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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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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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讓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
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
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
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里。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箇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瞭解。”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讓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
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
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
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里。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箇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瞭解。”
歐洲巡演時的外媒報道 受訪者供圖
從歐洲轉一圈回來後，虹位覺得自己的音樂很淺，他質疑邊遠，為什麼總寫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只能代表美國文化給我的一個認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邊遠當時有點受傷，現在看來，其實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麼事兒。
長期巡演的樂隊大多難逃解散的命運。2009年，後鯊大鯊魚、賭鬼、刺蝟進行橫跨美國的公路巡演。賭鬼樂隊的王梓說，三支樂隊出發時都好好的，回國後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們喝醉了，和一幫人打起來，徐凱鵬過去拉架，也被打了。這件事之後，徐凱鵬說他們就不合作了，“經常喝酒鬧炸，大家都很痛苦”。樂隊成員沒有自己的空間，“可能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話丟了面子，拿著桌子就拍，著急了，直接上來就要幹。”有時醒來一看，“我×，怎麼在公安局待了一個晚上？”
那時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搖滾樂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闆，對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籤。虹位高興壞了，回去告訴邊遠，“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個臺階，下一個目標，就要走主流市場。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幹嘛要變成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包裝的明星？”邊遠反問。
事後看，虹位認為這就是樂隊解散的原因之一。但邊遠已經沒印象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讓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
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
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
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里。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箇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瞭解。”
歐洲巡演時的外媒報道 受訪者供圖
從歐洲轉一圈回來後，虹位覺得自己的音樂很淺，他質疑邊遠，為什麼總寫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只能代表美國文化給我的一個認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邊遠當時有點受傷，現在看來，其實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麼事兒。
長期巡演的樂隊大多難逃解散的命運。2009年，後鯊大鯊魚、賭鬼、刺蝟進行橫跨美國的公路巡演。賭鬼樂隊的王梓說，三支樂隊出發時都好好的，回國後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們喝醉了，和一幫人打起來，徐凱鵬過去拉架，也被打了。這件事之後，徐凱鵬說他們就不合作了，“經常喝酒鬧炸，大家都很痛苦”。樂隊成員沒有自己的空間，“可能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話丟了面子，拿著桌子就拍，著急了，直接上來就要幹。”有時醒來一看，“我×，怎麼在公安局待了一個晚上？”
那時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搖滾樂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闆，對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籤。虹位高興壞了，回去告訴邊遠，“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個臺階，下一個目標，就要走主流市場。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幹嘛要變成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包裝的明星？”邊遠反問。
事後看，虹位認為這就是樂隊解散的原因之一。但邊遠已經沒印象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
解散前最後一組宣傳照 受訪者供圖
2009年張北音樂節，虹位說“我不玩了”。回北京後，他在鼓樓東大街組了飯局，又正式提了一次。
“一個樂隊少一個人算怎麼回事，要不就算了。”邊遠說。劉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後面還有巡演，為什麼要解散？那時大家都說，樂隊就差一張唱片，就真走起來了。
有人急了，嚷著讓服務員拿刀來，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開始哭，幾個人亂打一通，邊遠在一旁拉架，混亂中，虹位的頭捱了一酒瓶，他哭了，“徹底傷心了”。
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樓的Mao酒吧做告別演出，門票賣了800多張，破了 Mao的紀錄。他們沒有給樂迷更多的解釋，只是說：“讓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
邊遠本來不想做這場演出，“沒什麼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能讓樂迷最後感受下現場，也挺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葬禮。”他們幾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後，臺下仍擠滿了人，鼓樓東大街混雜著酒精、尼古丁和悲傷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
虹位演完就一個人走了。他不喜歡“葬禮”這個詞，覺得搞告別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報和宣傳已經做了，只好硬著頭皮去。
那時，賭鬼、後海大鯊魚、刺蝟樂隊正在美國巡演。王梓收到劉昊發來的豆郵，怕電腦在美國看不了中文，劉昊特意用了拼音。三個樂隊十幾個人圍在一臺電腦前，猜是什麼意思，最後拼出來的是：“弟弟，今天我的樂隊沒有了。”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讓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
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
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
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里。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箇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瞭解。”
歐洲巡演時的外媒報道 受訪者供圖
從歐洲轉一圈回來後，虹位覺得自己的音樂很淺，他質疑邊遠，為什麼總寫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只能代表美國文化給我的一個認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邊遠當時有點受傷，現在看來，其實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麼事兒。
長期巡演的樂隊大多難逃解散的命運。2009年，後鯊大鯊魚、賭鬼、刺蝟進行橫跨美國的公路巡演。賭鬼樂隊的王梓說，三支樂隊出發時都好好的，回國後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們喝醉了，和一幫人打起來，徐凱鵬過去拉架，也被打了。這件事之後，徐凱鵬說他們就不合作了，“經常喝酒鬧炸，大家都很痛苦”。樂隊成員沒有自己的空間，“可能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話丟了面子，拿著桌子就拍，著急了，直接上來就要幹。”有時醒來一看，“我×，怎麼在公安局待了一個晚上？”
那時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搖滾樂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闆，對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籤。虹位高興壞了，回去告訴邊遠，“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個臺階，下一個目標，就要走主流市場。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幹嘛要變成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包裝的明星？”邊遠反問。
事後看，虹位認為這就是樂隊解散的原因之一。但邊遠已經沒印象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
解散前最後一組宣傳照 受訪者供圖
2009年張北音樂節，虹位說“我不玩了”。回北京後，他在鼓樓東大街組了飯局，又正式提了一次。
“一個樂隊少一個人算怎麼回事，要不就算了。”邊遠說。劉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後面還有巡演，為什麼要解散？那時大家都說，樂隊就差一張唱片，就真走起來了。
有人急了，嚷著讓服務員拿刀來，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開始哭，幾個人亂打一通，邊遠在一旁拉架，混亂中，虹位的頭捱了一酒瓶，他哭了，“徹底傷心了”。
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樓的Mao酒吧做告別演出，門票賣了800多張，破了 Mao的紀錄。他們沒有給樂迷更多的解釋，只是說：“讓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
邊遠本來不想做這場演出，“沒什麼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能讓樂迷最後感受下現場，也挺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葬禮。”他們幾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後，臺下仍擠滿了人，鼓樓東大街混雜著酒精、尼古丁和悲傷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
虹位演完就一個人走了。他不喜歡“葬禮”這個詞，覺得搞告別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報和宣傳已經做了，只好硬著頭皮去。
那時，賭鬼、後海大鯊魚、刺蝟樂隊正在美國巡演。王梓收到劉昊發來的豆郵，怕電腦在美國看不了中文，劉昊特意用了拼音。三個樂隊十幾個人圍在一臺電腦前，猜是什麼意思，最後拼出來的是：“弟弟，今天我的樂隊沒有了。”
告別演出後，幾個人最後的擁抱。受訪者供圖
當一個rocker去上訪
樂隊解散後，虹位在積水潭租的大房子裡繼續以前的生活。每天下午兩三點起床，然後給朋友打電話，來家裡開Party，打遊戲、睡覺、喝酒，可以一個星期不出門，只讓阿姨來做飯搞衛生。
一天，父親突然到北京，給他打電話，說要來家裡。
“不行！”虹位掃了一眼，男男女女躺在沙發上、桌子上，四處都是菸灰和酒瓶。
他們第二天在酒店見面。父親是佛教徒，給了他一本《釋迦摩尼佛傳》，一張大寶法王照片。“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放著。”
虹位至今仍無法理解，父親大老遠跑來，就給他這麼一個東西。“我想既然是菩薩的東西，我就放高一點，放在書櫃的最上面。”他把所有人都轟走了，讓阿姨也不要來。
派對散了，虹位一個人在屋裡來回轉，他最近神經衰弱，對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就想我乾脆自殺，死了算了。我什麼也玩過了，人生還剩下什麼？”
想起父親送的書，他從櫃子上取下來，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從頭開始翻。他忘記了時間，“好像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方，嘭地一下，有了一點光”。
虹位決定結束現在的生活。他搬去上海，剃了個圓寸，在一家負責音樂版權的網站工作，每月工資2000元。租的房子在菜市場樓上，只有一張薄木板床、一個沙發、一張桌子，上面擺放了一些佛經。女孩跟他回家，嫌床太硬，睡不著覺，半夜就走了。
兩年後，上海的公司倒閉了。父親提起河北貧困縣有一個產業園項目，問他要不要去。虹位從來沒去過農村，“我就想去看一下，貧困縣是什麼樣的。”
第一次見到縣長，虹位問：“這裡有沒有club？”
“club是什麼？”縣長說。
“就是年輕人聽音樂喝酒的地方。”
“我們這裡是貧困縣，沒有這個東西。”
父親以為他可能待個兩三天就受不了了。但虹位好奇，“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club？年輕人都去哪了？離北京這麼近的一個地方，怎麼還是一個貧困縣？”他計劃在縣裡搞食用菌產業園，“如果能幫助一千個、上萬個老百姓脫貧，這比我玩樂隊牛逼多了。”
一個多月後，虹位請來的專家走了，但農民採出來的蘑菇還是沒法要。虹位一打聽才知道，蘑菇得按時按點採摘，可他們“晚上就睡大覺去了”。
“只要動手採一下，一個月就能過萬，馬上就可以脫貧了！”虹位想不通。
他開始看關於農村發展研究的書籍，偶爾去大學聽經濟學的課，還找大學生下鄉做調研，瞭解農民的收入和收成，又從農民那兒聽到土地怎麼被佔了，“才真正開始瞭解中國是一個農村社會”。
在貧困縣，虹位的生活變得非常簡單。每天一雙老北京布鞋，一條短褲，一件T恤。辦公室是標配的老闆桌和皮椅，棕紅色的書櫃，一個沙發，一個茶几——本來給縣長準備的，八項規定後超標了。他也感受到百姓的單純與親切。每逢過年殺豬，整個村子都來給他敬酒。
但官場太複雜了。最初，虹位不太懂政治，找農業局蓋章簽字時，官員和他耍官腔，“你酒都不請我喝，怎麼給你蓋這個章？”
虹位氣得直接給縣長打電話，“你們下面的人不給我蓋章，讓我給他買酒喝！”
後來，他也學會和官員稱兄道弟，請他們喝最貴的酒，逛最好的夜總會，在KTV裡紅歌、韓磊的歌，什麼都唱，有時一個電話，就被叫去買單，喝到嚴重時被送進了醫院。但他說，他的底線是不做金錢交易。
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土地拍賣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拍下的一塊地，政府不讓通水通電，法律規定，過了時效後，若因企業原因不開工，政府將有權無償收回。
虹位氣壞了，“我就是一個南方過去投資做食用菌產業園的年輕人。我是懷著熱血，懷著對祖國的響應去農村，最後你們還要把我給坑了！”壓力大的時候，他把辦公室的門都踹掉了。
他決定去北京上訪。第一次去信訪局時，已經是下午，工作人員告訴他，太晚了，要早點來。第二天，他凌晨五點就到了，前面已經排了一長串。
結果回河北沒多久，紀檢就來公司調查。虹位這才知道縣城的複雜關係。他把公司的帳本拿出來，“隨便查！”
在貧困縣的六年，虹位脫離了搖滾圈，和樂隊成員也只有過年才打個電話。“男人與男人之間，其實沒有什麼事兒。”每年生日，虹位會接到劉昊的電話，“大劉，感謝你啊，還記得我生日。”對話也僅限於此。
劉昊記得，有一次虹位突然把樂隊成員拉了一個群，在裡面發了歌，隨後又把群解散了。但虹位說他一點都不記得了，“我肯定喝醉了。”
偶爾，他也回北京見見朋友，喝喝酒。王梓再次見到虹位，是在一個冬天，他穿著名牌高領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絨背心，戴著一副“美國房地產中介”的墨鏡，脖子上的紋身用遮瑕膏蓋住了，看起來像是“珠海新區的小領導”。
“你怎麼成中介了？”王梓說。
虹位再也沒聽過樂隊的歌。傍晚七八點，在偌大的辦公室裡，他把音樂打開，聽爵士和布魯斯，喝點酒，跳跳舞，發洩一下。晚上九點，整條街道都安靜下來，蛐蛐、青蛙的叫聲，伴隨著一股牛糞的味道，飄進他的耳朵和鼻腔。
他盤起雙腿打坐，減少雜念，只關注自己的呼吸。
但在這個閉塞的小城裡，他還是感受到了一絲變化。一次，他和阿姨去買菜，聽見菜市場在放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還有一次在燒烤攤，兩個年輕人喝著啤酒，用手機聽hip hop，“走在長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虹位很吃驚，過去和他們聊：“你們聽這個牛逼，這是我兄弟的歌。再給你們介紹一個……”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讓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
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
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
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里。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箇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瞭解。”
歐洲巡演時的外媒報道 受訪者供圖
從歐洲轉一圈回來後，虹位覺得自己的音樂很淺，他質疑邊遠，為什麼總寫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只能代表美國文化給我的一個認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邊遠當時有點受傷，現在看來，其實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麼事兒。
長期巡演的樂隊大多難逃解散的命運。2009年，後鯊大鯊魚、賭鬼、刺蝟進行橫跨美國的公路巡演。賭鬼樂隊的王梓說，三支樂隊出發時都好好的，回國後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們喝醉了，和一幫人打起來，徐凱鵬過去拉架，也被打了。這件事之後，徐凱鵬說他們就不合作了，“經常喝酒鬧炸，大家都很痛苦”。樂隊成員沒有自己的空間，“可能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話丟了面子，拿著桌子就拍，著急了，直接上來就要幹。”有時醒來一看，“我×，怎麼在公安局待了一個晚上？”
那時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搖滾樂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闆，對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籤。虹位高興壞了，回去告訴邊遠，“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個臺階，下一個目標，就要走主流市場。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幹嘛要變成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包裝的明星？”邊遠反問。
事後看，虹位認為這就是樂隊解散的原因之一。但邊遠已經沒印象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
解散前最後一組宣傳照 受訪者供圖
2009年張北音樂節，虹位說“我不玩了”。回北京後，他在鼓樓東大街組了飯局，又正式提了一次。
“一個樂隊少一個人算怎麼回事，要不就算了。”邊遠說。劉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後面還有巡演，為什麼要解散？那時大家都說，樂隊就差一張唱片，就真走起來了。
有人急了，嚷著讓服務員拿刀來，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開始哭，幾個人亂打一通，邊遠在一旁拉架，混亂中，虹位的頭捱了一酒瓶，他哭了，“徹底傷心了”。
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樓的Mao酒吧做告別演出，門票賣了800多張，破了 Mao的紀錄。他們沒有給樂迷更多的解釋，只是說：“讓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
邊遠本來不想做這場演出，“沒什麼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能讓樂迷最後感受下現場，也挺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葬禮。”他們幾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後，臺下仍擠滿了人，鼓樓東大街混雜著酒精、尼古丁和悲傷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
虹位演完就一個人走了。他不喜歡“葬禮”這個詞，覺得搞告別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報和宣傳已經做了，只好硬著頭皮去。
那時，賭鬼、後海大鯊魚、刺蝟樂隊正在美國巡演。王梓收到劉昊發來的豆郵，怕電腦在美國看不了中文，劉昊特意用了拼音。三個樂隊十幾個人圍在一臺電腦前，猜是什麼意思，最後拼出來的是：“弟弟，今天我的樂隊沒有了。”
告別演出後，幾個人最後的擁抱。受訪者供圖
當一個rocker去上訪
樂隊解散後，虹位在積水潭租的大房子裡繼續以前的生活。每天下午兩三點起床，然後給朋友打電話，來家裡開Party，打遊戲、睡覺、喝酒，可以一個星期不出門，只讓阿姨來做飯搞衛生。
一天，父親突然到北京，給他打電話，說要來家裡。
“不行！”虹位掃了一眼，男男女女躺在沙發上、桌子上，四處都是菸灰和酒瓶。
他們第二天在酒店見面。父親是佛教徒，給了他一本《釋迦摩尼佛傳》，一張大寶法王照片。“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放著。”
虹位至今仍無法理解，父親大老遠跑來，就給他這麼一個東西。“我想既然是菩薩的東西，我就放高一點，放在書櫃的最上面。”他把所有人都轟走了，讓阿姨也不要來。
派對散了，虹位一個人在屋裡來回轉，他最近神經衰弱，對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就想我乾脆自殺，死了算了。我什麼也玩過了，人生還剩下什麼？”
想起父親送的書，他從櫃子上取下來，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從頭開始翻。他忘記了時間，“好像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方，嘭地一下，有了一點光”。
虹位決定結束現在的生活。他搬去上海，剃了個圓寸，在一家負責音樂版權的網站工作，每月工資2000元。租的房子在菜市場樓上，只有一張薄木板床、一個沙發、一張桌子，上面擺放了一些佛經。女孩跟他回家，嫌床太硬，睡不著覺，半夜就走了。
兩年後，上海的公司倒閉了。父親提起河北貧困縣有一個產業園項目，問他要不要去。虹位從來沒去過農村，“我就想去看一下，貧困縣是什麼樣的。”
第一次見到縣長，虹位問：“這裡有沒有club？”
“club是什麼？”縣長說。
“就是年輕人聽音樂喝酒的地方。”
“我們這裡是貧困縣，沒有這個東西。”
父親以為他可能待個兩三天就受不了了。但虹位好奇，“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club？年輕人都去哪了？離北京這麼近的一個地方，怎麼還是一個貧困縣？”他計劃在縣裡搞食用菌產業園，“如果能幫助一千個、上萬個老百姓脫貧，這比我玩樂隊牛逼多了。”
一個多月後，虹位請來的專家走了，但農民採出來的蘑菇還是沒法要。虹位一打聽才知道，蘑菇得按時按點採摘，可他們“晚上就睡大覺去了”。
“只要動手採一下，一個月就能過萬，馬上就可以脫貧了！”虹位想不通。
他開始看關於農村發展研究的書籍，偶爾去大學聽經濟學的課，還找大學生下鄉做調研，瞭解農民的收入和收成，又從農民那兒聽到土地怎麼被佔了，“才真正開始瞭解中國是一個農村社會”。
在貧困縣，虹位的生活變得非常簡單。每天一雙老北京布鞋，一條短褲，一件T恤。辦公室是標配的老闆桌和皮椅，棕紅色的書櫃，一個沙發，一個茶几——本來給縣長準備的，八項規定後超標了。他也感受到百姓的單純與親切。每逢過年殺豬，整個村子都來給他敬酒。
但官場太複雜了。最初，虹位不太懂政治，找農業局蓋章簽字時，官員和他耍官腔，“你酒都不請我喝，怎麼給你蓋這個章？”
虹位氣得直接給縣長打電話，“你們下面的人不給我蓋章，讓我給他買酒喝！”
後來，他也學會和官員稱兄道弟，請他們喝最貴的酒，逛最好的夜總會，在KTV裡紅歌、韓磊的歌，什麼都唱，有時一個電話，就被叫去買單，喝到嚴重時被送進了醫院。但他說，他的底線是不做金錢交易。
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土地拍賣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拍下的一塊地，政府不讓通水通電，法律規定，過了時效後，若因企業原因不開工，政府將有權無償收回。
虹位氣壞了，“我就是一個南方過去投資做食用菌產業園的年輕人。我是懷著熱血，懷著對祖國的響應去農村，最後你們還要把我給坑了！”壓力大的時候，他把辦公室的門都踹掉了。
他決定去北京上訪。第一次去信訪局時，已經是下午，工作人員告訴他，太晚了，要早點來。第二天，他凌晨五點就到了，前面已經排了一長串。
結果回河北沒多久，紀檢就來公司調查。虹位這才知道縣城的複雜關係。他把公司的帳本拿出來，“隨便查！”
在貧困縣的六年，虹位脫離了搖滾圈，和樂隊成員也只有過年才打個電話。“男人與男人之間，其實沒有什麼事兒。”每年生日，虹位會接到劉昊的電話，“大劉，感謝你啊，還記得我生日。”對話也僅限於此。
劉昊記得，有一次虹位突然把樂隊成員拉了一個群，在裡面發了歌，隨後又把群解散了。但虹位說他一點都不記得了，“我肯定喝醉了。”
偶爾，他也回北京見見朋友，喝喝酒。王梓再次見到虹位，是在一個冬天，他穿著名牌高領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絨背心，戴著一副“美國房地產中介”的墨鏡，脖子上的紋身用遮瑕膏蓋住了，看起來像是“珠海新區的小領導”。
“你怎麼成中介了？”王梓說。
虹位再也沒聽過樂隊的歌。傍晚七八點，在偌大的辦公室裡，他把音樂打開，聽爵士和布魯斯，喝點酒，跳跳舞，發洩一下。晚上九點，整條街道都安靜下來，蛐蛐、青蛙的叫聲，伴隨著一股牛糞的味道，飄進他的耳朵和鼻腔。
他盤起雙腿打坐，減少雜念，只關注自己的呼吸。
但在這個閉塞的小城裡，他還是感受到了一絲變化。一次，他和阿姨去買菜，聽見菜市場在放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還有一次在燒烤攤，兩個年輕人喝著啤酒，用手機聽hip hop，“走在長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虹位很吃驚，過去和他們聊：“你們聽這個牛逼，這是我兄弟的歌。再給你們介紹一個……”
劉虹位近照 受訪者供圖
“擁抱時代”
時代的確變了。D22酒吧搬到新街口，舊址變成了一家飯館。鼓樓東大街如今淪落為遊客打卡景點，充滿回憶的Mao酒吧只剩下一個生鏽的大鐵門。全國各地的音樂節開始井噴，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樂隊差不多240天都在路上，賺到了一些塊錢。
Joyside解散後，邊遠在酒吧短暫地打過工，他再也不往菸灰缸裡吐口香糖了，因為太難擦。他也組過別的樂隊，後來漸漸喜歡一個人做音樂。
樂隊解散之前，邊遠覺得時間是靜止的，解散似乎把時間全追回來了，“一下子過去那麼久了，那種感覺”。他寫中文歌了，開始喜歡清淨的音樂，對宗教和宇宙也產生了興趣，會思考恆星的衰變這種問題。
電影《海上鋼琴師》裡，一個天才鋼琴家在豪華遊輪上，度過了孤獨的一生。那是邊遠想要的生活。他想擁有一艘船，能隨時出海，去無人島，撈點魚，採點果子，聽風吹落葉的聲音。
他諮詢過天津郵輪需不需要歌手，掃廁所也行，但對方告訴他人已經夠了。
“邊遠是一個浪漫的虛無主義者，除了音樂和朋友好像一切都無所謂。”他的一個朋友說，“我經常會在一個很熱鬧的聚會中突然看到他一個人坐在某個地方，一動不動，不知道在想什麼。他喜歡星空宇宙和大海，我記得以前他說來世要做一頭抹香鯨。”
2017年秋天，邊遠坐火車離開北京，去了秦皇島。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他躺在沙發上，眺望著窗外的大海，靠近港口的海面已經結冰了，雪花層層覆蓋在上面，宛若白色的北極。
樂隊解散後，劉昊在鼓樓開了家古著店（有年代的且不再生產的衣服），又跟劉非合開了School酒吧。關錚在裡面當了兩年酒保，後來加入了其他樂隊。
“命運真的很奇妙，如果Joyside沒有解散，我們就不會開古著店；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去店門口喝酒，就不會促使我們去開酒吧；如果沒有School，就不會有現在各種樂隊和新的故事。”劉非說，“這中間，少了任何一環都不行。”
很多新的樂隊在這裡被髮掘。劉昊坐在酒吧裡，暗黃的燈光灑在身上。他覺得年輕樂隊更加自我，曲風不再暴躁，觀眾也不像之前那麼瘋狂了。
“沒有當年那個味道了。”王梓有些感慨，“搖滾樂表達愛和恨，但大環境確保每個人說出來的話都是正確的、健康的，所以搖滾樂一半的生命力都被剝奪了。”賭鬼樂隊後來也重組，但關係沒以前那麼緊密了，“當年大家恨不得像影子一樣，一塊兒住一塊兒玩，現在一半人都生了孩子，得吃飯、生活。”
2013年元旦，盤尼西林樂隊在School第一次演出，門票賣出不到20張。演到最後，主唱小樂說要翻唱一首Joyside的老歌，向樂隊致敬。《Silly girl》旋律響起，臺下的觀眾並無太多反應。
劉昊注意到了小樂，那時他大學還沒畢業，“就覺得這個小孩可以，他的眼神、每個動作，用的琴，都和別人不一樣，站在舞臺上很有氣場。”他們在臺下聊了很久，劉昊決定把盤尼西林推薦給前經紀人徐凱鵬。
和Joyside分手後，徐凱鵬又做了萬能青年旅店和後海大鯊魚的經紀人，後來去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和盤尼西林合作後，他決定幹回老本行。
互聯網公司的經歷讓徐凱鵬意識到數據的重要性。“一個樂隊成功還是不成功，微博粉絲、歌曲播放量、網易雲搜索指數，都是客觀的標準，這能幫我找到在互聯網中的位置，啟發我往什麼方向走，應該多照顧哪些受眾群。”徐凱鵬說。他不排斥網易雲、短視頻這種新的傳播方式，“我們要擁抱這個時代。”
現在，徐凱鵬每週都和盤尼西林開會，地點大多在School酒吧的二層，他為每個人搭建人設，做一些包裝和定位。樂手需要總結自己的感受，談論行業動態，大家一起尋找新鮮事物與音樂行業的關聯。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籌備期間，徐凱鵬接到節目組的邀請，他和盤尼西林一起去了愛奇藝，辦公室裡佈置了盤尼西林的海報、專輯，工作人員能清楚地叫出樂手的名字，這讓徐凱鵬感受到誠意。他把上海的樂隊和平和浪與臺灣的皇后皮箱也推薦給節目組，他同時是這兩支樂隊的經紀人。
皇后皮箱最初有一些顧慮，擔心上綜藝容易招來“跪求主流”的非議。但徐凱鵬認為這是十年前的想法了。他去了一趟臺北，說了自己對行業的觀察和判斷，並對皇后皮箱之後的數據做了許諾。
節目播出之後，一些樂隊的微博粉絲、演出報價都翻了幾倍。徐凱鵬覺得，節目會給行業帶來一些變化，雖然效果短暫，但“能讓更多年輕人拿起樂器，音樂就存在更多可能性。”
劉非也參加了節目錄制，在他看來，對於部分樂隊來說，“夏天”確實來了，最近，來酒吧看演出的人明顯增加了。但節目只是“樂隊的夏天，不是搖滾樂的夏天”，中國有3萬支樂隊，上節目的只有千分之一。
關錚在節目裡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他說，曾和他們一起在D22演出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很久沒這麼認真唱歌了。Joyside解散這十年，刺蝟也經歷了分分合合，最低谷時，子健唱歌都不在調上。
如果節目有第二季，劉昊、虹位和關崢都不太排斥參加。
但邊遠一點也不感興趣，他不希望以這種方式去呈現Joyside的歌，也不喜歡樂手在節目裡失去了自己的表達，最後變得像在賣情懷。
他寧願去一個小酒吧，臺下可能只有50個人，但在認真聽他彈唱。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讓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
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
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
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里。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箇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瞭解。”
歐洲巡演時的外媒報道 受訪者供圖
從歐洲轉一圈回來後，虹位覺得自己的音樂很淺，他質疑邊遠，為什麼總寫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只能代表美國文化給我的一個認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邊遠當時有點受傷，現在看來，其實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麼事兒。
長期巡演的樂隊大多難逃解散的命運。2009年，後鯊大鯊魚、賭鬼、刺蝟進行橫跨美國的公路巡演。賭鬼樂隊的王梓說，三支樂隊出發時都好好的，回國後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們喝醉了，和一幫人打起來，徐凱鵬過去拉架，也被打了。這件事之後，徐凱鵬說他們就不合作了，“經常喝酒鬧炸，大家都很痛苦”。樂隊成員沒有自己的空間，“可能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話丟了面子，拿著桌子就拍，著急了，直接上來就要幹。”有時醒來一看，“我×，怎麼在公安局待了一個晚上？”
那時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搖滾樂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闆，對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籤。虹位高興壞了，回去告訴邊遠，“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個臺階，下一個目標，就要走主流市場。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幹嘛要變成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包裝的明星？”邊遠反問。
事後看，虹位認為這就是樂隊解散的原因之一。但邊遠已經沒印象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
解散前最後一組宣傳照 受訪者供圖
2009年張北音樂節，虹位說“我不玩了”。回北京後，他在鼓樓東大街組了飯局，又正式提了一次。
“一個樂隊少一個人算怎麼回事，要不就算了。”邊遠說。劉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後面還有巡演，為什麼要解散？那時大家都說，樂隊就差一張唱片，就真走起來了。
有人急了，嚷著讓服務員拿刀來，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開始哭，幾個人亂打一通，邊遠在一旁拉架，混亂中，虹位的頭捱了一酒瓶，他哭了，“徹底傷心了”。
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樓的Mao酒吧做告別演出，門票賣了800多張，破了 Mao的紀錄。他們沒有給樂迷更多的解釋，只是說：“讓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
邊遠本來不想做這場演出，“沒什麼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能讓樂迷最後感受下現場，也挺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葬禮。”他們幾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後，臺下仍擠滿了人，鼓樓東大街混雜著酒精、尼古丁和悲傷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
虹位演完就一個人走了。他不喜歡“葬禮”這個詞，覺得搞告別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報和宣傳已經做了，只好硬著頭皮去。
那時，賭鬼、後海大鯊魚、刺蝟樂隊正在美國巡演。王梓收到劉昊發來的豆郵，怕電腦在美國看不了中文，劉昊特意用了拼音。三個樂隊十幾個人圍在一臺電腦前，猜是什麼意思，最後拼出來的是：“弟弟，今天我的樂隊沒有了。”
告別演出後，幾個人最後的擁抱。受訪者供圖
當一個rocker去上訪
樂隊解散後，虹位在積水潭租的大房子裡繼續以前的生活。每天下午兩三點起床，然後給朋友打電話，來家裡開Party，打遊戲、睡覺、喝酒，可以一個星期不出門，只讓阿姨來做飯搞衛生。
一天，父親突然到北京，給他打電話，說要來家裡。
“不行！”虹位掃了一眼，男男女女躺在沙發上、桌子上，四處都是菸灰和酒瓶。
他們第二天在酒店見面。父親是佛教徒，給了他一本《釋迦摩尼佛傳》，一張大寶法王照片。“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放著。”
虹位至今仍無法理解，父親大老遠跑來，就給他這麼一個東西。“我想既然是菩薩的東西，我就放高一點，放在書櫃的最上面。”他把所有人都轟走了，讓阿姨也不要來。
派對散了，虹位一個人在屋裡來回轉，他最近神經衰弱，對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就想我乾脆自殺，死了算了。我什麼也玩過了，人生還剩下什麼？”
想起父親送的書，他從櫃子上取下來，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從頭開始翻。他忘記了時間，“好像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方，嘭地一下，有了一點光”。
虹位決定結束現在的生活。他搬去上海，剃了個圓寸，在一家負責音樂版權的網站工作，每月工資2000元。租的房子在菜市場樓上，只有一張薄木板床、一個沙發、一張桌子，上面擺放了一些佛經。女孩跟他回家，嫌床太硬，睡不著覺，半夜就走了。
兩年後，上海的公司倒閉了。父親提起河北貧困縣有一個產業園項目，問他要不要去。虹位從來沒去過農村，“我就想去看一下，貧困縣是什麼樣的。”
第一次見到縣長，虹位問：“這裡有沒有club？”
“club是什麼？”縣長說。
“就是年輕人聽音樂喝酒的地方。”
“我們這裡是貧困縣，沒有這個東西。”
父親以為他可能待個兩三天就受不了了。但虹位好奇，“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club？年輕人都去哪了？離北京這麼近的一個地方，怎麼還是一個貧困縣？”他計劃在縣裡搞食用菌產業園，“如果能幫助一千個、上萬個老百姓脫貧，這比我玩樂隊牛逼多了。”
一個多月後，虹位請來的專家走了，但農民採出來的蘑菇還是沒法要。虹位一打聽才知道，蘑菇得按時按點採摘，可他們“晚上就睡大覺去了”。
“只要動手採一下，一個月就能過萬，馬上就可以脫貧了！”虹位想不通。
他開始看關於農村發展研究的書籍，偶爾去大學聽經濟學的課，還找大學生下鄉做調研，瞭解農民的收入和收成，又從農民那兒聽到土地怎麼被佔了，“才真正開始瞭解中國是一個農村社會”。
在貧困縣，虹位的生活變得非常簡單。每天一雙老北京布鞋，一條短褲，一件T恤。辦公室是標配的老闆桌和皮椅，棕紅色的書櫃，一個沙發，一個茶几——本來給縣長準備的，八項規定後超標了。他也感受到百姓的單純與親切。每逢過年殺豬，整個村子都來給他敬酒。
但官場太複雜了。最初，虹位不太懂政治，找農業局蓋章簽字時，官員和他耍官腔，“你酒都不請我喝，怎麼給你蓋這個章？”
虹位氣得直接給縣長打電話，“你們下面的人不給我蓋章，讓我給他買酒喝！”
後來，他也學會和官員稱兄道弟，請他們喝最貴的酒，逛最好的夜總會，在KTV裡紅歌、韓磊的歌，什麼都唱，有時一個電話，就被叫去買單，喝到嚴重時被送進了醫院。但他說，他的底線是不做金錢交易。
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土地拍賣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拍下的一塊地，政府不讓通水通電，法律規定，過了時效後，若因企業原因不開工，政府將有權無償收回。
虹位氣壞了，“我就是一個南方過去投資做食用菌產業園的年輕人。我是懷著熱血，懷著對祖國的響應去農村，最後你們還要把我給坑了！”壓力大的時候，他把辦公室的門都踹掉了。
他決定去北京上訪。第一次去信訪局時，已經是下午，工作人員告訴他，太晚了，要早點來。第二天，他凌晨五點就到了，前面已經排了一長串。
結果回河北沒多久，紀檢就來公司調查。虹位這才知道縣城的複雜關係。他把公司的帳本拿出來，“隨便查！”
在貧困縣的六年，虹位脫離了搖滾圈，和樂隊成員也只有過年才打個電話。“男人與男人之間，其實沒有什麼事兒。”每年生日，虹位會接到劉昊的電話，“大劉，感謝你啊，還記得我生日。”對話也僅限於此。
劉昊記得，有一次虹位突然把樂隊成員拉了一個群，在裡面發了歌，隨後又把群解散了。但虹位說他一點都不記得了，“我肯定喝醉了。”
偶爾，他也回北京見見朋友，喝喝酒。王梓再次見到虹位，是在一個冬天，他穿著名牌高領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絨背心，戴著一副“美國房地產中介”的墨鏡，脖子上的紋身用遮瑕膏蓋住了，看起來像是“珠海新區的小領導”。
“你怎麼成中介了？”王梓說。
虹位再也沒聽過樂隊的歌。傍晚七八點，在偌大的辦公室裡，他把音樂打開，聽爵士和布魯斯，喝點酒，跳跳舞，發洩一下。晚上九點，整條街道都安靜下來，蛐蛐、青蛙的叫聲，伴隨著一股牛糞的味道，飄進他的耳朵和鼻腔。
他盤起雙腿打坐，減少雜念，只關注自己的呼吸。
但在這個閉塞的小城裡，他還是感受到了一絲變化。一次，他和阿姨去買菜，聽見菜市場在放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還有一次在燒烤攤，兩個年輕人喝著啤酒，用手機聽hip hop，“走在長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虹位很吃驚，過去和他們聊：“你們聽這個牛逼，這是我兄弟的歌。再給你們介紹一個……”
劉虹位近照 受訪者供圖
“擁抱時代”
時代的確變了。D22酒吧搬到新街口，舊址變成了一家飯館。鼓樓東大街如今淪落為遊客打卡景點，充滿回憶的Mao酒吧只剩下一個生鏽的大鐵門。全國各地的音樂節開始井噴，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樂隊差不多240天都在路上，賺到了一些塊錢。
Joyside解散後，邊遠在酒吧短暫地打過工，他再也不往菸灰缸裡吐口香糖了，因為太難擦。他也組過別的樂隊，後來漸漸喜歡一個人做音樂。
樂隊解散之前，邊遠覺得時間是靜止的，解散似乎把時間全追回來了，“一下子過去那麼久了，那種感覺”。他寫中文歌了，開始喜歡清淨的音樂，對宗教和宇宙也產生了興趣，會思考恆星的衰變這種問題。
電影《海上鋼琴師》裡，一個天才鋼琴家在豪華遊輪上，度過了孤獨的一生。那是邊遠想要的生活。他想擁有一艘船，能隨時出海，去無人島，撈點魚，採點果子，聽風吹落葉的聲音。
他諮詢過天津郵輪需不需要歌手，掃廁所也行，但對方告訴他人已經夠了。
“邊遠是一個浪漫的虛無主義者，除了音樂和朋友好像一切都無所謂。”他的一個朋友說，“我經常會在一個很熱鬧的聚會中突然看到他一個人坐在某個地方，一動不動，不知道在想什麼。他喜歡星空宇宙和大海，我記得以前他說來世要做一頭抹香鯨。”
2017年秋天，邊遠坐火車離開北京，去了秦皇島。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他躺在沙發上，眺望著窗外的大海，靠近港口的海面已經結冰了，雪花層層覆蓋在上面，宛若白色的北極。
樂隊解散後，劉昊在鼓樓開了家古著店（有年代的且不再生產的衣服），又跟劉非合開了School酒吧。關錚在裡面當了兩年酒保，後來加入了其他樂隊。
“命運真的很奇妙，如果Joyside沒有解散，我們就不會開古著店；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去店門口喝酒，就不會促使我們去開酒吧；如果沒有School，就不會有現在各種樂隊和新的故事。”劉非說，“這中間，少了任何一環都不行。”
很多新的樂隊在這裡被髮掘。劉昊坐在酒吧裡，暗黃的燈光灑在身上。他覺得年輕樂隊更加自我，曲風不再暴躁，觀眾也不像之前那麼瘋狂了。
“沒有當年那個味道了。”王梓有些感慨，“搖滾樂表達愛和恨，但大環境確保每個人說出來的話都是正確的、健康的，所以搖滾樂一半的生命力都被剝奪了。”賭鬼樂隊後來也重組，但關係沒以前那麼緊密了，“當年大家恨不得像影子一樣，一塊兒住一塊兒玩，現在一半人都生了孩子，得吃飯、生活。”
2013年元旦，盤尼西林樂隊在School第一次演出，門票賣出不到20張。演到最後，主唱小樂說要翻唱一首Joyside的老歌，向樂隊致敬。《Silly girl》旋律響起，臺下的觀眾並無太多反應。
劉昊注意到了小樂，那時他大學還沒畢業，“就覺得這個小孩可以，他的眼神、每個動作，用的琴，都和別人不一樣，站在舞臺上很有氣場。”他們在臺下聊了很久，劉昊決定把盤尼西林推薦給前經紀人徐凱鵬。
和Joyside分手後，徐凱鵬又做了萬能青年旅店和後海大鯊魚的經紀人，後來去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和盤尼西林合作後，他決定幹回老本行。
互聯網公司的經歷讓徐凱鵬意識到數據的重要性。“一個樂隊成功還是不成功，微博粉絲、歌曲播放量、網易雲搜索指數，都是客觀的標準，這能幫我找到在互聯網中的位置，啟發我往什麼方向走，應該多照顧哪些受眾群。”徐凱鵬說。他不排斥網易雲、短視頻這種新的傳播方式，“我們要擁抱這個時代。”
現在，徐凱鵬每週都和盤尼西林開會，地點大多在School酒吧的二層，他為每個人搭建人設，做一些包裝和定位。樂手需要總結自己的感受，談論行業動態，大家一起尋找新鮮事物與音樂行業的關聯。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籌備期間，徐凱鵬接到節目組的邀請，他和盤尼西林一起去了愛奇藝，辦公室裡佈置了盤尼西林的海報、專輯，工作人員能清楚地叫出樂手的名字，這讓徐凱鵬感受到誠意。他把上海的樂隊和平和浪與臺灣的皇后皮箱也推薦給節目組，他同時是這兩支樂隊的經紀人。
皇后皮箱最初有一些顧慮，擔心上綜藝容易招來“跪求主流”的非議。但徐凱鵬認為這是十年前的想法了。他去了一趟臺北，說了自己對行業的觀察和判斷，並對皇后皮箱之後的數據做了許諾。
節目播出之後，一些樂隊的微博粉絲、演出報價都翻了幾倍。徐凱鵬覺得，節目會給行業帶來一些變化，雖然效果短暫，但“能讓更多年輕人拿起樂器，音樂就存在更多可能性。”
劉非也參加了節目錄制，在他看來，對於部分樂隊來說，“夏天”確實來了，最近，來酒吧看演出的人明顯增加了。但節目只是“樂隊的夏天，不是搖滾樂的夏天”，中國有3萬支樂隊，上節目的只有千分之一。
關錚在節目裡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他說，曾和他們一起在D22演出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很久沒這麼認真唱歌了。Joyside解散這十年，刺蝟也經歷了分分合合，最低谷時，子健唱歌都不在調上。
如果節目有第二季，劉昊、虹位和關崢都不太排斥參加。
但邊遠一點也不感興趣，他不希望以這種方式去呈現Joyside的歌，也不喜歡樂手在節目裡失去了自己的表達，最後變得像在賣情懷。
他寧願去一個小酒吧，臺下可能只有50個人，但在認真聽他彈唱。
演出中的邊遠 受訪者供圖
“糾纏這些太沒意義了，挺愚蠢的”
十年後，Joyside演出時仍是那副“酒鬼”的樣子，但不難看出年齡的痕跡。虹位穿著英倫揹帶褲，肚腩已經凸顯出來；關錚帶著四歲的兒子，他把枕頭當作《魔獸世界》裡的飛毯，四處亂飛；劉昊喝了一杯香檳，因為疲憊，又開了一罐紅牛。
當年聽朋克的青年，變成了養生的中年。一位上海樂迷曾和女友看過他們的演出，十年後在Joyside的現場再次相遇，女孩已經成了別人的妻子。有些歌迷已在國外生活，無意間聽到熟悉的旋律，喚起了當年的記憶。不少樂迷結婚生子，有人讓孩子學起了吉他和架子鼓。
重組演出那天，很多人不知從哪兒冒出來，又聚到了一塊，“特別穿越的感覺”。
十年過去，大家對音樂都有了自己的理解。排練時，虹位想要加入鍵盤、和聲，讓音樂有一些新浪潮元素。劉昊不太建議這樣，虹位說，“你先試一下，如果覺得好，就把它留下。如果覺得不好，就不要了。”
做新專輯的時候，虹位給一首歌的編曲加了很多絃樂，和邊遠產生了分歧。虹位退了一步，“要在十年前，我不會，這個時候我就學會了。”他已懂得考慮樂隊其他人的建議，“Joyside不是劉虹位一個人，是邊遠的一部分，也是劉昊和關錚的一部分。”
6月14日，Joyside重組後在北京的一場演出。受訪者供圖
文章摘要：這是屬於樂隊的一個夏天。除了一檔綜藝節目的熱播，還有一支搖滾樂隊的迴歸。
6月14日-28日，Joyside樂隊在北京、成都、上海舉辦重組巡演，門票十秒鐘之內賣光。現場歌迷不少已過中年，有人帶著三歲的兒子，有人甚至看到孕婦，一個樂迷在微博留言，“開場蹦迪，左邊一個大哥跳得比我還嗨，仔細一看，發現是老狼。”
這是一支承載著他們青春記憶的搖滾樂隊。
十年前，Joyside的廣告掛在西單一整面牆上。他們赴歐洲巡演，成為國外兩部紀錄片的拍攝對象。當時有一種說法，只要你關注地下搖滾樂，就不可能不知道Joyside，他們的風格甚至對一些年輕樂隊產生了影響。
但在最鼎盛的時候，樂隊突然解散了，沒人知道為什麼。
在那之後，樂隊成員四散各地，有人留在北京開酒吧，繼續做音樂，有人徹底告別，去河北鄉下扶貧種蘑菇。
這也是搖滾樂不斷分化、被規訓的十年，甚至有人懷疑，搖滾樂代表的那種自由與反叛，在這個娛樂和流量時代還被需要嗎？
Joyside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樂隊的走紅、解散和重組，同樣也是這十年，中國地下搖滾樂的一種見證。
文 | 程靜之 實習生 張穎鈺
編輯 | 王珊
中年人飯局
襯衫領口敞開著，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圖騰紋身，已經很淡了，劉虹位洗過兩次，沒洗掉，後來就用遮瑕膏蓋著。他套上灰色毛衣，頭髮向後梳，身上噴了點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參加一個特殊的飯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飯局。
他回北京幾個月了。這幾天，樂隊以前的貝斯手劉昊總給他發消息，“在哪裡啊？”“現在怎麼樣？”聽說他回來了，劉昊打電話想約過去的幾個兄弟吃頓飯。虹位感覺不太對，一看時間，樂隊解散剛好十年了。
他們約在一家涮羊肉火鍋店。十年沒在一張飯桌上吃飯，多少有點彆扭。42歲的主唱邊遠還是那麼瘦，留著長頭髮，沒怎麼說話，飯局讓他有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虹位坐在他對面，好幾年沒見了，突然發現，“你他媽怎麼牙都缺了？”
“喲你怎麼還噴著香水來呢？”鼓手關崢也調侃他。
為了緩解尷尬，劉虹位點了幾瓶牛欄山二鍋頭。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著，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關崢當爸爸了，劉昊跟別人開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廣州出差談生意，他31歲，是四個人裡最年輕的。
喝到起勁的時候，劉昊突然說：“還有沒有想法，把樂隊重新弄一下？你現在又回來，剛好也十年。”
這句話他憋了半天，擔心虹位拒絕。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來！來，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點都不意外，接到劉昊電話時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組樂隊。”
酒喝完了，他們去劉昊的School酒吧玩，虹位跑上臺，一把抓起麥克風，“接下來，要宣佈一下，Joyside要組起來了！”關錚喝醉了，使勁打鼓，打著打著就哭了。那天晚上，臺下許多人用手機拍視頻，但並不知道這幾個瘋狂的中年人是誰，Joyside是什麼。
十年前，Joyside活躍在北京地下搖滾圈，曾經赴歐洲巡演。北京奧運會前後，他們作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選中，廣告掛在西單商場5米長的外牆上。但2009年，樂隊在最鼎盛的時候解散，“就跟一場足球比賽，你可能領先了89分鐘，在第90分鐘的時候，突然一下就崩盤了。”一位樂迷說。
彈吉他的劉虹位離開了北京，幾把吉他要麼送人要麼賣了，之後從搖滾圈徹底消失。有人說他去廣州辦養老院，也有的說他在河北搞扶貧。豆瓣小組裡經常有人打聽，“虹位現在在哪呢？”
重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節在微博上公佈的：“大家好，我們是Joyside樂隊，分別了十年，3488天，我們回來了。”這條消息登上了當天微博熱搜的第48條，劉昊不知道熱搜是什麼，後來才發現大牌明星才能上，懷疑是經紀人劉非花錢買的，“哪有這錢？” 劉非回他。
兩天後，蝦米音樂專門做了推送，稱他們“在中國獨立音樂從無到有時期，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記”。
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對於樂隊重組，他早有預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買吉他，問用什麼木料的琴比較好。雖然沒提重組的事，王梓已經猜到了七八分。
他們在School酒吧進行重組巡演的排練，門從裡面反鎖著。王梓在門外聽了一兩分鐘，覺得他們音樂裡的酷和氣質沒變，而且更專業了，“以前（聽他們的音樂）相當於點了一個吉野家外賣，現在是去一個高級日料餐廳，東西是一樣的，但做得平衡、乾淨，成熟了。”
實際上，虹位已經忘了以前的歌怎麼彈。消失的這些年，他在河北貧困縣，跟地方政府官員、農民打交道。重新“扒帶子”（對著歌扒和絃）時，他感覺有點怪，“創作這首歌的時候，我是20多歲，現在30多歲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個頻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個世界裡，甚至讓我有點難受。”
況且，他已經十年沒碰過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獨奏）恐怕彈不了。劉昊也擔心，結果“那個和絃一出來，虹位還是那個虹位”。
6月14日是他們重組後的第一場演出。邊遠花了1800元，染了一個紫色的頭，虹位精神有些緊繃，關錚一夜沒睡。
關錚原本擔心180元的預售價定得太高，沒什麼人來。結果開票那天，“十秒鐘之內，嘩啦一下就沒了”，他挺激動，沒想到“那麼多人，還記得咱們。”
摩登天空老東家、太合音樂總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現場。虹位在貧困縣認識的一位國企老總，下班後穿著白襯衫、拿個公文包也來了，最後一首歌，他也躁了起來，衝上臺拉著虹位用手機一通亂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練，是在北京一個地下室，自行車胡亂停著，空氣裡瀰漫著潮溼、發黴和廁所的味道。那時他還沒畢業，剛從廣州來，學生式地抱著吉他，在樂譜的每一個小節處都做了筆記。
“你能不能彈得髒一點？”第一遍彈完，樂隊主唱邊遠說。
“什麼叫髒一點？”
“就是不要每個音那麼清晰，刷起來，不要那麼冷靜。”
2006—2008年，樂隊鼎盛時期陣容，從左至右為關崢、劉昊、邊遠、劉虹位。受訪者供圖
2019年，樂隊重組後的四個人，從左至右分別為劉虹位、關崢、邊遠、劉昊。受訪者供圖
I want beer
17歲那年，劉虹位揹著吉他，坐上了從廣州飛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開放後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錯，從小就接觸到打口CD，他喜歡音樂的律動，拉上窗簾在席夢思床墊上跟著蹦。那時，外婆不讓他學小提琴，“怕把脖子給拉彎了”，就陰差陽錯學了吉他，去了廣州星海音樂學院。
他經常在課上看《我愛搖滾樂》雜誌，聽說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褲子、麥田守望者等一批新樂隊，還有迷笛音樂學校，一個被稱為搖滾界“黃埔軍校”的地方，他對北京充滿幻想。
一個偶然的機會，虹位在網上認識了北京的Joyside樂隊主唱邊遠，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過他們演出。他記得邊遠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幾個人馬路上一走，大綠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種藝術氣質”。但虹位對他們的音樂並不感興趣，“硬也不硬，軟也不軟，不在一個頻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樂隊反光鏡，能讓他一下子蹦起來。
為了去北京，虹位還是想試一下。加了QQ後，邊遠讓他發點常聽的歌過來，也給虹位發了些自己喜歡的歌。“那些東西我從來沒聽過”，虹位喜歡布魯斯和爵士，邊遠偏愛上世紀70年代的朋克，兩人的風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樂隊排練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門口，虹位問邊遠：“我現在算是加入樂隊呢，還是要再試試？如果加入樂隊，我就留下來租房子。要再試試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廣州了。”
“回去幹嘛？”邊遠問。
“批發衣服，做服裝生意。”
“那你留下來吧。”兩人幹了瓶啤酒，這事兒“就OK了”。
那時，Joyside已經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個簡陋的小區裡，六層矮樓，兩室一廳的房子，塞了六個人，九百塊錢的房租，三年沒漲過。
清河遠離市區，聚集了好幾只朋克樂隊，大家整天在一塊兒排練。朋克音樂起源於1970年代的美國，旋律簡單，情緒直接，通常只有三個和絃，受年輕人喜歡。
邊遠和劉昊是樂隊的元老。邊遠愛穿花襯衫和皮褲，話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親是京劇演員。父母工作調動，他跟著來了北京，在學校裡接觸到披頭士這樣的搖滾樂。劉昊在軍隊大院長大，家裡讓他去當兵，他在部隊一個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時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時，他們都留著長頭髮，一禮拜換一次顏色。生活是從下午開始的。每天1點起床後，直奔排練室，排得特別好，結果一上臺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邊打邊吐，劉昊彈著貝斯，醉得從臺下摔下來。晚上，有人在陽臺搭帳篷，喝酒看星星。沒錢的時候，把酒瓶子賣了，才能買飯吃。為了維持生活，邊遠還在郵局糊過五分錢一個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純粹，“誰有錢就花誰的，每天都像過節一樣。”
清河時期的邊遠和劉昊 受訪者供圖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樂節，之後與摩登天空簽約，出了第一張專輯。五月天來北京跑通告時，Joyside曾為他們暖場。後來，他們獲得百事音樂風雲榜“最佳搖滾新人”提名，可惜最終獲獎的是南拳媽媽。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關錚加入。在樂迷的記憶裡，那時的邊遠像個落魄貴族，劉昊更像大哥，會照顧人，通常是吃完飯負責買單的那個。關錚被國外一家搖滾樂雜誌評為中國十大最帥鼓手。虹位用現在的話叫“寶藏男孩”，他的吉他彈得太特別了。
這也是邊遠選擇虹位的原因。他覺得，虹位和絃的走向、彈琴的力度，跟別人不一樣，有靈氣，能讓朋克樂的曲風多一絲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邊遠影響，他曾對媒體說，“要是沒有邊遠，我可能一輩子都接觸不到那些音樂。”加入Joyside後，他開始思考吉他怎麼彈、怎麼編，如何給出一個好的動機（音樂主題或樂曲發展的胚芽）。
樂隊就是這樣，成員之間總是互相影響。“如果劉昊貝斯彈得特別好聽，給我很好的感覺，會把空間發揮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氣，關錚的鼓也會打得很生氣，劉昊的貝斯可能也彈得生氣。”虹位說。
王梓記得第一次見到虹位時，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著無鏡片的黑框大眼鏡，特別不搖滾，像一個被拉入傳銷組織的無知大學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簡易房的樓頂上叫喚，“沒想到他也能這麼瘋”。
他們常在D22酒吧演出，老闆是一個美國銀行家。無論什麼職業和階層，大家都因為搖滾樂聚集在這裡，“它就是一條飛船，把這些人接上去，裡面就是一個烏托邦。”虹位回憶。
插畫師擦主席為那個時期的許多樂隊畫過海報，最多時一週做三到四張，然後去鼓樓附近張貼。那時的鼓樓半條街都是電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隱藏在衚衕裡，“那時的搖滾樂是很完整的一個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於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許多大學生，刺蝟樂隊就是從“大學生之夜”走出來的。劉昊說，刺蝟就像是“好學生裡的壞學生”，叛逆中帶著文藝範兒，女鼓手看起來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錯。兩支樂隊交流不多，“就像好學生不敢招不學習的（壞學生）那種感覺”。
Joyside算是D22的頭牌樂隊。“有Joyside出場就肯定爆炸”，賭鬼樂隊的主唱王梓回憶，樂迷排出外面很遠，底下人都瘋了，“滿天飛那種”。酒吧只能容納兩三百人，一個樂隊演完了，就去小房間喝威士忌。
攝影師楊毅東被他們的演出給震了，“一看就是已經喝到位了，東倒西歪的，底下的觀眾也是，特別瘋”，他在第一排拍照，後腦勺突然被撞了一下，另一支樂隊的吉他手從他身後向舞臺飛了過去，直接把邊遠撲倒，在地上躺了半分鐘，其他人依舊繼續演出。
“我覺得它給了我只有國外才能見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種搖滾樂場景，我在別的樂隊身上沒怎麼見到。”楊毅東說。
邊遠和劉虹位在D22酒吧演出。受訪者供圖
讓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經紀人徐凱鵬第一次見到邊遠，是2004年冬天。邊遠那會兒27歲，穿著皮褲，紅黑波點的花襯衫，透著一股悽美的氣質，“一看就是搖滾star。”
徐凱鵬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時髦的樂隊，往各大門戶網站推新聞稿時，也儘量找一些有意思的點。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連演出火爆，主唱險些墜海喪命》，寫的是演出後第二天，邊遠在海邊租了一條手動的雙槳小船，想去追大輪船，回程時趕上退潮，海浪推著小船，“像過山車的感覺”。徐凱鵬嚇得打了110，邊遠卻很興奮，“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難推出去，樂隊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他們唱英文。樂評人也一句好話都沒有，“Joyside唱的是虛無，是星空，是宇宙，沒有那麼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認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劉非說，他也是樂迷，覺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詞裡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這種東西，你夠不著，有什麼勁？但是你說‘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廈崩塌’，它就接地氣，一定會火，這種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發自內心喜歡的，這就是中國人的特點。”
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凱鵬聯繫了很多演出。虹位記得，去武漢時，他們坐了很長時間的綠皮火車，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輛車去接，發現酒店條件特別差，讓虹位重新訂一個五星級的。虹位說不行，要和兄弟們在一起。演完一圈下來，他分到50塊錢，手機還被偷了。“我瘋掉了，我還玩什麼？我不是那種非得每天吃方便麵的情況，為什麼要過那樣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國巡演，兩個月內走了巴黎、倫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場。
虹位記得在歐洲時，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歡他們，“你們的音樂和我們的在一個頻道里。遮掉面孔，就一點也感覺不到你們的東方性。”這是誇他們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氣憤，“我作為一箇中國人，長的黃皮膚，頭髮是黑色的，但國家的文化是什麼？思想是什麼？最珍貴的東西是什麼？這些都不瞭解。”
歐洲巡演時的外媒報道 受訪者供圖
從歐洲轉一圈回來後，虹位覺得自己的音樂很淺，他質疑邊遠，為什麼總寫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麼呢？我覺得只能代表美國文化給我的一個認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邊遠當時有點受傷，現在看來，其實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麼事兒。
長期巡演的樂隊大多難逃解散的命運。2009年，後鯊大鯊魚、賭鬼、刺蝟進行橫跨美國的公路巡演。賭鬼樂隊的王梓說，三支樂隊出發時都好好的，回國後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們喝醉了，和一幫人打起來，徐凱鵬過去拉架，也被打了。這件事之後，徐凱鵬說他們就不合作了，“經常喝酒鬧炸，大家都很痛苦”。樂隊成員沒有自己的空間，“可能因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話丟了面子，拿著桌子就拍，著急了，直接上來就要幹。”有時醒來一看，“我×，怎麼在公安局待了一個晚上？”
那時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搖滾樂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闆，對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籤。虹位高興壞了，回去告訴邊遠，“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個臺階，下一個目標，就要走主流市場。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幹嘛要變成一個主流唱片公司包裝的明星？”邊遠反問。
事後看，虹位認為這就是樂隊解散的原因之一。但邊遠已經沒印象了，“是有這麼一回事嗎？我都不記得了。”
解散前最後一組宣傳照 受訪者供圖
2009年張北音樂節，虹位說“我不玩了”。回北京後，他在鼓樓東大街組了飯局，又正式提了一次。
“一個樂隊少一個人算怎麼回事，要不就算了。”邊遠說。劉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後面還有巡演，為什麼要解散？那時大家都說，樂隊就差一張唱片，就真走起來了。
有人急了，嚷著讓服務員拿刀來，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開始哭，幾個人亂打一通，邊遠在一旁拉架，混亂中，虹位的頭捱了一酒瓶，他哭了，“徹底傷心了”。
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樓的Mao酒吧做告別演出，門票賣了800多張，破了 Mao的紀錄。他們沒有給樂迷更多的解釋，只是說：“讓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
邊遠本來不想做這場演出，“沒什麼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能讓樂迷最後感受下現場，也挺好。“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個葬禮。”他們幾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後，臺下仍擠滿了人，鼓樓東大街混雜著酒精、尼古丁和悲傷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
虹位演完就一個人走了。他不喜歡“葬禮”這個詞，覺得搞告別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報和宣傳已經做了，只好硬著頭皮去。
那時，賭鬼、後海大鯊魚、刺蝟樂隊正在美國巡演。王梓收到劉昊發來的豆郵，怕電腦在美國看不了中文，劉昊特意用了拼音。三個樂隊十幾個人圍在一臺電腦前，猜是什麼意思，最後拼出來的是：“弟弟，今天我的樂隊沒有了。”
告別演出後，幾個人最後的擁抱。受訪者供圖
當一個rocker去上訪
樂隊解散後，虹位在積水潭租的大房子裡繼續以前的生活。每天下午兩三點起床，然後給朋友打電話，來家裡開Party，打遊戲、睡覺、喝酒，可以一個星期不出門，只讓阿姨來做飯搞衛生。
一天，父親突然到北京，給他打電話，說要來家裡。
“不行！”虹位掃了一眼，男男女女躺在沙發上、桌子上，四處都是菸灰和酒瓶。
他們第二天在酒店見面。父親是佛教徒，給了他一本《釋迦摩尼佛傳》，一張大寶法王照片。“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放著。”
虹位至今仍無法理解，父親大老遠跑來，就給他這麼一個東西。“我想既然是菩薩的東西，我就放高一點，放在書櫃的最上面。”他把所有人都轟走了，讓阿姨也不要來。
派對散了，虹位一個人在屋裡來回轉，他最近神經衰弱，對什麼事都打不起精神。“就想我乾脆自殺，死了算了。我什麼也玩過了，人生還剩下什麼？”
想起父親送的書，他從櫃子上取下來，一個人坐在沙發上，從頭開始翻。他忘記了時間，“好像在一個完全黑暗的地方，嘭地一下，有了一點光”。
虹位決定結束現在的生活。他搬去上海，剃了個圓寸，在一家負責音樂版權的網站工作，每月工資2000元。租的房子在菜市場樓上，只有一張薄木板床、一個沙發、一張桌子，上面擺放了一些佛經。女孩跟他回家，嫌床太硬，睡不著覺，半夜就走了。
兩年後，上海的公司倒閉了。父親提起河北貧困縣有一個產業園項目，問他要不要去。虹位從來沒去過農村，“我就想去看一下，貧困縣是什麼樣的。”
第一次見到縣長，虹位問：“這裡有沒有club？”
“club是什麼？”縣長說。
“就是年輕人聽音樂喝酒的地方。”
“我們這裡是貧困縣，沒有這個東西。”
父親以為他可能待個兩三天就受不了了。但虹位好奇，“這個地方為什麼沒有club？年輕人都去哪了？離北京這麼近的一個地方，怎麼還是一個貧困縣？”他計劃在縣裡搞食用菌產業園，“如果能幫助一千個、上萬個老百姓脫貧，這比我玩樂隊牛逼多了。”
一個多月後，虹位請來的專家走了，但農民採出來的蘑菇還是沒法要。虹位一打聽才知道，蘑菇得按時按點採摘，可他們“晚上就睡大覺去了”。
“只要動手採一下，一個月就能過萬，馬上就可以脫貧了！”虹位想不通。
他開始看關於農村發展研究的書籍，偶爾去大學聽經濟學的課，還找大學生下鄉做調研，瞭解農民的收入和收成，又從農民那兒聽到土地怎麼被佔了，“才真正開始瞭解中國是一個農村社會”。
在貧困縣，虹位的生活變得非常簡單。每天一雙老北京布鞋，一條短褲，一件T恤。辦公室是標配的老闆桌和皮椅，棕紅色的書櫃，一個沙發，一個茶几——本來給縣長準備的，八項規定後超標了。他也感受到百姓的單純與親切。每逢過年殺豬，整個村子都來給他敬酒。
但官場太複雜了。最初，虹位不太懂政治，找農業局蓋章簽字時，官員和他耍官腔，“你酒都不請我喝，怎麼給你蓋這個章？”
虹位氣得直接給縣長打電話，“你們下面的人不給我蓋章，讓我給他買酒喝！”
後來，他也學會和官員稱兄道弟，請他們喝最貴的酒，逛最好的夜總會，在KTV裡紅歌、韓磊的歌，什麼都唱，有時一個電話，就被叫去買單，喝到嚴重時被送進了醫院。但他說，他的底線是不做金錢交易。
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土地拍賣的時候，因為某些原因，拍下的一塊地，政府不讓通水通電，法律規定，過了時效後，若因企業原因不開工，政府將有權無償收回。
虹位氣壞了，“我就是一個南方過去投資做食用菌產業園的年輕人。我是懷著熱血，懷著對祖國的響應去農村，最後你們還要把我給坑了！”壓力大的時候，他把辦公室的門都踹掉了。
他決定去北京上訪。第一次去信訪局時，已經是下午，工作人員告訴他，太晚了，要早點來。第二天，他凌晨五點就到了，前面已經排了一長串。
結果回河北沒多久，紀檢就來公司調查。虹位這才知道縣城的複雜關係。他把公司的帳本拿出來，“隨便查！”
在貧困縣的六年，虹位脫離了搖滾圈，和樂隊成員也只有過年才打個電話。“男人與男人之間，其實沒有什麼事兒。”每年生日，虹位會接到劉昊的電話，“大劉，感謝你啊，還記得我生日。”對話也僅限於此。
劉昊記得，有一次虹位突然把樂隊成員拉了一個群，在裡面發了歌，隨後又把群解散了。但虹位說他一點都不記得了，“我肯定喝醉了。”
偶爾，他也回北京見見朋友，喝喝酒。王梓再次見到虹位，是在一個冬天，他穿著名牌高領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絨背心，戴著一副“美國房地產中介”的墨鏡，脖子上的紋身用遮瑕膏蓋住了，看起來像是“珠海新區的小領導”。
“你怎麼成中介了？”王梓說。
虹位再也沒聽過樂隊的歌。傍晚七八點，在偌大的辦公室裡，他把音樂打開，聽爵士和布魯斯，喝點酒，跳跳舞，發洩一下。晚上九點，整條街道都安靜下來，蛐蛐、青蛙的叫聲，伴隨著一股牛糞的味道，飄進他的耳朵和鼻腔。
他盤起雙腿打坐，減少雜念，只關注自己的呼吸。
但在這個閉塞的小城裡，他還是感受到了一絲變化。一次，他和阿姨去買菜，聽見菜市場在放逃跑計劃的《夜空中最亮的星》。還有一次在燒烤攤，兩個年輕人喝著啤酒，用手機聽hip hop，“走在長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虹位很吃驚，過去和他們聊：“你們聽這個牛逼，這是我兄弟的歌。再給你們介紹一個……”
劉虹位近照 受訪者供圖
“擁抱時代”
時代的確變了。D22酒吧搬到新街口，舊址變成了一家飯館。鼓樓東大街如今淪落為遊客打卡景點，充滿回憶的Mao酒吧只剩下一個生鏽的大鐵門。全國各地的音樂節開始井噴，質量參差不齊，有的樂隊差不多240天都在路上，賺到了一些塊錢。
Joyside解散後，邊遠在酒吧短暫地打過工，他再也不往菸灰缸裡吐口香糖了，因為太難擦。他也組過別的樂隊，後來漸漸喜歡一個人做音樂。
樂隊解散之前，邊遠覺得時間是靜止的，解散似乎把時間全追回來了，“一下子過去那麼久了，那種感覺”。他寫中文歌了，開始喜歡清淨的音樂，對宗教和宇宙也產生了興趣，會思考恆星的衰變這種問題。
電影《海上鋼琴師》裡，一個天才鋼琴家在豪華遊輪上，度過了孤獨的一生。那是邊遠想要的生活。他想擁有一艘船，能隨時出海，去無人島，撈點魚，採點果子，聽風吹落葉的聲音。
他諮詢過天津郵輪需不需要歌手，掃廁所也行，但對方告訴他人已經夠了。
“邊遠是一個浪漫的虛無主義者，除了音樂和朋友好像一切都無所謂。”他的一個朋友說，“我經常會在一個很熱鬧的聚會中突然看到他一個人坐在某個地方，一動不動，不知道在想什麼。他喜歡星空宇宙和大海，我記得以前他說來世要做一頭抹香鯨。”
2017年秋天，邊遠坐火車離開北京，去了秦皇島。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他躺在沙發上，眺望著窗外的大海，靠近港口的海面已經結冰了，雪花層層覆蓋在上面，宛若白色的北極。
樂隊解散後，劉昊在鼓樓開了家古著店（有年代的且不再生產的衣服），又跟劉非合開了School酒吧。關錚在裡面當了兩年酒保，後來加入了其他樂隊。
“命運真的很奇妙，如果Joyside沒有解散，我們就不會開古著店；如果沒有那麼多人去店門口喝酒，就不會促使我們去開酒吧；如果沒有School，就不會有現在各種樂隊和新的故事。”劉非說，“這中間，少了任何一環都不行。”
很多新的樂隊在這裡被髮掘。劉昊坐在酒吧裡，暗黃的燈光灑在身上。他覺得年輕樂隊更加自我，曲風不再暴躁，觀眾也不像之前那麼瘋狂了。
“沒有當年那個味道了。”王梓有些感慨，“搖滾樂表達愛和恨，但大環境確保每個人說出來的話都是正確的、健康的，所以搖滾樂一半的生命力都被剝奪了。”賭鬼樂隊後來也重組，但關係沒以前那麼緊密了，“當年大家恨不得像影子一樣，一塊兒住一塊兒玩，現在一半人都生了孩子，得吃飯、生活。”
2013年元旦，盤尼西林樂隊在School第一次演出，門票賣出不到20張。演到最後，主唱小樂說要翻唱一首Joyside的老歌，向樂隊致敬。《Silly girl》旋律響起，臺下的觀眾並無太多反應。
劉昊注意到了小樂，那時他大學還沒畢業，“就覺得這個小孩可以，他的眼神、每個動作，用的琴，都和別人不一樣，站在舞臺上很有氣場。”他們在臺下聊了很久，劉昊決定把盤尼西林推薦給前經紀人徐凱鵬。
和Joyside分手後，徐凱鵬又做了萬能青年旅店和後海大鯊魚的經紀人，後來去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和盤尼西林合作後，他決定幹回老本行。
互聯網公司的經歷讓徐凱鵬意識到數據的重要性。“一個樂隊成功還是不成功，微博粉絲、歌曲播放量、網易雲搜索指數，都是客觀的標準，這能幫我找到在互聯網中的位置，啟發我往什麼方向走，應該多照顧哪些受眾群。”徐凱鵬說。他不排斥網易雲、短視頻這種新的傳播方式，“我們要擁抱這個時代。”
現在，徐凱鵬每週都和盤尼西林開會，地點大多在School酒吧的二層，他為每個人搭建人設，做一些包裝和定位。樂手需要總結自己的感受，談論行業動態，大家一起尋找新鮮事物與音樂行業的關聯。
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籌備期間，徐凱鵬接到節目組的邀請，他和盤尼西林一起去了愛奇藝，辦公室裡佈置了盤尼西林的海報、專輯，工作人員能清楚地叫出樂手的名字，這讓徐凱鵬感受到誠意。他把上海的樂隊和平和浪與臺灣的皇后皮箱也推薦給節目組，他同時是這兩支樂隊的經紀人。
皇后皮箱最初有一些顧慮，擔心上綜藝容易招來“跪求主流”的非議。但徐凱鵬認為這是十年前的想法了。他去了一趟臺北，說了自己對行業的觀察和判斷，並對皇后皮箱之後的數據做了許諾。
節目播出之後，一些樂隊的微博粉絲、演出報價都翻了幾倍。徐凱鵬覺得，節目會給行業帶來一些變化，雖然效果短暫，但“能讓更多年輕人拿起樂器，音樂就存在更多可能性。”
劉非也參加了節目錄制，在他看來，對於部分樂隊來說，“夏天”確實來了，最近，來酒吧看演出的人明顯增加了。但節目只是“樂隊的夏天，不是搖滾樂的夏天”，中國有3萬支樂隊，上節目的只有千分之一。
關錚在節目裡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他說，曾和他們一起在D22演出的刺蝟樂隊主唱趙子健，很久沒這麼認真唱歌了。Joyside解散這十年，刺蝟也經歷了分分合合，最低谷時，子健唱歌都不在調上。
如果節目有第二季，劉昊、虹位和關崢都不太排斥參加。
但邊遠一點也不感興趣，他不希望以這種方式去呈現Joyside的歌，也不喜歡樂手在節目裡失去了自己的表達，最後變得像在賣情懷。
他寧願去一個小酒吧，臺下可能只有50個人，但在認真聽他彈唱。
演出中的邊遠 受訪者供圖
“糾纏這些太沒意義了，挺愚蠢的”
十年後，Joyside演出時仍是那副“酒鬼”的樣子，但不難看出年齡的痕跡。虹位穿著英倫揹帶褲，肚腩已經凸顯出來；關錚帶著四歲的兒子，他把枕頭當作《魔獸世界》裡的飛毯，四處亂飛；劉昊喝了一杯香檳，因為疲憊，又開了一罐紅牛。
當年聽朋克的青年，變成了養生的中年。一位上海樂迷曾和女友看過他們的演出，十年後在Joyside的現場再次相遇，女孩已經成了別人的妻子。有些歌迷已在國外生活，無意間聽到熟悉的旋律，喚起了當年的記憶。不少樂迷結婚生子，有人讓孩子學起了吉他和架子鼓。
重組演出那天，很多人不知從哪兒冒出來，又聚到了一塊，“特別穿越的感覺”。
十年過去，大家對音樂都有了自己的理解。排練時，虹位想要加入鍵盤、和聲，讓音樂有一些新浪潮元素。劉昊不太建議這樣，虹位說，“你先試一下，如果覺得好，就把它留下。如果覺得不好，就不要了。”
做新專輯的時候，虹位給一首歌的編曲加了很多絃樂，和邊遠產生了分歧。虹位退了一步，“要在十年前，我不會，這個時候我就學會了。”他已懂得考慮樂隊其他人的建議，“Joyside不是劉虹位一個人，是邊遠的一部分，也是劉昊和關錚的一部分。”
Joyside重組後的專場演出 受訪者供圖
回北京後，虹位選擇住在距離市中心有一段距離的通州。他不再需要酒精，生活規律，每天七八點鐘起床，看書，最近一本是政治學家漢斯·摩根索，然後去附近馬場騎馬，聽爵士和布魯斯，除了這些他還有生意要打理。
出去演出時，他不再跟成員住同一個酒店。在成都，他訂了一個民宿，早晨去公園喝茶、掏耳朵；在上海，他住進了弄堂，聽著阿叔用上海話和阿婆打招呼。
虹位後來意識到，自己根本沒有朋克的反抗精神。“朋克更像是一個來自街頭的孩子”，這與他的成長背景並不符合。不像關錚，結了婚，有了孩子，仍在演出現場“跳水”（跳下舞臺），可能到老了，還是這個狀態。
邊遠覺得虹位這次回來，想法成熟了，更像一個成年人，但本質上沒變，“還是很有意思的人。”
邊遠曾經瞧不上別的音樂風格，覺得自己是做搖滾樂的，“比別的酷一點”。現在他依然喜歡七十年代的朋克，但也想做一些新的嘗試，“沒必要給自己一個圈套，一個框架。朋克只是一個詞而已。包括搖滾樂，也只是一個所謂的風格，糾纏這些東西太沒意義了，挺愚蠢的。”
十年前，樂隊突然解散，邊遠總覺得差了那麼一點，如果能再出一張專輯，就能達到想要的高點。後來他覺得這未嘗不是件好事，“可能就命中註定就這樣”。
音樂曾經是他生命的全部，現在，他想以更輕鬆、更開放的心態對待，“生命是很寬廣的，音樂只是聽覺的一部分，還有很多別的感覺。”他三個月沒創作了，每天獨處、喝酒、發呆，去海邊走一走，感受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
邊遠不覺得自己是在堅持某種東西，也不想與時代掛鉤。“如果搖滾過時了，那就過時了。所有具有時代性的東西都會過時。”他一直在尋找一種“人類共通的，從古到今，超越時代”的情感。
在王梓看來，邊遠就“不是地球人”。除了有一次，他看見邊遠穿著一套中介那種的黑西服，扎著皮帶，襯衫掖進褲子裡。那天他準備回家看父母，“讓他們看我像個正常人”。
邊遠對父母一直抱有歉意。每次回家，父親都把他的皮鞋擦得乾乾淨淨，儘管他不理解兒子在做什麼。2014年，邊遠出了中文專輯，父母能聽懂一些，也試著去理解他。
劉非現在是樂隊的經紀人，他覺得邊遠已經做了很大改變。邊遠曾拒絕使用微信和智能手機，“少點事兒挺好的。”
他窩在秦皇島公寓的沙發裡，抽上一口煙，眼睛望向窗外，“很多事的話覺得很煩，有點頭疼，比如採訪。”在這裡，他誰都不認識，只有一臺電腦、一把琴，櫃子上擺著魏晉時期的詩詞。
他覺得自己不適合成家，不知道“兩個人天天在一塊兒幹嘛”，自己有很多事要做。他開玩笑說自己越來越難看，酒量也越來越差。他害怕變老，“先天條件不好”，大概不會是一個帥帥的老頭。
在虹位看來，邊遠骨子裡還是具有朋克精神，他不在乎什麼媒體，什麼節目，什麼唱片公司老闆。年輕的時候，他甚至不會告訴別人為什麼，現在至少會把理由講出來。
虹位曾經覺得自己跟邊遠一樣，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如今的他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者，希望自己的音樂能提供解決問題的方式。樂隊對他來說，更像是一項合夥的生意，一門合作者的藝術。和樂隊在一起時，他仍然是那個“小虹”，和商人在一起時，他就是別人口中的“劉總”。
十年過去，重組變成一件順其自然的事，“這些人都還在這個世界上，而且都還在北京，大家都還想玩音樂。”虹位說。這也是其他幾個人的想法。
重組那天的飯局上，他從沒見過邊遠喝那麼多，一個人坐在那兒，暈暈的。
他跟邊遠說，少喝點，至少別天天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