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有口難言的真相：英國脫歐的技術局與資本局 |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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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燦 | 英國埃塞克斯大學

【導讀】在特蕾莎·梅（Theresa May）政府的脫歐協議一次次被否決後，2019年6月7日，這位英國有史以來第二位女首相在哽咽聲中宣佈辭職。自2016年6月23日的脫歐公投之後，英國就陷入了脫歐的泥沼之中，直到三年之後的今天仍沒有找到可行的方案。未來怎麼脫歐，歐洲大陸旁邊的這座小島何去何從，仍是一團亂麻。本文從脫歐公投中雙方陣營的政治策略入手，分析脫歐政治所聯結的英國的歷史與當下，並試圖探討新媒介的力量如何介入政治，以及新的政治能否由此誕生。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新媒介，新政治？

——英國脫歐背後的技術風險與資本博弈

▍新危機還是舊症結？

公投結束後，留歐團隊的主管克雷格·奧利弗（Craig Oliver）回顧整個歷程，對留歐陣營的失敗做出了反思。一方面，脫歐陣營“拿回控制權”（take back control）的口號、對土耳其移民湧入和歐盟費用的大肆渲染，尤其是那句“著名”的宣傳語：“脫歐後，每週就會有額外的3.5億英鎊投入到國民醫療系統（NHS）中”，煽動了大量公眾。而另一方面，對於脫歐陣營提出的移民問題，奧利弗承認留歐團隊一直沒有做出有效的迴應。卡梅倫政府收緊移民福利的政策沒有得到預想的支持，反倒因沒有對移民進一步收緊被視為對歐盟的讓步。留歐團隊將拉票重點放在理性的經濟分析，以為可以抵消移民問題，只是沒想到，自90年代就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拉票宣言“經濟是關鍵，蠢貨”這一次失效了。

更出乎奧利弗意料的是，很多自1980年代就沒有參加過任何投票的人竟然大規模參加了投票。參加2016年公投的人口比例達72.2%，比2015年的大選多了6個百分點，約280萬人，而這些新增選民壓倒性地投向了脫歐。這些人把多年來擔心、焦慮、憤怒的所有問題：移民的衝擊、對政策的失望、生活止步不前的無望、被忽略被背叛的情緒，都投注到公投的一張選票上。《衛報》的採訪也指向了這些不滿的情緒。選擇脫歐的被訪者們控訴，銀行家們為所欲為，而工人階級早已遭到背叛，貧窮成為一種罪惡，政府毫不理解也不關心普通人的訴求。他們被忽略了太久，他們希望政客們擔起責任，希望自己的聲音被聽到。

對移民的排斥也好，被背叛的情緒也好，它們是新的危機嗎？

事實上，如果將歷史推回到1970年代，這些問題其實早已上演過一輪。斯圖亞爾·霍爾（Stuart Hall）等人的研究早已指出，二戰後由工黨建立的福利國家體系本就是個折衷的方式。福利體系的基礎是私有資本的增長，實行伊始，私有資本和社會集體利益就相互拉扯。經濟穩定時，雙方尚能一切太平，而一旦經濟下滑，共識就有破裂之勢。英國戰後的經濟繁榮與整個西方世界的戰後復甦有關，但英國工業基礎老化，技術革新緩慢，又有長期的帝國主義遺產，經濟形勢並不有利。

1960年代，英國經濟就開始下滑，至1970年代全球經濟動盪，加上油價危機，英國經濟更是大幅下滑，工業和經濟的結構性弱點浮現，衰退難以阻擋。1970年代初，保守黨希思（Edward Heath）政府實行經濟緊縮，削減社會福利，遭到工人階級的強烈不滿和聯合抵抗。1974年，哈羅德·威爾遜（Harold Wilson）帶領的工黨政府上臺，被寄予厚望。但工黨奉行的是費邊改良主義，其社會政策具有濃烈的小資產階級特點，經濟上受制於私有資本，政治上受制於議會民主，決定了其變革始終侷限在資本主義的傳統框架中。一方面，工黨需要聯合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工會；另一方面，工黨又要在舊有體系下解決經濟危機，贏得資本支持。事實上，威爾遜政府延續了希思政府的策略，削減工人利益，降低工人工資，將經濟危機的代價轉移到工人階級身上，背叛了他自己的支持者。如霍爾所說的：1970年代的英國，既沒有可行的資本主義方式解決危機，也沒有改行社會主義戰略的政治基礎。

移民問題也並非橫空出世。1960年代，就有極端右翼組織“英國國民陣線”（The National Front)，也有法拉奇似的政治人物因諾克·鮑威爾（Enoch Powell)， 以保持英國性為旗號，煽動民眾，抵制移民，尤其是當時的黑人移民。鮑威爾贏得了大量公眾支持。

究其原因，一方面，戰後的短暫繁榮帶來了新的消費觀念，享樂主義、極端物質主義、放任主義滋生，引發了一向以節儉自律為道德準則的中產階級，尤其是低下層中產階級的不安，以及他們對道德淪喪的擔憂。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北愛爾蘭的獨立運動等社會問題更加劇了他們對社會秩序的焦慮。但政治討論過於抽象，而移民問題具體可感，因此中產階級的這些擔憂以及對當局的失望情緒很容易就被轉移到移民身上。

另一方面，戰後社會變遷對傳統生活方式的衝擊也影響到了工人階級的文化，工人的社會地位下降，工人階級自身的組織性削弱。隨著經濟下滑，工人階級承受了經濟危機的巨大代價，工黨和保守黨都沒能夠實現對工人的承諾，反倒通過國家干預 ，以政治正確的姿態對移民施予了很多援助。這帶來了工人階級內部以種族為界的分化，白人工人階級和黑人工人階級出現分裂。這些情緒累積起來，再加上經濟危機後大量的黑人失業和黑人犯罪問題，發生1970年代對黑人移民的社會恐慌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種種社會情緒不斷髮酵的局勢下，撒切爾主義抓住了機會。自1970年代中期，右翼勢力就開始採用一系列手段重塑意識形態：用愛國主義口號綁架工會運動，以歪曲危機來源；陰謀化青年亞文化、黑人移民等社會問題，從而間接導向對權威、法律的訴求；將經濟話語道德化，強調英國人應該獨立自主，對自己負責，不應在社會福利中“嬌生慣養”； 將自由等同於自由市場；等等。而工黨完全無視各種矛盾衝突，侷限於僵化的政治話語，認定階級身份自動決定了階級立場。終於，工黨成了陷於官僚體系的國家機器，而撒切爾主義，以自由為旗號，宣稱和人民站在一起。如霍爾分析的，人民選擇她，不是因為人民愚蠢，相信了她的承諾，而是她成功地捕捉到了人們的恐慌、焦慮和失去的身份認同，建立了和人民日常經驗的對話，訴諸情感，在混雜的各種矛盾對立中建構了共識。

而如今，一場脫歐，將撒切爾主義曾經掩蓋的、製造的、遺留的一系列矛盾一股腦暴露了出來。失望的鋼鐵工人，沮喪的中年女性，不滿的外來移民，控訴的不過是歷史的舊債，是從未被解決的資本主義危機。

▍新媒介是新的操控者嗎？

相較於留歐陣營的反思，脫歐陣營將其勝利歸功於社交媒體和大數據。官方脫歐組織“為脫歐投票”（Vote Leave）的CEO馬修·艾略特（Matthew Elliott）強調，“我們的成功之處在於，我們更精確、更高效地在臉書網站上對目標人群進行鎖定，發現那些潛在的‘脫歐’支持者，並將我們的信息傳送給他們。新媒體時代，一個成功的政治運動領導人一定能在最好的數據專家的幫助下，發現正確的目標人群、發送正確的信息”。該組織的策劃主管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則盛讚其聘用的加拿大數據分析公司聯合智囊（Aggregate IQ, 簡稱AIQ)：“沒有聯合智囊，我們不可能贏”。

聯合智囊究竟提供了什麼樣的數據服務，得到卡明斯和艾略特的如此讚譽？最近，基於現實事件和核心人物採訪改編的電視電影《脫歐：無理之戰》(Brexit: the Uncivil War)，復原了脫歐陣營和聯合智囊公司的合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切入點。在影片中，聯合智囊的首席執行官扎克·馬辛厄姆（Zackary Massingham）向卡明斯解釋，社交平臺的設計可以幫人們更高效地找到興趣相投的人，而藉助社交平臺，“我們的系統能夠定位並鎖定那些從未成為拉票活動的目標對象的人，那些從來不投票的人”。

他進一步解釋，“互聯網算法會研究我們的行為，甚至是我們的心理、我們的情感狀態。依據用戶的點贊、點擊和分享率，我們的軟件可以測試出不同廣告對不同人群的效果如何， 並對其實時進行改進提升。數據可以幫助政黨接觸每個選民，向他們發送通過算法為其量身定製的宣傳信息”。由此，脫歐公投前，聯合智囊在臉書（Facebook）投放了一條與歐錦賽有關的廣告：“贏得五千萬英鎊獎金，預測2018年歐洲錦標賽結果”，以吸引用戶填寫一份約有20個問題的問卷。

一個看上去與政治無關的問卷，既收集了這些用戶的聯繫方式信息，又可以通過回答更瞭解用戶。而通過聯合智囊的軟件，這些用戶個人的臉書賬戶信息與選民手冊、投票預測以及拉票情況結合，所有信息都在一個能夠實時更新、實時反饋的數據庫中，從而可以投放有針對性的脫歐廣告。 正是藉此，卡明斯得到了近300萬從未被關注過的選民數據，並在公投前向他們投放了10億條脫歐廣告，這是傳統數據庫所沒有做到的。

影片講解了聯合智囊的數據技術，但該公司在現實中的故事遠比影片複雜。首先，根據有關人員爆料，“為脫歐投票”組織曾以向另一個脫歐組織“離開”（BeLeave）組織捐贈的名義，向聯合智囊公司支付了62.5萬英鎊的費用。依照選舉法，如果兩個競選組織是獨立的，捐贈是允許的。但事實上，作為一個以缺乏政治經驗的年輕人為主的脫歐組織，“離開”的每一步都是受“為脫歐投票”指導的，包括組織章程和銀行賬戶的設立。如此一來，就很難說這是兩個獨立的組織，而“為脫歐投票”組織的總費用就違反了法律對競選組織花費額度上限的規定。

其次，如此高額的數據究竟從何而來？這裡涉及另一家與脫歐公投有關的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2018年3月，根據劍橋分析重要人物克瑞斯特弗·瓦力（Christopher Wylie）的爆料，《衛報》 發表系列調查報道，指出劍橋分析收集並利用了臉書上近5000萬用戶的信息，而這些數據的使用是未經用戶允許的。報道稱，數據的收集主要是通過付費性格測試，用戶在填寫測試問卷時，其臉書信息，以及用戶朋友的臉書信息都可以被收集，平均每個“種子”用戶會連帶出160個其他用戶的信息。基於這些數據，劍橋分析可以建立算法，並描繪更多人的心理。這些數據如何被收集，以及將如何被使用，用戶都是不知情的。臉書是知情的，卻沒有采取有效的行動。在劍橋分析的背後，是它的投資人、億萬富翁羅伯特·默瑟（Robert Mercer）。他也是特朗普總統競選的最大捐助人，而劍橋分析也為特朗普競選提供了數據服務。

更有意思的是，在劍橋分析—這家英國公司的網站上，其加拿大辦公室的地址和電話正是聯合智囊首席執行官扎克的。按照瓦力的爆料，劍橋分析的母公司SCL為拓展業務，在加拿大成立了聯合智囊。因此，聯合智囊就像是劍橋分析在加拿大的一個部門，二者共享知識產權和服務協議。劍橋分析的技術基礎Ripon平臺，正是聯合智囊開發的。而這些信息得以被驗證，在於聯合智囊的大量代碼數據庫沒有加密，很容易就可以直接下載。網絡安全公司UpGuard將其下載，發現了劍橋分析和聯合智囊的緊密聯繫，並發現數據庫中的大量用戶信息可以被隨意使用。此外，除了卡明斯的“為脫歐投票”，聯合智囊還為其他多家脫歐組織提供了網站建設等數據服務，包括愛爾蘭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改變英國”（Change Britain)、“老英國”（Veterans for Britain）等。由此，我們終於能夠看清這樣一幅圖景：各式各樣的脫歐組織事實上由密切相連的兩傢俬有數據公司所連接起來。脫歐的數據控制背後，是強大的資本力量。

資本的介入不止於此。雖然《衛報》一系列的報道中提及了這些數據與脫歐公投的關係、數據公司對民意的操控，及其與背後財團的關係，但更多的媒體並不報道這些。脫歐公投的結果已成事實，聯合智囊、劍橋分析或是其母公司SCL與脫歐的關係，不在英國政治的討論範圍。即使曝光後的劍橋分析公司破產了，同樣的數據庫和人員可以換個公司名字照常運轉，沒有什麼變化。令爆料人瓦力更為耿耿於懷的是，他在接受的各項質詢中多次提到，劍橋分析和聯合智囊不過都是冰山一角，其母公司SCL 長年從事有關政治選舉和國防信息的服務，在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操縱民意，干預政治，但那些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事情沒有新聞價值，也沒有人過問。

2019年2月，歷經18個月的調查後，英國數字、文化、媒介和體育委員會（The Digital, Culture, Media and Sports Committee）發佈最終報告，報告中羅列了SCL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干預過的選舉和公投，長串的名單涵蓋了28個國家，包括加拿大、巴西、捷克、法國、岡比亞、德國、加納、圭亞那、印度、印度尼西亞等。但是，英國的議會質詢還是主要集中在了臉書的數據洩露問題。在“數字、文化、媒介和體育委員會”的最終報告中，稱臉書及其主管為“數字黑幫”，認為其行為沒有有效處理數據洩露問題，侵犯了用戶隱私，且多次有意阻礙調查，是對民意的操縱、對民主的威脅，建議加強政府管制。臉書的數據洩露當然是個嚴重的問題，網絡公司對用戶隱私的侵犯需要管理，但顯然，集中在臉書的火力遮蔽了更多、更深的問題。

▍新政治來了嗎？

脫歐公投中，新媒介和大數據顯示了強大的政治操控能力，近300萬新選民的挖掘和定向廣告的投放都突破了傳統的媒介動員能力。那麼，新媒介會帶來新政治嗎？

互聯網新媒介在1990年代就被寄予厚望。很多學者如尼古拉斯·尼葛洛龐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對互聯網的暢想中，提到互聯網可以實現組織的扁平化、社會的全球化、控制的去中心化，以及人類的和諧化。網民在網絡平臺的內容生產，使得“觀點的自由市場”這個概念萌發了新的活力；豐富的網絡信息，以及網民在網絡中的積極互動參與，更是拓展了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的概念，引發了關於公民社會的新討論；依託新媒介，社會運動也有了新的組織方式，“阿拉伯之春”、“華爾街運動”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社交媒體在其中都起了不容忽視的作用。 一個平等、自由、去中心化的社會建設圖景似乎指日可待。

然而事實上，新媒介能夠為誰所用，依舊是一個博弈的過程。2008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成功競選彰顯了臉書等社交媒體的強大作用。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奧巴馬團隊充分利用博客、郵件、短信、視頻和社交媒體等多種方式，進行政治宣傳，吸引了廣大選民。其團隊積極參與到網絡平臺中，與選民互動，回答選民問題，從而瞭解選民的想法和訴求，並根據選民填寫的信息有針對性地投放選民關注的議題。同時，團隊鼓勵選民利用社交平臺，向其朋友推廣奧巴馬的政治觀點，使選民自身成為傳播渠道，積極參與到競選中。通過這些策略，奧巴馬贏得了大量支持者，成為利用社交媒體贏得大選的典範。奧巴馬時期對新媒介的利用還集中在其平臺作用，而如今在特朗普的競選和脫歐公投中，新媒介則既是平臺，更是數據來源，而數據分析的背後則是資本的運作。新媒介創造的可能性背後，政治和資本的拉扯沒有改變。

另一方面，依託新媒介進行數據收集和定向投放的媒介內容，究竟對個體有沒有影響、有多大影響，個體在面對媒介內容時又能發揮多少主體性，其實一直都存在爭議。劍橋分析的瓦力曾介紹了相關數據分析的原理，如對網民個性的分析，主要是通過網民在臉書上的點贊數據，尋找相關性，從而將人的個性定量化。他舉了其中一些有趣的發現，比如點讚了“我恨以色列”的人通常傾向於喜歡耐克鞋子和KitKats巧克力。“這種‘我恨以色列’和‘喜歡KitKats’兩者之間的關聯，其實只是說明這些年政治已經娛樂化了，這些消費者在點贊‘我恨以色列’的時候，就是個身份標籤，並不確定自己在說什麼。只能證明身份政治的有效性，而真正的政治教育和政治意識完全崩潰了”。

回到脫歐公投，新媒介真正發揮的作用，其實還是在於釋放出那些一直存在而未被解開的政治癥結。那些長期積壓於日常生活中的情緒需要表達，那些被忽視、被遺忘的人需要發聲的渠道，依託新媒介的數據分析只是精確地捕捉到了這些人，並加以利用。但如果沒有這些長期累積的問題，公眾情緒的煽動並不會那麼容易。奧巴馬競選時的口號“Change”（改變），脫歐公投中的口號“Take Back Control”（拿回控制權），無不集中了社會危機中人的心理訴求。

在這個技術革新的時代，新媒介、大數據和政治的結合不一定是壞事，問題的關鍵在於怎麼用、被誰用——是用來解決暴露出來的政治癥結，還是用來煽動群體情緒、製造更多的問題？是商業利益驅動的數據公司在利用，還是以公共利益為重的機構在使用？按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說法，政治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領域，而是生產性的，是一個結局開放的過程；在其中，經濟、社會和文化中的各種力量和關係相互互動、影響，從而生成某種權力形式和領導方式。新媒介提供的只是新的平臺和形式，而新的政治則是在各種力量的複雜互動與博弈中產生的。它需要歷史的回顧、自身的省思；需要培育新的政治主體，進行積極的政治討論，將各種被冷落的意見表達出來；需要打破陳舊的、僵化的政治話語，尋找新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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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6月刊，原題為“新媒介，新政治？—英國脫歐背後的技術風險與資本博弈”。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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