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唱作人》：不一樣的我們無法真正感同身受

文|劉燕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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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一期《我是唱作人》中，選手之一的王源在競演失敗後產生了困惑，市面上90%的歌曲都是流行歌，“但為什麼在這個舞臺上大流行（的歌曲）一次都沒有贏過？”選手樑博坦言，自己就是喜歡流行，“說白了就是喜歡俗的，普通觀眾喜歡聽什麼，我就做什麼”。為了激發討論，節目組還設置了“流行真的幹不過小眾嗎？”的話題，收集觀眾的觀點。

播出三期，豆瓣評分8.0，歌單登頂多個音樂排行榜，沉寂了一段時間的音樂綜藝市場終於又出現了一檔值得討論的節目。和過去幾年的音樂綜藝相比，《我是唱作人》在定位上有著顯著不同。總導演車澈曾表示，這檔節目定位於“華語生態挑戰”節目，想要探討的是華語音樂圈的現實問題。

看一眼嘉賓就能瞭解這檔節目的野心。入選這個“生態”首發陣容的每個歌手都有自己的圈層標籤：流量小生王源、網絡歌手高進、“QQ音樂三巨頭”之一的汪蘇瀧、嘻哈代表人物熱狗。

另外四位歌手都出自音樂選秀，這本身就是華語音樂市場現狀的一個寫照。當然，四位歌手境況各不相同：《創造101》走出來的陳意涵還沒有摘掉“女團”的標籤，毛不易參加《明日之子》時就揹負了編曲不高級的質疑，曾經的超女曾軼可如今在做帶有爭議性的先鋒音樂，一度蟄伏的《中國好聲音》冠軍樑博做的是流行搖滾，卻也有著自己的堅持，比如在競演中堅持表演長達7分鐘的曲目。

給人以新鮮感的規則是，歌手之間不再一味商業互吹，而需要公開表達自己對其他選手原創作品的好惡，加上101位不同年齡來自不同行業的大眾評審，話語機鋒間展現的是音樂的圈層差異和大眾割裂的審美。

如果將2012年作為中國音樂綜藝爆發的起點，在野蠻生長、模式紅利消耗殆盡過後，到2019年，《我是唱作人》的出現讓我們看到，經歷“七年之癢”的音樂綜藝開始嘗試審視節目和行業本身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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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澈在採訪中說，現在華語流行音樂的傳播渠道是癱瘓的。做一首歌能讓觀眾聽到的有效的觸達方式只剩三個：節目、短視頻和OST（原聲配樂）。

我很少看綜藝，但音樂綜藝基本上還是會追一追。高曉鬆早年間曾吐槽，選秀再火也跟音樂沒關係。這早就不是事實了。

音樂綜藝的第一波熱潮是由電視臺引領的。《超級女聲》等音樂選秀雖早已有之，但直到 2012 年，燦星從荷蘭引入版權獨立製作《中國好聲音》，以這檔節目的熱播為標誌，音樂類綜藝節目才開始呈現逐年增加的集中性爆發，專業性也大大提升，幾年間，《中國好聲音》《我是歌手》《中國好歌曲》《中國最強音》《中國夢之聲》《蒙面歌王》《跨界歌王》等節目在各大衛視遍地開花。

《中國好聲音》以“聲音”為本位，成為現象級綜藝，也確立了此後被廣泛模仿的“素人選秀加明星導師戰隊”模式。這一時期的另一檔標杆節目《我是歌手》（後改名《歌手》）則是將業已成名的歌手拉下神壇同臺競技，由觀眾投票決勝負。藉由這檔節目，黃綺珊、韓磊等實力派老歌手成功翻紅，鄧紫棋、李榮浩、趙雷等新面孔也為大眾所熟識，“走到玉林路的盡頭，坐在小酒館的門口”，當你在成都的街頭走一走，多半會想到趙雷《成都》裡的這句歌詞。

但花無百日紅，隨著觀眾對節目套路的審美疲勞，《中國好聲音》和《歌手》兩檔王牌節目影響力式微。兩檔節目在最新一季的收視表現和輿論熱度，都無法與頂峰時相提並論。與此同時，伴隨臺網關係的變遷，視頻網站成為爆款音樂綜藝的操盤手，開始在音樂的細分市場找尋機會。

如今的華語音樂市場，流行和小眾之間界限不再分明，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中國有嘻哈》。

2017年夏天，《中國有嘻哈》決賽之夜讓人想起五年前的加多寶之夜，原本僅在小圈子裡有一定知名度的嘻哈歌手一夜之間身價暴漲。《成都》和《董小姐》引發了追求“詩和遠方”的民謠熱，《中國有嘻哈》的熱播不僅普及了hip hop文化，同時也撬動了小眾文化的商業想象空間。嘻哈之後，電音、美聲、方言……小眾音樂門類開始被綜藝節目推向大眾市場，而音樂綜藝也藉此突破同質化瓶頸。這一年值得一提的還有《明日之子》，節目除了捧紅了平民“巨星”毛不易，首度出現在綜藝中的二次元虛擬歌手赫茲也嘗試挑戰大眾的音樂認知。

綜藝之外，另一股新晉興起的音樂勢力來自直播、短視頻平臺。新興的傳播渠道讓網絡歌手卷土重來，《我是唱作人》選手高進最知名的作品《我們不一樣》火於快手，抖音神曲《學貓叫》的製作人小峰峰參加了《這就是原創》，網紅劉宇寧和馮提莫登上了《歌手》和《即刻電音》的舞臺。但雖然擁有頗具流量的作品，他們還是處於鄙視鏈的底端，當他們走上音樂綜藝代表的主流舞臺時難免遭遇質疑。

至於OST派的代表就是汪蘇瀧了，這些年他演唱了《花千骨》《夏至未至》《唐人街探案2》《微微一笑很傾城》等諸多熱門影視作品裡的歌曲，“QQ音樂三巨頭”並非虛名。

以上三股勢力構成了不是樂迷的大多數人所能接觸到的華語音樂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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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當綜藝節目在模式創新和細分音樂類型上的創新都走到了瓶頸期，回到音樂產業鏈的源頭，主推原創，遂成為大家不約而同的選擇。優酷的《這就是原創》、愛奇藝的《我是唱作人》相繼登場，剛剛落幕的《歌手2019》其實也已經將重點放在了原創上。

電視綜藝時代的《中國好歌曲》走出了霍尊、莫西子詩、蘇運瑩等各具風格的原創音樂人，但在競爭更加激烈的當下，複製《中國好歌曲》模式的《這就是原創》並未激起太大的聲響。《我是唱作人》在模式上更像《歌手》，選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手同場競技，但它更鮮明的特色是，節目本身就像一個話題製造機，有意識地集中呈現不同背景的選手之間、大眾評審之間在審美上的差異。

在過往的音樂綜藝節目裡，我們已經能看到這種衝突的顯現。比如，延續多季的《歌手》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化的審美，參加《歌手2019》首輪就被淘汰的“逃跑計劃”認為自己失敗的原因是，“我們這一套他們不吃”。《明日之子》裡，楊冪作為美顏賽道的星推官直言，“吉他彈得有多帥、音標有多高，跟我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能否打動我”。與之相對，《這就是原創》裡，你也能看到陳粒質疑專業評審的點評，為什麼更有內涵不那麼接地氣的音樂就要輸給能激發共鳴的情感類歌曲？甚至《中國有嘻哈》能成為爆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戲劇化呈現了地下rapper和偶像歌手間的衝突。

和以往節目不同的是，這些評價準則上的分歧本身構成了《我是唱作人》的骨架。目前看來，爭議最大的是走先鋒路線的曾軼可和網絡歌手高進。第二期競演中，曾軼可演唱的是一首關於網絡暴力的實驗性質歌曲，在歌手互評環節，熱狗高度讚賞了曾軼可的創作，汪蘇瀧則認為這更像一場行為藝術，他的評價標準是，“下了節目，你還會單曲循環嗎？”

我悲觀地以為，就像讓王源情緒失控的那首歌所唱，世界上沒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你很難想象陳意涵那樣的美少女平時會聽高進的歌。往大了說，在一個社會體系之中，你喜歡什麼音樂和你的年齡性別、社會階層、文化背景都有關。

《中國有嘻哈》一度讓“有態度”“real”這些契合年輕人口味的詞彙流行起來，但怎麼算有態度？什麼才是real？高進在一個採訪中說：“我深刻體會到普通勞動人民疲於應付生活的無奈。多數人的精神世界單調，消化能力有限，需要你用簡易的方式告訴、甚至灌輸給他們一種精神動力或寄託。”所以，草根出身的他將創作聚焦於兄弟情和老男人情歌，而他的作品也能獲得大眾評審中土豆哥這樣平民審美的青睞。雖然我不認為音樂好壞全憑內心感受，但比起高進，一些所謂的獨立音樂在推廣過程當中過度娛樂化，顯得更不“real”。

批評是一種很容易的姿態，但這顯然不是這檔節目的立場。雖然設置了衝突，節目音樂定位製作人劉洲想要表達的態度依舊是，“音樂並沒有商業和非商業一說，只要能感染人的都是好音樂，音樂不分好壞，每一種存在的音樂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作為個人當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比如，我就挺喜歡汪蘇瀧第二期唱的《古怪》，可是在這期的競演中，他被一位大眾評審評價為“冒牌林俊杰”，再比如，在八個歌手中綜合來說我還是更喜歡樑博，是因為我很喜歡他在《靈魂歌手》裡的自我指涉。七年前，他以黑馬之姿成為《中國好聲音》的冠軍，當他的朋友們忙於接商演上綜藝，他卻選擇繼續讀書深造，潛心打磨自己想做的音樂。當我聽到《靈魂歌手》這首歌時，很難不在歌詞和他的個人經歷間建立起聯繫。

我懷疑的是，作為行業是不是還是應該有別的標準？年初，音樂人鄭鈞在一檔訪談節目中發表了自己對當下音樂作品截然不同的看法，“所有的排行榜公信力都崩了，就首先你這完全沒辦法選擇，因為它給你選好，放你面前，是讓你噁心的菜，你沒得選，只能吃這個”,“它雖然火，但是我一聽，這就是屎啊”。

無奈嗎？《我是唱作人》就像一場小型實驗，讓我們嘗試理解和審視現狀。看上去，你是不能指望它給割裂的華語音樂市場帶來什麼解決方案了，但另一面，它倒是能給陷於窠臼的音樂綜藝帶來一些新思路——音樂本身當然重要，但對於一檔綜藝來說，能否通過節目開拓出豐富的社會話題，也是能否輻射更廣泛人群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