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印度、越南：誰是電子行業的“世界工廠”？

曾經中國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吸引了大批電子科技巨頭來華建廠，近幾年，隨著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很多電子企業將工廠遷到印度、越南等國家，未來誰將是電子行業的“世界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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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喜憂參半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電子行業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顯著增長，當時主要集中在廣東和江蘇兩省，特別是來件組裝和貼牌生產領域。

2000年後，電子行業的重要性增加，例如，3C產品出口額從2000年的 280億美元增加到 2014年的 4050億美元。

3C產品的出口以加工貿易為主（2007年佔比為 83％）。出口商中大多數是國內私營企業，但如果按價值加權，出口主要由外商投資企業主導；國有企業在2000年佔 46％，但到了2007年佔比已降至 10％以下，這與國有企業轉型改革及私營部門蓬勃發展有關。

手機在國內消費中佔比最大，而電腦在出口中佔比最大。其他消費電子產品（主要是電視機）在出口和國內銷售中的佔比都大約是 17％。

從數量上看， 2015年在中國銷售的 3C商品（不包括電子遊戲）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國產品牌。在全球範圍內，2015年中國品牌手機佔全球手機銷售數量的 21％（2007年為 1％），中國品牌電視機的銷售數量佔比也達 21％（2007年為11％）。

這說明，中國企業在短時間內就躍升至龍頭企業的地位。

但是，如果有價值的數據，按價值計算，上述比例可能會小一些。在其他產品市場上，中國品牌的知名度有限。升級的另一個指標，是國內商業服務提供者在 21世紀的貢獻增加。

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已建立自有品牌知名度的中國企業，通常先擔當港資或臺資企業的供應商，或與它們合資經營，以獲得資本、技術和市場準入。

其他企業通過收購建立了品牌知名度。例如，2003年，京東方（一家由北京市政府支持的國有企業）收購了韓國老牌液晶屏製造商 Hydis。

第三種選擇是與知名品牌所有者密切合作。例如，2004年， TCL與阿爾卡特成立合資公司，使其能獲得許可，以知名品牌生產手機，且2008年TCL成為三星電視機的第一家海外合同製造商。最近的趨勢是，志在升級的企業招募了來自知名外資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或工程技術人員。

中國的半導體行業被視為是成功的，但由於缺乏技術升級，結果是喜憂參半。

雖然半導體企業從2000年的172家增加到 2011年的 492家，從業人數從74004人增加到 293023人，但生產活動主要是低增加值的出口加工。

由於 3C生產商快速發展，對先進芯片的需求增加，國內企業的供應量不足國內市場需求的 1/5，集成電路的貿易逆差增加。 Ernst（ 2015）發現，2013年，中國國內半導體消費額為1450億美元，而中國企業的供貨額只佔其中的 8%；2012年，中國的半導體進口額為2320億美元，超過了中國石油的進口額（ 221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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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獨特地位

印度不是主要的電子產品出口國。

2015年，印度電子產品的出口額為 35億美元，其中 53％為最終產品， 25％為子組件， 22％為零部件。

在電子行業的任何子類別中，印度都不是世界十大出口國之一。

美國和阿聯酋（UAE）是印度電子產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但是每年的份額有所不同。例如， 2011年，17％的出口流向阿聯酋， 10％流向美國； 2015年， 24％流向美國， 18％流向阿聯酋。

印度國內生產主要針對國內市場。三星等主要的龍頭企業，以及“電子製造服務”（EMS）企業（如富士康、新美亞、偉創力和捷普集團），在印度有子公司。

電子組件的生產較弱，大多數電子組件都根據《信息技術協議》免稅進口。然而，印度的設計較強，是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和電路板設計的全球中心；全球排名前23位的半導體生產商都在印度設有研發和設計中心。

印度在電子行業全球價值鏈中處於獨特的地位。

儘管印度的製造規模很小，但在集成電路設計方面有重要影響力，大多數知名跨國公司都在印度設有辦事處。設計和製造之間的這種分工並不常見，但並不完全出人意料，因為設計和製造所需的技能組合不同，而且設計作為一種電子服務活動，可以由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地點完成。

從升級的角度來看，通過參與設計，印度處於全球價值鏈參與的高級階段，但設計活動是在外國跨國公司的分公司進行的，對印度經濟產生的溢出效應很小。

為了在電子行業創造就業機會和減少進口，印度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包括《2012年國家電子行業政策》中針對資本支出的一系列補貼，以及免稅政策和基礎設施支出，總預算為 50億美元。

印度在電子行業有成功的出口商，但它們的表現和命運非常獨特，它們的經驗不具有普遍的借鑑意義。

印度摩索貝爾公司成立於1983年，並在 1988年進入數據存儲行業。到2005年，它成為世界第二大光盤製造商，成功地完成了從軟盤到 DVD光盤的技術轉型，成為電子行業全球價值鏈中的重要參與者。然而，在轉向閃存驅動器技術方面，它不如來自中國臺灣的競爭對手敏捷。2006年後，該公司進行多元化生產，進軍光伏電池、家庭娛樂和LED照明領域，從此不再是電子行業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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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後來者能否居上

與中國或東南亞鄰國相比，越南是全球價值鏈的後來者。

2007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越南的電子行業成為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並由跨國公司的分廠主導。

松下和 LG利用老舊的生產設施製造消費電器，主要面向越南的國內市場，但電子行業中幾乎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資都始於2007年之後。2013年，外資企業的出口佔越南電子產品出口的97％。電子產品出口額從 2007年的 30億美元增加到 2015年的500億美元。

最大的外國投資者是三星，2008年至2016年的投資額為 113億美元；全球的三星手機有 1/3是在越南組裝的，而北寧省的工廠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機工廠。

由於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諾基亞將其智能手機生產從中國轉移到越南，而在中國臺灣的富智康集團有限公司（FIH）收購諾基亞和微軟工廠之前，越南是微軟的第二大僱傭基地。

2010年，英特爾將其業務從菲律賓遷至越南，現在是越南最大的美國投資者，資產價值 10億美元。

佳能擁有 3家打印機工廠，包括位於桂武工業區的全球最大的激光打印機生產廠和位於仙山工業區的最大的噴墨打印機生產廠。

2013年，LG電子承諾 10年內向位於海防市的出口型消費電子產品生產廠投資 15億美元，使越南成為LG在東盟最大的生產基地；從工資成本和鄰近中國供應商的角度看，LG的區位決策是合理的。

三星電子的大部分投入品都是進口的，而從越南當地採購的投入品主要來自外資企業，越南國內供應商則提供低增加值的服務，如包裝或印刷。三星依賴韓國的供應商，它們跟隨三星前往越南，為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生產投入品。

三星在越南的67家一級供應商中，只有4家是越南企業，而且都是包裝商；在其餘供應商中，有 53家韓國企業、7家日本企業，還有3家分別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英國的企業。

跨國工廠與國內企業之間缺乏聯繫限制了全球價值鏈參與的收益。一個重要問題是，這是全球價值鏈生產模式固有的特徵，還是越南特有的現象——因為缺少符合要求的合作伙伴。

為緩解技能短缺，三星於2012年在東南亞建立了旗下最大的研發機構。它已向河內科技大學提供250萬美元的助學金和獎學金，併為郵電科技學院提供 140萬美元的獎學金和實驗室設備。

英特爾公司為73名越南學生投資700萬美元，幫助他們在波特蘭州立大學攻讀學士學位，並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胡志明分校建立了合作關係，培訓工程師和管理人員。

三星在越南的手機生產是全球價值鏈的一個特例，它在短時間內為一個國家帶來大量就業機會和其他福利。同時，它也說明了，除了對半熟練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有直接影響外，東道國很難再獲得別的收益。

三星已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招募越南本地的供應商，但很快發現本地企業在規模、成本、交付和質量方面沒有合適的能力。貢獻了越南出口近 1/5份額的企業與潛在本地供應商之間的規模差距，也許是問題的根源。

三星不願在一種組件上與 100家供應商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本地供應商的合理進入途徑是，作為一級或二級供應商的分包商，而不是直接與龍頭企業接洽。

參考文獻：

Ernst, D., 2015. From Catching Up to Forging Ahead: China’s Policies for Semiconductors. Honolulu: East-West Centre.

Frederick, Stacey (2018):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arel and Electronics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India Country Case.

Frederick, Stacey, Heiwai Tang and Yinan Qi (2018): Participation in the Apparel and Electronics Global Value Chains (GVCs): China Country Case.

Kong, X. X., Zhang, M. and Ramu, S.C., 2015.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Global Value Chains. ERIA Discussion Paper DP-2015-15. Jakart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SEAN and East Asia.

Tong, Yee Siong and Adnan Seric (2018): Policies for Strengthening Linkages and Spillover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Lessons from Samsung Mobile Phone Production in Vietnam.

Zhang M., Kong, X. X. and Ramu, S. C., 2016.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in China. 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 22(1), pp. 86-109.

本文摘編自《全球價值鏈與工業發展：來自中國、東南亞和南亞的經驗》（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 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