉正成只是當年中國書協的老幹部，因“搞流行書風”、“破壞書法傳統”而被免職，等等。至於他做過哪些工作及產生過何等影響等十分模糊。劉正成離開書協被 “邊緣化”才不過十年，儘管此後仍在多種場合以民間身份頻頻“出鏡”，但他在全國年輕一代書法作者愛好者心目中的印象，還是漸趨模糊與尷尬，在某些人眼中甚至是當代書法界的“反面人物”。他帶給當代書壇的第一個思考：當代書壇似乎有一雙看不見的“手”，無形卻又是法力無邊的，可以顛倒黑白、弄亂美醜，可以讓老幹部書法的作者們掛上某個頭銜一夜成為“名家”、“大師”，也可以讓真正有真才實學的藝術家、學者一夜之間朦朧模糊甚至“妖魔化”。所以，站在不同角度的人們竟然不約而同地頻頻發出同樣的追問——“書法藝術究竟有沒有標準”？這雙“手”是幾個位高權重之人還是一個群團組織？他們為什麼有如此大的能量？全國那麼大的書法隊伍對類似現象為何總是“萬馬齊喑”甘當“沉默的大多數”？比如對他當年主持的“中青展”，一方面是中年以上的老作者們竊竊私語無限懷戀，一方面卻是被取消，遭批評和謾罵，什麼“流行書風策源地”、“醜書氾濫”、“一言堂一票定終身”等等。劉正成自1984年調入中國書協後，做的最有意義的工作就是為中國書法事業的健康發展建立了一整套專家體制——請大家一定記住這一點，這是劉正成調入中國書協之後積十數年心血所做的全部努力的核心與根本：學術委員會的組成、書學理論研討活動的開展與制度化、《中國書法》雜誌的編輯原則方針、中青展的成功舉辦乃至《中國書法全集》的編撰，無不體現出劉正成的這一努力雖然篳路藍縷但卓有成效。試想，如果沒有這種專家體制的形成與成功運作，以上所列舉的各項工作都將完全有可能無法正常進行，最起碼其工作成效必然要大打折扣。

王小波曾說“科學和藝術是無法照顧弱勢群體的。”劉正成自基層上來，當然瞭解基層骨幹作者的要求與願望，如果把書協工作按一般行政事務處理，照顧關係搞平衡，後果可想而知。劉正成是怎樣做的呢？在劉正成“江山尋繹”書法展座談會上的書面發言中，朱關田先生這樣評價：“其後調入中國書協，以副祕書長兼管雜誌事務，一改以往以京自重的局面，對外地如豫、遼、江、浙、川、湖諸省格外客氣，此固出之時風，亦為其重才敬賢，欲一顯身手，領袖英俊的作為有關。大凡書協諸活動，如學術研究、書法創作、各類展覽尤其中青年書展，還有外交活動，以優為先，以能為用，還是比較公開公平的。”朱與劉一樣，既是三十年書法事業發展的參與者、領導者，又是當今書壇為數不多的有學問、有思想又有卓越領導才能的全能型人物，他對劉的評價應該是客觀而公正的。我在劉正成的簡歷中特別注意到了這樣幾個信息，“1985年，39歲，借調北京為中國書協起草第二次書法代表大會工作報告”；“1992年，46歲，出任書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在書協三屆二次常務理事會上籌備並通過四個專業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這說明，他在中國書協副祕書長任上實際地“操作”了學術、評審、篆刻、教育四個委員會的籌備與組建工作。在他所起草推薦的各委員會特別是評審委員會、篆刻委員會和學術委員會成員中，有幾個明顯特點：一是中國書協機關工作人員極少，只是個別擔任祕書之類職務；二是邊遠省區特別是文化落後、書法事業薄弱省區極少甚至空白；三是某些省區擔任“委員”者並非本省區書協的主席、祕書長。在他主持的“中青展”評委班子中更是如此，像江浙等書法水平高、積澱厚的書法大省每省三四人而全國有半數以上省區空白。他的原則與出發點是：評委不代表自己省區而是為全國書法作者負責。這就是朱關田“一改以往以京自重的局面”、“以優為先，以能為用”評語的意思。從中可以看出，劉正成的思想深處有一種強烈的“文化精英”意識。但是劉正成的這種做法卻成為導致他日後遭遇的重要原因之一：“後院起火”，不僅一直無法實現“入黨”的願望，還被“群眾”評為“不合格”；甚至許多省市書協主席、祕書長至今仍對劉耿耿於懷。專家體制的建立與運行，最得益的是書法作者與書法事業，但有幾位書法作者理解一位名叫劉正成的人當年在其中所做的艱苦努力和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我前面說的書壇那隻 “無形之手”，“手指頭”或許是幾個人，“手腕”或許是一個組織，然而“手臂”，我不能不說——正是書壇得益的作者們不知實情的慫恿與縱容，當然也包括趨炎附勢者的“反戈一擊”和“落井下石”。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歷史的參與者，由於我們的冷漠，拒絕發言，我們也就成為事件的“製造者”甚至“同謀”。“主政”書協十多年的沈鵬先生退職後呼籲書協應去“行政化”，足以說明當初的藝術家群團已經逐漸演變成為官僚管理的機關。而這種官僚管理是一種“無人管理”，無論古今中外或者規模範圍大小，其共同的特徵是：它由一整套複雜的規則、潛規則組成，個人因為隱藏其後，可以為所欲為，而受害者卻找不到一個具體和實在的人與之理論。官僚管理就是一雙“無形之手”。當代書法之“壇”的問題也在正於我們的這種“體制”：體制好，壞人不敢為所欲為；體制不好，好人也可能幹壞事。正是因為體制，劉正成的悲劇成為必然。

自劉下臺後，許多人感嘆，十幾年苦心經營打造的專家體制一夜之間轟然崩坍，其結果如何，現實發展已經兌現，似乎已毋庸多說。新時期中國書法事業的發展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離不開劉正成本人所做的種種努力，但說到底也是他能順天應時藉助了新時期傳統文化復興巨大力量的結果。劉正成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遲早會有一個客觀而公正的評價，我無意在這裡拔高渲染。我之所以單單將此話題列在首位請大家思考，是基於這樣的一個現實：當今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等任何一類藝術圈子都罩在同一“體制”之下，人事糾紛權勢爭鬥自是司空見慣無法避免的，在權勢淫威下指鹿為馬不能算作稀奇，但仔細比較看來，其荒唐與怪誕的程度有否超出書法界之右者？根本原因何在？深層原因又何在？對待歷史，問責是必要的，對於每一位當代的書法人，更需要的是“理解”和“問己”：即使沒有親身參與，自己是否也是“同謀”和“共犯”呢？歷史總是要繼續的，問題是如何繼續。

二、“先文後墨”傳統在當下的尷尬與無奈

劉正成帶給當代書壇的第二個思考是：“先文後墨”始終應該是書法藝術傳統的本質之一。倘若“先器識後文藝”這句老話依然不廢，那麼今天對於我們的書法認識和創作理念究竟有何價值意義，是當下亟需我們認真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從其簡歷看得很清楚，劉正成是作家出身，他寫的小說都是古代文人騷客的故事，他青少年時期心中所思所想盡在其中，文心詩情化育，胸中丘壑縱橫，溢而為書為畫，自在情理之中。我十分贊同葉秀山先生對書法的看法——書法就是書法家“說話”。今天的書法家們，不妨問問自己，你有“話”要說嗎？你想說或說了什麼“話”呢？今天理論家們喜歡討論書法藝術的“本體”問題，竊以為“本體”既包括“說”也包括“話”，只關注“說”而不顧及或根本沒有“話”，就是擺積木式的點畫堆砌，就是手工製作，就是雕蟲小技。這“話”當然不僅僅指作者是否書寫自作詩文，而是在詩文內容的書寫中有無作者情感的印記，具體說有無因你而不同的“韻”、“趣”、“味”。劉正成在《江山尋繹》作品集自序中指出：“在我們書法藝術進入炫技時代的今天，和競相當‘謄文公’的文化消解時風中，難道‘寫什麼’的追問不是重中之重嗎？” “我曾經警告：當書法藝術陷入形式主義泥淖中時，這門傳統的精英文化將蛻變為帶有時尚特徵的剪窗花繡鞋底這樣的民俗文化”。這個觀點反映了劉正成高出同輩的深刻與清醒。傅青主嘗言：“凡字畫詩文皆天機浩氣所發，一犯酬酢、請祝、編排、催勒，機氣遠矣。” 劉正成與當下書法家們的根本區別就是：他是文人書法，而多數人是藝人書法。專家體制的建立與運行，最得益的是書法作者與書法事業，但有幾位書法作者理解一位名叫劉正成的人當年在其中所做的艱苦努力和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我注意到在一些評說劉先生書法作品的文字中，說來說去總是忘不掉拐彎抹角挑剔某些局部技法的到位與否含蓄與否，這反映了當下人們看待書法的某種共性：重線條點畫的質量和圖示構成的別緻巧妙，一句話，強調形跡的量化分析而忽略整體韻味基調的把握，更談不上對風格與人的內在關聯的探究。試想，康有為作品中線條的拖沓糾結、結體的散漫隨意以及通篇的拋筋露骨火爆躁氣若離開康有為其人應作何解釋？劉正成積半生才情與磨難，熔鑄一腔翰墨與文心，在其即將步入人生老年的時刻，寫天寫地終於寫成他自己，我們看他筆下草書的龍蛇競走風雨呼嘯，還能分辨得出他的字和他的人嗎？還有必要辨析他的筆法來路嗎？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有一段人所共知的著名論斷：“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意境”與“境界”，似乎是在一個層面上，其實不然。“意境”可以分為意、境、觀三要素，而“境界”則主要指其作品中所反映的“真情”或“心靈境界”，是渾然一體而不可作簡單分解的。作品的“意境”可以在思力安排的作品中產生，而“境界”，則必須有作者即興當場的直接感發。餘福智在其《境界說探討之三：拈出境界二字》一文中指出：“在中華審美傳統裡，含蓄並不是最高層次的標準。讀者更願看到的，是作者知、情、意的全方位投入，是作者生命的質量。”書法藝術亦然，中國書法藝術其本質就是一種“詩性”藝術。我們翻看劉正成先生《江山尋繹》作品集中一幅幅充滿著跌宕起伏人生體驗的作品時，深深感受到在劉正成的生活裡，藝術、事功、思想與其人生的苦樂體驗已經融合成為一個整體，所體現的正是“作者知、情、意的全方位投入，是作者生命的質量”。說到劉先生“先文後墨”給書壇的啟示，我們並不是主張書法家必須先要擅長文學寫作，而是強調書法藝術的獨有特質不應混淆，書法藝術之所以被熊秉明先生譽為“中國文化核心的核心”，她首先應是文化的，其次才是美術的，而絕不能相反。當年蔣維崧先生認為書法專業應設在中文系，是很有道理的。若論傳統文化，首要特點就是文史哲不分。書法被美術化之後，文史哲這個傳統文化基座不僅因其薄弱而動搖，甚至正在被頭頭是道的各項說辭冠冕堂皇地抽空。對此，劉正成不止一次地呼籲和告誡： “中國書法並非真需要‘純藝術化’，它本身具有有待發現、強化的東方藝術精髓。‘生活的藝術化’與‘藝術的生活化’，這個打破藝術邊界的理念不僅是當代藝術的核心，也是傳統書法藝術的精髓。形式問題當然是藝術的核心問題之一，如果僅僅從形式問題去做藝術發展的思考又是不全面的。美術化的視覺觀念使書法創作獲得歷史階段性的進步，但美術化又可能使當代書法藝術創作生命窒息，有‘術’而無‘藝’，最終淪為書匠、畫匠式的民俗藝術。”（劉正成：《中國書壇的昨天今天與明天》，在臨沂書聖文化節——中國書法高峰論壇（2007）上的演講，《青少年書法報》連載）“在中國的古代，和韓國一樣，書法藝術是在高層知識分子圈裡的文人的藝術。當它發展到一種民眾藝術的時候，它最容易喪失的就是它的文化。重視文字的造型是當代中國書法的主要特點，同時，也是它的最大的弱點”（劉正成：《當代中國書法的兩大危機》，中韓關於書法文化前沿問題的高峰對話，2005年8月13日漢城中國文化中心）。

然而，十分耐人尋味的是，正是當年劉正成主持的“二屆中青展”首次打破書協定向約稿的層層限制，開了自由投稿的先河，引進競爭機制，推出書法人才。不論他當年出發點的願望是如何良好，隨著他所主持的各類大展一屆一屆大獲成功，書法作為典型的文人藝術由此不可避免地成為“競技”藝術並深入人心。在這一潮流下，與展覽大賽之運動方式無法剝離的“視覺”、“造型”等技術主義正逐漸走向氾濫，“文人藝術”的氣味越來越讓位於“匠人炫技”。但此罪不能簡單歸於劉正成先生以及他主持的“中青展”，他曾多次清醒地批評書法“美術化”、“視覺化”甚至“商業化”對書法藝術的巨大戕害，他強調書法一旦淪為“競技”運動，自然就會吸納方方面面的參與者形成巨大的沖決力量狂飆突奔，“先文後墨”的書法傳統遭逢尷尬是再自然不過的。今天，甚至連對此一貫保持清警的劉正成他自己的呼籲，在技術主義形式至上的喧囂中竟也顯得如此軟弱無奈。

三、學術研究的意義不僅僅是個人“事功”

劉正成帶給當代書壇的第三個思考是：學術研究考據、思辨、學科建設與創作動向的關注與研究緊密結合。劉正成的學術考據之功主要體現在他的《中國書法全集》編撰中，他不僅科學嚴謹地統籌構築了全集108卷的卷次體例，而且親自編撰了其中具有書法史“關紐”意義的《蘇軾卷》《王鐸卷》《徐渭卷》《黃道周卷》以及尚在編撰中的《孫過庭卷》《懷素卷》等，校勘，爬疏，考釋，細密而嚴謹。全集的編撰出版意義已無需多言，正如季羨林先生當年所說：《中國書法全集》“已成為有關研究項目的必讀書和引證文獻。《全集》的問世可說是前無古人，雖不敢說後無來者，但它所昭示的巨大文化蘊載力必將在中國書法發展史乃至文化發展史上留下光輝的一頁，並且對藝術、美術、史學、文學、出版各界產生深遠的影響”。朱關田先生在劉正成作品展覽座談會的書面發言中這樣評說：“似乎與創作無關，其實有著很大關係的學術工作，學問修養全從中來，不可忽視。後之勝出，端賴於是。這就是二十年來孜孜以修的百卷本《中國書法全集》。《全集》上迄商周，下至當代，體例龐大精當，內容豐贍先進。此一工程，一方面可謂篳路藍縷，另一方面也可謂集其大成。尤可稱述的是，調動了也整合了全國大部分書學研究的力量和成果，對青年學人亦是一種提攜。劉正成於此可謂傾盡心力，艱辛卓絕，於當代書學乃至文化藝術建設的貢獻是重大的”。當今海外中國書畫理論研究的巨擘、臺灣大學教授傅申先生意味深長地為劉正成題寫了四個大字“書學功臣”，並專程飛抵劉正成“江山尋繹”作品展覽開幕式現場，為其頒發一百萬臺幣的傅申書學基金會“書法學術文化獎”。中國書協成立三十年來頒發過多少獎項已難以計數，劉正成《全集》編撰如此卷軼浩繁且已無需蓋棺已然定論的嘉惠書壇、澤被後人的浩大工程，卻無緣獲獎，今天竟由一位長期旅居海外的臺籍同胞自掏腰包為其頒獎，實在具有特別的諷刺意味。不僅如此，劉正成對各類與書法直接間接相關的歷史遺蹟與出土史料的關注與研究也頗有心得與發現，在他的研究視域，近些年的新出土遺蹟與史料幾乎無一放過（詳見三卷本《劉正成書法文集》《悟對書藝》《英倫行色》等專著及其諸多訪談對話）。當很多人為流行書風的美醜爭論不休之際，他卻看到了形成流行書風的更深層原因——新出土史料的價值意義，這就從更高的學術層面上揭示出了作為一種新的書風出現與發展的客觀必然性。劉正成對當代書法創作與學科建設的深刻思辨，突出地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專著《書法藝術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尤其第二章“論用筆與結字：書法藝術成熟的三大歷史階段”，第五章“書家與書作：行為與藝術的統一”，許多論點獨到而精闢，對時下視書法藝術創作為造型、技術及製作工藝的理念及實踐給予當頭棒喝的同時又進行細密嚴謹的理論闡述。其二，為各種展覽作品集和各類各屆書學理論研討會論文集所撰寫的序言。他能夠敏銳地從每次展覽、每次理論研討會的作品、論文中及時發現和抓住新的創作走勢理論動向，進行分析引申以規避推揚，這不僅可以看出劉正成對創作實踐與理論研究的關注熟悉程度，也反映出他作為一名曾是書協實際主管展覽與研究工作的組織領導者較高的素養與水平。其三，與各界藝術家、學者包括科學院院士、佛界高僧、日韓等國專家的對話論述。特別是他主編《中國書法》雜誌期間，多次舉辦這樣的座談與對話，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書法藝術的研究建議，極大地促進、開拓、豐富、提升了當時相對滯後的書法學術研究現狀，特別是對書法的學科建設起到了直接有力的推動作用。

劉正成學識之淵博、思辨之敏銳、創作之勤奮，瞭解他的人有目共睹。與當代許多專擅理論研究或書法創作的專家所不同的是，劉正成從來沒有把自己囿於某一個方面而沾沾自喜，而是博通融會多方掘進。特別難能可貴的是，他的學術研究似乎一開始就超越了其“個人事功”的層面。從歷史上看，許多書畫大家學養豐贍往往表現在其藝術思想的博通深邃，而不是簡單的知識積累與疊加。學問之事既要知識豐厚，又能融會貫通，思想見解深刻，方見才情與水平。在今天這樣一個知識大爆炸的時代裡，只滿足於“兩腳書櫥”已無多大的意義了。“歷史上的思想很容易理解——很容易寫下來或作出解釋，但卻很難真正‘深入人心’成為自己的觀點。”（詹姆斯•埃爾金斯《藝術是教不出來的》北大出版社2011,2第一版）把對古代書法經典與古人書法心語的理解分析熟稔於胸，對於劉正成來說僅僅是一個前提或起點。將其“深入人心”成為自己的觀點，對當代書法創作給予別具隻眼的批評引領，並反哺於自己的創作，從而在創作中接通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脈，才是他高出同輩的過人之處。正如周韶華先生所說：“由於學識淵博，中國五千年的傳統經典在劉正成的藝術中保持著文脈通流的血緣關係，他同時又能把自己的藝術個性凸顯出來，其書法有著很獨特的生命表情。”（《書譜》總第98期）

近來，青年評論家鄭志剛在他的博文裡稱呼劉正成為“京騷”：“劉氏所散發的‘文人滋味’才最純正、最飽滿，餘力久長，騷感十足。……這個表面上含意曖昧的字眼兒，實際上對文人的‘骨力、衝動力、想象力及聚合力’都有著不低的要求。對藝術家、學者而言，‘騷’是一種正向而又多維的能力，甚者，謦欬之間，都能夠領略到騷風習習。在書法創作、書法史論研究、書法編輯出版、書法活動組織策劃、文藝寫作等‘千島湖式’的塊面間遊走的劉正成，合縱連橫，衝蕩折騰，有著令人驚訝的自我實現能力。在劉氏身上，既飽漲著川人的靈異與潑辣，又有入京廿餘年來所浸養而出的蒼渾豪邁之氣。”這幾句評論可以說既形象又貼切，準確到位地剖析了劉正成走向今天成功的天性與素養的根本原因。孫過庭《書譜》中為後代書家反覆津津樂道的所謂“取會風騷之意”“本乎天地之心”，置諸劉正成的書學思想與創作實踐，是再恰當不過的。

四、藝術創作的本質在於“參與命運”和“表達”

劉正成帶給當代書壇的第四個思考是：不懈的求知探求與生命感悟的創作噴發。也許因為劉正成沒有上過大學，沒有被中國“提前興奮”式的教育體制塑造過，他的求知探索慾望實在過於強烈。我在通讀完三卷本《劉正成書法文集》（這實際是作者1985年至2001年在書協工作16年期間書論與言說的階段性合集）之後，儘管作者自謙“蕪雜”，可我還深深地被感動了，這裡面不僅記載反映了他對文史哲藝術及自然科學宗教理論的博涉與思辨，還十分難得地反映了他多年自學過程中不斷自我修正檢討的感人經歷。如，2000年第五屆全國書學討論會評審總結時，做為評審主任的他在發言中，就作者王小玲《書法本體論》一文，特別談到自己當年自學哲學始終沒有真正搞清楚“本體”這一哲學範疇，以至於多次表述“藝術史學的本體是史料” 的錯誤觀點，言辭懇切，令人感動。若說劉正成是當今書壇甚至當下文化界的“才子”，即是痛恨他的那些對手大概也不會反對，但是，“才子”不是一個空洞而輕鬆的讚譽或噱頭，“才子”的背後往往是超乎尋常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努力和艱辛在支撐。像劉正成這樣僅有中學文憑、動亂年代成長起來的學者藝術家，更是有著非同常人的曲折經歷，這是不難想象的。何況再加上正值精力旺盛的15年卻又耗費在機關日常事務與人事無聊糾紛裡邊，其中的艱難痛苦恐難以向局外人道。這裡，我想引為我們思考的是，一個人的生命裡邊對某種事業的執著與痴迷，究竟可以激發產生多大的能量？特別在人人感嘆墮落與浮躁的當下，一個所謂的書法家應該怎樣完成自己筆墨功夫之外的文化學養積澱與心性修養功課？怎樣在世俗羈絆的叢林裡潛心修煉並奮然前行？應該把自己的精神與靈魂安放在一個怎樣的位置才能無愧於自己畢生的選擇？

劉正成的成功給予我們的啟發和思考，當然不僅僅是一種強烈的求知慾望以及奮然前行的大無畏精神，更為重要的是他能夠將其轉化為自己生命的感悟，並凝聚起一股來自內心深處不斷醞釀的巨大的創造力量噴發出來，含茹積蓄愈深重、愈宏闊、愈滄桑、愈濃烈，這種創造的力量就愈強大、愈久遠、愈高蹈、愈壯美。劉正成的成功非常恰當而準確地詮釋了藝術創作的本質規律，這也是被屈原司馬遷杜甫蘇軾徐渭八大用悲歡血淚所反覆證明了的藝術規律和人生境界。

很多書界朋友在看了劉正成“江山尋繹”作品展覽後，都讚歎其近年的書法創作又躍上了一個大大的臺階。依舊是意氣風發神采飛揚，但平添了許多蒼茫與厚重。一位藝術家在步入中老年階段之後，能保持固有的創作高度而不退步已屬不易，能依然勇猛精進者實屬鳳毛麟角。生活和劉正成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之後，卻也“回報”了他。劉正成在其《我與書法二十年》自序中說：“生活就像一個泥坑，跳進去之前也許會有什麼想法。但你跳進去之後，卻是黑鴉鴉的一片，什麼都看不見，也許什麼想法都沒有了。只有當你從泥坑中跳出來了，才能‘看見’‘生活’，才能有‘想法’和感覺。也才有藝術創作的成果。” （書譜總第98期）人生不過百年，幸福和磨難都是蒼天賜予我們的財富與恩德，劉先生能作如是觀，足見其胸懷之曠達，文心之真誠。正如他自己所說，一個人能在“跳進去”的同時，又能 “跳出來”，也許並不難，難的是你從中“看見”了什麼又“想到”了什麼，特別是因此“表達”了什麼。人類的知識,包括描述事實的知識、參與命運的知識，人生，是這兩種知識交織的過程。“跳進去”、“跳出來”，就是參與命運；從中“看見”的和“想到”的就是在參與命運的過程中獲得的知識。對藝術家，參與命運的知識尤為重要。

五、無私、童真的品格與一個人內心世界的強大

劉正成帶給當代書壇的第五個思考是：無私、寬容、童真、樂觀的品格與魅力。所謂知識分子或文人書生性格的最根本特點，就是無論在人生的順境還是逆境，始終生活在一種理想狀態之中而不為世俗所幹擾改變，從屈原司馬遷蘇東坡到徐渭傅山王國維無不如此。他們把自己心中的那份理想看得比“性命”還重要。他們權柄在握時難免“專制”“霸道”，因為他們太急切、太專注於實現心中的“理想”而又對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人事糾紛理解得過分簡單。因此他們在理想實踐“推進”的過程中，往往又是“成就”與“隱患”同在。他們若是政治家往往就是改革派，而改革派十有八九都難逃悲劇的命運結局。因為他們“處廟堂之高則憂其民”，不屑或不善於利用權力制衡同僚而是用權為民謀福以實現心中的理想，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達濟天下”。而一旦失敗被權力核心“邊緣化”之後，他們一般有三種選擇：寧為玉碎不求瓦全以身殉國殺身成仁；遁隱山林獨善其身，儒家“入世”的理想人格在痛楚之中讓位於道家“出世”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憤世嫉俗放蕩不羈，或詩文喧嘯，或詩酒風流。 “臥薪嚐膽”、“韜光養晦”以圖東山再起一般不是他們這些有著“文人”、“書生”濃重底色的曾經的“準”官僚們所能駕馭和實現的。但無論出於哪種選擇，“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似乎是他們共同的難以擺脫的宿命。殺身是以自我毀滅的方式最後一次向“君”展示理想的忠貞；遁隱山林與吟嘯詩酒是以無奈和自殘的極端方式向“君”示意理想不滅的信念。幾千年的儒家文化傳統、聖賢說教與典範意義，即使在今天仍然使得那些具有深重文人傳統情結的藝術家們無法擺脫如此這般的人生軌跡。是耶非耶喜耶悲耶，自是見仁見智，若細究其中的原因，根本的只有一條，他們心中的“理想”充滿了太多的“使命”和“擔當”。正因為如此，他們自身的“藝術家”角色在現實的“藝術家”們看來又往往做不“徹底”，甚至遭到誤解和嘲笑，更加重了其悲劇色彩。在當代書壇這個不大不小的“王國”裡，劉正成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我們甚至不可能再找出第二個如此典型者。他曾經十餘年以並不位高權重的“副祕書長”、“雜誌主編”之職在這個“王國”裡“權傾朝野”，佔盡天時地利人和。他以建立當代書壇專家體制全面提升書法藝術的學術品位為核心，學術、展覽、批評、編輯出版（1987年曾籌建中國書法出版社因書協內部矛盾而流產）、學科建設多方位全面推進。他團結凝聚起當代書壇一批卓有才華的中青年學者、書法家、理論家，意氣風發，領袖群倫，呼風喚雨，指點江山。在這樣的情勢下，即使沒有傳說中那些有關他“霸道”、“專橫”的是是非非，他也無法委曲求全免遭忌恨，最終因“聲高壓主”、“同僚陷害”、“後院起火”一系列並無半點新意的俗套把戲被逐出這一“王國”的權力核心，並迅速被“邊緣化”、“妖魔化”。說到底，他的“理想”、“使命”、“擔當”都只因他本人的“書生氣”太過純粹和無私，落此下場是註定的，只不過是早晚的事。畫家李世南說：“劉正成有中國文人的擔當精神，有民族使命感和責任感，這是非常可貴的。繼承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書譜》總第98期）倘若他的“理想”、“使命”、“擔當”之中多一點圓滑自私的因素或自我保護意識，甚至忙裡偷閒略翻幾頁《厚黑學》、《曾國藩家書》等“官場必讀書”，以其聰穎的天資，經營好自己的權位，不難做到化險為夷，甚至榮登“大寶”也許指日可待。但有才情激情、魄力能力的劉正成，歸根到底還是一位理想主義的文人知識分子。他雖一度扮演書壇領袖的角色，實際上並不具備領袖人物的全面素質——忠於理想但缺乏為了理想不擇手段的實用主義。不能不說古往今來不能圓滑不能自私是做官的大忌，“書法官”本來不是“官”，但今天卻越來越是 “官”了。

但“無私”卻也到底是好。因為一個人徹底的無私了，就會本能地做到“寬容”和“樂觀”。權利角逐中敗北既是難免也便正常，但遭遇如此“聲名狼藉”的撤職是超出正常一般人承受力的。許多葆有良知的書壇中人無不擔心劉正成此刻能否平安度過“生死關頭”，而劉的表現竟出乎所有人的預料，辦網站、出書（不僅出版若干學術專著還撰寫近百萬字的《下崗日記》《我與書法二十年》等珍貴史料）、四處講學、舉辦論壇對話尤其創辦難免與中國書協分庭抗禮之嫌的國際書法家協會，他如此不知進退不識時務的折騰，使得許多的同情慢慢變成了不解甚至嘲笑。筆者就曾許久這樣不解，若換了我，從此要努力剋制自己絕口不談不聽當代書壇之事甚至少接觸最好不接觸書壇之人，只全力以赴做兩件事：編好《全集》，搞好創作。今天重新思考這個問題，我忽然感到了自己的狹隘，也理解了劉正成先生的可貴。聖哲有言“無私無畏”、“勇者不懼”、“狂者進取”，對於一位幾乎遭遇“滅頂之災”且年屆六旬的老人來說，還有什麼比“勇者”、“不世故”、“樂觀”更可貴呢？在道德淪喪斯文掃地的當下，朋友反水、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實在屢見不鮮見怪不怪，對於昔日門庭若市今日門可羅雀的劉正成來說，其感受應該是錐心刺骨的。曹寶麟先生在“江山尋繹”作品展覽座談會上擲地有聲：“圈子裡許多昔日松竹草堂的座上客在劉先生下臺後唯恐避之不及令人齒寒”；就連“圈外人”演藝界的張鐵林都不止一次地說“許多書法家是對不起劉先生的”。然而劉先生本人似乎並不在意，無論當面冷落還是背後插刀者，一旦相逢，依然談笑如初滿臉陽光不存絲毫芥蒂。這種近乎無原則的寬容和幾近童心憨傻的天真，若非出自本性與本心，故作姿態地偽裝是裝不來的。他的這種天真還表現在身處體制核心的人物登門拜望之後，他一方面真誠地向人家表示感謝，一方面卻又激烈抨擊體制的種種弊端，因為在他看來“體制”與執掌體制的“人”似乎是完全可以“分開”的，這種天真是多麼的純粹無邪啊！身處“江湖之遠”的他，痴心不改地“憂”著他的“君”，此“君”既非體制亦非掌管體制之人，而是他自我添加了過多“使命”和“擔當”的書法“理想”與書法“事功”。由此也可以推知，他所得罪的許多人屬於不知不覺情形的大概不會是少數。自他倒黴後，我曾有幸多次聽他演講談話，他總是給人這樣十分強烈的印象與感覺：寬容、童真、陽光、樂觀，這實在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正是他內心世界如此強大的那股浩然之氣的自然展露。

筆者之所以特別列出這一點作為“劉正成帶給當代書壇的思考”之一，是想藉此重新思考一下“傳統”、“人格”、“修養”之類的老話題。不時地聽到社會各界“書法圈裡特別虛偽”之類的指責，細細思量，深感批評者切中要害。“傳統”“人格”“修養”之類的口號，眼下就數書法圈裡喊得最響，然而面對劉正成這面“鏡子”，卻讓很多人無可迴避地照見了自己的“虛偽”和“猥瑣”。李澤厚曾經把中國文化傳統的精髓概括為天人合一、君輕民貴和孔顏人格。前兩者不提，孔顏人格是什麼呢，就是修齊治平建功立業，“修”是基礎，修好了是什麼樣子呢？屈原、司馬遷、杜甫、顏真卿、蘇東坡、傅山、高二適等等就是。還包括大部分如同錢鍾書說的裹了小腳放開也不徹底的、總帶出小腳樣子來的，古代文人騷客十之八九皆是。其共同特點是：特別在乎臉面和良知，在“勢利”面前“不能屈”、“不能淫”，人可以有錯但不可以無恥。若是一方面不顧廉恥地為爭“官位”不惜大打出手，甚至不惜靠潑髒水打棍子等等下流手段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一方面又高調標榜“傳統”“人格”“修養”之類的虛偽口號，無異於流氓嘴臉，實在沒勁。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我們似乎已經有了這樣的一種預感：若干年之後，等劉正成先生不能發言駁辯的時候，那些對他背後插刀、落井下石的“朋友”們一定會蜂擁過來，對人們炫耀說，我與他是多年親密相知的朋友、是藝術知音云云。嗚呼！二十多年前就寫過諸如蘇東坡莊周《地獄變相圖》等歷史人物小說的劉正成，竟然親身體會到了人心之虛偽無恥的古今不二。

以上所論並非對劉正成學術與創作成就的客觀而全面的評述，甚至不能稱其為關於劉正成的個案研究。因此，行文間不欲擺脫作者自己的情緒甚至“偏見”。我對於劉正成先生的瞭解也許還有著很大的侷限，但我不能掩飾自己內心裡對不惜飛蛾撲火仍在堅守書法事業理想的劉正成先生的那份尊重與敬佩。“蜀嶺已看春雨歇，燕山猶待白雲歸”（2011，劉正成於杜甫草堂書自作聯），已經步入老年的劉正成先生，即將迎來人生與藝術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當代書壇有幸，此後的將來他還會奉獻出怎樣的驚奇與振奮，讓我們共同拭目以待！

於明詮｜劉正成與當代書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