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州一位律師拿著法院開的調查令，到一家銀行調取銀行流水，不料卻被“懟”了回去——銀行不認調查令的法律效力，直接拒絕了律師的請求。該事件經傳播引發關注。
據開具調查令的法院、揚州廣陵區法院相關法官透露，該院第一次遇到這種“銀行不配合取證”的情況。正常情況下，法官開具調查令，律師持“令”調查取證，相關單位基本會給予配合。
7月11日下午，上述國有商業銀行答覆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稱，依據《商業銀行法》規定，對個人或單位存款，商業銀行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查詢，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人民法院的文件不屬於“法律”“法規”的範疇。
該銀行還表示，根據江蘇省高院的相關文件規定，調查令只適用於執行案件。而上述律師所持調查令涉及的案件非執行案件，並不適用於江蘇省高院的相關文件。
律師持調查令調銀行流水被“懟”
說起這一紙調查令，還要追溯到幾年前的一起金融借款合同糾紛。2014年9月，徐某向揚州農商行貸款150萬元，閔女士以房屋提供抵押擔保。一年後貸款期滿，徐某未按約還本付息，被揚州農商行起訴至法院，閔女士成為共同被告。判決生效後，徐某因無財產可供執行，最終法院對閔女士抵押的房產進行拍賣。但閔女士因為種種原因未上訴。
閔女士及其律師聶清駒認為，徐某當初向銀行申請貸款的理由是需要資金用於企業生產經營，但是銀行放款後疑似將錢挪作他用。據此，閔女士認為，借款人徐某騙她為其抵押擔保。
案件宣判三年後，今年5月，閔女士向揚州市廣陵區法院申請案件再審，獲法院受理。但是閔女士因無法拿到徐某公司的銀行流水，以證實其對徐某“騙貸”的判斷，向法院向法院申請調查令，請求銀行調取相關證據。
7月4日上午，閔女士的代理律師聶清駒持調查令，前往某國有商業銀行揚州分行調取徐某公司的銀行流水，遭到拒絕。
法院調查令
針對該份調查令，該銀行當天回覆稱，根據《商業銀行法》第三十條，對單位存款，商業銀行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查詢，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該銀行省行內控與法律合規部認為，人民法院的文件不屬於“法律”“法規”的範疇。
銀行的回覆
“律師持調查令到銀行收集、調查訴訟證據被拒絕，廣陵法院多年來第一次遇到。”上述案件受理法院、揚州廣陵區法院審管辦丁姓法官表示。
律師取證的“法律真空”
根據《民事訴訟法》六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另外，《民事訴訟法》六十七條還規定，人民法院有權向有關單位和個人調查取證，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
根據丁姓法官的說法，對於人民法院向銀行調取證據，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因而銀行也必須配合，如果拒絕配合可以進行處罰。對於律師持法院調查令調取證據，沒有明確法律規定相關單位必須配合，所以銀行是否配合全看銀行方面的態度。
丁姓法官分析稱，如果銀行拒絕當事人或代理律師調取證據的請求，是有法可依的，依據的就是《商業銀行法》。
7月11日下午，上述國有商業銀行揚州分行向澎湃新聞進一步解釋稱，江蘇省高院《關於執行案件使用調查令的實施意見（試行）》明確規定，調查令只適用於執行案件。閔女士的代理律師聶律師所持調查令涉及的案件非執行案件，並不適用於該實施意見。
該銀行還表示，如法院出具《協助查詢存款通知書》，該行將積極、高效配合相關查詢工作，履行法律法規規定的義務。
“銀行拒絕配合律師持‘令’調取證據”一事，經過網絡傳播在一定範圍內引發廣泛熱議。江蘇揚州樂助律師事務所聶清駒律師認為，現實中，律師持調查令調取證據時常會遭受“冷遇”，背後的根源還是缺少上位法依據，相關法律、行政法規以及司法解釋，並未明確規定允許委託律師調查取證，相關單位必須配合，因而律師調查取證權往往受到多方面掣肘。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匯業（南京）律師事務所主任魏青松在去年全國“兩會”曾專門建議，建立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制度。
魏青松結合自身的執業經驗分析稱，因缺乏法律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在實踐中律師調查令存在諸多困難，突出表現在：一、律師向法官申請調查令時，因缺乏法律依據，法官很多時候拒絕出具調查令；二、有關單位和個人以沒有法律依據和操作程序為由，拒絕提供相關證據材料。
魏青松認為，律師調查令制度，通過賦予律師一定的調查取證權，緩解了當事人或其代理律師調查收集證據的難度，有助於法院查清案件事實，避免當事人因無法或及時舉證而敗訴，使得在實體上本應勝訴的當事人能夠勝訴。
因而魏青松建議，通過修改《民事訴訟法》、《律師法》在法律層面上，或者通過最高法院出臺司法解釋等方式，建立民事訴訟律師調查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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