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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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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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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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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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11
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11
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12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是“繼續推進”了康德哲學的工作。
“自由”“進入”“經驗世界”，“矛盾”就是必然的。黑格爾批評康德，說他把“自由”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彼岸”，是一個只能“思想”不能“理解-認知”的“被思想體”，因而這個“彼岸”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純粹形式”。黑格爾說，康德這個態度，是一種“逃避”，只是消極的。康德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批判哲學”的“原則”，“劃疆而治”，“各行其道”，就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康德也很清楚，這種“永久和平”只是一個“理想”，“理性”固然“先天”地“有權”確立這個“理想”，但並不能“保證”它的“現實性”，“現實性”“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外的“彼岸”。“彼岸”是對“此岸”的“超越”、“跳躍”，是一種“脫離”，一種“剝離”。康德的思想意味著，“自由”既然在“經驗世界”“製造”了“矛盾”就應該“退出”這個世界，呆在它該呆的地方，所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迴避”的態度；只是康德也知道，這個“矛盾”在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精神”通過“理性”“自己-自由”“設定”自己的“對立面”，並不是原本就有另一個事物和“精神”“對立著”。如果說真有“彼岸”世界的話，這個世界也是“此岸世界”自己“設定”出來的，一切“信仰”都是精神和理性的產物；而“自己”“設定”的“對立面”是不可能“逃避”的。
“彼岸”要通過“此岸”來取得“證明”，“此岸”“證實”著“彼岸”，“剝離”“此岸”的“彼岸”只能是無內容的純形式。
於是“精神-理性”正是通過“矛盾”的“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權能”，在這個基礎上，“精神”就有“勇氣”“克服”“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也有“智慧”“運用”這種“克服”來“推進”精神自身的“發展”。
“精神”“勇於”“面對矛盾”，也“善於”“處理矛盾”。“精神”的“啟蒙”，己經做好了“科學地”“運用”“矛盾”來“推動”“經驗世界”“歷史發展”的“準備”。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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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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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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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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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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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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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11
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12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是“繼續推進”了康德哲學的工作。
“自由”“進入”“經驗世界”，“矛盾”就是必然的。黑格爾批評康德，說他把“自由”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彼岸”，是一個只能“思想”不能“理解-認知”的“被思想體”，因而這個“彼岸”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純粹形式”。黑格爾說，康德這個態度，是一種“逃避”，只是消極的。康德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批判哲學”的“原則”，“劃疆而治”，“各行其道”，就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康德也很清楚，這種“永久和平”只是一個“理想”，“理性”固然“先天”地“有權”確立這個“理想”，但並不能“保證”它的“現實性”，“現實性”“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外的“彼岸”。“彼岸”是對“此岸”的“超越”、“跳躍”，是一種“脫離”，一種“剝離”。康德的思想意味著，“自由”既然在“經驗世界”“製造”了“矛盾”就應該“退出”這個世界，呆在它該呆的地方，所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迴避”的態度；只是康德也知道，這個“矛盾”在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精神”通過“理性”“自己-自由”“設定”自己的“對立面”，並不是原本就有另一個事物和“精神”“對立著”。如果說真有“彼岸”世界的話，這個世界也是“此岸世界”自己“設定”出來的，一切“信仰”都是精神和理性的產物；而“自己”“設定”的“對立面”是不可能“逃避”的。
“彼岸”要通過“此岸”來取得“證明”，“此岸”“證實”著“彼岸”，“剝離”“此岸”的“彼岸”只能是無內容的純形式。
於是“精神-理性”正是通過“矛盾”的“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權能”，在這個基礎上，“精神”就有“勇氣”“克服”“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也有“智慧”“運用”這種“克服”來“推進”精神自身的“發展”。
“精神”“勇於”“面對矛盾”，也“善於”“處理矛盾”。“精神”的“啟蒙”，己經做好了“科學地”“運用”“矛盾”來“推動”“經驗世界”“歷史發展”的“準備”。
13
“精神”經過“啟蒙”的“成熟”意味著：“精神”認識到在“擺脫了”“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的“限制”後，“理性”必定具有的“僭越”傾向，也必定會“產生-製造”“矛盾”，“精神”在“克服”“矛盾”中又通過“理性”“建立”起“新”的“秩序”，這種“新秩序”也會成為“新”的“限制”，為使自己“更加”“成熟”，“精神”需要“另一次”的“啟蒙”，以“重新”“認識到”這些“限制”原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樣“精神”不斷地要有“啟蒙”的“勇氣”，不斷地在“克服”種種“矛盾”中“推進”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對於“精神”來說，是一個“永恆”的“任務”，是“（自由）精神”的“天職”。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黑格爾把“人類”的歷史看成了一部“精神發展史”，就是“精神啟蒙史”，儘管他把“啟蒙”限定在精神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因為“精神”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就是“精神”有階段性地“僭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重新由“理性”經過“批判-釐定”自己的“界限”，“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成為“新舊交替”的“過程”。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在黑格爾眼裡“歷史”是“精神”“僭越”和“批判”的歷史，也就是“自由”在“經驗世界”不斷“證明-顯現”自己的歷史。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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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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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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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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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是“繼續推進”了康德哲學的工作。
“自由”“進入”“經驗世界”，“矛盾”就是必然的。黑格爾批評康德，說他把“自由”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彼岸”，是一個只能“思想”不能“理解-認知”的“被思想體”，因而這個“彼岸”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純粹形式”。黑格爾說，康德這個態度，是一種“逃避”，只是消極的。康德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批判哲學”的“原則”，“劃疆而治”，“各行其道”，就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康德也很清楚，這種“永久和平”只是一個“理想”，“理性”固然“先天”地“有權”確立這個“理想”，但並不能“保證”它的“現實性”，“現實性”“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外的“彼岸”。“彼岸”是對“此岸”的“超越”、“跳躍”，是一種“脫離”，一種“剝離”。康德的思想意味著，“自由”既然在“經驗世界”“製造”了“矛盾”就應該“退出”這個世界，呆在它該呆的地方，所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迴避”的態度；只是康德也知道，這個“矛盾”在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精神”通過“理性”“自己-自由”“設定”自己的“對立面”，並不是原本就有另一個事物和“精神”“對立著”。如果說真有“彼岸”世界的話，這個世界也是“此岸世界”自己“設定”出來的，一切“信仰”都是精神和理性的產物；而“自己”“設定”的“對立面”是不可能“逃避”的。
“彼岸”要通過“此岸”來取得“證明”，“此岸”“證實”著“彼岸”，“剝離”“此岸”的“彼岸”只能是無內容的純形式。
於是“精神-理性”正是通過“矛盾”的“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權能”，在這個基礎上，“精神”就有“勇氣”“克服”“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也有“智慧”“運用”這種“克服”來“推進”精神自身的“發展”。
“精神”“勇於”“面對矛盾”，也“善於”“處理矛盾”。“精神”的“啟蒙”，己經做好了“科學地”“運用”“矛盾”來“推動”“經驗世界”“歷史發展”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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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經過“啟蒙”的“成熟”意味著：“精神”認識到在“擺脫了”“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的“限制”後，“理性”必定具有的“僭越”傾向，也必定會“產生-製造”“矛盾”，“精神”在“克服”“矛盾”中又通過“理性”“建立”起“新”的“秩序”，這種“新秩序”也會成為“新”的“限制”，為使自己“更加”“成熟”，“精神”需要“另一次”的“啟蒙”，以“重新”“認識到”這些“限制”原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樣“精神”不斷地要有“啟蒙”的“勇氣”，不斷地在“克服”種種“矛盾”中“推進”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對於“精神”來說，是一個“永恆”的“任務”，是“（自由）精神”的“天職”。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黑格爾把“人類”的歷史看成了一部“精神發展史”，就是“精神啟蒙史”，儘管他把“啟蒙”限定在精神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因為“精神”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就是“精神”有階段性地“僭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重新由“理性”經過“批判-釐定”自己的“界限”，“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成為“新舊交替”的“過程”。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在黑格爾眼裡“歷史”是“精神”“僭越”和“批判”的歷史，也就是“自由”在“經驗世界”不斷“證明-顯現”自己的歷史。
14
“精神”在“克服”種種“矛盾”中“證明”自己“精神”在“經驗世界，“認出”了自己是“自由”的，種種“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精神”不僅在“彼岸”世界是“自由”的，在那個“設想”出來的世界，可以任“理性”“自由馳騁”，而且即使在“現實的”“此岸”世界，也是“自由”的。“精神”“認識到”這種“此岸”的“自由”，是“啟蒙運動”的“深化”和“成熟”的“標識”，因為“精神”不僅“認識到”“無限制”的“彼岸”是“不受限制”的，而且即使在“有限制”的“此岸”同樣是“不受限制”的，“精神”不必“逃避”到一個“世外桃源”去“享受”“空洞”的“安逸”和“自由”，“精神”有“權能”就在“現實”的世界“擁有”自己的“自主權”。“精神”這種“現實”的“自由”觀念，是黑格爾推進康德的地方，但“精神”與“經驗世界”的“獨立自主”的“自由”觀念乃是康德己經指出了的一個方向，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奠定了一個思想的基礎，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以及那篇論“啟蒙”的短文，都己經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存在。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11
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12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是“繼續推進”了康德哲學的工作。
“自由”“進入”“經驗世界”，“矛盾”就是必然的。黑格爾批評康德，說他把“自由”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彼岸”，是一個只能“思想”不能“理解-認知”的“被思想體”，因而這個“彼岸”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純粹形式”。黑格爾說，康德這個態度，是一種“逃避”，只是消極的。康德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批判哲學”的“原則”，“劃疆而治”，“各行其道”，就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康德也很清楚，這種“永久和平”只是一個“理想”，“理性”固然“先天”地“有權”確立這個“理想”，但並不能“保證”它的“現實性”，“現實性”“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外的“彼岸”。“彼岸”是對“此岸”的“超越”、“跳躍”，是一種“脫離”，一種“剝離”。康德的思想意味著，“自由”既然在“經驗世界”“製造”了“矛盾”就應該“退出”這個世界，呆在它該呆的地方，所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迴避”的態度；只是康德也知道，這個“矛盾”在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精神”通過“理性”“自己-自由”“設定”自己的“對立面”，並不是原本就有另一個事物和“精神”“對立著”。如果說真有“彼岸”世界的話，這個世界也是“此岸世界”自己“設定”出來的，一切“信仰”都是精神和理性的產物；而“自己”“設定”的“對立面”是不可能“逃避”的。
“彼岸”要通過“此岸”來取得“證明”，“此岸”“證實”著“彼岸”，“剝離”“此岸”的“彼岸”只能是無內容的純形式。
於是“精神-理性”正是通過“矛盾”的“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權能”，在這個基礎上，“精神”就有“勇氣”“克服”“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也有“智慧”“運用”這種“克服”來“推進”精神自身的“發展”。
“精神”“勇於”“面對矛盾”，也“善於”“處理矛盾”。“精神”的“啟蒙”，己經做好了“科學地”“運用”“矛盾”來“推動”“經驗世界”“歷史發展”的“準備”。
13
“精神”經過“啟蒙”的“成熟”意味著：“精神”認識到在“擺脫了”“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的“限制”後，“理性”必定具有的“僭越”傾向，也必定會“產生-製造”“矛盾”，“精神”在“克服”“矛盾”中又通過“理性”“建立”起“新”的“秩序”，這種“新秩序”也會成為“新”的“限制”，為使自己“更加”“成熟”，“精神”需要“另一次”的“啟蒙”，以“重新”“認識到”這些“限制”原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樣“精神”不斷地要有“啟蒙”的“勇氣”，不斷地在“克服”種種“矛盾”中“推進”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對於“精神”來說，是一個“永恆”的“任務”，是“（自由）精神”的“天職”。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黑格爾把“人類”的歷史看成了一部“精神發展史”，就是“精神啟蒙史”，儘管他把“啟蒙”限定在精神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因為“精神”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就是“精神”有階段性地“僭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重新由“理性”經過“批判-釐定”自己的“界限”，“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成為“新舊交替”的“過程”。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在黑格爾眼裡“歷史”是“精神”“僭越”和“批判”的歷史，也就是“自由”在“經驗世界”不斷“證明-顯現”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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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克服”種種“矛盾”中“證明”自己“精神”在“經驗世界，“認出”了自己是“自由”的，種種“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精神”不僅在“彼岸”世界是“自由”的，在那個“設想”出來的世界，可以任“理性”“自由馳騁”，而且即使在“現實的”“此岸”世界，也是“自由”的。“精神”“認識到”這種“此岸”的“自由”，是“啟蒙運動”的“深化”和“成熟”的“標識”，因為“精神”不僅“認識到”“無限制”的“彼岸”是“不受限制”的，而且即使在“有限制”的“此岸”同樣是“不受限制”的，“精神”不必“逃避”到一個“世外桃源”去“享受”“空洞”的“安逸”和“自由”，“精神”有“權能”就在“現實”的世界“擁有”自己的“自主權”。“精神”這種“現實”的“自由”觀念，是黑格爾推進康德的地方，但“精神”與“經驗世界”的“獨立自主”的“自由”觀念乃是康德己經指出了的一個方向，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奠定了一個思想的基礎，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以及那篇論“啟蒙”的短文，都己經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存在。
15
“自由”與“界限”的“對立-矛盾”，“僭越精神”與“批判精神”的“對立矛盾”是“二律背反”，即，是兩個“原理-原則”的“對立矛盾”，是“理性”“自身”“不同原理”的“矛盾”，而不僅僅是“感覺經驗”上“區別”和“對立”，像“冷-熱’、“明-暗”等等。這種“原則”的區別，是康德奠定的，“自然”和“自由”是兩個遵循“不同原理-原則”的“領域”，這兩個“領域”，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努力將它們“結合”了起來。黑格爾的工作，則比康德龐大得多，他“溝通”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使“理性”的“精神”或“自由”的“精神”“無所不在”。
“精神”不但在“自然”裡“認出”了“自己-自由”，而且在“社會”裡也“認出”了“自己”。“精神”通過“理性”為“自然”和“社會”“立法”，“法-限制”是“理性”“立”的，而“理性”的本質又是“自由-不受限制”的，“理性”要“確認”自己對“經驗世界”的“自主的”“立法權”，在“受限制”的“經驗世界”“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獨立自由”。“自由”“進入”這個“感覺經驗”的世界，按照康德，“矛盾-二律背反”就成為不可避免，按照黑格爾，種“原理-原則”上的“矛盾”就充斥著經驗的世界。
這就是說，“精神”要在“經驗世界”“確認”自己的“自由”，“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無可“逃避”的。也就是說“矛盾”是“精神”在經驗世界的歷史發展中“確認”“自己”的“自由”的“必然環節”。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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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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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11
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12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是“繼續推進”了康德哲學的工作。
“自由”“進入”“經驗世界”，“矛盾”就是必然的。黑格爾批評康德，說他把“自由”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彼岸”，是一個只能“思想”不能“理解-認知”的“被思想體”，因而這個“彼岸”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純粹形式”。黑格爾說，康德這個態度，是一種“逃避”，只是消極的。康德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批判哲學”的“原則”，“劃疆而治”，“各行其道”，就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康德也很清楚，這種“永久和平”只是一個“理想”，“理性”固然“先天”地“有權”確立這個“理想”，但並不能“保證”它的“現實性”，“現實性”“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外的“彼岸”。“彼岸”是對“此岸”的“超越”、“跳躍”，是一種“脫離”，一種“剝離”。康德的思想意味著，“自由”既然在“經驗世界”“製造”了“矛盾”就應該“退出”這個世界，呆在它該呆的地方，所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迴避”的態度；只是康德也知道，這個“矛盾”在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精神”通過“理性”“自己-自由”“設定”自己的“對立面”，並不是原本就有另一個事物和“精神”“對立著”。如果說真有“彼岸”世界的話，這個世界也是“此岸世界”自己“設定”出來的，一切“信仰”都是精神和理性的產物；而“自己”“設定”的“對立面”是不可能“逃避”的。
“彼岸”要通過“此岸”來取得“證明”，“此岸”“證實”著“彼岸”，“剝離”“此岸”的“彼岸”只能是無內容的純形式。
於是“精神-理性”正是通過“矛盾”的“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權能”，在這個基礎上，“精神”就有“勇氣”“克服”“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也有“智慧”“運用”這種“克服”來“推進”精神自身的“發展”。
“精神”“勇於”“面對矛盾”，也“善於”“處理矛盾”。“精神”的“啟蒙”，己經做好了“科學地”“運用”“矛盾”來“推動”“經驗世界”“歷史發展”的“準備”。
13
“精神”經過“啟蒙”的“成熟”意味著：“精神”認識到在“擺脫了”“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的“限制”後，“理性”必定具有的“僭越”傾向，也必定會“產生-製造”“矛盾”，“精神”在“克服”“矛盾”中又通過“理性”“建立”起“新”的“秩序”，這種“新秩序”也會成為“新”的“限制”，為使自己“更加”“成熟”，“精神”需要“另一次”的“啟蒙”，以“重新”“認識到”這些“限制”原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樣“精神”不斷地要有“啟蒙”的“勇氣”，不斷地在“克服”種種“矛盾”中“推進”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對於“精神”來說，是一個“永恆”的“任務”，是“（自由）精神”的“天職”。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黑格爾把“人類”的歷史看成了一部“精神發展史”，就是“精神啟蒙史”，儘管他把“啟蒙”限定在精神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因為“精神”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就是“精神”有階段性地“僭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重新由“理性”經過“批判-釐定”自己的“界限”，“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成為“新舊交替”的“過程”。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在黑格爾眼裡“歷史”是“精神”“僭越”和“批判”的歷史，也就是“自由”在“經驗世界”不斷“證明-顯現”自己的歷史。
14
“精神”在“克服”種種“矛盾”中“證明”自己“精神”在“經驗世界，“認出”了自己是“自由”的，種種“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精神”不僅在“彼岸”世界是“自由”的，在那個“設想”出來的世界，可以任“理性”“自由馳騁”，而且即使在“現實的”“此岸”世界，也是“自由”的。“精神”“認識到”這種“此岸”的“自由”，是“啟蒙運動”的“深化”和“成熟”的“標識”，因為“精神”不僅“認識到”“無限制”的“彼岸”是“不受限制”的，而且即使在“有限制”的“此岸”同樣是“不受限制”的，“精神”不必“逃避”到一個“世外桃源”去“享受”“空洞”的“安逸”和“自由”，“精神”有“權能”就在“現實”的世界“擁有”自己的“自主權”。“精神”這種“現實”的“自由”觀念，是黑格爾推進康德的地方，但“精神”與“經驗世界”的“獨立自主”的“自由”觀念乃是康德己經指出了的一個方向，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奠定了一個思想的基礎，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以及那篇論“啟蒙”的短文，都己經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存在。
15
“自由”與“界限”的“對立-矛盾”，“僭越精神”與“批判精神”的“對立矛盾”是“二律背反”，即，是兩個“原理-原則”的“對立矛盾”，是“理性”“自身”“不同原理”的“矛盾”，而不僅僅是“感覺經驗”上“區別”和“對立”，像“冷-熱’、“明-暗”等等。這種“原則”的區別，是康德奠定的，“自然”和“自由”是兩個遵循“不同原理-原則”的“領域”，這兩個“領域”，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努力將它們“結合”了起來。黑格爾的工作，則比康德龐大得多，他“溝通”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使“理性”的“精神”或“自由”的“精神”“無所不在”。
“精神”不但在“自然”裡“認出”了“自己-自由”，而且在“社會”裡也“認出”了“自己”。“精神”通過“理性”為“自然”和“社會”“立法”，“法-限制”是“理性”“立”的，而“理性”的本質又是“自由-不受限制”的，“理性”要“確認”自己對“經驗世界”的“自主的”“立法權”，在“受限制”的“經驗世界”“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獨立自由”。“自由”“進入”這個“感覺經驗”的世界，按照康德，“矛盾-二律背反”就成為不可避免，按照黑格爾，種“原理-原則”上的“矛盾”就充斥著經驗的世界。
這就是說，“精神”要在“經驗世界”“確認”自己的“自由”，“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無可“逃避”的。也就是說“矛盾”是“精神”在經驗世界的歷史發展中“確認”“自己”的“自由”的“必然環節”。
16
在某種意義上說“精神”是“矛盾”的“製造者”，但也是“矛盾”的“克服者”，因為“精神”是“僭越者”，也是“立法者”，“精神”的活力，概出於“理性”。
“理性”的“自由”“蘊含”了“必然”，“無限制”“蘊含”了“限制”，在這個意義上，“精神”“製造”出來的“矛盾”，“必然-必須”被“精神”自己加以“克服”，“自由”“必定”要在“經驗世界”裡“顯現”自己，亦即“證明-證實”“自己”，這是一種“自由”的“必然性-必須性”。
除非“瘋癲”，“僭越者”也“必須-必要-必定”是“立法者”。“僭越者”“必定”要“建構-建立”“自己”的“秩序”，建立自己的“界限”，這些“界限”要經得住“批判精神”的“檢驗”。
這就是說“自由者”的“僭越”，“矛盾”的“克服”以及“新秩序”的“建立”等等也都是“理性”“擴展”“自己”的“權利”範圍，“開拓”“自己”的“疆土”的歷史發展“過程”，而不是“私慾”的“膨脹”。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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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11
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12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是“繼續推進”了康德哲學的工作。
“自由”“進入”“經驗世界”，“矛盾”就是必然的。黑格爾批評康德，說他把“自由”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彼岸”，是一個只能“思想”不能“理解-認知”的“被思想體”，因而這個“彼岸”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純粹形式”。黑格爾說，康德這個態度，是一種“逃避”，只是消極的。康德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批判哲學”的“原則”，“劃疆而治”，“各行其道”，就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康德也很清楚，這種“永久和平”只是一個“理想”，“理性”固然“先天”地“有權”確立這個“理想”，但並不能“保證”它的“現實性”，“現實性”“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外的“彼岸”。“彼岸”是對“此岸”的“超越”、“跳躍”，是一種“脫離”，一種“剝離”。康德的思想意味著，“自由”既然在“經驗世界”“製造”了“矛盾”就應該“退出”這個世界，呆在它該呆的地方，所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迴避”的態度；只是康德也知道，這個“矛盾”在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精神”通過“理性”“自己-自由”“設定”自己的“對立面”，並不是原本就有另一個事物和“精神”“對立著”。如果說真有“彼岸”世界的話，這個世界也是“此岸世界”自己“設定”出來的，一切“信仰”都是精神和理性的產物；而“自己”“設定”的“對立面”是不可能“逃避”的。
“彼岸”要通過“此岸”來取得“證明”，“此岸”“證實”著“彼岸”，“剝離”“此岸”的“彼岸”只能是無內容的純形式。
於是“精神-理性”正是通過“矛盾”的“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權能”，在這個基礎上，“精神”就有“勇氣”“克服”“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也有“智慧”“運用”這種“克服”來“推進”精神自身的“發展”。
“精神”“勇於”“面對矛盾”，也“善於”“處理矛盾”。“精神”的“啟蒙”，己經做好了“科學地”“運用”“矛盾”來“推動”“經驗世界”“歷史發展”的“準備”。
13
“精神”經過“啟蒙”的“成熟”意味著：“精神”認識到在“擺脫了”“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的“限制”後，“理性”必定具有的“僭越”傾向，也必定會“產生-製造”“矛盾”，“精神”在“克服”“矛盾”中又通過“理性”“建立”起“新”的“秩序”，這種“新秩序”也會成為“新”的“限制”，為使自己“更加”“成熟”，“精神”需要“另一次”的“啟蒙”，以“重新”“認識到”這些“限制”原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樣“精神”不斷地要有“啟蒙”的“勇氣”，不斷地在“克服”種種“矛盾”中“推進”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對於“精神”來說，是一個“永恆”的“任務”，是“（自由）精神”的“天職”。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黑格爾把“人類”的歷史看成了一部“精神發展史”，就是“精神啟蒙史”，儘管他把“啟蒙”限定在精神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因為“精神”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就是“精神”有階段性地“僭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重新由“理性”經過“批判-釐定”自己的“界限”，“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成為“新舊交替”的“過程”。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在黑格爾眼裡“歷史”是“精神”“僭越”和“批判”的歷史，也就是“自由”在“經驗世界”不斷“證明-顯現”自己的歷史。
14
“精神”在“克服”種種“矛盾”中“證明”自己“精神”在“經驗世界，“認出”了自己是“自由”的，種種“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精神”不僅在“彼岸”世界是“自由”的，在那個“設想”出來的世界，可以任“理性”“自由馳騁”，而且即使在“現實的”“此岸”世界，也是“自由”的。“精神”“認識到”這種“此岸”的“自由”，是“啟蒙運動”的“深化”和“成熟”的“標識”，因為“精神”不僅“認識到”“無限制”的“彼岸”是“不受限制”的，而且即使在“有限制”的“此岸”同樣是“不受限制”的，“精神”不必“逃避”到一個“世外桃源”去“享受”“空洞”的“安逸”和“自由”，“精神”有“權能”就在“現實”的世界“擁有”自己的“自主權”。“精神”這種“現實”的“自由”觀念，是黑格爾推進康德的地方，但“精神”與“經驗世界”的“獨立自主”的“自由”觀念乃是康德己經指出了的一個方向，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奠定了一個思想的基礎，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以及那篇論“啟蒙”的短文，都己經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存在。
15
“自由”與“界限”的“對立-矛盾”，“僭越精神”與“批判精神”的“對立矛盾”是“二律背反”，即，是兩個“原理-原則”的“對立矛盾”，是“理性”“自身”“不同原理”的“矛盾”，而不僅僅是“感覺經驗”上“區別”和“對立”，像“冷-熱’、“明-暗”等等。這種“原則”的區別，是康德奠定的，“自然”和“自由”是兩個遵循“不同原理-原則”的“領域”，這兩個“領域”，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努力將它們“結合”了起來。黑格爾的工作，則比康德龐大得多，他“溝通”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使“理性”的“精神”或“自由”的“精神”“無所不在”。
“精神”不但在“自然”裡“認出”了“自己-自由”，而且在“社會”裡也“認出”了“自己”。“精神”通過“理性”為“自然”和“社會”“立法”，“法-限制”是“理性”“立”的，而“理性”的本質又是“自由-不受限制”的，“理性”要“確認”自己對“經驗世界”的“自主的”“立法權”，在“受限制”的“經驗世界”“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獨立自由”。“自由”“進入”這個“感覺經驗”的世界，按照康德，“矛盾-二律背反”就成為不可避免，按照黑格爾，種“原理-原則”上的“矛盾”就充斥著經驗的世界。
這就是說，“精神”要在“經驗世界”“確認”自己的“自由”，“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無可“逃避”的。也就是說“矛盾”是“精神”在經驗世界的歷史發展中“確認”“自己”的“自由”的“必然環節”。
16
在某種意義上說“精神”是“矛盾”的“製造者”，但也是“矛盾”的“克服者”，因為“精神”是“僭越者”，也是“立法者”，“精神”的活力，概出於“理性”。
“理性”的“自由”“蘊含”了“必然”，“無限制”“蘊含”了“限制”，在這個意義上，“精神”“製造”出來的“矛盾”，“必然-必須”被“精神”自己加以“克服”，“自由”“必定”要在“經驗世界”裡“顯現”自己，亦即“證明-證實”“自己”，這是一種“自由”的“必然性-必須性”。
除非“瘋癲”，“僭越者”也“必須-必要-必定”是“立法者”。“僭越者”“必定”要“建構-建立”“自己”的“秩序”，建立自己的“界限”，這些“界限”要經得住“批判精神”的“檢驗”。
這就是說“自由者”的“僭越”，“矛盾”的“克服”以及“新秩序”的“建立”等等也都是“理性”“擴展”“自己”的“權利”範圍，“開拓”“自己”的“疆土”的歷史發展“過程”，而不是“私慾”的“膨脹”。
17
“僭越者”既是“自由者”，則他的“意志”也是“理性”的。按照康德的“批判精神”，“意志自由”是“道德”的道理上的根據，就是說，“僭越者”作為“自由者”“承擔著”“無可推卸”的“責任”，“僭越者”在“為自由”“立法”的“行為”中，擔負著“責任”，無論“後果”“好壞”，“成敗利鈍”，都有一份“責任”。面對這種不可避免-逃脫不掉的“責任”，“僭越者”作為“自由者”在需要“謹慎”的同時，更需要“勇氣”。“審慎”總是“有限的-受限制的”，因為它是“知識性”的，而“勇氣”則是“大無畏”的，是“德性”的。
“僭越”的“自由者”作為“始作俑者”在“因果”系列裡是“第一因”，“第一因”的“自由者”，也是“第一責任者”，開的是“無限公司”，做的是“無限”的“事業”，在它的“後果”還未出現的時候“責任”就己經“存在”。這種“預設”的“責任”，“迫使”“自由者”“謹慎”行事，但是“後果”既然必定要“進入”“經驗世界”，則無論怎樣“機關算盡”，難免“受”“偶然性”“命運”的“作弄”。“知識”的“必然性”只是“理論”的，“僭越者”如果缺乏“責任”和“道德”的“信心”和“決斷”，沒有“承擔”一切“後果”的“勇氣”，那就不是“自由者”，或者不是“己啟蒙者”，而只能是“循規蹈矩”的“謙謙君子”。
葉秀山：啟蒙的精神與精神的啟蒙
摘 要：分析康德短文《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結合康德批判哲學的理路以及黑格爾對康德思想的批判性發展，可以看出，啟蒙精神的旨要不只是“知識”，而是“道德”和由“實踐理性-道德”引導下的“勇氣”。“啟蒙”之所以強調“勇氣”，乃在於“啟蒙”不僅是“知識之積累”，而且還在於“道德”之“自由”。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是“精神”層面的問題。“啟蒙”需要“精神”，“精神”需要“啟蒙”。於是康德強調，啟蒙精神就是“精神”要擺脫自己加於自己之上的枷鎖，因而啟蒙也就是“精神”自己“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歷程。啟蒙精神使我們認識到，“理性”不僅有權設定界限，而且也有權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就是一種自由精神。
關鍵詞：啟蒙; 精神; 理性; 自由; 僭越;
01
康德寫《答覆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這篇短文時，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己在1781年發表（第一版）。按我的看法，康德在他發表第一《批判》時，他的三個《批判》的思想框架己經有了，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己經為《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留有了“餘地”。在第一《批判》裡，康德不僅劃清了“自由”與“自然”-“道德”與“知識”的界限，而且也為“目的論”打好了基礎，而似乎只有“審美”部分是改變初衷的“新”思想。
從康德以後所發表的大小零散的文章來看，他許多文章都離不開他的三大《批判》的主要思路。我感到康德這篇論“啟蒙”的短文，也需要從他的“批判哲學”的主要思想指引下來讀，而且讀了他的一些短論，還可以啟發和加深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精神的理解。
據我所知，福柯正是把這篇短文與康德的三個《批判》聯繫起來讀的，他也有一篇《什麼是啟蒙》的短文，我讀了也很受啟發。所以首先提出這一點，是因為包括福柯在內，一些人認為康德這篇短文也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真是這樣的；但是目前被指出的不清楚之處，也許並不是問題所在。
02
讀康德這篇短文，要著重體會的正是他文章的第一段。順便說，康德的著作，在當時就被認為難懂，除了文字方面的原因外（據說他的德文過於拉丁化），也是由於他寫得過於精煉，並且“預設”了他的讀者對他的“批判哲學”的總體精神己經有所把握了，而他這種“估計”，不僅現在不對，當時也是有距離的。
這開頭第一段第一句話是用特殊字體印的，中文譯文打上了重點號：“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我過去很注意“不成熟狀態”這個意思，似乎也沒有什麼錯誤，但更加要注意的是前面的意思：“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個限定的意思。
“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就意味著並不是“自然”“加之於”我們的，因而也就不是“讀書識字”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提高“文化知識”的意思，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意思在。
“自然”“加之於”我們的“無知”狀態，要通過“學習”來克服和提高，中國古代“蒙童”需要念《三字經》、《百家姓》，然後循序漸進，讀《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等，從“初識之無”開始。現在的兒童教育，也有循序漸進的一套，甚至還有“胎教”。這裡所謂“啟蒙”顯然不是這類的意思，也就是說“啟蒙”的意思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知識性”的。通常的“知識”上的“無知”，並不是“人類，“自己加之於自己”的。
或許，很有“知識”、很有“學問”的“科學家”、“學問家”，居然同樣“需要”“啟蒙”，因為他們也會“被”“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所“矇蔽”。
“自然”“所加之於”我們的“矇蔽”需用“學習”來“開啟”；“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矇蔽”則需用“勇氣”來“開啟”。
這段話最後，康德用拉丁詩人的話“Sapere aude!”來概括他的意思：“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啟蒙時代）的口號。”
03
我在讀“Sapere aude!”時，常常重點放在“Sapere”，這似乎也並不錯，但是忽略“aude”這層意思就會不全面，更可能不準確。亦即，如果僅從“知識性”上理解這句話，那麼康德後來說的至少不贊成醫生為我制訂食譜這個意思就會引起懷疑，甚至覺得康德老先生思想偏執和混亂。如今很多人都很注意養生，對於營養學家制訂的各類食譜至少是應該注意遵守的，再說各行各業都有專門專業和技能，總要把許多事情“委託”出去，不可能“事必躬親”。
不過，我們如果把重點放在了“aude”上，問題可能容易解決些。
康德這裡批評的是那樣一種思想狀態-精神狀態：“自己”“在”一種“外在”“環境限制”中感覺到很舒服，在“他人-他在”的“權威”的“監護探護”中，感到很“安全”，“大樹底下好乘涼”；而如果“運用”“自己”的“理智”“獨立”“行事”，則感到“危險”，因“害怕”而失去“勇氣”。康德引用這個口號，是要“找回-召回”這樣一種“運用理性-理智”的“勇氣”，而不僅僅是“好好學習”的意思。
“勇氣”就不僅是“知識”問題，而且是“道德德性”的問題，至少在康德“批判哲學”的語境中，不僅是《純粹理性批判》所涉的“自然-必然”的問題，而且是《實踐理性批判》所涉的“道德-自由”的問題。
於是，康德就有理由有權利向社會呼籲：在“私人事務”上“遵守紀律”，而作為“思想者-學者”有權利、也要有“勇氣”對於“既定紀律”提出“異議”，這種“異議”雖不一定要得到“鼓勵”，但一定要受到“保護”，至少要“被允許”而不被“干涉”和“禁止”。
作為“思者”“自己”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理性”“思考”問題，作為“他者”不得“干涉”“思者”的“思考”，不得“干涉”“思者”將“思考”的成果向“公眾”進行“交流”，以使“思者”成為“言者”，而“言者無罪”成為一個普遍法則。這樣的“時代”，可以稱得上是“啟蒙的時代”。
04
“啟蒙”之所以不僅是“學習”的問題，而更是“勇氣”的問題，乃在於這個“矇蔽-不成熟狀態”是“人類（們）”“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啟蒙”的問題是一個“思想”的“問題”，一個“精神”的問題，“啟蒙”作為一個“時代”和“運動”應是一個“擺脫解脫”“精神-思想枷鎖”的問題，而這個“枷鎖”是“思想-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所謂“啟蒙”作為一種“時代”的“精神”，是“精神”“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也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思想解放”的精神。
05
如果將“啟蒙”的問題限於通常的“文化知識”、一般的“文化教養”問題，則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所批評的“啟蒙”與“信仰”各自的片面性和空疏性，的確是很深刻的。因為各自都把自己的“理念”置於了一個脫離現實的“彼岸”，而把這個“彼岸”硬要“運用-拉回”到現實的“此岸”來，則出現康德業己揭示了的“二律背反”，適足以暴露各自的空疏性。
然則康德這裡所理解的“啟蒙”，也同樣是精神性和思想性的問題，是精神思想的一個“自我”“超越”，“自我”“克服”，“自我”“解放”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康德“批判哲學”同時也“預示”了黑格爾（包括之前的費希特、謝林）哲學的出現。
黑格爾哲學，正是“精神-理性”“自己”經過層層的“否定”的“發展”，把“（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加以“克服”，而走向一個“成熟的狀態”。黑格爾把精神解放的最後狀態——也是最初的本原狀態叫做“絕對”，亦即“精神”的“歷史發展”使“理性”“認識”到“現實”的“世界”並不能夠“限制-埋葬”“精神”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中就有著這種“自由”，而事實上，一切的“枷鎖”和“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在這個意義上，不僅康德的“批判哲學”被黑格爾稱作為“（只是）啟蒙哲學”，他自己的“絕對哲學”也正是一種“精神”“自我”“解放”的“啟蒙哲學”。
說到黑格爾哲學，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康德那篇短文的開頭第一句：“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揭示“人類”“精神”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走向”“精神-思想”“解放”的大路上；對於這樣一條“解放之路”的“知識”，不是一般的“日常知識”，而是“哲學的知識”，是“精神”“認識”“自己解放自己”的“知識”。
在這個意義上“Sapereaude!” 的“sapere”有了哲學深層次的意義，“aude”也有了它自己的取向：“哲學”的“知識”，“真理”的“知識”，不僅需要“學習”，而且更需要“勇氣”。
06
為什麼“哲學知識”需要“勇氣”？“哲學知識”具有何種特點竟然僅僅“勤奮好學”不夠，還需要“勇氣”？我們還要回到康德的“批判哲學”。
對於康德哲學，我們通常有一個印象，他的所謂“批判”的工作，主要是為“理性”所涉各個“領域”劃清“界限”的，“理性”在“（科學）知識”和“（意志）道德”擁有“先天的立法權”，而這兩個“領域”有自己的不同的“疆界”，如果混淆了二者的“疆界”，“理性”使用了含有不同“原則-原理”的“立法權”，就必然引起不可克服的“矛盾-二律背反”。因為在“知識領域”，“理性”為“自然”“立法”，而在“道德領域”，“理性”則為“自由”“立法”，而“自然”和“自由”是截然不同的，遵循著絕對不同的“原理-原則”，混淆了它們，就如同“侵犯”各自的“疆域-領土”那樣，“戰爭-爭鬥”就成為“不可避免”。
對於這種“劃疆而治”的“原則”，人們需要的是“謹慎”，於是人們看到，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做的工作，大量的是為了“防止”“理論理性即理性在理論上的運用”的“僭越”。“理性”在“知識領域”裡的這種合法工作，康德叫做“知性”，“知性為自然立法”但不得“僭越”到“道德領域”裡去行使“權力”。
07
應該說，康德的“批判哲學”的確有這一層意思，可能還是主要的意思，所謂“批判”，也就是要“釐定”“理性”在各個不同領域的“合法性”。
不過，人們在把康德這層意思仔細研究之後，逐漸地發現他這種“理性”“裂土分疆”的“批判精神”，似乎並非他的哲學的全部“精神”。以前人們批評康德哲學，把哲學的問題“割裂”開來“理性”好像一個個貼好標籤的小盒子，不同的“事情”“存入”相應的盒子裡，各就各位，如同中藥鋪裡的藥材櫃子一樣。這樣，人們在做哲學的時候，主要是持一種“謹小慎微”的態度，這時候的“勇氣”和“決斷”似乎只是把哪些事情放到哪些盒子裡去的問題。
康德這層“批判哲學”的“精神”，受到許多的批評，尼采說他是孔尼茨堡裡的中國聖人。且不說尼采怎樣誤解了中國的聖人孔子，這個批評也只能刺痛康德哲學的一個方面的毛病。
08
不錯，康德的“批判哲學”的工作為“理性”“設定”了各種“界限”，諄諄“告誡”要恪守劃好了的“疆界”，不得魯莽行事，不得“越權”，但是就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己經指出，即使“批判哲學”己經“設定”了“知性-理性在知識領域”的權利範圍，指出了“僭越”的“危險性”：必定產生“二律背反”，“理性”仍然常常會“越過”“界限”，陷於“矛盾”。這就是說“理性”有“僭越”的“傾向”。
實際上，《純粹理性批判》己經為“理性”的“僭越”“留有了餘地”，常常提示著在“科學知識-經驗知識”之外，尚有一個“超越”的“領域”在，在“自然領域”外，尚有一個“自由”的“領域”在。
在某種意義上，“理性”有“僭越”的“傾向”，而就整體來說“理性”也有“僭越”的“合法權力”。“理性”之所以擁有這種“合法僭越”的“權力”，乃是因為：一切的“界限”都是“理性”“自己”“設定”的，用那篇論啟蒙的短文中的話來說，就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
既然“界限”是“理性”“自己”“設定”的，那麼過去我們常說的“自己立法自己遵守”、“遵守自己的法”固然很有道理，而“自己”“廢棄”“原有之法”，“重新設定”“新法”也是“合理合法”的。
“理性”這種“合理合法”的“僭越精神”，上個世紀後半期法國人談得較多。前面提到的福柯論啟蒙的短文，正是闡述這層道理，而且是“接著”康德意思說的；還有一位更系統的法國哲學家德羅茲，在他的《什麼是哲學》這本書裡甚至說，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把他以前精心設置的種種“界限”全都打亂了。
09
實際上，不僅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指明瞭“理性”的“僭越”“傾向”，也預留了“理性”“僭越”的權力，而且在《實踐理性批判》裡“理性”己經“跨出了”“僭越”的步伐，踏上了“僭越”的“征程”，把在“經驗知識”領域裡“斷”為“僭越”的“自由”推上了哲學的巔峰。
“自由”為“不受限制”，“自由”為“無限”。
人們對於康德的“自由”有許多討論和批評，指出它是“理性”的，而不是“感性慾望”的為所欲為，也指出它是“形式”的，缺少實際的“內容”，等等，也都是很有道理的。康德的“自由”概念，有許多不足之處，需要進一步推進，許多工作留待後人去做。
康德的“自由”作為“道德”的“根據”，與“義務”、“職責”緊密相聯，因此行使“自由”的“權利”“如履薄冰”，是戰戰兢兢的，因而也是“謹慎”的，這個“謹慎”態度來自一個“僭越者”和“立（新）法者”應有的“責任”，即承擔“行使自由權利”的一切“經驗-實際”的“後果”。“自然”的“因果”沒有“責任”問題，而“自由”的“因果”必要“追究責任”。
於是，某種意義上說“自由”本就是一種“僭越”，在這個意義上，康德的“批判哲學”蘊含著“僭越哲學”，“批判精神”蘊含著“僭越精神”，“自由精神”意味著“僭越精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種種“限制”，“限制”不了“理性”的“自由”。
10
當“理性”“認識到”一切“界限”都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之時，“精神”和“思想”得到“解放”。“理性”“知道”一切“客觀”的“法規-條例”都是“人類”按照“理性”自己的“指示-指導”所“設定”的，“精神”在這些“客觀”的事物中“認出”了“自己”，因此“精神”就“有權”根據“理性”來“重新”“設定”種種“界限”。
於是“啟蒙”也就是“精神”的“啟蒙”，“理性”的“啟蒙”，亦即“自由”的“啟蒙’，“僭越”的“啟蒙”。
這個意義上的“啟蒙”，不是某些“先知先覺”來“啟蒙”“他人-群眾”，不僅是“開啟民智”，而且主要是“開啟自己”。
“開啟自己”亦即歐洲哲學之傳統任務：認識你自己，對“理性”的“自己”-“自己”的“理性”有足夠的“認識”，亦即對“自己”的“自由”-“自由”的“自己”有充分的“信心”，亦即對“自己”有“超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界限”的“權（力）能（力）”有堅實的“瞭解”。“啟蒙”的“精神”使“人們”“瞭解到-認識到”“理性”有“權能”“設定”“界限”，也有“權能”“超越”“自己為自己設定”的“界限”，“理性”為“活潑潑”的“自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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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人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被有些人覺得是“危險”的，康德在那篇短文中對此做了相當生動的描寫，這在他的文章中不是很多的。他對那種在“他人”，“監護-保護”下的“安閒自得-無憂無慮”也有尖刻的諷刺，他甚至把這種情形比作初學走路的兒童，難免要摔跤，而在這樣的代價後，得到的則是自己獨立的行走。
不僅如此，啟蒙精神的實現，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有時會有某種故有秩序（界限）的“紛亂”。“自由”的“現實化”，必伴隨有“矛盾”，這一個“結果”，在《純粹理性批判》己經著重地揭示過：“知性”的“僭越”必定帶來“二律背反”。
在這個意義上，“啟蒙”所需要的“勇氣”，就不僅僅是“勇於”“否定”“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勇於”“否定”“（原有的）自己”，同時要“勇於”“面對”“自己”在“啟蒙前進”的“道路上”“遇到”的“矛盾”，“認識”到一切“矛盾-紛爭”同樣也是“人類-理性”“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因而也是“自己”有“權能”克服的。“矛盾”是“精神”“啟蒙”“精神自由”必定要經過的“途徑-環節”。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正是按他的理解“描述”了這一“精神”“啟蒙”的“矛盾發展”的“歷史過程”。
12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黑格爾哲學是“繼續推進”了康德哲學的工作。
“自由”“進入”“經驗世界”，“矛盾”就是必然的。黑格爾批評康德，說他把“自由”推向脫離“經驗世界”的“彼岸”，是一個只能“思想”不能“理解-認知”的“被思想體”，因而這個“彼岸”是沒有任何“內容”的“純粹形式”。黑格爾說，康德這個態度，是一種“逃避”，只是消極的。康德以為，如果按照他的“批判哲學”的“原則”，“劃疆而治”，“各行其道”，就有“永久和平”的“可能性”；然則，康德也很清楚，這種“永久和平”只是一個“理想”，“理性”固然“先天”地“有權”確立這個“理想”，但並不能“保證”它的“現實性”，“現實性”“在”“時間”的“無限綿延”之外的“彼岸”。“彼岸”是對“此岸”的“超越”、“跳躍”，是一種“脫離”，一種“剝離”。康德的思想意味著，“自由”既然在“經驗世界”“製造”了“矛盾”就應該“退出”這個世界，呆在它該呆的地方，所以說是一種消極的“逃避-迴避”的態度；只是康德也知道，這個“矛盾”在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
“矛盾”之所以是“不可避免”的，是因為“精神”通過“理性”“自己-自由”“設定”自己的“對立面”，並不是原本就有另一個事物和“精神”“對立著”。如果說真有“彼岸”世界的話，這個世界也是“此岸世界”自己“設定”出來的，一切“信仰”都是精神和理性的產物；而“自己”“設定”的“對立面”是不可能“逃避”的。
“彼岸”要通過“此岸”來取得“證明”，“此岸”“證實”著“彼岸”，“剝離”“此岸”的“彼岸”只能是無內容的純形式。
於是“精神-理性”正是通過“矛盾”的“運動”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和“權能”，在這個基礎上，“精神”就有“勇氣”“克服”“自己”“製造”出來的“矛盾”，也有“智慧”“運用”這種“克服”來“推進”精神自身的“發展”。
“精神”“勇於”“面對矛盾”，也“善於”“處理矛盾”。“精神”的“啟蒙”，己經做好了“科學地”“運用”“矛盾”來“推動”“經驗世界”“歷史發展”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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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經過“啟蒙”的“成熟”意味著：“精神”認識到在“擺脫了”“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的“限制”後，“理性”必定具有的“僭越”傾向，也必定會“產生-製造”“矛盾”，“精神”在“克服”“矛盾”中又通過“理性”“建立”起“新”的“秩序”，這種“新秩序”也會成為“新”的“限制”，為使自己“更加”“成熟”，“精神”需要“另一次”的“啟蒙”，以“重新”“認識到”這些“限制”原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這樣“精神”不斷地要有“啟蒙”的“勇氣”，不斷地在“克服”種種“矛盾”中“推進”自己，使自己“更加成熟”。在這個意義上，“啟蒙”對於“精神”來說，是一個“永恆”的“任務”，是“（自由）精神”的“天職”。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黑格爾把“人類”的歷史看成了一部“精神發展史”，就是“精神啟蒙史”，儘管他把“啟蒙”限定在精神歷史的某一個階段。因為“精神”的發展歷史，同時也就是“精神”有階段性地“僭越”“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限制”，重新由“理性”經過“批判-釐定”自己的“界限”，“建立”一個“新”的“秩序”。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成為“新舊交替”的“過程”。
於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理解，在黑格爾眼裡“歷史”是“精神”“僭越”和“批判”的歷史，也就是“自由”在“經驗世界”不斷“證明-顯現”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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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克服”種種“矛盾”中“證明”自己“精神”在“經驗世界，“認出”了自己是“自由”的，種種“限制”都是“精神”“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精神”不僅在“彼岸”世界是“自由”的，在那個“設想”出來的世界，可以任“理性”“自由馳騁”，而且即使在“現實的”“此岸”世界，也是“自由”的。“精神”“認識到”這種“此岸”的“自由”，是“啟蒙運動”的“深化”和“成熟”的“標識”，因為“精神”不僅“認識到”“無限制”的“彼岸”是“不受限制”的，而且即使在“有限制”的“此岸”同樣是“不受限制”的，“精神”不必“逃避”到一個“世外桃源”去“享受”“空洞”的“安逸”和“自由”，“精神”有“權能”就在“現實”的世界“擁有”自己的“自主權”。“精神”這種“現實”的“自由”觀念，是黑格爾推進康德的地方，但“精神”與“經驗世界”的“獨立自主”的“自由”觀念乃是康德己經指出了的一個方向，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奠定了一個思想的基礎，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以及那篇論“啟蒙”的短文，都己經揭示了這個問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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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界限”的“對立-矛盾”，“僭越精神”與“批判精神”的“對立矛盾”是“二律背反”，即，是兩個“原理-原則”的“對立矛盾”，是“理性”“自身”“不同原理”的“矛盾”，而不僅僅是“感覺經驗”上“區別”和“對立”，像“冷-熱’、“明-暗”等等。這種“原則”的區別，是康德奠定的，“自然”和“自由”是兩個遵循“不同原理-原則”的“領域”，這兩個“領域”，康德在《判斷力批判》裡努力將它們“結合”了起來。黑格爾的工作，則比康德龐大得多，他“溝通”了“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使“理性”的“精神”或“自由”的“精神”“無所不在”。
“精神”不但在“自然”裡“認出”了“自己-自由”，而且在“社會”裡也“認出”了“自己”。“精神”通過“理性”為“自然”和“社會”“立法”，“法-限制”是“理性”“立”的，而“理性”的本質又是“自由-不受限制”的，“理性”要“確認”自己對“經驗世界”的“自主的”“立法權”，在“受限制”的“經驗世界”“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獨立自由”。“自由”“進入”這個“感覺經驗”的世界，按照康德，“矛盾-二律背反”就成為不可避免，按照黑格爾，種“原理-原則”上的“矛盾”就充斥著經驗的世界。
這就是說，“精神”要在“經驗世界”“確認”自己的“自由”，“矛盾”就是“不可避免”的，無可“逃避”的。也就是說“矛盾”是“精神”在經驗世界的歷史發展中“確認”“自己”的“自由”的“必然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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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種意義上說“精神”是“矛盾”的“製造者”，但也是“矛盾”的“克服者”，因為“精神”是“僭越者”，也是“立法者”，“精神”的活力，概出於“理性”。
“理性”的“自由”“蘊含”了“必然”，“無限制”“蘊含”了“限制”，在這個意義上，“精神”“製造”出來的“矛盾”，“必然-必須”被“精神”自己加以“克服”，“自由”“必定”要在“經驗世界”裡“顯現”自己，亦即“證明-證實”“自己”，這是一種“自由”的“必然性-必須性”。
除非“瘋癲”，“僭越者”也“必須-必要-必定”是“立法者”。“僭越者”“必定”要“建構-建立”“自己”的“秩序”，建立自己的“界限”，這些“界限”要經得住“批判精神”的“檢驗”。
這就是說“自由者”的“僭越”，“矛盾”的“克服”以及“新秩序”的“建立”等等也都是“理性”“擴展”“自己”的“權利”範圍，“開拓”“自己”的“疆土”的歷史發展“過程”，而不是“私慾”的“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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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者”既是“自由者”，則他的“意志”也是“理性”的。按照康德的“批判精神”，“意志自由”是“道德”的道理上的根據，就是說，“僭越者”作為“自由者”“承擔著”“無可推卸”的“責任”，“僭越者”在“為自由”“立法”的“行為”中，擔負著“責任”，無論“後果”“好壞”，“成敗利鈍”，都有一份“責任”。面對這種不可避免-逃脫不掉的“責任”，“僭越者”作為“自由者”在需要“謹慎”的同時，更需要“勇氣”。“審慎”總是“有限的-受限制的”，因為它是“知識性”的，而“勇氣”則是“大無畏”的，是“德性”的。
“僭越”的“自由者”作為“始作俑者”在“因果”系列裡是“第一因”，“第一因”的“自由者”，也是“第一責任者”，開的是“無限公司”，做的是“無限”的“事業”，在它的“後果”還未出現的時候“責任”就己經“存在”。這種“預設”的“責任”，“迫使”“自由者”“謹慎”行事，但是“後果”既然必定要“進入”“經驗世界”，則無論怎樣“機關算盡”，難免“受”“偶然性”“命運”的“作弄”。“知識”的“必然性”只是“理論”的，“僭越者”如果缺乏“責任”和“道德”的“信心”和“決斷”，沒有“承擔”一切“後果”的“勇氣”，那就不是“自由者”，或者不是“己啟蒙者”，而只能是“循規蹈矩”的“謙謙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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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者”這種“後果”的“嚴重性”，“責任”之“重大”，還在於他的“立法”是對“自由”的“立法”，而不是對“自然”的“立法”，也就是說“理性”直接為“自己”“立法”，而不是為一個“異己”的“感性世界”“立法”。
“知性”為“自然”“立法”只是“現象”的，“形式”的，而“理性”為“自由”“立法”則是“本質-本體”的，“實質”的。
“自由者”為“另外”的“自由者”“立法”，所立之“法”對“他者”“適用”，也必定對“立法者”自己“適用”，“立法者”並不可能“置身”於“法外”。“自由”為“自由”所立之“法”，是最為“普遍”之“法”，沒有“法外施恩”。
“自由者”不是“神”，“自由者”不在“彼岸”，“自由者”“在”“此岸”。“神”作為“立法者”“在法之外”，“神”在“施展”他的“一擊”之後，“遁逸”至“彼岸”，不在“自己”所立之“法”的“管轄範圍”，因而他也有“理由”對於“人世間”“法外施恩”，“寬恕”“懺悔者”的“罪惡”；人世間的立法者，則無此種“特權”，因為只要“立法者”“承認”他的“立法”“對象”也是“自由者”，則“立法者”及其“對象”都處於“平等”的地位，因而“為自由者立法”也就是“為自己立法”。“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在這個原則的意義上，“立法者”、“執法者”並不“高於”其他的“自由者”。
“人世間”“自由”是“最普遍、最全面”、“不受限制-無限”的“概念”，用黑格爾的話來說“自由”是“絕對的概念”，“限制”是“理性自由-精神自由”“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亦即，“限制”原本是“無限制”“產生”出來的，“無限”“蘊含著-孕育著”“有限”即，“有限”“證實著”“無限”。
康德說，“道德法則”是說所立之“法”是否對每個人都有效，人人應該“遵守”，如果設想人人都遵守而“法”仍然屹立，才是真正的道德法則。換句話說，如果哪怕只有一個人可以“被允許”“不遵守”這條“法”，則這條“法”就不成其為“法”。
人世間的具體的“法”固然必定會受種種“限制”，但“法”的“精神”，“本質-本體”之“法”乃是“自由”之“法”。這種“法”的“精神”，即“自由”的“精神”，按康德的“批判哲學”的意思，“範導”著“經驗世界”的“實際運行”。這個“運行”的“歷史發展”過程，黑格爾曾做過許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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