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人就一直受到鴉片類藥物的困擾。2019年9月，當驗屍官調查發現又一名澳大利亞人死於處方鴉片類藥物時，他明顯地感到無能為力。自千禧年以來，全國各地的驗屍官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督促官員們建立一個收集處方的追蹤系統，以解決澳大利亞不斷惡化的鴉片類藥物成癮問題。但他們的呼籲始終沒有得到重視，大部分提議最後也石沉大海。
澳大利亞本可吸取美國沒有嚴格禁止鴉片的教訓，但澳大利亞政府沒有嚴格禁止。現在，一眾澳大利亞人正在經受著鴉片類處方藥物的摧殘。上世紀，美國在經受止痛藥影響後開始嚴格審查止痛藥配方，儘量減少鴉片類處方藥物的開具。但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澳大利亞沒有收到美國禁藥運動的影響，成為美國止痛藥業公司的最大銷售市場。鴉片類藥物在澳大利亞肆虐，超過半數人的一生、研究人員表示鴉片類藥物打亂了澳大利亞人的生活。據統計，澳大利亞的鴉片類藥物死亡率在過去十多年間翻了一番多。衛生專家對於嚴峻的處方藥物使用情況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澳大利亞的死亡人數可能會像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那樣急劇飆升
鴉片成癮
鴉片類藥物曾被用於治療短期、晚期或與癌症相關的疼痛。但在20世紀90年代，製藥公司開始大力推廣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從2000年開始，澳大利亞開始批准和資助某些鴉片類藥物用於治療慢性非癌症性疼痛。鴉片類藥物的消費在1990年至2014年間幾乎翻了兩番。疼痛專家詹妮弗斯蒂文斯博士在悉尼聖文森特醫院工作時，清晰地看到了這種激增。幾年前，醫院的一名藥劑師告訴她，他們需要僱一個額外的人來處理他們為恩多酮開出的所有處方。
恩多酮是一種羥考酮藥物。史蒂文斯發現，醫院的鴉片類處方在8年內增加了500%，而其他鴉片類藥物的處方卻沒有減少。進一步的研究顯示，10%的患者在術後三個月仍在服用鴉片類藥物，儘管這些藥物通常只推薦短期使用。“我們只是把這些東西投入到我們當地的社區，認為這樣做沒有任何後果”就像在美國一樣隨著鴉片類藥物處方的增加，致命的過量服用也在增加。根據澳大利亞健康與福利研究所的數據，與鴉片類藥物相關的死亡人數從2006年的439人躍升至2016年的1119人，每10萬人中有2.2人死亡，至4.7人死亡。這些死亡大多與處方鴉片類藥物有關，而不是海洛因等非法鴉片類藥物。
製藥公司
當拉薩姆想到那些向澳大利亞市場注入鴉片類藥物的製藥公司時，她想到的是她剛出生的兒子痛苦的哭喊。多年來，醫生一直告訴她，鴉片類藥物會幫助她緩解背痛，而背痛導致她對藥物上癮。在懷孕期間，她每天吃9片高劑量的奧施康定，這導致他的兒子胚胎髮育畸形。因此，當她想到製藥公司向醫生推銷這些藥物的方式時，她又哭又氣。她說:“如果他們知道上癮對人的影響，知道上癮對我們的影響有多深，那就好了。”“他們就在那裡，從我破碎的生活中賺了這麼多錢。”美國普渡製藥公司等製藥公司正面臨2000多起訴訟，指控它們誇大鴉片類藥物的好處，淡化它們的成癮性，並鼓勵醫生向更多病人開出更高劑量的藥物。
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人就一直受到鴉片類藥物的困擾。2019年9月，當驗屍官調查發現又一名澳大利亞人死於處方鴉片類藥物時，他明顯地感到無能為力。自千禧年以來，全國各地的驗屍官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督促官員們建立一個收集處方的追蹤系統，以解決澳大利亞不斷惡化的鴉片類藥物成癮問題。但他們的呼籲始終沒有得到重視，大部分提議最後也石沉大海。
澳大利亞本可吸取美國沒有嚴格禁止鴉片的教訓，但澳大利亞政府沒有嚴格禁止。現在，一眾澳大利亞人正在經受著鴉片類處方藥物的摧殘。上世紀，美國在經受止痛藥影響後開始嚴格審查止痛藥配方，儘量減少鴉片類處方藥物的開具。但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澳大利亞沒有收到美國禁藥運動的影響，成為美國止痛藥業公司的最大銷售市場。鴉片類藥物在澳大利亞肆虐，超過半數人的一生、研究人員表示鴉片類藥物打亂了澳大利亞人的生活。據統計，澳大利亞的鴉片類藥物死亡率在過去十多年間翻了一番多。衛生專家對於嚴峻的處方藥物使用情況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澳大利亞的死亡人數可能會像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那樣急劇飆升
鴉片成癮
鴉片類藥物曾被用於治療短期、晚期或與癌症相關的疼痛。但在20世紀90年代，製藥公司開始大力推廣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從2000年開始，澳大利亞開始批准和資助某些鴉片類藥物用於治療慢性非癌症性疼痛。鴉片類藥物的消費在1990年至2014年間幾乎翻了兩番。疼痛專家詹妮弗斯蒂文斯博士在悉尼聖文森特醫院工作時，清晰地看到了這種激增。幾年前，醫院的一名藥劑師告訴她，他們需要僱一個額外的人來處理他們為恩多酮開出的所有處方。
恩多酮是一種羥考酮藥物。史蒂文斯發現，醫院的鴉片類處方在8年內增加了500%，而其他鴉片類藥物的處方卻沒有減少。進一步的研究顯示，10%的患者在術後三個月仍在服用鴉片類藥物，儘管這些藥物通常只推薦短期使用。“我們只是把這些東西投入到我們當地的社區，認為這樣做沒有任何後果”就像在美國一樣隨著鴉片類藥物處方的增加，致命的過量服用也在增加。根據澳大利亞健康與福利研究所的數據，與鴉片類藥物相關的死亡人數從2006年的439人躍升至2016年的1119人，每10萬人中有2.2人死亡，至4.7人死亡。這些死亡大多與處方鴉片類藥物有關，而不是海洛因等非法鴉片類藥物。
製藥公司
當拉薩姆想到那些向澳大利亞市場注入鴉片類藥物的製藥公司時，她想到的是她剛出生的兒子痛苦的哭喊。多年來，醫生一直告訴她，鴉片類藥物會幫助她緩解背痛，而背痛導致她對藥物上癮。在懷孕期間，她每天吃9片高劑量的奧施康定，這導致他的兒子胚胎髮育畸形。因此，當她想到製藥公司向醫生推銷這些藥物的方式時，她又哭又氣。她說:“如果他們知道上癮對人的影響，知道上癮對我們的影響有多深，那就好了。”“他們就在那裡，從我破碎的生活中賺了這麼多錢。”美國普渡製藥公司等製藥公司正面臨2000多起訴訟，指控它們誇大鴉片類藥物的好處，淡化它們的成癮性，並鼓勵醫生向更多病人開出更高劑量的藥物。
在澳大利亞，根據法律，製藥公司不能直接向消費者做廣告，但可以自由地向醫療專業人士推銷藥物。他們通過舉辦時髦的會議、舉辦醫生培訓研討會、資助研究論文、向疼痛倡導團體捐款，並與醫生會面，推廣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積極而有效地做到了這一點。
政府疏於管控
大衛的兒子在最近死於過量服用鴉片類藥物。他把兒子的死歸咎於澳大利亞現行的寬鬆、不嚴密的醫療系統。僅在2014年1月至7月間，馬修就拿到了27張羥考酮處方。 是這些藥物最後要了他的命。
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人就一直受到鴉片類藥物的困擾。2019年9月，當驗屍官調查發現又一名澳大利亞人死於處方鴉片類藥物時，他明顯地感到無能為力。自千禧年以來，全國各地的驗屍官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督促官員們建立一個收集處方的追蹤系統，以解決澳大利亞不斷惡化的鴉片類藥物成癮問題。但他們的呼籲始終沒有得到重視，大部分提議最後也石沉大海。
澳大利亞本可吸取美國沒有嚴格禁止鴉片的教訓，但澳大利亞政府沒有嚴格禁止。現在，一眾澳大利亞人正在經受著鴉片類處方藥物的摧殘。上世紀，美國在經受止痛藥影響後開始嚴格審查止痛藥配方，儘量減少鴉片類處方藥物的開具。但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澳大利亞沒有收到美國禁藥運動的影響，成為美國止痛藥業公司的最大銷售市場。鴉片類藥物在澳大利亞肆虐，超過半數人的一生、研究人員表示鴉片類藥物打亂了澳大利亞人的生活。據統計，澳大利亞的鴉片類藥物死亡率在過去十多年間翻了一番多。衛生專家對於嚴峻的處方藥物使用情況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澳大利亞的死亡人數可能會像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那樣急劇飆升
鴉片成癮
鴉片類藥物曾被用於治療短期、晚期或與癌症相關的疼痛。但在20世紀90年代，製藥公司開始大力推廣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從2000年開始，澳大利亞開始批准和資助某些鴉片類藥物用於治療慢性非癌症性疼痛。鴉片類藥物的消費在1990年至2014年間幾乎翻了兩番。疼痛專家詹妮弗斯蒂文斯博士在悉尼聖文森特醫院工作時，清晰地看到了這種激增。幾年前，醫院的一名藥劑師告訴她，他們需要僱一個額外的人來處理他們為恩多酮開出的所有處方。
恩多酮是一種羥考酮藥物。史蒂文斯發現，醫院的鴉片類處方在8年內增加了500%，而其他鴉片類藥物的處方卻沒有減少。進一步的研究顯示，10%的患者在術後三個月仍在服用鴉片類藥物，儘管這些藥物通常只推薦短期使用。“我們只是把這些東西投入到我們當地的社區，認為這樣做沒有任何後果”就像在美國一樣隨著鴉片類藥物處方的增加，致命的過量服用也在增加。根據澳大利亞健康與福利研究所的數據，與鴉片類藥物相關的死亡人數從2006年的439人躍升至2016年的1119人，每10萬人中有2.2人死亡，至4.7人死亡。這些死亡大多與處方鴉片類藥物有關，而不是海洛因等非法鴉片類藥物。
製藥公司
當拉薩姆想到那些向澳大利亞市場注入鴉片類藥物的製藥公司時，她想到的是她剛出生的兒子痛苦的哭喊。多年來，醫生一直告訴她，鴉片類藥物會幫助她緩解背痛，而背痛導致她對藥物上癮。在懷孕期間，她每天吃9片高劑量的奧施康定，這導致他的兒子胚胎髮育畸形。因此，當她想到製藥公司向醫生推銷這些藥物的方式時，她又哭又氣。她說:“如果他們知道上癮對人的影響，知道上癮對我們的影響有多深，那就好了。”“他們就在那裡，從我破碎的生活中賺了這麼多錢。”美國普渡製藥公司等製藥公司正面臨2000多起訴訟，指控它們誇大鴉片類藥物的好處，淡化它們的成癮性，並鼓勵醫生向更多病人開出更高劑量的藥物。
在澳大利亞，根據法律，製藥公司不能直接向消費者做廣告，但可以自由地向醫療專業人士推銷藥物。他們通過舉辦時髦的會議、舉辦醫生培訓研討會、資助研究論文、向疼痛倡導團體捐款，並與醫生會面，推廣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積極而有效地做到了這一點。
政府疏於管控
大衛的兒子在最近死於過量服用鴉片類藥物。他把兒子的死歸咎於澳大利亞現行的寬鬆、不嚴密的醫療系統。僅在2014年1月至7月間，馬修就拿到了27張羥考酮處方。 是這些藥物最後要了他的命。
澳大利亞海軍陸戰隊隊員
說到他的兒子馬修，曾經在阿富汗服役的海軍陸戰隊員。由於阿富汗的恐怖，馬修在回國後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在服用鴉片類藥物後，他還患上了日益嚴重的鴉片類藥物成癮。軍隊把他送到昆士蘭接受康復治療，醫生給他服用了一種名為曲馬多的鴉片類藥物。這便開始了他的成癮之路。2013年8月，在馬修說自己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和髖關節疼痛之後，另一位醫生給他開了更多羥考酮。幾周後，馬修便開始過量服用羥考酮。幾個月後，他被退伍。一位醫生打電話給醫療專家熱線，報告馬修明顯濫用處方藥。但是當馬修搬回珀斯和大衛住在一起的時候，醫生們根本不知道他在昆士蘭州過度使用藥物。他在診所裡跳來跳去，收集鴉片類藥物的處方。大衛懇求馬修的醫生和藥劑師停止給他服用奧施康定。但因為缺乏全國性的處方跟蹤系統，醫生沒有辦法掌握馬修的具體情況，也就沒有對馬修的用藥實施管制。
悲劇發生
2014年4月25日，在一場紀念軍人的莊嚴聚會上，馬修過量用藥，他的兩個朋友不得不搶過他的藥瓶，把他扶到了休息室。在儀式結束後的晚上，馬修再一次過量地服用鴉片類藥物。 第二天早上，當大衛走進馬修的屋子試圖叫醒他時，發現馬修已經沒有了脈搏。大衛立即打電話叫來了急救人員，但最終還是沒能把馬修搶救回來。這位功勳陸戰隊員帶著鴉片上癮的陰影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忽視警告、系統問題
驗屍官直接指出了問題：如果有一個處方追蹤系統，馬修就不會也不能服用大量能夠殺死他的羥考酮。實際上，驗屍官對於鴉片類藥物致死的情況早已向各州政府提出了反饋，要求各州出臺相應的法規來規範鴉片類藥品的使用。但出與官僚主義的拖延，提議一直沒有得到重視。2019年3月，新南威爾士州驗屍官哈里特·格雷厄姆警告官員們說：如果不立即採取措施，在未來五年內，澳大利亞的呀批判類藥物死亡人數可能會多達數千人。現在，建立一個持續記錄的醫療系統非常有必要。
窮人受苦
51歲的卡邁勒·凱西住在塔斯馬尼亞州西北部農村的家中。現行的醫療系統讓她和很多人上癮。這一系統使得鴉片類藥物成為澳大利亞人，尤其是窮人，廉價而容易取得的藥品。凱西說:“我不知不覺中就對鴉片類藥物上癮了。”在澳大利亞，貧窮和一連串的生活被藥片撕裂，這些藥片本可以消除痛苦，但最終卻製造了更多痛苦。
21世紀以來，澳大利亞人就一直受到鴉片類藥物的困擾。2019年9月，當驗屍官調查發現又一名澳大利亞人死於處方鴉片類藥物時，他明顯地感到無能為力。自千禧年以來，全國各地的驗屍官們已經不止一次地督促官員們建立一個收集處方的追蹤系統，以解決澳大利亞不斷惡化的鴉片類藥物成癮問題。但他們的呼籲始終沒有得到重視，大部分提議最後也石沉大海。
澳大利亞本可吸取美國沒有嚴格禁止鴉片的教訓，但澳大利亞政府沒有嚴格禁止。現在，一眾澳大利亞人正在經受著鴉片類處方藥物的摧殘。上世紀，美國在經受止痛藥影響後開始嚴格審查止痛藥配方，儘量減少鴉片類處方藥物的開具。但遠在半個地球之外的澳大利亞沒有收到美國禁藥運動的影響，成為美國止痛藥業公司的最大銷售市場。鴉片類藥物在澳大利亞肆虐，超過半數人的一生、研究人員表示鴉片類藥物打亂了澳大利亞人的生活。據統計，澳大利亞的鴉片類藥物死亡率在過去十多年間翻了一番多。衛生專家對於嚴峻的處方藥物使用情況表達了自己的擔憂，如果不採取緊急行動，澳大利亞的死亡人數可能會像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那樣急劇飆升
鴉片成癮
鴉片類藥物曾被用於治療短期、晚期或與癌症相關的疼痛。但在20世紀90年代，製藥公司開始大力推廣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從2000年開始，澳大利亞開始批准和資助某些鴉片類藥物用於治療慢性非癌症性疼痛。鴉片類藥物的消費在1990年至2014年間幾乎翻了兩番。疼痛專家詹妮弗斯蒂文斯博士在悉尼聖文森特醫院工作時，清晰地看到了這種激增。幾年前，醫院的一名藥劑師告訴她，他們需要僱一個額外的人來處理他們為恩多酮開出的所有處方。
恩多酮是一種羥考酮藥物。史蒂文斯發現，醫院的鴉片類處方在8年內增加了500%，而其他鴉片類藥物的處方卻沒有減少。進一步的研究顯示，10%的患者在術後三個月仍在服用鴉片類藥物，儘管這些藥物通常只推薦短期使用。“我們只是把這些東西投入到我們當地的社區，認為這樣做沒有任何後果”就像在美國一樣隨著鴉片類藥物處方的增加，致命的過量服用也在增加。根據澳大利亞健康與福利研究所的數據，與鴉片類藥物相關的死亡人數從2006年的439人躍升至2016年的1119人，每10萬人中有2.2人死亡，至4.7人死亡。這些死亡大多與處方鴉片類藥物有關，而不是海洛因等非法鴉片類藥物。
製藥公司
當拉薩姆想到那些向澳大利亞市場注入鴉片類藥物的製藥公司時，她想到的是她剛出生的兒子痛苦的哭喊。多年來，醫生一直告訴她，鴉片類藥物會幫助她緩解背痛，而背痛導致她對藥物上癮。在懷孕期間，她每天吃9片高劑量的奧施康定，這導致他的兒子胚胎髮育畸形。因此，當她想到製藥公司向醫生推銷這些藥物的方式時，她又哭又氣。她說:“如果他們知道上癮對人的影響，知道上癮對我們的影響有多深，那就好了。”“他們就在那裡，從我破碎的生活中賺了這麼多錢。”美國普渡製藥公司等製藥公司正面臨2000多起訴訟，指控它們誇大鴉片類藥物的好處，淡化它們的成癮性，並鼓勵醫生向更多病人開出更高劑量的藥物。
在澳大利亞，根據法律，製藥公司不能直接向消費者做廣告，但可以自由地向醫療專業人士推銷藥物。他們通過舉辦時髦的會議、舉辦醫生培訓研討會、資助研究論文、向疼痛倡導團體捐款，並與醫生會面，推廣治療慢性疼痛的藥物，積極而有效地做到了這一點。
政府疏於管控
大衛的兒子在最近死於過量服用鴉片類藥物。他把兒子的死歸咎於澳大利亞現行的寬鬆、不嚴密的醫療系統。僅在2014年1月至7月間，馬修就拿到了27張羥考酮處方。 是這些藥物最後要了他的命。
澳大利亞海軍陸戰隊隊員
說到他的兒子馬修，曾經在阿富汗服役的海軍陸戰隊員。由於阿富汗的恐怖，馬修在回國後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在服用鴉片類藥物後，他還患上了日益嚴重的鴉片類藥物成癮。軍隊把他送到昆士蘭接受康復治療，醫生給他服用了一種名為曲馬多的鴉片類藥物。這便開始了他的成癮之路。2013年8月，在馬修說自己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和髖關節疼痛之後，另一位醫生給他開了更多羥考酮。幾周後，馬修便開始過量服用羥考酮。幾個月後，他被退伍。一位醫生打電話給醫療專家熱線，報告馬修明顯濫用處方藥。但是當馬修搬回珀斯和大衛住在一起的時候，醫生們根本不知道他在昆士蘭州過度使用藥物。他在診所裡跳來跳去，收集鴉片類藥物的處方。大衛懇求馬修的醫生和藥劑師停止給他服用奧施康定。但因為缺乏全國性的處方跟蹤系統，醫生沒有辦法掌握馬修的具體情況，也就沒有對馬修的用藥實施管制。
悲劇發生
2014年4月25日，在一場紀念軍人的莊嚴聚會上，馬修過量用藥，他的兩個朋友不得不搶過他的藥瓶，把他扶到了休息室。在儀式結束後的晚上，馬修再一次過量地服用鴉片類藥物。 第二天早上，當大衛走進馬修的屋子試圖叫醒他時，發現馬修已經沒有了脈搏。大衛立即打電話叫來了急救人員，但最終還是沒能把馬修搶救回來。這位功勳陸戰隊員帶著鴉片上癮的陰影永遠地離開了人世。
忽視警告、系統問題
驗屍官直接指出了問題：如果有一個處方追蹤系統，馬修就不會也不能服用大量能夠殺死他的羥考酮。實際上，驗屍官對於鴉片類藥物致死的情況早已向各州政府提出了反饋，要求各州出臺相應的法規來規範鴉片類藥品的使用。但出與官僚主義的拖延，提議一直沒有得到重視。2019年3月，新南威爾士州驗屍官哈里特·格雷厄姆警告官員們說：如果不立即採取措施，在未來五年內，澳大利亞的呀批判類藥物死亡人數可能會多達數千人。現在，建立一個持續記錄的醫療系統非常有必要。
窮人受苦
51歲的卡邁勒·凱西住在塔斯馬尼亞州西北部農村的家中。現行的醫療系統讓她和很多人上癮。這一系統使得鴉片類藥物成為澳大利亞人，尤其是窮人，廉價而容易取得的藥品。凱西說:“我不知不覺中就對鴉片類藥物上癮了。”在澳大利亞，貧窮和一連串的生活被藥片撕裂，這些藥片本可以消除痛苦，但最終卻製造了更多痛苦。
十年前，凱西在做一個奶農的時候，從一輛卡車上跳下來，感到膝蓋發軟。膝蓋的手術暫時緩解了疼痛，但還是時不時會很疼。她被診斷患有骨關節炎。為了減輕疼痛，醫生給她開了鴉片類藥物。當她把第一塊貼片貼在皮膚上時，感覺就像到了天堂。但痛苦最終又回來了，所以醫生加大了劑量。疼痛減輕了，但是藥物的副作用讓她變得焦慮、抑鬱。絕望之下，她去看了其他醫生。他們給她開了更多的鴉片類藥物處方:芬太尼、可待因、羥考酮、曲馬多、丁丙諾啡、塔芬太多、塔金。據估計，20%的澳大利亞人患有慢性疼痛。但在貧窮的農村地區，獲掛診疼痛專家在後勤和財政上都有困難，止痛藥變成了一個很好的備選方案。
後來，凱西她試圖戒掉止痛藥。她把它們送回藥房、扔進水池裡。她經歷了噩夢和退縮的顫抖。但最終，疼痛會變得無法忍受，所以她會再次服藥。她失去了她的農場。更糟的是，她說，她失去了女兒。她現在承認，她在藥品問題上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她在一個破爛的信封上寫下了她的痛苦。“想象一下，牙疼了幾周、幾個月，一年、兩年、三年、四年，現在還在疼……疼痛會侵蝕你，毒品會讓你發瘋，”她寫道。六月，她告訴自己:夠了。她把剩下的藥丸還給了藥劑師。她找到了一位認真對待她的外科醫生。她還預約了一位理療師，教她練習控制疼痛。最近的一個下午，她在廚房裡對著一盒藥開槍。突然,她呆住了。裡面塞著一包她以為已經扔掉的舊塔芬他多。她把藥片從廚房的水槽裡洗了下去。她不知道當疼痛復發時她會怎麼做。但是她說她再也不會服用鴉片類藥物了。
黯淡無光
鴉片類藥物可以被用作良好的止痛劑，但也會演變成為上癮的毒品。上世紀美國的止痛藥氾濫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前車之鑑，澳大利亞人還是沒有吸收經驗，最終重蹈覆轍。為政府不作為的行為買賬的，將是普通的澳大利亞人，尤其是澳大利亞的窮人。在近200年前，鴉片摧毀了中國沿海人民的生活；50年前，鴉片摧毀了美國人民的生活；現在，鴉片正在威脅澳大利亞人民的生活。能否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系統，有力地管控鴉片類藥物的使用？能否給塔斯馬尼亞等地的低收入人群提供更加廉價的替代方案？ 這都是澳大利亞政府現在急需解決的問題。
文/楊欣雨
圖/網絡
【DAILY MEDIA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