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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導讀：

公元1618（萬曆四十六）年，像往常一樣平靜的紫禁城突然被一則遼東地區所呈上來的緊急軍報給徹底的打破了，軍報上表明：農曆四月十三日，建州女真之主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並於當天起兵侵犯我明朝邊境，我軍雖拼死抵抗，然未能阻擋住努爾哈赤進軍之步伐，最終撫順所、東洲、馬根單、清河堡等地不幸失守。消息一出，朝堂之上的大多數權貴氏族並不以為然，只有少數眼光長遠的忠義老臣才真正意識到了這件事情的嚴重性，然而，此時的大明王朝，這些忠義老臣對於皇帝來說並無用武之地，以至於這群還沒有“同流合汙”的忠臣所說的言論不得不埋沒在這朝堂之上的“人山人海”之中。直至撫順城徹底失陷、守城將領李永芳等人投降之後，朝堂之上才開始有人漸漸地醒悟過來。於是，在一時之間，明朝政府被迫著手忙於調兵遣將、預備軍餉等諸多事宜，深有一股大軍壓境、直搗遼東之勢。

萬曆皇帝畫像

在此之前，當明朝政府收到努爾哈赤託人交給萬曆皇帝的“七大恨”之後，並沒有做好以武力去解決的思想準備，而是率先採用了先前在女真人中間慣用的伎倆：派遣差使前往赫圖阿拉，要求努爾哈赤原數返還在遼東地區擄掠過去的漢人，如此一來，便可得到明朝統治者的寬恕，不然就只有兵戎相見了。在歷代明朝統治者的傳統觀念裡，在女真人中間只要這麼一恐嚇，事情基本可以解決一大半，然而，此番恐嚇對於努爾哈赤來說似乎並不好使，不僅沒能嚇住努爾哈赤，反而更加刺激了他心中的怒火。也就是在這麼一種情況下，明朝與後金之間的一場大戰就此拉開。由於戰場主要集中於薩爾滸一帶，因此也被人們稱之為“薩爾滬戰役”。

薩爾滬戰役作戰示意圖

眾所周知，明朝在十七世紀初期，武器方面已經有了質的飛躍，火器在日常作戰過程中更是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諸如連子銃、鳥銃、虎蹲炮等等這類威力巨大的火器已經多不勝數，在當時，明朝政府甚至還特意組建了一支專門使用火器作戰的“神機營”，這種不同於其他步騎兵兵種的炮兵建制在當時甚至整個全球都是十分罕見和先進的，由此也可想象得出當時的明朝政府在熱兵器領域上的造詣程度。然而，在薩爾滬戰役中，面對著主要使用冷兵器為主的後金勢力，明朝軍隊卻一潰而散，不堪一擊，最終被努爾哈赤僅以六萬八旗士兵奪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那麼，造成這一結局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麼呢？大明帝國所統治下的軍隊真的有這麼不堪一擊嗎？關於這一系列問題，筆者就在該篇文章當中來與讀者朋友們試探性的探討一下。

火銃、虎蹲炮

本文的研究內容：

首先，我們不妨先來回顧一下這場戰役的大概輪廓：

明朝方面將這一戰役的指揮權交給了大將楊鎬，並任其為遼東經略。楊鎬對這場戰役所採用的基本戰略為：分兵四路，合圍赫圖阿拉。在這其中，以山海關總兵杜鬆為主力，率領兩萬五千人朝赫圖阿拉城西面正面進攻；遼東總兵李如柏（李成樑之子）率領兩萬五千人由南面進攻；具有“晚明第一猛將”之稱的總兵劉綎率領一萬五千人與李氏朝鮮方面派來支援的一萬三千餘人會和，朝東面進攻；總兵馬林則統兵一萬五千人與海西女真中的葉赫部所派來支援的一萬人會和，由北面進攻。楊鎬作為這場戰役的經略則親自坐鎮瀋陽，負責幕後指揮工作。據史料《明神宗實錄》，卷579記載：

四路大軍出征之前，楊鎬再三要求：四者之間，合探會哨，聲息相聞，脈絡相通。

赫圖阿拉城構造

公元1619（萬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四路大軍正式出師。由於當初預定的會師期限是三月初二，然而途中卻因為種種因素導致杜鬆的主力部隊在三月初一時才剛剛渡過渾河，到了晌午，距離目的地還有六十餘里的路程，且擋在大軍面前的還有一道寬闊的蘇子河，因此迫於時間關係，杜鬆不得不號召大軍即刻渡河。然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努爾哈赤卻早早地在蘇子河周圍設下了伏兵，且先前就已經堵住了蘇子河上游，等到杜鬆率領大軍渡過蘇子時，努爾哈赤立馬下令掘壩放水，頓時間，上千餘明軍被突如其來的大水給淹沒掉了，此時的杜鬆大軍被蘇子河硬生生的一分為二，已經僥倖渡過蘇子河的明軍由杜鬆領導，其餘大軍原地待命。

此時此刻，後金方面很清楚現在是一舉殲滅杜鬆主力部隊的大好時機，於是由努爾哈赤親自率軍三萬餘人於當天晚上一舉殲滅了已經渡過蘇子河的一部分明軍。次日，努爾哈赤集中兵力直接將大軍開往遺留在蘇子河東的另一部分杜鬆大軍，此戰努爾哈赤大獲全勝，明軍一萬餘人紛紛潰逃，至此，明朝所派往赫圖阿拉的（杜鬆）主力部隊全軍覆滅。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一戰鬥的勝利也為努爾哈赤在整場薩爾滬戰役中贏得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參考圖1

第二戰，努爾哈赤將目光投向了馬林所率領的北路軍身上。三月初三，努爾哈赤所率領的主力正在朝馬林大軍趕來，馬林聽聞到杜鬆主力全軍覆沒的消息之後立馬令大軍停止了前進，轉而將自己所率領的一萬五千人擺開陣勢。由部下潘宗顏和龔念燧各率千餘人分別在斡琿㓵漠瓦湖木和裴芬山排兵佈陣，自己則單獨率領萬餘人屯兵於兩者之後，互為犄角之勢。然而不料努爾哈赤分兵三路，對馬林所佈下的三大“犄角”同時進攻，最終一一被殲滅，總兵馬林獨自潛逃。

三月初四上午，在徹底解決掉了馬林大軍後的努爾哈赤隨即調遣阿敏率領兩萬餘八旗士兵投入到與劉綎的作戰當中。在此之前，東路軍就已經不間斷的遭遇到了皇太極和代善兩部勢力的阻截，但驍勇善戰的劉綎在戰局中依然處於優勢地位，直到阿敏大軍來後這一局勢才被扭轉。在這個過程中，代善抓住了當時交通不利的這一間隙，冒充早已被殲滅的杜鬆大軍並繞到劉綎背後，與皇太極和阿敏兩部對劉綎的東路軍進行前後夾擊，最終，劉綎大軍不幸全軍覆沒。

參考圖2

據東路軍僅僅半日行程的李如柏大軍在劉綎遭遇後金勢力前後夾擊時卻按兵不動，直到劉綎大軍全軍覆沒之後，接到了楊鎬撤兵命令的李如柏方才迅速撤兵。至此，這場明朝政府與後金勢力的大戰落下了帷幕，明朝軍隊以慘敗告終。

那麼，現在我們來逐個分析一下為何明軍在這場戰役當中是以失敗而告終的：

決定一場戰爭勝與敗的因素有很多，參戰雙方的經濟、實力、政治結構以及所投入的兵力數量等等，對於這場戰役稍加了解的讀者們也應該都清楚，明軍的戰敗，一些專家學者往往都喜歡一股腦的將其根本原因籠統性的歸咎於明朝政府內部的腐敗，這一點，筆者不做否定。但除了這一原因之外，筆者還想與讀者朋友們來深度的分析一下其他原因。

首先，我們將目光轉移到楊鎬身上。作為一個在朝鮮戰場上的敗將，楊鎬能擔任遼東經略其實也並不是不能理解，因為當時的大明王朝已無合適人選，而萬曆皇帝能將遼東經略這一重任交付於楊鎬，也必然有著他的道理。另一方面，從這一點上也能間接的映射出當時大明帝國的狀況。那麼，我們來討論一下楊鎬在擔任遼東經略的時候是否稱職呢？這一點筆者認為楊鎬在整個過程中犯下了許多的致命錯誤。

1619年地圖

第一、自明朝政府遣使想與努爾哈赤議和失敗之後，楊鎬於半年後再次差人想與努爾哈赤議和，但這一次努爾哈赤所提出的羞辱條件更加嚴峻，因此，議和不得不終止。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當時的明朝統治者和楊鎬對於是否需要出兵遼東都存在著僥倖心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明朝統治者和楊鎬都低估了努爾哈赤的實力。

第二、楊鎬在戰略上存在著本質上的錯誤。所謂“分兵四路，合圍赫圖阿拉”這一戰略，表面上看確實沒有什麼不妥，但實際上這一併不是很嚴謹的戰略佈局已經無法囚困住羽翼豐滿的努爾哈赤了。雖然明朝方面在此之前以這種戰略先後兩次都成功挫敗過女真勢力（公元1467（成化三）年，明朝政府首次以分兵五路的戰略成功的打擊了建州女真勢力；公元1479（成化十五）年，明朝政府再次以分兵五路的戰略又一次挫敗了建州女真），但這一次明朝政府所面對的不只是建州女真，而是已經基本統一了的整個女真氏族。另一方面，楊鎬所說的“各部之間，脈絡相通”也基本屬於空談，在當時交通極不便利的情況下敢問如何能做到脈絡相通？更何況兩軍之間都處於“敵佔區”，更加不利於消息的傳播，這也就是為何當杜鬆和馬林的兩路大軍全軍覆沒之後而劉綎卻全然不知的一大原因了。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在這場戰役當中四路大軍實際上始終是處於一種各自為戰的狀態。

參考圖3

另一方面，在努爾哈赤與杜鬆的主力部隊作戰時，明軍由於需要輕裝渡過蘇子河以至於沒能發揮出原有的火器優勢。而總兵馬林更是膽小如鼠，明面上讓部下率領千餘人與自己互為犄角之勢，實際上則是以部下為“擋箭牌”，為自己留有臨陣脫逃的時間。

四路大軍當中的劉綎大軍實際上戰鬥力是最為強大的，其中著名的戚家軍就在劉綎大軍當中。然而，在作戰之前，還未等劉綎的親軍集結完畢楊鎬就倉促催其發兵，最終不得已在匆忙之間率領一萬五千人踏上征途。在這個過程中，不難發現，實際上劉綎是努爾哈赤所面對的最大敵人，為此努爾哈赤所調集前往與劉綎作戰的兵力也是最多的。最令人氣憤的是，李如柏的南路軍距離劉綎僅不過半日行程，在劉綎遭遇前後夾擊的時候南路軍竟按兵不動，倘若南路軍趕來支援劉綎，此戰的結局或許就不得而知了。與此同時，作為楊鎬最為倚重的李如柏，竟然在整個過程中沒有起到任何作用，而且後金方面對於李如柏的南路軍也沒有進行任何設防，這不得不讓人懷疑李如柏是否存在著“通敵”的嫌疑了。

作為外部支援的兩路大軍（葉赫部的一萬人和李氏朝鮮的一萬三千人）在整場戰役當中也未起到多大的實質性作用，兩部均未成功與明朝大軍會師。

努爾哈赤雕塑

結語：

縱觀全局，不難發現，明朝方面投入到參與正面作戰的明軍僅為八萬人左右，而且在整個過程中李如柏所率領的兩萬五千人並未起到實質性作用，以至於明朝方面實際上投入正面作戰的兵力僅為五萬五千人左右；而後金方面所投入到的八旗士兵達到了六萬，因此，從某種角度上看薩爾滬戰役中交戰雙方所投入到直接作戰的兵力是一個一比一的水準。在如此一個是勢均力敵的情況下，明朝方面高估自己、戰略性失誤、部隊機動性不足等等致命性的傷害成為了導致這一戰役失敗的直接原因。此戰之後，努爾哈赤徹底的奪得了遼東戰場的主導權，為其入主中原打下了戰略性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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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明神宗實錄》，卷579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朝鮮實錄》

《盛京通志》

《薩爾滸之戰以少勝多的原理》

文中哲：《薩爾滸之戰與朝鮮光海君的雙邊外交政策》