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陰山作家網：遠心‖草原深處的蒙古王府'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新修復的王府攝影：賈志強
修復前的王府攝影、老照片提供：張曉東
特別感謝古建築修復專家張曉東老師認真講解王府修復過程、王府的內部構造，提供寶貴的歷史照片！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新修復的王府攝影：賈志強
修復前的王府攝影、老照片提供：張曉東
特別感謝古建築修復專家張曉東老師認真講解王府修復過程、王府的內部構造，提供寶貴的歷史照片！
遠心，本名趙娜
作者簡介：遠心，本名趙娜，80後。蘇州大學文學博士，現為內蒙古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2018年獲得內蒙古自治區“索龍嘎”文學獎。生於河北唐縣灌城村，14歲到內蒙古呼和浩特。2000年開始寫詩，詩作散見《中國作家》《作品》《星星》《詩歌月刊》《草原》《揚子江詩刊》《詩選刊》等。2004年出版詩集《月的下弦》，2013年出版詩集《一條草遊蛇的故鄉》。另有數篇詩文評論發表在《文藝爭鳴》《文藝報》《南方文壇》《詩探索》等。
八月初，驅車從呼和浩特出發，向東北方向，橫跨大陰山。陰山北麓溝壑開裂，近幾年降雨充分，草場在陽光下縱橫斑斕。再向北，橫穿四子王旗境內的金界壕。八百多年前，金王朝為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建5000公里長城，未能擋住蒙古人向南的鐵騎，如今只剩沉默隆起的土堆。跨過去，到錫林郭勒盟，進入當年被金人防禦的蘇尼特部落的牧場。蘇尼特右旗旗政府所在地“賽漢塔拉”鎮，意為“美麗的草原”，與陰山南麓敕勒川不同，今年降水特別少，乾旱枯黃，炎炎夏日荒涼滿目。從賽漢塔拉出發，向東南方向40多公里，到草原深處，抵達此行的目的地——蘇尼特右旗王府。
1．草原深處
草原上丘陵起伏，王府五百米之外的公路上，看不到任何建築。下了公路，沿著土路往低處走。王府五百米之內，東北角露出一片海子。再往裡走，盆地逐漸開闊，露出一間灰瓦屋頂。緊接著，一排雁翅狀兩側起伏延展的灰瓦屋頂顯現出來。一個古建築群，南北相連橫列，就像一排鴻雁，以中間突出的“雁頭”為首領，正奮力從低谷中起飛。
這座灰牆灰瓦紅柱紅木格窗的建築群，雖是王公貴族的府邸，在廣袤的大草原上，顯得素樸穩重。1863年，蘇尼特右旗第十五代扎薩克多羅杜陵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即將成為錫盟盟長，他的父親老郡王開始為他修王府。他們請來北京的風鑑先生，選定這片草原盆地。背靠著烏蘇圖敖包山，東南鄰一片水域，四周緩緩升起的地平線，是王府的天然屏障。敖包是蒙古族祭祀長生天的神聖之地，年年舉行大型祭祀活動、那達慕大會，使得王府真正成為西蘇旗的政治文化中心。
這座王府結構按照清朝郡王府建制，滿漢結合的基礎上又加入蒙古族和藏傳佛教的特點，於是，蒙、滿、漢、藏幾種不同文化便和諧相融在王府建築內部。
王府採用樑柱式結構，以木立柱，柱上架樑，中軸線分明，正殿由兩進四合院構成，向兩側對稱延伸，這是典型的漢族建築風格，體現儒家和諧對稱、主次有序思想。
“前為廳堂，後為佛殿”的格局，改造了漢族傳統“前朝後寢”，把蒙古人的宗教信仰放在了前廳之後的正廳。前廳是議事廳，正廳初為旗印室，後來成為班禪大師的行宮。正廳兩廂常駐活佛，有專門的喇嘛藏醫，不僅修佛事，也為王府和一旗牧民治病。可見當時藏傳佛教對蒙古人的重要意義，喇嘛就住在王府裡，直接進入到王府建築體系。
走進前廳兩側延展的院子，你會發現這裡不是庭院深深，而是一片空曠，沒有一間磚木房子，院子裡依次橫排四座蒙古包的圓形基址。這就使得原本秩序井然的王府出現了輕盈空靈的兩翼。蒙古族是遊牧民族，建王府之前，王爺就住在大蒙古包裡，王爺和周圍的牧民之間相距甚遠。
遊牧特色如此鮮明地裝進了這座王府，令人想起當年元大都的盛景。元大都以宮殿作為整個北京城的核心，建設了縱橫分明、等級森嚴的大都城。但在皇宮之內，專闢一地設置蒙古大帳，大蒙古包周圍又圍繞一群小蒙古包，據說元朝皇帝年年都要和蒙古王公上層在那裡舉行神祕的祭祀儀式，並且討論諸多國家機密。西蘇王府內的蒙古包，緊挨著前廳右手的是喇嘛宮，為尊貴的大喇嘛而建。前廳左手的上位蒙古包，是尊貴的客房，為貴客的到來而建。可見，在蒙古人的心裡，大概蒙古包並不次於輝煌的大殿。金碧輝煌的宮殿，更多的是王爺權威和朝廷恩賜的象徵。
成吉思汗說：“只要有草原在，蒙古人就能生存。”這就是蒙古人對草原的依賴和自信。當時，定居、駐牧在草原上還未出現，牧民們還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產方式。把王府建在草原深處，也是遊牧文化時期的時代特色。
這裡真是草原腹地，方圓200公里之內沒有老樟松木料，沒有高山石材，83間王府建築所需的木料石材都是從很遠的地方運來，據說運費就是天價。當時大的木柱子和石料運輸特別困難，人們想到了冬天在草原上澆冰，沿著冰道滑運的方法。2007年復修前，府門前有一根已經腐朽開裂的紅柱子，專家指出柱子和門上的橫檻的卯榫方式明顯不是清代的，是更早的北方少數民族的，甚至有可能是遼代的，大概是從附近坍塌的廟裡拆來。遼代的應縣木塔至今仍然屹立，若真是遼代的，這根木頭快要上千歲了。若不是木料奇缺，不會用這根舊柱子，尤其還在府門上。另外，前廳屋頂殿脊上有一個叫鴟吻的獸頭，據考證可能是明代寺廟裡的文物，復修時又按原樣修在了房簷上。
王府的方向，坐西朝東而略偏南，偏南的角度非常小，基本可以說是朝東。蘇尼特草原長年刮西北風，蒙古包都朝東南，王府按照蒙古包的方向建造。一座朝東的蒙古王府，每天比朝南的房子更早見到朝陽。從崛起在草原上那日起，就註定要在蒙古史上留下重要一筆。
2．皇家壁紙
那王任錫盟盟長後繼續修建王府，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擴展成建築群。
王府正廳和前廳的壁紙還保留著，壁紙總共有兩層，是不同時間粘貼的。通過與北京頤和園重修時的圖案比對可以發現，乳白色萬字錦底紋，上有圓形綠花紋圖案，裡外兩層都與頤和園的壁紙一模一樣。這種宮廷用紙，外面不可能買到，是朝廷賞賜給那王專用來修王府的。這也可見身為錫盟盟長的那王與大清朝廷的親密關係。清朝滿族統治建立後，與蒙古族世代聯姻，並許諾“爾等（蒙古王公）亦世世為王”，建立了穩定的蒙古王公制。蘇尼特右旗郡王爵位是“世襲罔替”的，也就是代代世襲而不降級。
王府始建，正值那王政治地位穩固上升之時，當時蒙古王公制還相對穩定，內蒙古草原還暫時平靜。那王先任錫盟盟長後又加封親王銜郡王，政治地位一度高升。1894年他按例去北京參加了慈禧太后的生日慶典，據說他是蒙古王公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深得慈禧太后信任。可是，不知為什麼，他從北京回到草原後，便一蹶不振，陷入極度消沉，甚至主動辭掉盟長的職務。
那王1908年去世，這座草原上巍巍矗立的王府，記錄著他一度熱衷政治、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西廂房是那王的辦公室，黑檀木的老清式傢俱，雕有龍紋的條案，方方正正的八仙桌，典型的晚清派頭。那王晚年幽居讀書，不出室門一步，連公文也讓人在門外讀給他聽。他敏捷好學，讀了翻譯成蒙文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讀書之後，對世事反而更加消極。19世紀末，清朝國勢大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而後出現維新變法。不知究竟是因何事觸動，讓那王如此絕望，自我幽禁，改變了自己前半生的壯志？
那王房間裡的立櫃前，門板畫上畫著穿清代官服的王公，坐得闆闆正正，周圍花團錦簇，美女如雲，他卻滿臉木然，目不斜視。那王十幾年幽閉的心緒，在當時已不為人所知，後人自然更加無法傾聽，也許只有這幢建築都收在眼底，烙進日日夜夜無聲的記憶。
3．親王府門
王府的建設主要在那王，獲得盛名則在德王時期。王府初建是郡王規格，到了德王時期，部分建築升級為親王建制。
1910年，德王——德穆楚克棟魯普（1902—1966）按例承襲郡王，是西蘇第十六代郡王。頗耐人尋味的是，德王承襲郡王的第二年，清朝統治便結束，到了1913年北洋政府時期，德王竟又被授為札薩克和碩杜陵親王，當時他才11歲，這一切似乎都不是他能控制的，歷史的洪流把他推到了德親王的位置。
德王1920年開始親理旗政，他曾經擴建過王府，比較明顯的標誌是抱廈和大門。親王高於郡王，德王為了顯示親王的地位，專門在門廳前修了抱廈。按照郡王建制，門釘是縱七橫七，親王則是縱九橫七。當年德王擴建時，很有可能將門釘增為縱九橫七。這座青磚青瓦的建築，大紅府門是最顯巍峨的地方。門上金色門釘，金色輔首銜環，無異於王府的雁首，決定著王府的走向。
德王在位二十幾年，這座草原王府迎來了鼎盛時期。可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輝煌過後，必有隱憂。輝煌意味著確立，也意味著選擇，意味著轉折。
王府門前兩側是轅門，對面十幾米寬的弧形照壁，把金碧輝煌的大門與草原分隔開。漫無邊際的草原上，突然挺立起來的磚木建築，把蒙古王公和普通牧民分隔開。民國時期的德王，以王公的身份登上政治舞臺。清代滿族統治者熟知蒙古人“風氣剛勁，習於戰鬥，恆不肯服屬人”的民族性格，採用“眾建而少其力”的方式，在蒙古設立盟旗，各不統屬，不得私自越旗放牧、畋獵，即便王公貴族進京朝見也有固定進關道路，不得混雜結隊而行。這種制度使得蒙古分隔成多個獨立的旗，三百多年幾乎不相往來。
內蒙古草原，從清朝開始，一直處於遊牧與農耕兩種文化的交融和戰爭中。慈禧太后時期的貽谷，民國時期的馮玉祥、閻錫山、傅作義等人，無不開墾牧野，甚至武力開墾、兵墾。1933年，百靈廟自治通電宣稱：“始而移民屯墾，繼而設置省縣，所謂國家富強之術，直我蒙古致命之傷，痛定思痛，能不傷哉？“（見盧明輝《德王“蒙古自治”始末》104頁）保守的蒙古王公和蒙古族進步人士在反對開墾，保障蒙旗權力這一點上達成一致，團結在德王周圍，為建立蒙古人的統一自治政府，為草原的命運而努力。
1931年、1933年德王兩次請九世班禪駐錫王府。王府正廳改為班禪行宮，右側配殿又專門佈置了西大屋班禪住所。德王還在王府東南側的溫都爾廟旁為班禪修了大殿，耗資巨大，專為活佛講經說法之用。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清朝律令不允許僧人干政，德王請來班禪入駐是為了借力，班禪大師的支持，是蒙古王公們統一在一起的重要因素。王府因為有了班禪活佛入駐，宗教色彩更加濃厚。如今，站在班禪行宮內，看肅穆莊嚴的佛像，盞盞金黃的酥油燈，可以想象當年活佛降臨加持，對這片草原上的蒙古人產生的巨大的感召力。這座草原王府，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政教合一的影響力。
王府興盛的殿堂內外，正醞釀著政治危機。德王任錫盟副盟長，組織王公們籌劃自治，呼喚“蒙古人自治”，因為自治運動漸漸獲得領袖的威望。然而，這就如同秋天的收穫與肅殺，相伴而來。
4．金龍紅柱
日本人的勢力在蒙古自治運動的同一時間滲透到王府周圍。1935年，日本人的善鄰協會在蘇尼特右旗成立支部，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也出現。
在此期間，王府的建築功能最為齊備。王府西南角，成立了王府學校。有了武器庫，就在府門左邊，右邊是衛隊。這個武器庫與其它王府最大的不同是，置放了先進的現代武器裝備。二戰時期的世界，不是成吉思汗時期遊牧人騎兵佔優勢的時代了，而是以現代武器超越了一切冷兵器，遊牧民族的武裝優勢完全失去。
百靈廟自治自救的運動，兩年後隨著蒙古自治政府的瓦解而宣告失敗。德王等人尋求內蒙古自治的行動，體現了二戰後國際矛盾和中國民族問題之間的衝突，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現代工業文明的衝突。現代社會的重重矛盾進入草原，撕裂封閉的原始的生活方式，蒙古人融入現代社會，不止是政治權力、經濟生產的矛盾，還要面臨漢化、國際化的衝擊。
1936年2月，德王在王府成立了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對國民黨失望之後，一度希望借日本人之力實現內蒙古高度自治。札奇斯欽在《我所知道的德王和當時的內蒙古》一書中描述：德王“在王府一個有四根金龍盤紅柱的大穹廬中，於成吉思汗聖象前，宣誓就任蒙古軍總司令之職。” （見扎書186頁） 這個大穹廬應該就是王府前廳南邊院子里名為喇嘛宮的氈帳。如今這座氈帳只留下基址，不知道那四根金龍紅柱，是從哪裡來的，又流落到了何方。
之後，德王又在王府以西兩公里左右的營盤上，成立了蒙古軍官學校。蒙古軍、蒙古軍政府的成立，標誌著德王已經進入日本人的網羅之中。
德王此後不斷與日本人周旋，開展內部建設，成立了興蒙委員會，建立“豪路希亞”蒙古經濟合作社。王府所在的西蘇旗，一直是德王的建設試點，王府邊上建起輕工業廠、蒙醫院、供銷社、女子學校，保持著一時的繁榮。
1938年，德王被日本人請到張家口，他一進大廳，即被宣佈任何為蒙疆聯合委員會總務委員長職務。德王從始至終沒有說話的機會，受到奇恥大辱，內心的憤怒無法形容。他返回呼和浩特後，喝著酒大哭，說：“這就是我與日本合作的結果！”這之後，德王就徹底成了日本人的傀儡，在所謂的蒙古聯合自治政府內毫無實權。1939年札奇斯欽在張家口拜見德王，“發現他談話中時時向房頂看，若有所思，遲遲不答對方的對話”。（見扎書285頁）德王望天這個毛病，從此之後，一直未變。德王受到蒙、漢文的良好教育，早年以王公身份圖治謀權，後來受到進步蒙古人士的影響，逐漸接受現代理念，為蒙古族的生存自立率領蒙古保守派和革新派共同奮鬥。至此，不能不說是其人生大悲大劫的開端。
德王1920年承襲王位，其時清朝統治早已終結，末代皇帝溥儀於1920年前後剪了辮子，而德王頭上的辮子一直留著。德王自幼受到蒙文、漢文的良好教育，有感於蒙古盟旗權利和草原被地方軍閥蠶食搶佔的危機，率領蒙古族保守王公和覺醒志士共謀自治。當時草原上其他王公們也都和德王一樣留著辮子，他們還在清朝的封蔭民國政府的承認下延續傳統。1944年德王接受扎奇斯欽等人建議，令各旗統一剪掉辮髮。他說：“至於我自己，我要把這可恥的東西一直留到蒙古真的獲得獨立的那一天再把它剪掉。”他後來真的到蒙古國宣佈獨立的1946年才剪掉了辮子。
20世紀上半葉，世界歷史已經進入政黨政治時代，家國一體的血宗王公制在世界範圍內普遍瓦解。德王作為蒙古親王，沒有進入大的歷史變革核心，未能超越內蒙古草原的時空間侷限，與大時代擦肩而過。
1945年日本投降撤兵，德王離開內蒙古前往北平。王府還暫時平靜著，那屋脊上的小獸，那高大的金龍紅柱，和門口帶槍的哨兵站在一起。
5．廢墟哀鳴
我第一次從衛星雲圖俯瞰文物遺址。
從遠處看，這幅圖一片灰綠，是連成片的錫盟大草原。拉近，逐漸放大，丘陵凸起地表溝壑的痕跡浮現在草原上。再拉近，向王府附近。王府建築群的圍牆清晰地顯現出來。大概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牆基在灰綠背景上呈深棕色。王府西南端不遠，還有一座同樣清晰的建築遺址，是溫都爾廟。從空中看，溫都爾廟佔地比王府還要大。兩者之間的距離大概也就兩三公里，構成一個文化遺址群。溫都爾廟建於1884年，毀於上世紀70年代末。當年和王府一起對錫盟產生重大政教影響。
再拉近，到王府建築，幾間殘損的黑房子孤零零地樹立在大片遺址中央。周圍一片空曠，除了依稀可辨的牆基地基，空無一物。王府背後西山上，圍繞王府的弧形養馬場，跑道清晰可見，令人遙想當年馬群聚集之盛。
我先看了復修之後巍巍矗立的王府，再看到2007年的衛星雲圖。隨著鏡頭的不斷拉近，心也不斷收緊，就像在湖面上鴻雁一聲一聲的鳴叫，把心叫疼。
復修前的老照片上，王府府門已經沒有，彩繪在一片斑駁間尚可尋覓。木板是可用的，被人運走；而彩繪是無用的，暫且留在門楣上裝點。府門硬山屋頂上的瓦，竟然成了黃色。僅剩的四合院兒裡的十來間建築，有的外牆磚全被拆掉，露出裡面的夯土，有的已經徹底片瓦不存。磚木結構的建築都是先搭架子後充實木料磚瓦。後院兒頹敗之極的一間房子，徹底成了架子支撐的木棚。根根細弱的圓柱支撐著露天尖頂，頂上的木椽如骨架般嶙峋直立，好像一具隨時可能風化的骷髏。地面上土沙掩埋，儼然一座廢墟。廢墟好像在訴說什麼，又冰冷地沉默著，拒絕傾聽，拒絕走進。
1945年，德王逃往北平，德王家人去蒙古國，蒙古軍解散。蘇蒙紅軍進駐王府，開始第一輪破壞。王府所有珍貴能移動的器物用具，全部掠走。當時王府鋪的都是木地板，地板上鋪滿蒙古地毯。據說蘇聯人拉走的地毯就有五卡車。
德王的長子都庫爾蘇隆襲了郡王位，據說他在離開王府去蒙古國之前，把旗印裝在袋子裡，騎馬埋進了附近的草原，身邊一個隨從都沒帶。旗印是王爺權力的象徵，從此再也沒有找到。旗印殿裡班禪來過又走了，旗印也不知去向。四代蒙古郡王曾修建居住過的王府，是王公制的象徵，最終失去王公制的庇護。
1945年9月下旬，烏蘭夫來到蘇尼特右旗王府，改組“蒙疆政府”舊官員成立的“內蒙古共和國臨時政府”，經過重新選舉，烏蘭夫被選為“內蒙古自治臨時政府”主席。1946年蘇尼特右旗新民主政府在王府成立，1949年蘇尼特右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此後十幾年，王府一直蘇尼特右旗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中心。文革期間，王府是黨校和幹校所在地，建築主體得到保存。據當地牧民講，王府是在1981年被徹底破壞的。當地一個部門需要擴建，建築材料短缺，就找來各種機械設備強拆王府。而附近的牧民也從那裡拉石料、磚瓦以及木料為自家蓋房，一些牧民家的羊圈都是用王府的青磚蓋成的。
鴻雁于飛，哀鳴嗷嗷。這就是建築的命運。木瓦磚石從方圓200公里外運送過來，耗盡人力物力，又在歷史演變裡還之於民，被強拆、被盜竊。
6．獅吼若聞
現在，復修的王府大門口，兩邊立著的向內蹲坐的青石獅子，還是當年原物。獅子張開的大嘴上顎被敲掉，獅子頭一側的毛髮磕掉一塊，但雙目圓整，舌頭伸出，吼聲若聞。獅子前方的下馬石，雕刻著盛放的牡丹，飛揚恣肆，好像要躍出石面，彰顯著蒙古郡王的氣勢。
正殿後有一根φ型杆，蒙語稱蘇力德，已經不知去向。府門前原有兩根10餘米高的豎杆，蒙語稱查迪格，在王府展覽室裡。查迪格作為文物儲存在玻璃櫃裡，石質，斷成三段，兩段七八十公分，中間一段約有兩米長。這是蒙古部落的圖騰柱，中間有圓形凸出接口，柱頂的圖案或是部落祖先頭像，柱體上還有動物浮雕。寄託著蒙古族對祖先、英雄、自然的崇拜。當年，巍峨的旗杆，是王府在草原上的地標性和號召性的體現。
萬幸的是，王府竟然沒有遇火，不知道是不是那個廟裡的鴟吻護佑？如果有惡意的一把火，這殘存的建築遺留也將蕩然無存。中國古建築主要都是木結構，樑思成說正緣於古人“不求原物長存之觀念”。古人把建築當作車馬，要新陳代謝，隨時運更換，而不生永不殘破的野心。由此想來，中國古建築本來就不準備與時間抗衡，建築的毀壞和更替是必然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座建築。建築是制度，更是新朝威望的樹立。古人對建築的態度有濃烈的政治火藥味。
直到現代，人們終於意識到建築原來並不只是政治的載體和象徵，它還有歷史文化意義，它是經過時間磨礪的精神遺存，這種遺存，超越政治，指向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存在。
王府是蘇尼特右旗近代文明史和革命解放史的見證，也是該旗城鄉建築風格的雛形和根源。1987年王府被列為旗級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王府被列為自治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8年王府被列為重點修復工程。
西蘇旗政府根據建築遺留的蛛絲馬跡復修王府，修舊如舊。王府又開始散發樟松木的香；屋頂的房簷飛起來，小獸昂揚地蹲守；磚雕補齊，富貴平安。昔日王爺的王府今日又發揮著王府博物館的使命。
建築的使命變了，保留原來的形制，內在的骨架肌理也在變。唯一不變的，是王府周邊的草原、水源。王府東南一公里左右的丘陵窪地，有一眼王爺井，150年來從未乾涸。砌井沿的青石，與王府門前的下馬石石材相同。井裡的水很淺，打一桶水捧起來喝一口，是甜的，與周邊深井裡打出的鹹水完全不同。原來這井裡是從很遠的地方引過來的山泉水。王爺井，還保持著王爺當年喝出的味道。
修葺一新的前廳院兒裡，還留著一棵掛滿藍哈達的枯樹，當地牧民稱之為神樹。2007年要復修王府時，枯樹突然發了芽，牧民們發現後報告到旗裡，當時資金不足，旗裡還是堅定了修復王府的決心。這棵蒙古黃榆150歲了，沒有一片葉子，枯枝倔強地挺立，枯而不倒。王府周圍廣闊的草原上幾乎沒有樹，這棵黃榆如何存留下來？它和那些倔強的木柱，共同構成王府的骨幹，紮根在這片草原。
這座草原王府，背靠著敖包山，側鄰清澈的海子。如今，白音敖包就在王府背後，那達慕也在不遠的地方年年舉行。王府旁的海子裡重新蓄滿水，清澈的彷彿明亮的眼睛。水旁高及人腰的水草，草杆堅硬倔強。水邊嘎咕—嘎咕鴻雁的叫聲，像是有人在對面喊話。抬頭看，草原上卻空無一人。我眼前浮現出民國時期趙望雲先生在《趙望雲塞上寫生記》裡的描述：“從四子部落到錫盟西蘇尼特交界處，有一個很大的湖澤，湖面上泛著一批批的小鳧，湖岸上排列著長頸高腳的灰鶴，上空飛繞著一行行的雁鵝，和成群的白鷺，這時候在赤紫的遠山，灰黃的葦草，蔚藍的天空，射目的水光中，鶴唳鳧鳴，鳶飛魚躍，歇在湖畔的旅人，好像置身在天然的水族館裡了。”那是多麼生機勃勃的一幕！我們離開王府時，車子顛簸，驚嚇了海子裡浮游的鴻雁，它們叫著飛起來，向王府的方向飛去。王府翼展之屋頂，遠望更加輕盈。海子裡有了水，就會吸引四方的鳥兒們來駐足。那幅七八十年前水鳥聚集的畫面，或許不久也將在王府周邊再現。
新修復的王府攝影：賈志強
修復前的王府攝影、老照片提供：張曉東
特別感謝古建築修復專家張曉東老師認真講解王府修復過程、王府的內部構造，提供寶貴的歷史照片！
遠心，本名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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