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軍是如何在一週之內輸掉這場決定中國人命運的戰役的？

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 農曆四月十三日，被明朝稱為“虜酋”的大金國（建州女真，史稱後金）開國領袖奴爾哈赤在其都城赫圖阿拉（今遼寧撫順市新賓縣）“告天”誓師反明，宣讀了與明朝結有“七大恨”的討明檄文，率部嚮明朝發起進攻。

相繼攻陷撫順、清河等地，大量屠殺當地軍民。朝廷派廣寧總兵張承蔭前去討伐，結果，被奴爾哈赤敵誘深入，兵敗被殺。

至此，奴爾哈赤要求明朝政府在邊界上讓步，並以金銀緞匹賠納款，作為其“七大恨”的補償。遭到萬曆皇帝的堅決拒絕，奴爾哈赤遂繼續攻掠撫順城以東諸堡，從而拉開了決定幾代中國人命運的薩爾滸之戰的序幕。

撫順等地相繼失陷，使萬曆皇帝感到事態嚴重，派兵部左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主持遼東軍務，決定對後金用兵。

在缺兵缺餉的情況下，由各邊鎮、各省份抽調兵員馬匹和武器，又臨時招募了一批，再通知朝鮮、滿族葉赫部也出兵幫助“剿伐”，好幾員大將也被調往遼東。軍費方面則在全國加派農業土地稅，再加其他各項臨時派款，共籌得餉銀300萬兩。

按照《萬曆十五年》作者、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考證，楊鎬麾下的兵員當在10萬左右：明軍約8300餘人，加上朝鮮1萬及葉赫1萬多助戰兵員，共約10萬。對外則號稱20萬（一說47萬）。

奴爾哈赤當時共設220個牛錄，每個牛錄按300人計，則共有6600名兵丁。因此，至戰事爆發時，奴爾哈赤能用戰場上的兵力不低於6萬。光從數量上滿州軍要低於明軍，但從素質上，滿州騎兵召之即來，來之能戰的高機動能力，則是以步騎混合，以步兵為主的明軍所望塵莫及的。

在統帥方面，由於財政吃緊，明廷無力長期支撐遼東集結作戰部隊的龐大開支，楊鎬在朝廷的一再催促下，決定兵分四路出擊後金，兵力部署為：開原總兵馬林指揮北路，山海關總兵 杜鬆為西路，遼東總兵李如柏為南路，遼陽總兵劉鋌被派往東路。戰略目標似乎是要奪取赫圖阿拉城，可命令又不是很明確，這就導致各路部隊沒有初步的攻擊目標。

隨後，坐鎮瀋陽的楊鎬，除了命令後方的遼陽和廣寧加強警戒外，再沒有指定戰略預備隊。要命的是，由於沒有具體指明各部的主次及進攻的重點，命令下達以後，作為戰役總指揮的楊鎬就無法掌握各部的進展情況，只能坐在指揮部靜候各路軍隊的戰況，造成指揮員與作戰部隊分離。

戰後，很多人指責楊鎬用兵無方，指出其“在昔日建州兵力低時數路追剿尚可成功，現在建州兵力強大，又有作戰經驗，抄襲故套，只能一敗塗地。”而兵科給事中（軍事監察官）吳亮嗣則說出了楊鎬的苦衷：“經略楊鎬本無必勝之策，所以決計深入，下苦於將士之請戰，而上苦於明旨切責也！”

沒錯，楊鎬的苦衷首先就是軍備不足。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對軍隊實行衛所制（亦稱世兵制、軍戶制）管理，軍人實行世襲，不準從事其他行業。分給軍戶土地，實行衛所屯田，規定邊地軍隊“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軍隊“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名軍士配給五十畝農田、耕牛、種子和農具，收穫後，軍士留十二石糧食養家，其餘的全部上交衛所，作為軍官及各級管理人員的俸祿，再有剩餘的話就作為儲備糧，供戰時使用。朱元璋不無得意地說：“吾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粒粟”。

可再好的制度，如果缺乏監管，最終都會失效。隨著時間的推移，那些軍官、豪紳及手握權柄的要員（包括一些太監），慢慢將手伸向了官兵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大肆侵佔和兼併。導致衛所糧餉供應出現缺口，拖家帶口的軍士們辛苦不說，連飯都吃不飽，逃亡事件是層出不窮。

這又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由於軍隊戰鬥力下降，更多的衛所土地被周邊少數民族侵佔，耕地進一步減少，更生產不出糧食。而明朝自中後期以來，特別萬曆年間的三大徵，需要大量部隊，並且調動頻繁。

朝廷只能通過募兵充實部隊，這些招募來的兵員，其糧餉、軍需就要由國庫發放了。隨著衛所制的逐漸廢馳，軍費開支逐年增加，朝廷又反過來將這筆鉅額的開支通過加派、加賦等手段，轉嫁到百姓的頭上，募兵數量越多，百姓所承擔的賦稅徭役就越重，朝廷籌款也就越來越難。拖欠部隊軍餉就成了常態，各級軍官為了多要點餉銀，也採取虛報人數的辦法“吃空餉”，好不容易盼來一筆軍餉，到頭來又進了當官的口袋，士兵們依然吃不飽穿不暖。

在此情形下，他們的武器裝備可想而知。火器本來是明軍用以遏制騎兵攻擊的有效手段，可滿州人並不害怕明軍的火器。據說有些滿州兵多次被射中，卻安然無恙，其中有一則事例：一個士兵的頭盔在縫合處被鐵砂穿透，可他的腦袋卻沒有傷著。

為什麼會如此？黃仁宇拿抗倭名將戚繼光做例子，戚繼光曾抱怨配給他的槍彈、炮彈與槍、炮口徑不合，槍管經常爆炸、火器點不燃。士兵都不敢舉槍瞄準，子彈出膛又不知所向，重新裝彈也耗費很長時間。這就是由於部隊缺錢，整個軍工生產只能粗製濫造，湊合著用。

楊鎬還面臨一個很大的問題，他所指揮的大軍團所之以分成四撥，是因為杜鬆等四位將軍的名氣、威望和地位都跟楊鎬不相上下，除了以書面形式下達命令外，表面上、說話的語氣上都還得客客氣氣的，很難形成上下屬的關係，對集中兵力卻形成了很大的妨礙。有“晚明第一猛將”之稱的劉鋌，還沒到達遼東之前就直接向萬曆皇帝提出，要分兵出擊，並且自己可以根據地形等因素，有臨機處置權。這也是楊鎬在四路大軍出動後，不敢過多催問前線情況的原因之一。

綜合諸多因素，楊鎬在沒有必勝把握之下，經不住上頭的催促和“屬下”的請戰，寄希望於奴爾哈赤發怵或者犯錯，採取了分進合擊的戰術。在發兵之前，楊鎬就發佈消息稱，將於4月28日，月圓之時，發兵47萬攻打後金。

把10萬說成47萬，又故意把出兵的日期往後推。這一方面是威懾恐嚇的心理戰術，讓滿州人恐慌，把奴爾哈赤嚇傻，另一方面則是迷惑對方，如果按照他所散佈的日期應戰，則能打對方個措手不及。

可這些對奴爾哈赤不起作用，因為他深諳明軍的一貫技倆——虛張聲勢，他對部下說：對明軍的行動不必太當回事，他們常常言過其實，過後又以此大作文章，謊稱戰勝以邀功！

在情報工作上，明軍從4月5日起，執照四路部隊“去敵遠近相次前進”，奴爾哈赤於4月13日就偵知了明軍的出發時間、進軍路線、兵力部署和作戰企圖等，從而採取了“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的正確方針，成了最後的贏家。

簡單說一下戰鬥經過：由於西路的杜鬆貪功冒進，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渾河南）遭到伏擊，全軍覆沒；繼而是北路的馬林兵團被數目不明的滿州軍包圍，馬林拼死突圍後逃往開原；劉鋌戰死在阿布達裡崗；李如柏聞知有變，在倉皇撤退中自相踐踏。明軍至此大敗，共損失四萬多人，朝鮮軍隊全部投降滿州，丟失軍資物品無數。歷史上稱這場戰爭為“ 薩爾滸戰役”。其後不久遼東北部邊防重鎮開原、鐵嶺相繼失守。楊鎬遭彈劾下獄，由兵部侍郎熊廷弼接任遼東經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