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楊絳來說，很多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那就是“我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
1934年4月2日至7日，錢鍾書從上海來到北平探望楊絳，兩人在北平郊區遊玩
1935至1938年，已成婚的錢鍾書和楊絳同赴英國牛津大學，然後又在巴黎大學學習了一段時間。在這三年不算長的留學歲月裡，錢鍾書埋頭苦讀，留下了海量的讀書筆記，對生活的記述則甚少。而在楊絳的筆下，那段歲月滿是生活的細節。她無微不至照顧起錢鍾書的起居，“耗去了不少心力體力”。錢鍾書出生於舊式大家庭，重男輕女，但楊絳身上並沒有新舊時代女性身份的掙扎痕跡。
錢鍾書與楊絳在牛津的生活，是以楊絳為主角的。1934年4月，錢鍾書以令人震驚的87.95分——歷史最高分，獲得庚子賠款獎學金的資助：服裝費20英鎊，往返英國的交通費80英鎊，每月學雜費及生活補貼24英鎊。這時的楊絳，雖然從東吳大學考上了清華外文系研究生，但外文系不設出國深造的公費學額。她本打算隨錢鍾書去牛津後，進不供住宿的女子學院，但那裡攻讀文學的學額已滿，楊絳沒有什麼太好的選擇。她雖然覺得很不服氣，但“既然無緣公費出國，我就和鍾書一同出國，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費”。
錢鍾書是一個典型的“書呆子”，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常自嘆“拙手笨腳”，不會打蝴蝶結，分不清左腳右腳，拿筷子只會像小孩兒那樣一把抓。但到了異國他鄉，楊絳才真正見識到他笨拙到了什麼程度。
1935後，新婚後的錢鍾書和楊絳搭乘P&O公司的郵輪赴英留學
到達牛津前，他們在倫敦做了短暫的遊覽，參觀了大英博物館和幾個有名的畫廊。楊絳多年後回憶，他看著在倫敦的親戚一人騎一輛自行車旅遊德國和北歐，到工廠實習，“只有佩服的份兒，他絕沒有這等本領，也沒有這樣的興趣。他只會可憐巴巴地和我一起‘探險’：從寓所到海德公園，又到托特納姆路的舊書店；從動物園到植物園；從闊綽的西頭到東頭的貧民窟；也會見一些同學”。初到牛津，錢鍾書一個人出門，就在下公交車時臉朝地摔一大跤，“吻了牛津的地”，把大半個門牙磕掉。
楊絳的各種擔心都是非常具體的。牛津的學費比一般學校昂貴，還要另交導師費，房租伙食的費用也較高；假如到別處上學，兩人分居，就得兩處開銷，再加上來往旅費，並不合算。磕掉門牙是意外事，但這類意外，也該放在預算之中。“萬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麼辦？爸爸已經得了高血壓症，我離開爸爸媽媽，心上已萬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們要錢？”在這些憂慮與算計中，她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做一個旁聽生。
楊絳在東吳大學讀本科的時候，學習是非常優異的，也是最高獎學金的獲得者。現在，她雖進了清華，但很快就不得不面臨身份和角色轉換的選擇。2004至2005年，在與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學者劉梅竹的通信中，楊絳曾透露，她這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未能在清華大學本科讀外語系，卻在東吳大學讀政治系”。這其中的心境，在楊絳初到牛津時體現無遺。
楊絳（右）與好友蔣恩鈿在清華大學禮堂前的草坪上（攝於1932年）
在牛津，夫婦二人住在離學校不遠的英國房東老金家。那是一間雙人臥房兼起居室，窗臨花園。楊絳不是正式學生，沒有課，就在牛津大學的圖書館裡補習文學經典。剛開始的時候，還很滿意，覺得有讀不完的書，學生又寥寥無幾，環境非常清靜。但當學期開始後，看著滿街都是穿長袍或黑布背心，戴方帽子的人在奔走，就有了一種“失學兒童的自卑感”。
錢鍾書上的是必修課，最看重牛津學院制下獨特的導師“一對一”輔導課，而楊絳則穿著旗袍去旁聽大課，“心中充滿了自卑感”。也許是為了安慰她，錢鍾書讓她看他必修的課程和前兩屆的論文題目，但這仍然不能消除楊絳欠缺嚴格學術訓練的失望。這也是為什麼，在回答劉梅竹的信件訪問時，她會一再強調，自己的古文功底不高，“都是自習，所以功底不深。很差，很差”。
20世紀40年代，楊絳的幾部喜劇在上海首先名聲大噪。但她卻在多年後告訴劉梅竹，李健吾對《弄假成真》的評價“大約是廣告行的吹噓”，而《遊戲人間》的底稿丟失，並非意外，而是自己“毀了，不要了，沒有了”。她說，她對自己的作品沒有一部是滿意的。
錢鍾書與楊絳在三里河寓所院內散步
在楊絳的筆下，我們能讀到夫婦兩人在牛津學業之外的生活。他們每天都出門散步，挑不認識的地方，“在大街、小巷、一個個學院門前以及公園、郊區、教堂、鬧市，一處處走，也光顧店鋪”。牛津濃厚的人情味也給楊絳留下了印象。郵差半路上碰到，就把家信交給他們，小孩子就在旁等著，很客氣地向我們討中國郵票；高大的警察，戴著白手套，傍晚慢吞吞地一路走，一路把一家家的大門推推，看是否關好，確有人家沒關好門的，會客氣地警告。
除了散步之外，他們的生活，仍然是把窗簾一拉，相對讀書。白天讀各種外文書，回到寓所，就讀從國內帶來的古文書。也只有在楊絳的筆下，我們才能讀到夫婦倆在牛津時的社交生活，雖然他們不喜社交。當時在牛津的中國留學生，還有俞大縝、俞大絪和楊益憲，他們家的常客是研究敦煌文獻的向達。在《我們仨》裡，楊絳記錄，錢鍾書曾有一首贈向達的打油長詩，頭兩句形容向達“外貌死的路（still），內心生的門（sentimental）”，兩人都笑得捧腹。
錢鍾書一向喜歡諷刺，能和他對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會嫌他刻薄。楊絳當然體察錢鍾書的不諳世故，但她更願意保護他的天真，而不是讓他適應世故。往來的留學生，楊絳也覺得是是非非，所以“除了和俞氏姐妹略有來往，很脫離群眾”。
錢鍾書在兩人同存的《人·獸·鬼》扉頁，給楊絳寫了一句既浪漫又體己的話：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後來，他們換了一處房子，離學校和圖書館都近。沒有了老金家的人做飯，兩人學會了使用電灶和電壺，也學會了用廚房的鍋和刀、叉、杯、盤等，自己做晚飯。楊絳慢慢學會了做紅燒肉，把買來的肉用大剪子剪成一方一方，站在電灶旁使勁兒煮，開足電力，湯煮幹了就加水；後來又用文火熬，再後來又買了雪利酒當黃酒用，慢慢做出不錯的紅燒肉。楊絳不斷創制新菜，“不斷髮明，不斷實驗，由原始人的烹調漸漸開化，走入文明階段”。
後來她回憶，直到30多年後，1972年的早春，他們從幹校回北京不久，錢鍾書才第一次學會了劃火柴，自己點燃了煤爐火。在牛津的日子，錢鍾書有時累得倒床就睡，而楊絳卻累得睡也睡不著。
在一次巴黎和瑞士的旅遊後，楊絳回到牛津，發現自己懷孕了。她感到自己好在是個“閒人”，而錢鍾書到年終在日記上寫道：“晚，季總計今年所讀書，歉然未足……”笑她，“以才媛而能為賢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楊絳生產後醒來，發現自己像新生嬰兒般包在法蘭絨包包裡，腳下還有個熱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渾身連皮帶骨都是痛，動都不能動”。
據說他們的女兒錢瑗是牛津出生的第二個中國嬰兒。她在產房的這段時間，錢鍾書只一個人過日子。每天到產院探望、彙報，“我做壞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家的桌布染了。楊絳說：“不要緊，我會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後他又做壞事了，把檯燈砸了。我問明是怎樣的燈，說：‘不要緊，我會修’。”錢鍾書又放心回去。楊絳後來寫道，她說“不要緊”，他真的就放心了，因為“他很相信我說的‘不要緊’”。
“我們仨”
在倫敦旅遊時，錢鍾書顴骨上生了一個疔。有人介紹了一位英國護士，教做熱敷，她安慰鍾書說：“不要緊，我會給你治。”認認真真每幾小時為他做一次熱敷。沒幾天，把膿拔去，臉上沒留下一點疤痕。女兒錢瑗的出生，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了無盡的樂趣。錢鍾書致“歡迎辭”：“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
錢瑗出生後的第100天，他們一家三口由牛津乘火車到倫敦，換車到多佛港口，上渡船過海，到法國加來港登陸，乘火車到巴黎，開始了在巴黎短暫的留學生涯。1938年，錢鍾書帶著楊絳和女兒，從法國馬賽坐郵輪迴上海。楊絳曾在書中這樣寫道：“我1938年回國，因日寇侵華，蘇州、無錫都已淪陷，我孃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島。我做過各種工作：大學教授、中學校長兼高中三年級的英語教師，為闊小姐補習功課，還是喜劇、散文及短篇小說作者等等。但每項工作都是暫時的，只有一件事終身不改，我一生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這是一項非常艱鉅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實苦。但苦雖苦，也很有意思，錢鍾書承認他婚姻美滿，可見我的終身大事業很成功，雖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體力，不算冤枉……”
1940年1月2日，日本士兵在上海租界設立關卡，對通過的中國人進行檢查。
直到去世前一兩年，楊絳先生還在為整理編輯丈夫的手稿而忙碌。她這樣評價自己：“錢鍾書的天性，沒受壓迫，沒受損傷，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氣和痴氣，這是不容易的。”她一向對自己評價不高，唯獨在這個意義上，她覺得自己“功莫大焉”。（來源|三聯生活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